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缓和政策，这是一个今天人们已经逐渐淡忘的冷战概念。她发生于一个美国走向衰败，苏联日渐强大的时代。
“1991年苏联的崩溃，绝不应该让我们忘记它在20世纪70年代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的现实……胜败往往会让我们更加高估或低估过往，但身处其中者则怀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美国前中央情报总监、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冷战亲历者》
1947年-1991年的旧冷战，从发展脉络来看，总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乃是1946年-1962年之间的美苏对撞不断升级期，这期间的美苏关系就是不断恶化，直至走向战争边缘，1961年第三次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不仅仅是接踵而至，而且伴随着全面的军事动员和近在迟尺的战争威胁，以至于双方随时都可能发生战争。这种毁灭一切的战争阴云，迫使双方决策者开始冷静下来关注现实，即：美国开始放弃自己的雅尔塔义务，暂时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全面控制权；苏联则暂时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狂想，短期内满足于维持既定势力范围；1961年，美苏第三次柏林危机期间的维也纳会晤，双方剑拔弩张，局势极度紧张第二阶段，乃是1962年开始截止1979年美苏寻求缓和的阶段，在此期间，美苏双方签署了一系列致力于寻求和解的协定，努力建立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1975年8月，美苏率领三十多个国家签署《赫尔辛基条约》，建立了一系列广泛共识，美苏缓和至此达到了顶峰；缓和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乃是尼克松、福特时代的外交负责人基辛格博士，这位博士不相信任何天生正义，这使得他能够避开对苏联的刻骨仇恨很，更重要的是，步入70年代后，随着越战的艰难日趋明显，基辛格对美国实力陷入深深悲观，这让他相信与苏联达成和解乃是美国的最佳策略。
缓和政策让美国摆脱了战争的威胁，也给苏联带来了新技术和贸易红利，更重要的是，苏联部分程度上融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大循环中，这在加深苏联经济脆弱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强大，这种强大在美国70年代衰败的背景下愈发让人感到震撼。
“随着苏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并不断崛起，我们（美国）的相对地位注定要衰落。我们的军事和外交地位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20世纪40年代末遏制政策刚刚开始时更有利了。”
——基辛格1979年版回忆录第一卷《White House Years，P62》关于上世纪70年代战略态势的描述，他与福特总统乃是缓和政策的推动者第三个阶段，乃是1979年-1987年的冷战新高潮，这期间，由于美国国内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社会撕裂，再加上英美势力在越南、也门、非洲和南美的不断惨败，美苏之间的缓和政策逐渐完全走不下去了，基辛格政策也因此逐渐丧失了外交影响力。1979年底的阿富汗入侵迫使那位试图结束冷战的卡特总统被迫发起对苏联的大规模新制裁，也代表着缓和政策的彻底终结。就这样，直到一位视苏联为邪恶的新总统罗纳德里根成为白宫主人，他发起了更加凶残的经济制裁、禁运和更加阴狠的对苏放血准战争，这加速了苏联资源的耗尽，并逼迫苏联决策者在1985开始重新寻求缓和的恢复。而这种苏联单方面寻求缓和的内外努力终究在里根强硬的压迫下变成了苏联自身的崩溃。罗纳德里根曾用一句名言表达他对基辛格缓和政策的不屑，“（基辛格的）缓和不过是通往苏联目标的单行道……美国不需要缓和，我对苏政策唯一需要的就是残酷无情的打击”历史步入1970年，基辛格博士刚刚开始小心翼翼地推动后来在美国被视为耻辱的缓和政策，尽管这些努力在将来被美国两党视为耻辱的遗产而避之不及，但在当时，这一政策确实是合情合理的，她的背景乃是：
自冷战爆发以来，至少从表面上看，美国的遏制政策下，苏联的实力是越来越强大而非越来越虚弱，美国是越来越危险而非越来越安全，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从军事威慑，苏联对美国的挑战并未减少。相比之下，美国本身的状况则日渐糟糕，无论是两党撕裂的严重性，还是经济的严重通货膨胀，以及美元霸权的摇摇欲坠，都让美国和西方对自己实力的信心开始动摇：马丁路德金所倡导的非暴力民权运动背后，是美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黑人民权运动的严重暴力化，今天光辉正义的马丁路德金言辞的背后，是当时严重紊乱的美国政治生态在政治上，美国自1963年开始，就开始展现出严重的政治紊乱。从顶层政治上看，自肯尼迪到约翰逊，从尼克松到福特再到卡特，连续四任美国总统在国内都声名狼藉，一败涂地，无法正常连任，美国政治体制在动荡、混乱和怀疑渡过了十七年时间；
