山区孩子的十年“改命实验” | 人间

2012年5月，我所服务的公司在西南地区一个偏远山村资助了100个留守儿童，并在“六一”儿童节前夕举办了盛大的资助仪式。这是场有着鲜明的企业宣传性质的公益活动，仪式上，相关部门领导和企业发言人在媒体与观众的见证之下，为这些留守儿童每人发放了1000元大红包，还有书包、书籍等学习用品，媒体则对之进行了华丽的报道和发布。

有位姓文的女士从网络上看到新闻和照片，辗转找到我，表示希望资助1名山区贫困儿童。彼时，文女士30岁出头，生活在一座南方沿海城市，是位非常出色的职业女性。她说，她是射手座，有一点南丁格尔情结，在读书时就曾资助过1名陕西的贫困儿童，每个月会从自己不多的生活费里拿出50元钱给孩子寄过去，因此还受到父母的批评，后来陕西那边打来电话叫她不要再寄钱，这份资助才结束，但那份关怀弱者的情怀，一直蛰伏在她心底。这次看到新闻里的山区孩子过得那么困苦，她想尽一点心意，便托我在当地帮她物色人选。

次年春节，我和公司所在地的一帮朋友吃饭。席间，有位驻村干部，刚刚结束驻村工作，她提到自己接触到的几个孩子，不胜唏嘘，“有一个孩子连鞋子都没得穿，脚后跟都裂开了……”我便将文女士所托之事说了出来，又托她整理一下孩子们的资料，发给我。

没几天，那位驻村干部给我发来了5个贫困孩子的资料。那是张无比沉重的表格，如果说命运早就在暗中为每个人发出了底牌，那这些孩子拿到的无疑是最差的那一张：出身深山，缺父少母，遭遇噩运，贫困缠身……

我将表格交给文女士看了，她又托我替她先行去实地走访。周末，我和驻村干部以及一位姓黄的男老师去了村子。黄老师当时30岁出头，在村小当副校长兼英语老师。他在当班主任时，每年都要写关于贫困户、后进生和留守儿童工作情况的材料，对村里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因此受到校长指派，将带路的任务交给了他。一路上，黄老师有说有笑，耐心地对我介绍着村里的情况，眼睛里透着欣喜的光芒。

我们先在镇上集合，然后经一段水泥路到达山里，下车，再步行10多分钟，终于到达村庄。

第一站是女童小豆家。小豆当时10多岁，读村小三年级，大眼睛，眉目周正，皮肤黑黑的，头发油油的，不大说话，有点木讷。她没有父母，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祖孙俩住的红砖屋子有些年头了，毛坯状态，墙壁都裸露着，屋内屋外铺满了发霉的农作物，看起来就跟奶奶的脸色一样阴晦。小豆奶奶说起孙女：“我年纪大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她还这么小，有一天我死了，她可怎么办……”

我打电话将所见所闻转告给文女士。她听了，心酸之情溢于言表，托我即刻替她向老人家表态：只要小豆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她会一直供小豆上学，直到孩子上高中，上大学。

小豆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说小豆这是遇着贵人了，让孙女给文女士道谢。小豆对着手机，仍然是木讷的模样，文女士在那头问一句，她才答一句，半个多余的字儿也没有。

我接过电话对文女士说：“山里孩子嘴笨……没办法。”

文女士答：“我懂。”

从小豆家出来，我们又去了另外3个孩子家。对于我来说，那是一趟超乎想象的走访，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样密集的苦难群体：男孩小桦，父亲有点小残疾，母亲患有精神病，要常年锁在家里，不然就会跑出去伤人或者自伤；男孩小军，父亲亡故，母亲多年前就已经出走，他跟随单身的叔叔和年迈的奶奶生活，之前在资料里看到的那个春寒时节光着脚板去上学的孩子就是他；男孩小安，父亲身体不好，母亲跑了，主要由伯伯照料。

最后一站去的是丫丫家，当这个瘦小的女孩站在大家面前，我感觉自己在前面4个孩子家中积攒的郁闷心情得到了一丝抚慰——丫丫脸上有笑容，有一双清亮的眼睛，整个人看起来活泼开朗，当我们跟她说话，她也是落落大方，有问有答，条理清晰。丫丫的母亲早年就离家出走了，父亲得了病，她跟着叔父一家生活，听说叔父一家对她非常好。她家房上堂兄堂姐很多，丫丫整天拿着碗去这家吃吃，又去那家吃吃，亲戚们也都很疼爱她。她自己也很懂事，从小就会做饭、洗衣服，有很强的独立意识。

走访结束时，我们把5个孩子叫到一起拍照，丫丫站在人群中，眉目含笑，昂首挺胸，像一束光打在阴暗的角落。

几个月后，2013年6月初，文女士带着女儿和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西南，第一次去到了村里。我那天因故没有陪同下村，还是由黄老师带路陪同。中午他们一家人回到县城时，文女士从车子里拿出一只活鸡、一袋干花生，说是小豆的奶奶给的：“我本来想着不在她们家吃饭，免得给她增添负担，谁知她拿着这个追着车子，一直追，我都不好意思不要……”

我带他们到船餐厅上去吃饭。那段时间正是雨季，连着下了几天大雨，江水涨上来把通往餐厅的木栈道给淹了，我们只能乘着一叶小舟上大船上的餐厅。文女士觉得新奇，情绪很不错。她已经确定要资助小豆，还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QQ号和详细地址给小豆，嘱咐小豆要多多给她分享学习和思想情况。她甚至想到寒暑假时把小豆接去大城市，带孩子增长见识，让小豆多看看城市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激发小豆在学习上的斗志。

那天文女士对5个孩子都走访了一遍。后来她跟我说，当时她对于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资助人加入，心里并没有底，以她自己的能力，最多能资助3个孩子。好在，她回去之后发了朋友圈，立即就有2个朋友表示要加入，一个“认领”了丫丫，另一个“认领”了小安和小军，于是，文女士自己就认领了小豆和小桦。

