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还要不要搞？怎么搞？

五种声音

声音之一：一位长期关注笔者研究写作的投资人朋友，前段时间特意来交流，他友善地劝我，“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提‘乡村振兴’了，哪怕换个说法也好”——我理解他的意思，对市场来说，你哪怕讲农、文、康、旅中间的任一领域都行。乡村振兴讲了多年，主流市场依然不太关注。

声音之二：今年各地政府财政、税收压力大，许多地方政府对乡村振兴工作重视不如前几年，原本关于乡村工作的一些考核指标也暂停。“指挥棒”的暂停，给一些相关企业、社会组织造成“政府不再关心乡村振兴”的信号。

声音之三：前不久一场乡建者小会上，一位乡村振兴局领导坦言，乡村振兴工作推动乏力。原因很简单：农业工作归农业局管，文旅归文旅局管，建设工作归住建局管，而乡村振兴局，就是一个协调部门，缺乏抓手，也缺乏方向，具体要做什么，往往他们也说不清楚。主管部门都说不清楚，下面就更说不清楚了。

声音之四：一位南方某省对口帮扶西部兄弟省份的干部直言，他做乡村工作6年，前三年是扶贫攻坚阶段，有着统一目标、标准化方法、具体考核指标，2020年扶贫攻坚胜利后，后三年乡村振兴阶段，就开始缺乏统一目标和标准，而进入分散探索阶段。各地乡村产业与文化差异极大，从统一战役到各自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问题是，从“不好”到“好”，往往有一定标准，但怎样从“好”到“更好”，则并不容易界定。他们的许多工作，也一时“沉下去”，难以自证、并得到上级领导关注与支持。

声音之五：与一位做乡村公益的朋友交流，他提到，前段时间邀请一位国家农业经济研究的专家（退休领导）讲座。这位专家主要强调农业及粮食安全、发展集体经济，但对“乡村振兴接下来应该怎样做”的提问，也没有比较清晰、综合的答案……

以上种种声音表明，一定程度上，当下我们的乡村振兴事业，正处于一个明显的瓶颈期。随着短期经济困难、各种质疑声不断，“乡村振兴还要不要做”“接下来该怎样做”，就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

乡村振兴的市场化“翻译”

众所周知，国家对乡村振兴有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五大振兴，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明确方针，不可谓不清晰。

但笔者认为，“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类似，主要还是国家意志、政策语言，要走向主流、市场，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还需一种更精炼、通俗易懂的市场化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乡村振兴的本质，即是——乡村建设与运营。

“乡村建设”，这个概念由来已久。它始于1930年代遍及中国大地的乡建运动，以晏阳初、梁簌溟、卢作孚这“民国乡建三杰”为代表，一代知识分子深切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必须改变乡村，要拯救中国，必须建设乡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从土地改革到农民解放，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都给中国乡建提供了力量源泉。

以“民国乡建三杰”为代表的民国乡建运动，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反倒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农村的革命——人民公社与集体经济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建设工作，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且一脉相承、从未间断。

今天，我们的乡村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对比国外发达国家虽然还有相当差距，但以一个百年历史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扶贫攻坚以来的巨变来看，中国广袤乡村，从基础设施建设，从农业生产初步现代化，到县乡工业园四处开花，从农民的安居乐业到农保、新农合的基础福利普及，“今天无疑就是中国农民最好的时代”。

所以，中国的乡村，其实已经振兴了——只不过是上半场，即“硬件”的振兴。

这些“硬件的振兴”，耗费了国家、社会巨大的财力物力，历史正在证明，付出的成本虽有一定损耗、浪费，但终将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综合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依然处于合理的经济规律之下。

“硬件振兴”，首要在于“建设”。只不过，城市建设更早、更明显，而乡村更滞后——直到近十余年的乡村基础设施、产业基础的集中补课。“补课”看起来扎眼，但是必须。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大建设”必然存在一定比例的浪费，比如城市房地产，尤其是大量废置的商业地产、工业园区，我们不能光指责乡村建设的浪费，而不看城市建设的浪费——甚至，两者的浪费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重建设时代”，是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且成效显著，无需过度批判，毕竟，没有足够建设，哪来高质量运营，坦然面对即可。随之，我们需要同样坦然面对的，是“重建设”的时代正在过去，而“重运营”的时代正在到来——城乡皆如此。这也是未来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主题。