“水门事件，深刻动摇了我们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并使一代人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了怀疑，他们不再把一切视为理所应当。”
——罗伯特 盖茨，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尼克松时代水门事件的影响从底层政治看，美国国内的左翼政治浪潮和黑人民权运动此起彼伏，不仅严重冲击了美国的社会，更重创了美国社会对自身制度的道德信心，公众不再相信美国体制比苏联更有道德。
在经济上，当时的美国产业空心化极为严重，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工作岗位外迁至日本、德国、墨西哥和巴西，到了1975年，美国产业再也不复往日的辉煌。当时，日本历史学家司马辽太郎在目睹底特律的残破时，对比日本的繁华，他不无得意的叹道，“美国的底特律简直是像被轰炸摧毁一样，不过是被日本的经济轰炸摧毁的”；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也略带欣喜与惋惜地表示，“十年之前，我最初到美国到时候，美国是多么的繁荣啊，可是现在我却不禁为美国城市的破败与日本城市的繁荣而震惊。”美国著名作家Stephen King当时写过一部名著叫《末日逼近》，里面集中描述了德克萨斯州某个小镇的两家工厂在日本、墨西哥和巴西对手的打击下奄奄一息，当地的美国人生活在压抑绝望的氛围中。美国人为“孩子们还能和我同样富裕吗？”这个问题而忧心忡忡。在金融上，由于黄金储备的入不敷出，尼克松时期，美国被迫放弃了美元的独特地位，使得美元的金融地位陷入了近乎失控的地步，这一情势叠加经济萧条和石油危机，使得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卡特上任时，美国的通货膨胀达到6%，失业率超过8%，经济以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增长，到了1980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20%，失业率超过10%以上，整个国家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在当时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普遍存在。
长达十数年的经济、政治、金融衰败，让美国自己和敌人对她的力量产生怀疑，以至于基辛格博士在伊朗危机爆发后都不得不承认，“美国再也无法恢复自己的光荣，苏联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她是不可遏制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假设，为了实现长期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基辛格乃援引伟大的外交家梅特涅的智慧，致力于将苏联视为一个与美国道德、实力平等的超级大国，寻求达成两强之间的妥协。
缓和政策不仅仅影响了美国的外交，也影响了美国盟友的外交，德国总理勃兰特追随美国的缓和外交，开始推出东方政策，致力于缓和与苏联、东德在内的关系，西欧国家与苏联阵营的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基辛格缓和政策的背景：美国在全球的败退、耻辱和灾难
基辛格缓和政策的本质在于承认美国实力不能压倒苏联，乃不得不部分放弃遏制，寻求信任，乃巩固自身的安全。然而，美苏之间从未建立真正基于原则的信任，双方根深蒂固的敌视和疑惧，使得两强之间的平衡本质上是以实力来维持的——既苏联只有在畏惧美国的强大实力以及使用这种实力的意志的前提下，才会暂时满足于现实，一旦苏联眼里的美国呈现出不断衰败、崩塌和软弱散漫的景象，苏联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击，寻求新的扩张和压迫，反之，美国也是如此。这就是一旦呈现真正的对抗性的大国政治，双方必然会不断示强的原因不过，至少从美国两党人士看来，基辛格的缓和政策并未带给美国以和平与安全，与之相反，美国在推动缓和政策过程中的衰败无能和软弱撕裂反而刺激了苏联及其盟友的雄心壮志，尤其是美国自1975年开始，不断遭受一连串的败退、耻辱和国家灾难，更让这种缓和变成了一种政治包袱而日渐不受欢迎。基辛格缓和政策的第一个打击，来自他曾经的谈判对手——苏联盟友北越人，1975年1月1日，北越对美国的盟友柬埔寨发动进攻，一周之后，越共开始对南越发动最后的攻势，到了4月10日，福特寻求向国会拨款7.2亿美元为南越政府购买弹药，但他的要求在党派政治的撕扯下遭到了拒绝，第二天，柬埔寨首都落到红色高棉的手中，4月29日，西贡被越共攻克。面对美国试图保全南越的苦苦哀求，苏联人冷酷无情地直接拒绝，他们漠视越共摧毁所谓缓和协议的体面，发起洪水般的进攻，只有在基辛格发出威胁后，苏联才在最后的攻击阶段制造了一个短暂的停火，不过也仅仅只够美国人从越南仓皇撤离而已。至此，美国在东南亚的威望遭遇毁灭性打击。