这几个资助人的想法都很朴实：自己的生活条件好一些，手上有一点闲钱，付出这点微薄的力量，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希望这些孩子能读高中，读大学，走出大山，不必再重复父辈的贫瘠人生。如果实在考不上大学，能尽量多读一些书，增长见识，提高分辨能力，待到思想更成熟一些再走上社会，也许就能少一些坎坷，生活得更好一些——总之就是，“即便不成才，也要成人”。

文女士说：“我们不通过机构，也不宣扬，就是默默做一件内心想做的事儿。”

资助行为在2013年7月正式启动，小学阶段，他们每月给每个孩子400元，随着孩子们读完小学，升初中、高中、大学，资助款将酌情增加。文女士建了一个QQ群，资助人会按月将款项汇给黄老师。黄老师确认收到款项之后，再给孩子们发放下去，并将收发凭证和孩子们的一些情况反馈回来。我是以公益企业的身份待在群里的，同时也是一名观察者。在我的眼中，那时候，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的是，一帮纯粹之人，用纯粹之心，在做一件纯粹的事情。

一年半之后的2015年12月，文女士第二次去到村里。

她那两年资助经历，感召了她周围的好几个朋友，都说也想加入进来，于是，在这次来之前，文女士就托黄老师物色了第二批备选的需要接受资助的7个孩子。她觉得事情做到这一步，本着对好心朋友们负责的态度，她必须亲自考察核实才行。

那一次文女士是坐高铁过来的，到达时已是晚上，她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汇合，一起前往镇中心小学找黄老师。

我俩坐在城乡公交上啃着包子，文女士说：“我给每个孩子准备了500块现金，待会儿发给他们，让他们买书，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我说：“直接把钱给到小孩手上，一下子给500元，会不会有点多了……”

文女士就决定，那就给每个小孩200元，而且要交代他们只能买书。

正在这时，那位驻村干部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她那时已经不在孩子们的那个村子驻村了，但还是很热心，说自己也正赶过来。

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黄老师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仨先在校园里走了一下，驻村干部也到了，我们上了她的车，坐车进村。

“一诺千金啊……”驻村干部很激动，责怪我和黄老师不告诉她文女士来的事，还说自己很愧疚，没能参加进资助里来，因为她家里情况也不太好，侄儿多，都需要帮助，她虽然帮不了外人了，但带个路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天下着冬雨，我们踩着泥泞进了村。文女士时隔许久又见到小豆，她看着眼前长高了许多的少女，像是看着自己浇灌的一棵小树苗，满眼欣喜。她问了小豆的学习情况，看了小豆的作业本，然后牵着小豆，撇开众人到了屋后。我过去的时候，看到她们站在一棵树下聊天，偶尔还用简单的英语对两句话。聊天结束之后，文女士拿出200元钱给小豆，并交代小豆说这钱是给她买书的。

从小豆家出来，文女士跟我说，她原先计划等时机成熟一些就接小豆去城市过假期，但这个想法恐怕不能实现了，因为发生了“那件事”，她不敢这么做。

她说的“那件事”，指的是2015年8月爆出的、轰动全国的“‘百色助学网’负责人王杰披着慈善外衣性侵女童”事件。她说，虽然自己是一片诚心，但毕竟小豆是女孩儿，又是未成年人，又是那样的家庭情况，要把小豆带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实在负不起那个责任。

从小豆家出来，我们又去了小军家。小军不在家，他奶奶在堂屋忙碌着。其时本是当地晒柿饼的季节，可那一年秋冬多雨，柿农们几乎血本无归，但大家又都不甘心绝收，一边将柿子摘回来，一边祈祷着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小军家堂屋里摆着一台刨柿子皮的机器，机器左边是一只装满柿子的大箩筐，右边是半筐刨了皮的柿子，机器前方则堆着刨下来的一条条柿子皮，色泽金黄，散发着略带涩味的香甜。

我拣起一条柿子皮说：“漂亮吧？可以晒干了喂猪喂牛。”

文女士连声称奇，又夸柿子个大、新鲜。

正在这时，小军回来了。他应该是闻讯一路疾跑回来的，踏进屋就猛地一下站住了，极力控制着粗重的呼吸。一旁站着的，是和他一样略带拘谨的奶奶和叔叔。

寒暄中，我们得知，小军平时放学后就去村里的小作坊帮小老板刨柿皮，每天可以挣2块钱。“他刨得可好了……”小军奶奶说着，怕我们不相信似的，让孙子当场刨给我们看。小军麻利地坐到机器面前，一手拿柿子按到刀刃上，一手扶住刀片，双脚均匀踩动着踏板。只见机器飞快地转起来，柿子皮随之从刀口处飞向半空，又一圈一圈在地上摊出一只漂亮的小山包。

“可以哦，这小子。”黄老师摸着小军的头说。

小军看了文女士一眼，松了一口气似的，又低下头。

文女士同样把小军叫到屋后。这个12岁的男孩身高有点够呛，要站在一块大石墩上才能与文女士对话，他不敢接文女士给他的买书钱。

我问：“你喜欢读什么书？”

他说：“《三国演义》。”

后来小军终于将钱接过去，却突然哭了起来。他哭得越来越大声，肩膀耸动着，不可抑制。文女士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妈妈。我想看到妈妈。我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妈妈了。”

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我说：“你妈妈也想你，但她在外面打工，要攒够路费才能回来看你。”

他抬起头看着我，似信非信。

文女士说：“是的。你妈妈书读得少，挣钱也少，可能要攒蛮久。你也可以自己好好读书，长大了挣钱自己去看她。”

小花是第二批备选孩子中的一个。她原本是个弃婴，年迈的养父母捡她回家养到13岁，又一前一后离去，她就又变成了孤儿。因为这样的身世，她13岁才念到小学三年级，而且连户口都没有。