所谓的“重运营”：

一是如何消化、盘活大量城乡闲置资产，比如城市房地产、过剩产能，各种特色小镇、乡村大文旅等。

这里要提醒广大读者的是，如果今天你的生存技能还停留在“大建设”“重投资”阶段，比如与房地产有关的规划、设计、融资、施工，那就需要反思自己是否还有足够市场价值；相反，具有闲置资产盘活、高效运营能力的企业和从业者，就可以坚定地走下去。

二是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的产业整合，及数字化、云计算、智能化等技术的打通，提升运营效率。

城市如此，乡村亦如此。乡村的产业振兴，哪怕微小，也需要构建起在地化的产业生态，以及，拥抱乡村数字化、碳经济等现代工具……

综上，从市场角度理解，总体来说，乡村振兴，其实与城市更新、产业升级，逻辑并无二致，方向其实很明确。

乡村建设的三个阶段

近二十年，中国的乡村建设，总体可简要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农家乐阶段。

从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一些城郊、景区范畴农村，把握旅游及城市消费外溢需求，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购土产品为主要构成，一度生意火爆。但其软硬件的短板、非标，注定了它们在消费升级阶段的批量淘汰、产业升级，在所难免。

第二个阶段——乡村文旅/民宿阶段。

进入2010年代，一批城市知识分子，比如教授、设计师、艺术家，开始反思城市生活、陆续进入乡村，以民宿、乡村公共建筑改造为主要载体，掀起一股新的乡村建设热潮。

不久，政府开始合力，以文旅、投资的形式参与进来——再加上社会公益力量的扶贫建设。直至2017年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提出，及2018年国家文旅部的成立，三年疫情的刺激，乡村文旅建设一再迎来高潮。

“政府投文旅，民间搞民宿”，也成为十余年来，中国乡村建设的主要手段和独特风景。

产业自有其周期规律，文旅、民宿概莫能外。经过十余年高速发展，今天，许多地方的文旅和民宿已呈现明显的产能过剩与升级倒逼，如何从重投资、重建设，向闲置资产盘活、重运营阶段转型，成为当前中国乡建的关键课题。

第三个阶段——乡村运营阶段。

当然，各地乡村振兴与建设的进度不同，不少中西部地区甚至还没有走过“现代文旅阶段”。但总体来说，接下来我们的乡村振兴工作，必须更强调运营，或建设的运营前置。

除了上述城乡共通的闲置资产盘活——产业升级——技术升级路径，乡村运营，还有一个关键的差异，即“人的振兴”。

相较城市“人的振兴”，已经由市场完成，当前进行的是从人（劳动力）到人才的升级、人工智能的替代，乡村“人的振兴”则比较复杂，但关键：包括乡村基层干部、乡村CEO、村民等在地化力量的培训、提升，也包括返乡青年、市民下乡、新乡贤等外部人才的导流，及其城乡平等、互动机制的建设，等等。

可喜的是，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下乡企业、社会企业，抑或公益机构，都已认识到乡村振兴“下半场”，需以人为本。譬如，农牧龙头企业新希望集团举办的“乡村振兴村长班”培训，腾讯SSV联合多方力量举办的全国性“乡村CEO培训”计划等，通过培养人、调动乡村内生力量、构建乡村产业和生活生态，比政府主导的文旅投资、城市资本主导的“公司+农户”传统产业带动，更为重要。

在以工业园、房地产为代表的城市大建设阶段，我们还时常跳出来，强调“以人为本”，在产业、人才升级，及人工智能替代时期，我们更不能忘记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原则。譬如，我们既要保护科技创新，也切不可忘记保护人，在保护自由市场的同时，也要保障人相对公平的生存、发展权益。

与此形成反差，我们在漫长的乡建历史脉络中，却时常忘记人、尤其是农民的存在，时常不顾他们的意愿、实际需求、文化、心理，而单方面、居高临下地诱导甚至强加各种“建设”、各种事物、各种逻辑给他们。

技术之外，运营的核心还在——以人为本。希望在城乡共通的“重运营时代”，我们都不要忘记这喊了几十年、又始终缺乏根本重视的口号。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共通的安身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