基辛格缓和政策的第二个打击，来自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1974年，葡萄牙发生左翼革命，1975年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宣布独立，苏联开始扶植傀儡组织“安哥拉人民运动”，从1975年1月开始，苏联通过刚果布拉采维尔机场向该组织运输大批武器和军事物资，5月，苏联盟友古巴向该组织派遣大批古巴雇佣兵，使得该组织建立了军事优势。一时之间，葡萄牙和安哥拉都有落入苏联手中的危险，这使得美国在欧洲和南部非洲的威望遭受严重打击。至此，基辛格缓和政策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这位政治家的地位也开始摇摇欲坠。到了1975年，尽管基辛格效命的美国总统福特依然信任自己的国务卿，但白宫的顾问们并不这样看。1975年，当苏联支持的古巴军队和越南军队横扫安哥拉和中南半岛时，福特的幕僚即告知他们的总统，“美苏关系的稳定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双方的信任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了下坡路”，在白宫内部，某些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士开始认为，基辛格将美国引向了错误的道路，他只是勉强维持着早已失败的缓和政策，到了1976年，基辛格与白宫其他国安人士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张，他在美国国内的威望也面临土崩瓦解。
1977年，苏联控制东非大国埃塞俄比亚，随后，苏联进入南也门、罗德西亚和利比亚地区，苏联开始在全球各个地区消除美国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缓和政策的既定惯性和自身实力信心的不足，美国并未采取有效干预措施。这一段历史，按照美国前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的话来说，就是“上帝让一群无能之辈执掌美国，以至于她不仅饱受命运的捉弄，还要彻底遭受敌人的践踏。”到了1979年底，两件大事的发生，彻底终结了美国缓和政策的影响。
第一件是苏联入侵阿富汗，1979年苏联在未与美国商议的情况下，直接越过边境，进军缓冲国阿富汗，按照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回忆，“在对阿富汗入侵之前，没有任何苏联高层试图征询他们关于美国如何反应的疑问”，由此可见，苏联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不在乎的，他们似乎对美国的软弱相当自信；第二件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重创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不仅使得美国丧失了一个忠诚的盟友，更增加了一个强硬的敌人，这对苏联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喜讯。种种迹象表明，在缓和政策执行十多年后，美国的地位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美国的安全不是强化了，而是削弱了。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与苏联的妥协都将不再被欢迎，任何试图与苏联的缓和都被与叛国等同。时代呼唤极端强硬的对苏政策。1980年1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一个多月后，三年之前发誓结束冷战的美国总统卡特，这位一直以来试图避免升级与苏联对抗的软弱白宫主人，做出了一个让俄国人震惊的反应：他宣布放弃与苏联的战略武器谈判，下令对苏联施行粮食、科技禁运，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同时昭告美国将拒绝参加夏季奥运会。苏联外长柯罗米柯对此深感意外，他不得不承认“国际局势……开始急剧恶化。”至此，缓和政策宣布彻底终结。一年之后，美国将迎来一位发誓毁灭苏联、绝不与之共存的新总统，他是残酷无情、狡诈多变的自由主义十字军武士，并决心对苏联发动一场狂热阴狠的圣战。下一章，我们将会讲到《苏联人的极限强硬和里根对苏联弱点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