我们在她堂兄（非亲）家里找到她时，她正在帮堂嫂刨柿子。堂兄家新起的一栋小洋楼又高又大，款式新潮。堂兄带我们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最后来到洋楼右脚边搭着的一间大通屋，指着角落一张简陋的小床说：“这是小花的床，（她）平时跟我们一起吃。”

大通屋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物什，没门没窗，也不避风，唯一的用处就是能遮雨吧。我们站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她堂兄又说：“要不是小花，我也不会回来，我安排好她又要出去找工作了。”他是做水电安装的，而且还是个了不得的技术工，他说起自己的专业就很兴奋，进屋拿出一大堆证件，以及他在香港、澳门做业务时的凭证。

他又把我们带到小花自己的家，那是小花的养父母留下的一间半掩在树枝野草里的土屋，大木门洞开着，灵堂上还存有出葬时的痕迹。屋前有一片空旷处，从那儿望向远方，连绵的青山在雨雾里吐着大片大片的墨绿。我们在聊着小花情况的时候，小花本人就微笑着站在旁边，像一个安静的观众。过了一会儿，她就又回去干活去了。

她堂兄轻声说：“女孩子麻烦。男孩子做孤儿没什么，但女孩子就会麻烦很多，我不能不管她呀，她只有我这个堂兄了……”说到这儿，他将手中烟蒂一甩，也回去了。

我问黄老师：“他老是说小花‘麻烦’，小花到底怎么了？”

黄老师有些难为情地说：“小花住在这边时，村里的几个光棍老是想欺负她，一到晚上就围着她屋子转来转去，都要打起来了，还有人想把她卖掉……她堂兄闻听，赶回来跟那些人拼命。”

黄老师只克制地讲了这么多，我的内心莫名泛起一种生而为人的羞耻感，也没有勇气再往下问了。听说村里还有人放言威胁小花说“你想跑都跑不了，总有一天要落到我的手里……”我们听了十分揪心。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小花的学业可能很难坚持下去了。我们干脆讨论起小花的出路——也许她跟堂兄去打工，好好学点技术，会比现在要好，否则，下一次有人想欺负她，堂兄还能及时赶回来相救吗？可是，她连户口都没有，年龄也没到，打工也行不通啊。

小名和小刚是两兄弟，他们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了，小哥俩就和奶奶一起生活。我们来之前，奶奶病逝了，他们的直系亲人就剩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去他们家的路上，黄老师说，钱不要给了，给了他们也管不住，买些米和油进去吧。

听说经常有人给两个孩子送米送油，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也不留名，也不留姓的，他们的母亲有时也送，黄老师有时也送一些，小哥俩就靠着这些接济，有一搭没一搭地过日子。

我们进到一间青砖砌的院子，里面是间大屋子，左侧依墙搭着一间小舍，小舍左侧又搭着间更低矮的小舍。小舍门口倚着一高一低两个男孩，都穿着深蓝色大棉衣、黑色牛仔裤，衣裤都泛着油腻腻的青光，脚上都是半湿的棉拖鞋。两个男孩面相白净，但表情呆滞，站在雨里像是没知没觉一样，头发都盖住眼睛了。

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从大屋子走出来——是他们的叔叔。叔叔理着小分头，穿着西服皮鞋；婶娘则在堂屋生了火，摆了几张小凳子，大家围坐下来，烤烤冻僵的手指。叔叔说自己很快就要出去打工了，只有婶娘在家照料小孩的读书和生活。

正说着话，又走过来一个穿绿色棉衣的少女，她剪着整齐的学生头，也是白净的一张脸，脸上挂着蒙昧的笑容。她是小名和小刚的姐姐，叫小春，15岁。婶娘说：“就姐姐有户口，后面两个崽超生的，没有户口……”婶娘说这些时，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女孩的一脸厌恶，说她懒死，怎么喊她都不会应人，又说：“奶奶下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一分钱……”

我收回正在烤火的手，笑着说：“他们不找你麻烦……你还指望他们出钱葬奶奶哦！”

气氛顿时凝固住了。

文女士看了我一眼，示意退场。我们俩起身走出来，黄老师也尾随着我们，进到旁边的两间小舍看了看。

稍大的那间是小哥俩的睡房，两张旧席梦思上铺着草席，几根绳子横七竖八地牵扯着，上面搭满了衣服和叫不出名的东西，地上洒着扑克牌。

小的那间是厨房，锅碗瓢盆四散着，还有米袋、没有盖子的油瓶，一口生锈的铁锅里盛有类似米饭的东西，黄老师说，那是中午吃剩的，兄弟俩煮的，姐姐不煮饭，但她吃。靠墙的柜子里面有一只盆子，盛着模糊不清的吃食，面上结着白色油脂。黄老师苦笑着说：“这是奶奶下葬时招待客人没吃完的剩菜。真是好奶奶啊，死了还留下吃的喂他们这么久。”

我们和小春单独聊了一下，感觉她和小花有些像，都是一种麻麻木木、无所谓的样子。但小花是单纯温憨的，小春却透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慵懒，她甚至连普通话都懒得说，就说着自己的语言，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

小春说，妈妈有时送些吃的来，她每个月在学校能领到100多块钱的补助。之前没有人提到过学校有补助这回事，文女士就问了一下黄老师，黄老师说：“有些孩子有，有些孩子没有。这一家姐姐有，两个弟弟因为没有户口，没有。之前走访的孩子都没有。”

我们又问，为什么那些孩子没有？黄老师说，按国家的发放标准应该有，但总会有一些其他因素来干扰。

那天的午饭，我们是在小美家吃的，一锅清水，煮些青菜、豆腐什么的，很朴实，但气氛温暖。

小美原本也是个弃婴，养父母已经年过七旬。养母胖胖的，爱喝酒，爱笑，养父则有些木讷，但也平和。开饭的时候，小美忙进忙出，拿饭端菜，笑眯眯的。我感觉小美应该是第二批孩子里比较幸福的一个，她当时16岁，念高一，长得瘦长高挑，成绩也不错，听说还画画。

