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小女孩：因为没被人贩子选中，家人殴打她11年 | 我的骨头会唠嗑38

大家好，我是陈拙。

在过去5年里，天才曾记录过一类特殊案件，无论是否破案，关键词都是“遗憾”。

这就是寻亲案。

我们记录过被拐后靠自己逃脱的女孩，即使逃出来也无法回家；

也有女人失踪后回到家里，成了疯子；

今天故事的主角不太一样，她反而是儿童失踪案中的一个幸存者——

2017年8月，法医廖小刀遇到一个女孩，4岁那年，她的弟弟在她身旁消失了。

她因此被亲人责怪二十多年，听到她这些年的经历时，连法医廖小刀都心疼：“大人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

2021年8月，我在微信上收到王丽发过来的信息。

她先是询问我有没有她弟弟的线索，隔了一下，接着又告诉我，她父亲刚刚逝世，她很难过。

我其实明白她的意思，她不仅是为父亲逝世而难过，她更难过的是，自己没完成为父亲找回儿子的心愿。

弟弟失踪时只有两岁，而且就是在她身边失踪的。

这些年，王丽的爸爸检查出食道癌，渐渐变得心软，反复念叨起许久未曾提过的儿子的姓名。他匆匆忙忙一辈子，直到生命的末尾，发现年轻时丢失的儿子，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而王丽的妈妈更是从弟弟走丢的那一天开始，就整天说要找回儿子。

王丽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老两口弥补人生缺憾，可爸爸最终也没有等到团圆的时刻。

她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她是一个人参加爸爸的葬礼的，妈妈没有出席，弟弟走丢后，她的父母因此吵架离婚了。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她挂了电话，又发来一条语音：我怕我也等不到弟弟的消息。

我心里有点堵。

弟弟走丢，让这个女孩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亏欠爸妈。现在爸爸怀着悔恨离世，这种无形的压力更让她喘不过气来。她的一生都被弟弟的失踪案捆绑了。

我再一次打开数据库，翻查王嘉威失踪案的记录，又对比了一次。

和以往一样，没有弹出任何对比结果。

我打开微信里她的对话框，感觉说什么都不合适，最后只是给她拍摄一张比对结果为零的照片。

我第一次见到王丽，是在公安大楼的警卫室里。三十多岁，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圆脸大眼，稍微画了点淡妆，留着长发，她穿着白色短袖上衣和牛仔裤，和很多办公室职业女性一样带着职业笑容，很亲切。

门卫告诉我，她是来咨询寻亲的。

那年我接待过十几个寻亲者，有的想找回孩子，有的想找回亲生父母，甚至有八十多的老人，想寻回自己抗战时期走散的亲眷。

起初，我以为王丽不过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

王丽简单讲述了弟弟王嘉威失踪的经过。我告诉她，既然父母健在，那就让他们一起来采血，这样通过父母的基因信息，就可能匹配出孩子的基因信息。

她犹豫了一下说：“好的，我想想办法。”

既然想找孩子，父母过来采血还需要想什么办法？我问她，是不是父母年纪大不方便，她摇摇头没解释。

我看对方不愿多说，虽然心里有疑问，但是也没空再多问她两句。

毕竟那段时间几乎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忙的时候。

忙着破旧案，还“旧账。”

那是2017年，我们开始清理千禧年后未破的案件，我将破解悬而未决的案件换了个轻松的说法：还旧账。

旧账分两种，带血的命案和不带血的失踪案。

组织当然会希望我们先把命案给破了。于是我们疲于奔命，每天都被省厅督办、市局督办、领导交办的案件逼得焦头烂额。我只能一次次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案子摆在案头，再放进抽屉第一格，但是两处的空间总是有限，隔一阵子，就得把其中一些丢到档案室。没人跟进的案子只能在档案室吃灰。

而不带血的失踪案和寻亲案，那时候我能做的，只是查验全国系统里，有没出现此人的新信息。

万幸的是处理旧案的同一时间，杀人抢劫案越来越少发生，我这才有了点精力，真正去关注失踪事件。但也仅仅是关注案件而已，即使我发现了王丽话语里的不自然，也很难有空去追问背后的原因。

那天临走前，王丽问我，“有机会找到吗？”

我想起那年4月，我们刚刚帮助一名被拐卖三十多年的男人找回亲生父母。局里专程派警察陪同当事人去四川认亲，还举办过一个认亲仪式。

“不容易。”

我说，“但是不尝试，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从接触到她离开，我都没想过，自己往后会对这个家属了解到那么深，陪她在寻亲路上走了那么久。

一周后，王丽带着她妈妈来到公安局。

母女俩的气质不大相同。王丽和我说话时，脸上始终露出浅浅的微笑，而她妈妈总是习惯性皱起眉，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我一旦说错一个字，她就随时准备吵架。

