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出海：除了熊猫，有新故事

▲ 海外观众对中国纪录片的题材期待正发生变化。图为纪录片《我的AI恋人》剧照，该片获得第20届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优秀纪录短片奖。（资料图 / 图）

“首先恭喜你！素材和镜头拍得非常震撼，在国际发行上潜力无限。欧洲人都非常喜欢动物，特别是中国的大熊猫，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切入点是抓准了市场的脉动。”提案大会上，看完系列纪录片《国家公园奇迹》的片花，来自地中海欧洲纪录片市场的决策人马尔·蒙塔纳·里埃拉，对片中青藏高原的地貌赞叹不已。

第20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下称“广州节”）于2023年12月4日开幕。香格里拉酒店里，不同发色肤色的嘉宾穿梭于各个会议厅和户外草坪，参与论坛讲座，观看放映影片，或三三两两围坐大堂交谈。

英国BBC Studios、日本广播协会NHK、韩国广播公司KBS等多个纪录片制作平台的资深业内人士，英国谢菲尔德国际纪录片节、新西兰边锋电影节、地中海欧洲纪录片市场等六家节展的代表纷纷到场。

从业十四年的NHK导演井上明子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过往与同行交流都是个人性质的。她说感觉很开心，因为如果没来一趟，许多人她一生也不会见到。作为提案大会决策人之一，密集看过最新的中国作品后，她的观感是，“中国的纪录片画面非常美，比日本的漂亮，我觉得可能你们重视这方面。你们的题材和日本的不一样，但是很共感”。

时隔四年，荷籍华人国际制片人赵佳再度前来参会，在她眼中，参加节展不仅为了看片和挑选项目，与世界各地的纪录片人相聚亦是重要动力。疫情带来大段的空白时光，以往不怎么拥抱的人重逢时，都要拥抱彼此。“跨文化的制作更难了，因为你不走动就产生了隔阂。”

纪录片提案《天年》令坐在台下的赵佳流泪了。武汉养老院的四名高知老人，以幽默风趣的态度谈论、面对生死，让她不由想起自己的父母。她特意记下其中一个小标题“不知生，焉知死”，旁边的英国决策人，也用英文写下了同样的关键句。

2023年12月，共有22部纪录片方案进入终评，参与广州节的“中国故事”提案大会。《复制恋人》是唯一一部拿下法国Cat&Docs发行公司与奥地利Autlook发行公司两个国际优选提案的片子。前者的版权销售亚历山德拉·杰列维延科表示：“我们有90%的买家都在问我们有没有关于AI的一些作品。”

影片讲的是四名中国女性和她们的Replica（一款人工智能聊天应用程序）恋人的故事，导演梁丑娃自己也体验过人机之恋。提案展示时，该片几乎受到国内外决策人一致好评，不管是否意识到，大家都承认人与虚拟人产生情感是一个在当下发生的社会现象。

另一个AI主题的提案作品《AI时代自救指南》，计划围绕隐私安全、伦理道德、工作就业、教育教学、信息茧房、情感陪伴等AI相关热点话题，制作成6集系列片。

满头银发的探索传媒集团副总裁魏克然，曾与许多亚洲年轻导演合作过，他很欣赏这个提案将Docudrama形式（编者注：指纪录片与戏剧相结合的形式）融入创作。把不同题材混合起来的做法，令他觉得，“可能是一个乐观版的《黑镜》”。

在国内曾引起舆论哗然的公众人物也走入国际视野。2020年，销声匿迹许久的草根歌手庞麦郎因确诊精神分裂症，再度受到大众关注。大四毕业生李诗煜遇见了他，记录、陪伴他度过这段被裹挟的日子。

听完导演讲述，来自塞尔维亚的决策人鲍里斯·米蒂克想起自己国家一个类似的人，年轻时成名，有人为他拍了一部片子，在这个历程中，他也获得了许多关注和同情，“我们都是局外人，都想为这些在低谷的人鼓劲”。

《摇摇晃晃的人间》曾在国际纪录片节展上大放异彩，继这部片子之后，导演范俭再度走进诗人余秀华的世界。离婚后的余秀华，经历了一场爱情冒险——和一名比她小14岁的粉丝相恋，其中有甜蜜，也伴随着暴力，两人分手后，诗人独自面对被损耗的自我。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一切。