午饭后，我们又接着走访了剩下的两家，其中有一个圆脸女孩小桐，她一岁时，父亲因邻里口角，冲到别人家去杀光了两家人，曾是当年的一个大新闻。之后她母亲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双亡，如今暂住在堂叔家。她剪着齐整的学生头，穿着粉色棉衣，看起来很干净，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一想到她的父亲……我悲哀地发现，就连自己看向她的眼光都不可避免地掺杂了颜色。

走访完毕，已经是下午4点。第一批受资助的小桦，他父亲又来邀我们去家里吃晚饭。他喊了好几次，准备得也很用心，鸡汤，野蘑菇，还有自酿的红葡萄酒，还叫了好几个村里人来当陪客。只是在饭桌上聊天时，文女士问到成绩，小桦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有一答一，而是用“一般”，“作业没做完”，“不行”，“没兴趣”，“不……”这样的短语来回答。他也不肯拿作业出来看一看，甚至不顾父亲在旁边干着急，话没说完就跑掉了。 

次日，文女士便回去了。之后，除了有学校补助的小春，其他孩子全部落实好了资助人。

但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一趟走访之后，那3个“黑户”的孩子也解决了户口难题，这事说起来，真有点像是命运他老人家一不小心从指缝间漏下来的一份小礼品——

就在那次走访结束之后不久，我在手机上看到当地一家自媒体平台发了一篇“关于贫困儿童”的稿件，正是我们那天走访的几个孩子，连稿子里的一些图片都是我们那天拍的。稿件大意是，在几日前的一个活动上，有一个老师向来此地游玩的外地马帮提到这几个贫困孩子，马帮回去就做了自媒体文章，呼吁公众献爱心。当地这家平台看到了这稿子，就转发了，也是号召大家献爱心。稿子行文写得很是煽情，但是对未成年人的真实信息和照片没有做任何处理，全部都暴露在读者的眼目之下，资助人的信息倒是没有暴露。

第二天，当地另一家自媒体平台也转发了那条图文，里面还多了一封以黄老师口吻写的公开信，仍然是呼吁“献爱心”。

我打电话问黄老师，黄老师承认是自己向马帮传阅了那些照片和故事。那时候，他正潜心于向外界寻求民间资助来改善学校的环境，他的本意是拓展一个资助渠道，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那个样子——公开信也不是他写的，是平台乱编的，但他已经因此受到牵连了：相关部门认为这个事情是负能量，责令他澄清，并让他与平台交涉撤稿。黄老师与平台交涉，但对方却提出“再放两天”，说等到点击率达到“10万+”再撤。

这边火还没扑下去，先转发的那家平台又紧跟进来，也假仿黄老师的口气写了一封公开信。这么一来，后转发的那家平台就更不肯撤稿了，他们觉得模仿老师写公开信是自己的idea，自己都被抄袭了，凭什么要撤稿？

两家平台杠了起来，这下可害苦了黄老师，最后，相关部门专门找他谈了话，官方一出面，平台才乖乖撤稿。

黄老师跟我说，这场风波之后，很快便有相关部门前往村里看望那些孩子，询问户口事宜。不久，小花和超生的小哥俩的户口就得到了解决，小花还获得了孤儿补助，小春则获得了低保。

2016年6月，我从文女士的朋友圈看到，她和公司同事一起来本地团建。当天我就约她共进晚餐，席间，我问她去不去看那些孩子。

“不去了，再也不去了，想起来就烦……”她说。

我很诧异——距离她上一次来到这儿才短短半年，资助QQ 群里的信息也是正常更新着，她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我问文女士原因，她便和我讲了一些小豆家人带给她的不太愉快的事——

过年时，小豆奶奶给文女士打电话，一个劲儿让小豆在电话里喊文女士“妈妈”，之后小豆就真的改叫文女士“妈妈”了。小豆提出，想要认识文女士的女儿，文女士想着可以让女儿与小豆分享一些学习方面的事儿，便给了小豆自己女儿的QQ号，结果却发现小豆只是想与自己的女儿认作姐妹。之后，小豆又打听文女士先生的电话，还说想要改姓文女士家的姓。

再后来，小豆还说，县城有一家私立学校打招生广告，说只要去就读，保证能够考上大学。她觉得好，想去那儿读书，但是学费很贵……

甚至，小豆的叔叔也给文女士打电话，说文女士是大城市的有钱人，是老板，能否给他一些赚钱的机会，或者做生意的门路。

文女士跟我说，这一家人的架势把她给吓住了，小豆一口一个地叫她“妈妈”，也让她有了一种“被强行塞给打折处理品的感觉”。

那时候，资助人都还没有建立起明确而坚定的边界意识，我们甚至就“穷孩子有没有资格向往私立学校”的命题讨论了一番。那晚一起吃饭的除了我和文女士，还有我家先生和文女士的一个同事，我们吃着饭，各抒己见，一会儿觉得，小豆这样的要求肯定是不合适的，原因很简单，你都困难到需要别人资助了，怎么可以去做那样的非分之想？过一会儿又觉得，这样的说法好像没有道理，谁规定穷人就不可以仰望星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结论。

当时文女士内心虽然有些许反感，但对孩子还是充满善意的。她觉得这些事不怪孩子，“肯定是有大人在背后教唆小豆”。她想拒绝小豆的那些行为，又怕伤到小豆，但内心又实在不愿意陷入情感绑架当中去。文女士说：“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要帮助的孩子很多，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太多……”

过了两天，文女士又给我发来她与小豆的QQ聊天记录——在前一天的晚上11点，小豆向她提出，要让她帮自己充话费：“奶奶说了，只要你答应给我充话费，她就给我办手机卡。”

文女士回复了一大段，大意是说，你的年龄还不适合有手机，而且初中学业重，应该好好学习。她在回复里写道：“我只是一个资助者，尽我的力量帮助你，希望你将来有个好前途。我的资助作用是有限的，就算我一直资助，你本人不努力，或者家庭教育缺失，你都难以成人。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希望你的家人明白事理……”