她一开口，王丽就不敢吱声，即使刚见过一面，我也能感觉到这位母亲的强势。

她的弟弟叫王嘉威，在1994年失踪。

我再次核实了当年的失踪案经过，问母女俩，小孩身上有什么特征，王丽脱口而出：

“后背有一枚浅浅的胎记。”

大概她早就在心里琢磨过无数遍，找到后怎么确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弟弟。

王丽拿出两张照片递给我。一张是王嘉威的单人照，一张是姐弟俩的合影。照片年代久远，塑封过，表面依然有细微折痕和磨损痕迹。

照片里的王丽戴着蝴蝶发卡，扶着步履蹒跚的弟弟，站在乡间小路上，姐弟俩都有双大眼睛，圆脸，眉目格外相像。

我看着两张老照片，表示拿手机翻拍一下就好。王丽解释说，她知道要交照片，提前翻洗了几套，这幅是原始照片，最清晰，先留在我这里。

我将两张照片塞进档案袋，瞬间感觉袋子都变得沉甸甸的。

其实当时，我只是想当然地将两张照片当成寻亲者的寄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些照片对于王丽本人，意味着什么。

那天，王丽的爸爸并没有出现。

我问王丽，她没来得及说话，妈妈就抢过话：“那家伙一点都不想找。”

王丽略带歉意低声解释：“我和我爸讲好了，他们俩有矛盾，不碰头为好。”

那时王丽和她爸爸还不在同一座城市，父女俩不常见面。

王丽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过来采血，爸爸竟说：

“怎么可能找得到。”

王丽罕见地发火了，几乎是吼着说：“采血都不来，肯定一点机会都没有。试都不肯试，当然万分之一的可能都没有。”

电话对面沉默许久，爸爸叹了一口气，终于答应了。

怎么可能找得到——与其说是在糊弄别人，表现得漠不关心，不如说是在搪塞、欺骗自己。

其实在寻亲者当中，王丽爸爸这样的不算少数。为麻痹自己，很多人陷入颓丧、酗酒，甚至有些变为家暴者，亲手拆碎家庭。

但绝大多数人，都会接受孩子丢失，再也找不回的现实。只有接受这一点，他们的生活才能继续下去，否则将永远停留在寻找孩子的路上，就像《失孤》电影里的雷泽宽那样。

没过多久，王丽带着她爸爸来了。

王丽的爸爸身材高大，典型广东人样貌，颧骨隆起，眼眶凹陷，和王丽姐弟几乎一样的眉眼。他显得拘束而紧张，见到我忙道歉，陪笑，说麻烦我多跑几趟。

那是我唯一次见到王丽的爸爸。

后来我得知，因为王嘉威走失，王丽的父母离婚了，而她自幼在外婆家长大，当时还以为，这又是一个因为孩子走失，家庭离散的故事，但没想到，破碎的只有王丽的人生。

转过年，我们又成功为一对父母找回失散多年的孩子，本地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个寻亲事件。

王丽发信息给我，询问是否有她弟弟的线索。这已经成为她的习惯，每当逢年过节，或者在电视、网络上看见轰动一时的寻亲新闻，就要问问我。

绝大多数找到我这里的寻亲者，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做过一次基因检测，就回去等消息，不再询问事情的进展。

寻亲是他们生活中小小的期盼，找得到固然好，找不到，生活也要继续。

收到信息，我打开数据库，再手动比对一回，遗憾地是，每次比对结果都是零。

和王丽联系得多了，我渐渐与她熟悉起来。

她总是说，这样执着是因为母亲一次次地催促和唠叨，寻找弟弟是为完成母亲的心愿。

每当她看到新闻，得知有些被拐儿童遭受折磨，上街乞讨流浪，就觉得自己亏欠弟弟。倘若弟弟要遭受这样的磨难，那她吃过的苦，受过的罪，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察觉到她有一种负罪感，似乎弟弟的走失都是她的错，没等细问，她说：“我总是忍不住想，或许丢掉的是我更好，这样我就不用那么辛苦，每天被我妈念叨，不用整天听她哭。”

这些话让我觉得另有隐情，也对她的经历更加好奇，于是问起她的童年往事。

听完我隐约有一种感觉，王丽和她弟弟一样，也走丢了。

弟弟王嘉威走失那年，王丽还不到四岁，她陪着奶奶，还有两岁的弟弟，在广东韶关乐昌的一个菜市场卖鸡。

她对童年最早的记忆，就是弟弟丢了。其实王丽也不确定，还是她当年原本的记忆，还是后来在亲戚朋友的讲述中，她攫取出来组合出的片段。

当时因为什么事情，她和弟弟离开摊位。菜市场里摩肩接踵，走在身边的弟弟，忽然就不见了。

王丽号啕大哭着回到摊位，告诉奶奶，弟弟找不到了。

奶奶挥着巴掌，将怨恨与惶恐发泄到她身上。

四岁的王丽只是害怕挨打，并不理解这件事的可怕。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即将彻底走向破碎，而她即将走进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