来自法国的克里斯蒂娜·惠拉尔·坎单刀直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影片，我想跟你后面还有交流，如果你希望打动法国观众的话，取决于你呈现的方式。”

一些中国纪录片探讨的社会话题收获了国际决策人的共鸣。《去哪安家》对准逃离大城市，到小城安家的反向移居者，来自英国发行公司Taskvoski Films的伊莲娜·塔夫沃斯基感叹：“人类越来越疯狂，追求名利，又挥霍时间。”2020年11月，英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超过40%欧洲大城市居民想逃离大城市，搬到小城市，伦敦人尤甚。

广州节组委会常务办公室副秘书长张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3年在提案大会之外，首次设立了配套的闭门会议，“看能不能更直接一点”。

在“美美与共”选题委员会闭门会议中，日本NHK导演井上明子为与会嘉宾每人准备了一张A4纸，上面写着NHK关注的内容，比如老龄化、环保、AI、建筑、中国国家公园里的野生动物。广东卫视频道副总监王世军表示，当日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这张纸，参加闭门会议，才知晓国际上有这些需求。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需要一个线上交流平台，这个在中国非常简单，我们拉个群就可以了。”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主任王立俊说。会议临近结束，外方主持人招呼在场嘉宾：“我给所有来中国的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安装微信。”

赵佳在制片人EMBA课堂上，透露2023年刚促成CCTV与德国二台联合出品的一个项目，讲述的是不同文明对“时间”的感知和理解的变迁，目前进入剪辑阶段。

三十年前，赵佳离开中国，先去了日本留学，如今在欧洲也已生活二十多年。作为“中国的外乡人”，她执著于讲述和传递中国或亚洲故事，希望“把这个世界的视点平衡一下”。她一直在寻求和中国官方组织合作的机会，把命题作品有选择性地做成中外混血的项目。

当德国人做的方案到她手头时，看着尚待填空的亚洲部分，她说：“你们聊时间，那中国人的时间观是非常独特的，能不能咱们一起来？”德方觉得，这个选题确实能带出一些德国观众还不太熟悉的中国的侧面，中方也感兴趣，中国故事难得被放到一个国际的语境之下。最终，中国的节令、道教对时间的解读都融入片中，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

中外公共电视台联合出品，难度很高，这也是赵佳第一次促成两者的联制。双方磨合了大半年，才将合同的细则敲定。文化语境的差异也提高了沟通成本，CCTV曾赴武当山拍摄了六天时间，“武当山的道士说一通话，德方导演对于这个东西的分析和理解，得消化一下，对他来讲是比较费劲的事情”。

在选题委员会闭门会议中，国内电视台、视频平台与会人员明确提出，希望能有更多联合制作的可能，委托国外团队制作的合作方式，“已经是老的故事了”。

“现在这个时机是非常成熟的，交过一些学费，做过一些非对等的尝试之后，大家才能够总结，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赵佳感觉这种诉求在四年前就有迹可循，只是疫情将它的落地延期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拍摄中国题材纪录片的主体都是外国人。1970年代曾掀起一个西方人来华拍摄纪录片的小高潮，其中，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影响广泛且争议最大，常被拿来与其对比的，是荷兰导演伊文思拍摄的《愚公移山》。1980年代初，CCTV与NHK联合制作《丝绸之路》，堪称中国电视纪录片最早的国际化尝试。此后另一座高峰，是1990年代初CCTV与TBS合作的《望长城》。中方在此阶段的合拍里主要提供后勤、行政上的支持，安排外方摄制组住宿、交通，帮忙取得政府许可，确保拍摄落地。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上对进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产生好奇，外国观众开始思考，为何只能看见外国人视角中的中国，数量渐增的海外华人也会质疑，这可能不是真正的中国。

当国际合作在文化交流层面展开时，文化跨度越大的国家，合作难度越高。“所以中国跟NHK容易合作得上，或者是量比较大，”赵佳解释，“如果咱们要去做跃出亚洲的合作，肯定又得从这里边挑选隔得远的观众们也有兴趣了解的点，所以这其实是共同筛选和创作的一个过程。”