文女士仍然如约资助着小豆，但已经发生的事情引起了她的一些思考。她觉得，自己在操作层面可能存在一些失误，在一开始的时候，她把事情想简单了，爱心泛滥，大包大揽，给了小豆的家人太多希望，以至于他们对她产生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段时间，文女士多次跟我提起孙俪与她的资助对象之间的纠葛，后来又谈到她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资助了6个云南孩子，但除了提供约定资金之外，与那些孩子没有任何关联，因为朋友觉得自己只是想帮助孩子们，金钱关系是最简单的，如果掺杂感情，对双方可能都是负担，也太累了。

“这也是我现在的想法了。”文女士说。

她不再回应小豆叔叔的套近乎，并且明确跟他说，自己只是资助孩子读书，除此之外，不产生其他任何方面的关系。之后，小豆还给文女士发过几次留言，总是在问：如果我要去读贵族学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读卫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读武术学校，你支不支持？

文女士回复说：“不支持。我只想供你读高中，读大学。”

小豆回了一句话：“好，我知道了。”

我在2017年春天结束工作，离开了那个小镇。次年9月，我因故路过，想着那群孩子，便抽出一个下午时间，去镇中心小学见了黄老师。他把我带到学校门卫处的一个小房间，从架子上翻出几张纸片递给我。

那是一张用电脑打印的A4纸片，上面有6个问题，分别是：

“这个月我一个人用了多少钱？”

“我最想买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想买？”

“我认为什么是不必要买的，但我买了？”

“我了解的工作有哪些？”

“长大之后我想做什么，原因是？”

“做这个工作要达到什么条件？”

很明显，黄老师在设置这些问题的时候，植入了他内心对于这些孩子的期望，那就是：节俭用钱，好好学习，树立理想，展望未来。

我笑着说：“黄老师，你这可是用心良苦啊。”

他苦笑着答：“然而（这些做法）并没有丝毫用处。这些小孩普遍自卑，品行有点小毛病，成绩不行，让他们拿作业本来看，都不会给的，一个个闷声闷气的，不说话，不愿意和你沟通，生活方面更是一塌糊涂。”

至那时，文女士一行人对孩子们的资助已经快6年了。那几年，黄老师总想着为孩子们搞好成绩，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出路，同时也给资助者多一些宽慰……为此，他除了盯孩子们的课堂学习和思想动态之外，还每个月挨家发放资助款，顺便进行家访。黄老师是期望借此与监护人建立交流通道，希望大人们能在生活中给予孩子更多支持与关爱，但却发现，有相当多的监护人注意力并不在孩子身上，“他们不重视读书，看到我，就像是看到了钱一样……”

在当地，家庭不完整的学生非常多，家中父亲有的喝酒喝死了，有的打架打死了，母亲跑掉的更是数不胜数。每次家访的前一天，黄老师都会提前联系告知，等到他到达村里，那些人家会买来好酒好菜，争相招待他，吃饭的时候就会说，谁谁谁家中也很困难，请他帮忙也“搞个资助名额”。有的监护人还会专门跑到镇上的烧烤店点好菜叫黄老师去吃，或者叫他去歌厅唱歌什么的，旁边人还说，黄老师帮了这么大的忙，应该给他红包什么的……而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通过黄老师多争取一些钱。

有一天，黄老师把几个已经在镇中心小学上高年级的受助孩子叫到一间教室，给他们做理想教育，引导他们努力学习，“但是我感觉自己就好像在讲故事，他们像是在听故事……”

他只好把理想换算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果未来你们希望买上房子和车子，一套房子50万，一辆车子20万，那么就必须有70万；如果未来你的月薪1万或者2万，那么必须从事哪些工作才能获得这个水平的月薪呢——那就得去做律师，做高级管理人才；要做这些职业就必须先上大学，而且还得是好一点的大学；再看看那些大学要考多少分，看看你们现在需要怎么做才能考到那么多分……

讲完之后，他把那6个问答题发了下去，收回来一看，孩子们就像是对待考试一样进行了回答——他们不知道“律师”是什么，也不知道“管理人才”是什么。

就在刚刚结束的暑假，黄老师眼睁睁看着小美历经了梦想的幻灭——小美以美术生身份参加了高考，取得了文化、美术均超过本科线10余分的成绩。填报志愿的时候，资助人跟她说，如果想报本科，很多省外的学校都可以选，但她年迈的养父母希望她不要出本地市域，而她又不愿意降低档次去读大专，结果就被分流到市里一个三本学校。

黄老师到小美家中，仔细问了学费，跟他们一起算了一笔账：每年2万多的学费，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美术生要用到的纸，材料，油，画笔等，一年的费用大约4、5万，4年学下来，就是将近18万。他们家的生产收入，包括杮子，西瓜子，玉米等，都卖不上多少钱，这笔学费对于老人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而且，小美高三最后一学期参加艺考集训就花了2万多元，家里已经因此欠债了。

黄老师转而去问资助人能否加大资助力度？几位资助人当时为小美众筹了第一个学期的费用，对于后续的费用，资助人表示，只能保证每年提供8000元的资助款：“我们是资助她读书，不是供她读书。”

这时，一位扶贫干部给小美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成人高考。扶贫干部还推荐了市里的一家幼儿园，小美最终不得不选择了这条路。

黄老师说：“小美当时就安安静静坐在旁边，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哭。如果你在现场，和他们一家谈论这件事情，算来算去，算到最后得到一个否定的结果，你能想象出小美当时的心情吗？一个资质中等、出身寒微的山村孩子，拼尽全力，终于考上了一个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多大用处的学校，而且她还够不着。她一直想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和家庭状况的梦想幻灭了……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崩溃的。”