井上明子与另外几个伙伴，是目前NHK电视台里唯一一支和中国密切合作的纪录片团队。曾在上海戏剧学院留学的她，想开辟一档中日两国交流的节目。

旅日大熊猫香香的纪录片即将播出。作为日方导演，井上明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若非和CCTV的主创人员一同合作，做不出这部片子。于东京出生、在日生活五年的熊猫香香2023年2月回到中国，这段历程，中日两方各有摄制团队在本国拍摄。

香香回中国后有些“水土不服”，日方想知道中国的饲养员是怎么应对的，但CCTV也未获准进入香香的“闺房”，于是他们将摄影机给了饲养员。香香好奇地凑近镜头，大嚼专门为它准备的竹子，乖乖趴着享受饲养员的推拿，这些情境都被拍了下来。

“（这）是如果只有日本人做的话，没想到的做法。他们拍得很好，而且了解以中国的条件怎么拍。”日本部分的内容，比如粉丝含泪送别香香的片段，则是井上带领日本拍摄团队捕捉的，“因为我了解日本的环境，日本人的心情。” 

在拍大熊猫之前，井上明子和中国还合作过一些历史类、美食类的纪录片，观众局限于少数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回家啦！熊猫公主香香》则计划在NHK的黄金时段播放。

在广州节的提案会上，井上明子看到了许多固有印象之外的中国纪录片。讲述上海老人相亲故事的《不老爱神》令她印象深刻，她想起日本也有许多在餐厅等公共场合长时段拍摄普通人的纪录片。“普通人的故事没有国家的差别。我们日本人看中国以前（的纪录片），大自然、古代的历史，但是我今天看的片子不是那样子。所以我们更有机会合作。”但她也表示，这种合作要推至更大范围存在困难，“外国人喜欢中国的传统的（东西）”。

相比纪录电影在社会人文类题材上的开拓，更为工业化的系列纪录片领域，在国际传播上展现的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想多做符合我们东方文化的、表达方式多样一些的片子，能够去传播。”爱奇艺纪录片中心总监宁玉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知识是名词，是很容易去交流的，社会是形容词，是你内心情感的描述，这个情感需要更多名词性的背景去体会。”

制片人张博在B站主要负责纪录片的国际联合出品业务，与各大洲主要的纪录片平台都合作过，他的观感是，自然类、探险类、工程奇观类、前沿科技类的中国纪录片更受欢迎。“这些题材都很少或比较少受到语言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差异影响，它不需要经过语境的转移，就可以很好很直接地触达国际的观众。”

他反观这些年引进的外国纪录片，历史、美食题材的变少了，“很多国外的美食节目很难再入国内观众的法眼了”。十几年前，他经常做一类泛纪录片节目——具有某个专业或行业背景的外国主持人来到中国，体验东西方文化差异下的冲击，尝试结合东西方在相同领域的观点和做法去实现创新。如今这样的节目也在变少。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放在海外的话，我觉得仍旧有大量的媒体或观众对中国的认知还处在十年之前那个样子，即便你给他们继续去播熊猫、功夫、长城、变脸，他们还是会觉得好有意思。因为他们那边能够看到的关于中国的节目确实比较有限。”张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赵佳解释：“中国这种国际性的需求——就是把自己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而且以自己想呈现的方式，以主流媒体作为‘脊椎’（输出），历史比较短。”

系列纪录片与纪录电影相比，没那么灵活，合作耗费的资源也多得多，但传播力甚为可观。赵佳认为两者能互为补充：“通过电影节能够接触到的观众，又是另外不同的层次，更个人化的故事带出来的中国故事，形态也是不一样的；电视就是一个主流的媒体，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观众也不是金字塔尖，更多的是大众。”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BBC推出了一部时长58分钟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西方人的视角，向西方观众展现了这位东方诗人跌宕起伏的一生。片中解说词“世上有但丁、有莎士比亚，还有杜甫”。为匹配杜甫的地位，BBC还请来国宝级演员、《指环王》中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麦克莱恩，用深沉优雅的莎剧腔朗诵《梦李白》《春望》等杜甫的诗文译作。

纪录片播出以后，一些观众表示，这部片子打开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到之前知之甚少的中国的诗歌传统。有人甚至写信给导演迈克·伍德，询问哪里能买到英文版杜甫诗集。

在国际发行商的圆桌座谈会上，法国版权销售亚历山德拉被问及：“在当今的市场环境和趋势下，哪些影片更加出众？”

“过去几年，我们注意到，在Netflix、亚马逊这样一些平台，大家对于犯罪类型的故事片更有兴趣，记录社会问题的类型好像相对少了，”亚历山德拉语带惋惜，“这个趋势，我觉得对于创意性的纪录片发展也是有害的。”

CNEX联合创始人、国际制片人陈玲珍这些年也时常谈起纪录片市场的供过于求。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中外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海外传播效果好的，往往是在电影节展中得奖的作品。

典型例子如杜海滨导演的、与法国合作的《少年·小赵》，在法国电视台播出，也在艺术影院上映过。片子记录了山西青年小赵从高中到大学四年间的生活，经历大凉山支教、爷爷去世、家里拆迁等一系列事件，小赵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变化。“它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样貌有一个挺好的侧写，会让观众有收获，就好像他有来自中国，有认识一个这样子的中国青年朋友，看到他生命当中的一些困惑及喜悦。”

“看纪录片的人，一定是在某个程度上，对于人生而为人有比较多的反思，特别是看社会人文类纪录片的人，他也比较关心其他地方的人的处境。”对于为什么纪录片观众会去关心陌生国家的人的故事，陈玲珍如此理解。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国外纪录长片的能见度或许更低，绝大多数片子只在国际电影节展有机会看见。纪录片爱好者沈云阅片量过千，他回忆，近几年走入院线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外纪录片，只有一部奥斯卡获奖作品《徒手攀岩》。

提及国际上广受欢迎的华语题材纪录片，韩国广播公司（KBS）纪录片环球制作专家裵基亨以《美国工厂》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因为它在 Netflix 上发行，许多人可以观看它，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美国工厂》是在叙事、拍摄手法上与《少年·小赵》截然不同的一类影片，对于中美两国的劳工制度、投资环境有大量讨论，虽未在国内上映，仍引起过广泛关注。

“对于好奇社会治理、文化和政治，或只是试图理解快速变化的世界的人们，纪录片建立了一个全球兴趣社群。因此，不仅是科学或自然，还有更多的主题可以提供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新理解，即以人为本的纪录片，文化、艺术和历史。”裵基亨说。

纪录片是否具有国际性，既取决于故事本身，也取决于故事的讲述方式。许多海外读者反映《红楼梦》开头难进入，几百个人物让人眼花缭乱，而他们的阅读经验里，一本小说往往只有几个主要人物。同样的，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群像故事的接受门槛更高。

陈玲珍曾尝试把国内制作的《“炼”爱》推向海外，但未获外国选片者的青睐，观看这部有五个中国女性人物的纪录片，有人反馈说，感觉还没来得及认全影片中的人物谁是谁，故事就讲完了，而本国观众基本不会发生这样的“脸盲”情况。

赵佳的体会是类似的，她与陈玲珍在国际制片工作中，通常都会与外籍剪辑师或至少是熟悉外国的剪辑师合作。混合团队里，中国导演保存一种内部的视角，使故事不至于失真，不同文化背景的剪辑师，负责更好地把故事讲通。

2019年，赵佳担任纪录片《遥望繁星》联合制片，片子拍的是中国治霾。当时有十几个开会的场景素材，荷兰剪辑师一看，发现某些会议虽然讲的问题不同，但在剧情上不构成递进，于是做出利落取舍。“但这个要跟导演一起上，要不然可能就砍没了。”赵佳补充。

对于“纪录片出海”这件事，陈玲珍的态度是不要着急，“我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好玩的故事，这些都是不错的，也是可以继续做的。但我想说的是，除了对外传播，我们自己也还有需要内观反思的很多方面，希望国人也可以看一看更多发人深思的纪录片。”

（沈云为化名。南方周末记者余雅琴，实习生陈荃新、刘嫄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