我又从黄老师那里得知，小豆也在这个暑期结束了初中学习生涯——不出意外，她没有考上高中，只能去了区内一所技校。

初中阶段，小豆的学习成绩一直不行，自身也没有丝毫进取心，每隔一段时间就来问黄老师资助人的钱到了吗——她心心念念着要买一个手机。文女士汇过来的资助款，由小豆奶奶掌控，有一部分会到小豆手上，她就用这些钱买零食、买衣服。

小豆的妈妈出走之后便杳无音讯，就连外婆那边都找不到人，因为这个，小豆经常遭到村里一些人家的嘲讽，骂她是“没人要的孩子”。奶奶也经常把对儿媳的怨恨发泄到孙女身上，小豆就变得越来越敏感、叛逆。黄老师说，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夜里，小豆从3米多高的院墙爬进邻居家中偷东西，奶奶心里明白是小豆干的，可能觉得丢脸，又护短，邻居来问的时候就不承认，和邻居对骂。事后，老太太对着黄老师哭诉，托他在文女士面前多说些好话：“就是把小豆接去她家读书也可以啊，我真的管不了这个孩子了……”

当然，老人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黄老师都没告诉过文女士。

而当年第二批受助名单里的小名和小刚，光是找人管理资助款，就让黄老师头疼不已。钱先是由他们的叔叔管着，结果孩子姑姑说他从没给两个侄子买过任何东西，不服气，让他把钱拿出来。叔叔坚持称钱已经花给侄儿了，然后就出去打工去了，之前的花销明细，不了了之。叔叔走后，姑姑接着管钱，她用一本记账本记着小哥俩去她家小卖店消费的每一笔账：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品名，日期，售价，最后还要孩子签字。

“还画押呢……”黄老师苦笑着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一纸表格上印满了鲜红的手指印。

可等到学期报名时，有800元钱无端不见了，大人们后来才得知，是姐姐小春拿去买手机了，俩弟弟不敢说。

姑姑自此也就不敢管钱了，黄老师只好为他们代管。他与小名约好，每周日下午，小名来自己在村小的宿舍窗口敲两下玻璃，他就给小名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有一次，黄老师因为有事要外出，一次性给了小名1个月的钱，结果刚转个身，就被几个高年级的同学“拿”走了。

还有一次，村小下午没有课，小名也不去洗澡，也不去参加运动，就来到镇中心小学黄老师家窗外的树下等着，等黄老师出来，就说要100块钱。黄老师担心他乱花，只给了他10块，然后转身去买菜，走出一段路，发现小名一直跟在自己后面。黄老师让他别跟着自己，结果他又去跟踪黄老师的儿子。黄老师有点害怕了，不敢再代管小哥俩的资助金了，就转给小名的班主任管了。

其余的几个孩子——小桐，念完初二便辍学去了湾区打工，据说相关部门还组织了一批人去寻她，找回来读了几天书，就又不见了，还带走了班上的另一个女生；小安和小军也初中毕业了，他们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继续上学，按照山里孩子的人生路径，接下来他们应该就是进厂，或者上工地打工。

对于终止学业的孩子，资助人的资助也随之终止，资助名额则留给新的资助对象。

问到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提到那个从文明的荒野逃出来的孤儿少女——小花。

黄老师说，小花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去了广东打工，一段时间之后，在那边跟一个一起打工的男人走了。村里人都说她嫁人了，还生了孩子，具体嫁去哪儿、嫁的什么人，又没有人说得清楚。

“她现在应该在哺乳期吧？她满16岁了，现在的生活应该比以前好……”黄老师说。

我翻出署着小花名字的那张黄老师自制的问卷，在“长大了之后我想做什么”这个问题下，写着一句话：“我长大了想当警察，因为可以保护人民安全，保卫祖国。”

那是我第三次见到黄老师。他那时已经显得有些沧桑，人也很消瘦——自2014年起，他一直饱受胃病折磨，之后又得了双手接触性过敏，怎么看都看不好。医生告诉他，这可能是过于过度焦虑导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跟那群孩子产生了过多的共情，不知不觉中坠入到那黑洞一样的命运泥沼了。

参与资助的前3年，黄老师每个月至少对孩子们家访1次，年底会写总结供资助人了解详情。受资助行为的启发，他还积极地通过网络向外界寻求资助，2015年，他在网络上联系到澳门一家公益企业，为村小争取到价值5万元的桌椅板凳，又争取到20万元维修基金，学校用这笔钱修了篮球场和新的厕所。

那时候，他干劲满满，信心十足。他觉得自己可以带好孩子们，他的目标是与家庭和资助人一起，把孩子们送上县城的重点高中，送进大学。

“但现在，我发现我已经带不动他们了。那些孩子小一些的时候我还能叫动他们写作业，叫他们做点事情（他们）也乐意。等到他们读到五六年级时，（我）就叫不动了，问他们什么也不会跟我说实话。有一些孩子的情况甚至越来越糟糕。”他不无沮丧地说。

孩子“带不动”，监护人的关注点严重偏移，让黄老师常常陷入悲悯、绝望、愤怒、无奈、沮丧等情绪之中。他老是担心资助人会因此放弃孩子们，为此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身体出问题之后，黄老师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他觉得自己之前可能是太天真了。为了自救，他将每月家访的频率调整为半年一次，年底的总结也不那么较真了，资助人QQ群里的反馈信息也随之减少。

黄老师那天告诉我，他准备做一个大型报告，一是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同时也是想把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一项工作业绩。他在村小从教多年，而家住在镇上的中心小学，每天早出晚归的，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也一天一天长大了，他希望能调回到镇上工作，可以多陪陪妻子和孩子。

小豆上技校的消息，文女士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她仍然按照每月400元的标准给小豆寄生活费，仍时不时给小豆发信息，询问小豆的学习生活情况，但小豆从不回复。直到小豆上了技校1年之后，她才从黄老师的口中得知真实情况。

文女士跟我说：“我原本希望小豆能按部就班地读书，考上高中，哪怕读个大专，学个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也不错。后来她没有考上高中，读了技校，我也挺开心的。”

2019年底，黄老师告诉文女士，他听说小豆已经不上学了，去了哪儿他也不知道。文女士打小豆奶奶的电话，没有人接。

小豆就这样失联了。

这个孩子的再次现身，是一条发给文女士的借钱信息，她说要紧急借200元钱，理由是奶奶生病了，她要回去看看，但工资还没有发，没有路费——那已经是2021年6月，距离她的失踪，已经过去了1年多。

文女士问小豆离开学校之后的经历。小豆说，在技校念书时，有个男生说带她出去玩，结果是带她去开了房，她被强奸了，3个月之后才知道自己怀孕。因为害怕，她没有告诉家里人，直到孩子6个月时家里人才知道，但家里人说不想管她了。孩子出生之后，被家人抱去卖掉了，卖得的钱给奶奶治病了。她报了警，但那个男生跑了，同学也都知道了，她只好辍学了。

隔了5天，小豆又来找文女士借钱，说是奶奶没事了，她要回去上班，但没有路费。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小豆还请她的“同事”发来邻省一个小工厂的地址，转给了文女士。文女士问她，打工为什么不在离家近的地方，要跑到外地去？小豆就又用一段悲惨的“续集”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背井离乡：孩子被卖掉之后，家人把她送给一户人家“收养”，那户人家给了她家里3万元，相当于彩礼。她在那户人家中生活了1年，那家人就安排她跟家里30岁的儿子结婚，她不愿意，就跑出去打工了。

为了确认小豆所言虚实，文女士仔细核对了小豆失踪的时间线——确实有将近1年的时间，小豆处于失踪状态，与她自己所说的时间也吻合。文女士推测，那应该就是小豆怀孕生产的时间。

至于小豆的家人为何卖掉孩子、又把她嫁人？文女士耐心地给我分析着：小豆之前读技校，1年也要1万多的费用，她奶奶那么困难，自己又有病，但还是供她上了技校，这说明家人对她还是有期望的，也在尽力尽到抚育义务；后来把她嫁人，估计一是失望，二是考虑到更现实的问题——以她当时的年龄和心智，如果放任她出去瞎混，万一被人骗出去干坏事，或者被坏人卖掉……相对来说，还是在眼前找个人家更靠谱吧。

文女士又与黄老师进一步核实，结果发现，小豆竟然有2个微信号——她在找文女士借钱的同时，另一个号也在找黄老师借钱。文女士进而联想到，小豆上初中之后，就从来不回复自己的关心，而这个孩子的留言，则每次都是要钱，而且，监护人的电话也打不通。这两次每次借钱给小豆之前，文女士要求和她视频通话，可小豆总是说信号不好，从来不接……文女士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女孩身上的付出不值得。

文女士后来跟我说：“真正的放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我知道这事后，曾去找黄老师求证，本来是想把事情的细节问得更详实一些，不想，黄老师却给了我一个180度大反转——他说，小豆口中的强奸、早孕、卖子、逼婚，全都是她编的。

黄老师给我看了他与小豆的聊天记录，有好几条小豆借钱的信息，100元，200元，微信红包把手机屏幕点缀得很是热闹。小豆在用2个微信号分别找文女士和黄老师借钱期间，有一天又来跟黄老师借100元钱，说自己正在医院看奶奶。黄老师让她发来地址，说马上开车过去看她们。但小豆却说这是家事，拒绝了黄老师的要求。

黄老师有一天终于打通了小豆奶奶的电话，老人说，小豆说的那些事儿她都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小豆在外面在干什么。

“她奶奶都不清楚的事情，怎么可能是真的？”

2022年8月，文女士第三次来到了小镇，我也专程从200公里之外赶过去陪同前往。这次，她没有去村庄挨家走访孩子，而是由黄老师把还在受资助的孩子召集到镇中心小学来见面。

正是暑期，又是疫情管控期间，校园里静悄悄的。二楼的一间教室里，零零散散坐着十来个孩子。在我看来，那是一场缺乏温度的会面。文女士进去的时候，除了坐在前排的丫丫和另一个我已经叫不出名的女孩跟她打了招呼，其他孩子都没有任何表情，已经上了技校的小名趴在桌面上，连头都没有抬过。文女士站在讲台上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表达了一些期望，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交代其中3个孩子写一封感谢信给她带回去，会面就结束了。

孩子们三三两两离去。丫丫一直留到最后，她与文女士并排坐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这个暑期，是丫丫的收获季，也是资助人们倍感欣慰的时节——丫丫拿到了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她考取了浙江一所二本院校。

从四年级开始，到考入大学，这个女孩一直是个安静的存在：接受资助，努力学习，主动给资助人分享学业状况以及她对未来的想法、规划。她在念高二那年，曾尝试通过体育特招上大学，但成绩不是很拔尖。她当时跟文女士倾诉自己的迷茫与担心，文女士安慰她要有信心，就算真的考不上也可以复读，资助人会帮助她。之后，她整装上路，终于得偿所愿。

丫丫的叔父也跟她一样，这些年一直安安静静的，文女士甚至都忘了丫丫的监护人是谁。

文女士跟我说起小美——那个女孩不知何故把自己拉黑了，也把她的资助人拉黑了。

黄老师说，他也被小美拉黑了。他曾经给小美发短信，让这孩子回电话，但一个电话也没打回来。黄老师还为此给小美的养父打过电话，那位高龄老人失落地说，“小美不听话”，去了那所幼儿园工作后，没多久就恋爱、嫁人，生了孩子，平时也不怎么联系年迈的养父母。

文女士觉得小美应该是带着对她养父母的怨意，还有对资助人的失望，也许还有一些愧疚而消失的。

黄老师说：“我能理解她飞快地谈恋爱、结婚生子。我想，一个经历过梦想幻灭的女孩独自流落到社会上，一点点的关心都能让她热泪盈眶、奋不顾身吧。”

这一天，又有2个希望得到资助的女孩前来接受考察。

一个女孩刚刚考上大学，她专程从10多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小镇赶过来。文女士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对她能从县城高中考上一本院校表示了赞赏。文女士说：“我们其实是不太倾向于资助大学生的，因为大学生在法律上已经成年，而且可以勤工俭学，国家也配套有助学贷款政策。但我还是会把你的资料带回去，最终能否获得资助，要看具体资助人的意思。”

另一个女孩刚刚初中毕业，由她独臂的父亲骑着摩托车载过来的。那位父亲很健谈，他的女儿刚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重点高中，这令他意气风发的。他希望得到一个资助名额，他对女儿的未来满怀憧憬。

2023年9月的一天，黄老师发来信息说，小桦走了，他跟村里人去广东打工，在那儿干了2个月，便在出租屋里煤气中毒了。他父亲接到电话去广东，一下子就收拾完了，也没有什么赔偿。

小桦是第一批受到资助的5个孩子中的1个，文女士从2013年7月开始资助他，一直到他初中毕业离开学校。文女士对小桦都没有什么印象，她找来一些照片，在黄老师的帮助下才对上号。

我也已经记不起小桦的样子，翻看了当年的走访日记后，才找回一丁点关于他的印记。一个少年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他的人间之旅，这让我好几天缓不过神来。

我觉得，是时候把这群少年的10年“改命”历程写出来了。

10年，那些在人间闪现过的爱意，泪水，承诺，希冀，迷茫，苦痛，梦想，幻灭，消殒，算计……我要把它们打捞出来，让它们回到原本的位置上去。是它们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我，这世界有阳光、鲜花和欢笑，还有着无比阴晦的角落。如果这个角落能带给有心人一些思考，我想，对于这场“改命”实验中的每一个人来说，也许会是一份安慰。

为此，我多次请文女士和黄老师陪我长聊。遗憾的是，我最终也没能倾听到来自那些孩子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声音——这也许是命运对于他们的又一份不公吧。

文女士谈到人心，谈到命运，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以及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她说，不必觉得她有多么高尚，她不过是有一点闲钱小钱帮助孩子们，能帮到最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通过外来力量变得好一些，那就是他要承受的”。她准备把目前这一批孩子全部“送上岸”之后，就让这件事情圆满结束，“今后再做的话，就只挑初三的尖子生来资助”。

10月下旬，我又去见了黄老师一面。他如今已经步入中年，成了一个高中生的父亲了。他在2020年如愿调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工作，不过，这并不是那份“大型报告”的功劳（事实上他并没有写出这份报告），而是因为他在村小任校长时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他又通过努力取得了必要的职称。

他已经不再从事一线教育，而是负责全镇6所村小、2所幼儿园以及镇中心小学的后勤管理工作。我见到他的时候，正是下午5时许，学生放学时分，校园里人头攒动，他忙前忙后，不时有人来问他工作方面的事。

现在，黄老师已经不再挨家上门发放资助款了，都是通过微信直接转给孩子的监护人。周末时，他去钓鱼，组织露营，给大龄同事组织一些相亲活动。他笑着跟我说自己当下的生活，突然又低声说：“表面上说是不管了，但心里面时不时还是会想起他们……”

学生全部离校之后，校园显得静谧而安然，黄老师一天的工作也结束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到一家特色餐馆吃晚饭，他和我聊了很多过往的事情。

10年，前前后后，或长或短，一共有17个孩子接受过资助。那些曾经找黄老师领过钱或者借过钱的孩子，大多都选择拉黑了他作为这段关系的结束。黄老师曾经想尽办法去追问孩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破碎的消息，或者没有消息。每一个孩子的出走，就像是一块石头被扔回到村庄背靠的山谷深处，在发出一两声若有若无的回响之后，就不知所踪。

黄老师说：“一开始我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也没有心理准备，突然进入到一个悲催的群体，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后来，我没有办法提高他们的成绩，没有办法改变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钱，更无法找到他们心理上所需要的亲情和安全感。现在我明白了，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和人生。”

而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在写这份记录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紧握手中的笔，尤其是在写到小豆那些令人不适的张牙舞爪，写到那些孩子以与年龄严重不符的姿态在人世间求生时，就感觉笔尖如履薄冰。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偏移了观察者的立场，致使我的文字掺入了评判他们的成分。我时刻记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书中的那句话：“每当你想要对别人品头论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并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拥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

我想，这里所说的“优越条件”，就是命运底色吧。

资助行动还在继续，命运的齿轮还在运转，但这份记录到这儿就该告一段落了。最后，我选择由那个光一样的女孩来收尾。当我们回望这10年，她那安静的存在，就像是支小小的火炬，刺破了漫漫长夜。

用文女士的话来说，丫丫是第一批受资助的5个孩子当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虽然后面陆陆续续有孩子从初中加入，或者高中加入，也有高三加入然后考上大学的，但他们都没有丫丫考上大学所昭示的意义之深远——这个女孩是从小学开始一路过来，有头有尾，中间也算顺顺利利，这让文女士觉得资助行为有了特别的价值。资助人们也觉得，自己的一个很小的举动，能够被珍惜，被把握住，他们也算为社会做出了一丁点贡献。

文女士和黄老师曾经探讨过丫丫未来的出路。按黄老师的说法，在当地，只要有个中专师范毕业学历，便可以回去当老师。像丫丫这种本科生，毕业之后，回到县城当一名体育老师，有一个稳定饭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我们相信，就算丫丫不想当老师，以她的人格魅力，学识，眼界，未来她哪怕是做一个直播带货的网红博主，为家乡卖柿饼、卖农产品都可以。文女士相信，丫丫一定能够跟上时代潮流，而不会像那些没走出过大山的文盲，只能做洗碗工，或者早早嫁人，早早生子，下一代再继续命运的轮回。

丫丫在上大学前夕写了一封信给资助人。在信中，她写道：“或许在别人眼中，您给我的只是金钱，但在我的眼中，您给我的更多的是前进的动力、未来的希望，让我感受到人间的美好。未来我也要加入你们的行列当中，为和我同样出身的学子们传递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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