回家后，妈妈疯了般扑上去和奶奶厮打在一起。

这场架打了很久，王丽从厨房躲到客厅，又从客厅躲到卧室，最后钻进衣柜，抱着脑袋捂着耳朵。柜子里黑暗而安宁，外面是叮里咣啷的战场。直到妈妈砸碎所有锅碗瓢盆，捅烂每一扇窗户后，战争才暂时停火。

那时天色完全黑了，王丽饿得不行，才钻出衣柜，小心翼翼越过地上的瓷片，拉着妈妈的裤腿问：

“妈，几时食饭？”

妈妈抱起她，嘴里咒骂着，收拾东西，煮了晚饭。

王丽长大后，听父母说过，他俩相亲认识，婚后没多久就生了她和弟弟王嘉威，但王丽出生没过多久，爸爸就到外地打工去了，平时很少回家。

妈妈不止一回向王丽抱怨，一家人没有什么相聚的时光，爸爸在生娃的时候才回家。

为了和丈夫团聚，她一度想把王嘉威送到娘家养，然后自己带着王丽去找丈夫。

产生这样的想法还有另一个原因，妈妈和奶奶的关系很不好。爸爸打工挣的钱，奶奶攥在手里，给孩子买衣服、厨房添瓶醋都得伸手要钱，而奶奶又是吝啬的性子，这也不给买，那也不给花，婆媳俩常因为花钱挣得面红耳赤。

所以妈妈觉得，就算在外地打工，也胜过天天和奶奶吵架。

但是奶奶坚决不同意，宣称这样是不安分、不守妇道，送走孙子，更是不把她这个婆婆放在眼里。

妈妈说带不动两个娃，于是婆婆自告奋勇，称自己能带。

结果王嘉威就这样丢了。按照妈妈的计划，这个儿子本该被“丢”在娘家，没想到现在真的丢了。

下一个就该轮到王丽了。

关系僵到这种地步，妈妈怀疑奶奶提前和人串通，把王嘉威藏起来了。可是奶奶一屁股坐到地上，指着天赌咒，绝对没有藏起孩子。

信誓旦旦的姿态，没有软化妈妈的态度，两人的打斗越来越激烈，王丽不得不多次躲进衣柜。

父亲从外地赶回，不仅没有平息婆媳的争斗，反而火上浇油，最后这对年轻的夫妻操刀相向。

这一年，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父母离婚后，王丽跟着妈妈生活。妈妈去广州打工，她就被送到外婆家。

只有五岁的王丽，失去父母的陪伴，在弟弟丢失的第二年，也被丢掉了。

王丽有五个舅舅，十几个同龄的表亲，她在其中不过是最普通的一个。

她告诉我，外婆对她挺好，就是小时候没少挨揍。

为什么呢，我问。

我的童年就在奶奶身边度过。印象中老一辈都是“隔辈疼”，对孙辈格外溺爱，很少舍得真正动手。

结果王丽说，是我不好，我太调皮了。

有一年冬天，王丽穿袜子跑进野地玩。回家时满身污渍，袜子湿透沾满泥土，脚趾的位置冒出一个洞。

外婆操起烧火棍，朝她身上招呼。王丽躺在地上，滚来滚去躲过烧火棍，她在前面滚，外婆在后面追，从厨房滚到院坝，又滚到马路中间。

回忆这段的时候，王丽的语气格外轻松，像是在描述《猫和老鼠》的剧情。

我在电话对面张着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哪有这样打孩子的，拿着烧火棍追着打，孩子一路滚到马路中间，这是王丽嘴里的“对她挺好”？

王丽说，吃饱穿暖就已经很好了啊。

后来，姥爷连哄带骗拽她回家。王丽以为这就完了，结果外婆说，再不听话像她弟弟一样，丢了她。

这句话比烧火棍更可怕，直接戳中了王丽心里最恐惧的事情，她一下子哭出来，哀求不要把她丢掉。

从殴打到吓唬，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11年。

没过多久，王丽的父母纷纷重组了家庭，还都有了新的孩子。

王丽想跟妈妈走，妈妈跟后爸住在宿舍，没能力养她；想跟爸爸过，爸爸起初说害怕妈妈过去闹，后来说刚生了弟弟妹妹，没时间照顾她。

尽管逢年过节，妈妈都会来看王丽，嘴上一直强调没有嫌弃她。但平时王丽只有在电话里才能听见妈妈的声音。

面对父母的说辞，王丽不知道该怎样反驳，大人总是有理的。

当时她的心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好像除了外婆家，自己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了。

十二岁那年，爸爸带礼物和玩具来外婆家看王丽，回去时恰好撞见妈妈，两人一言不合又操起刀，最后还是一个舅舅拉开了。

爸爸走后，妈妈怒气未消，拎着王丽的耳朵训斥，说她要那么喜欢爸爸就和他过，反正儿子丢了，不在乎再丢个女儿，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王丽心里，妈妈和爸爸一样遥远，她不过是被他们抛弃的孩子。

记忆里模糊的弟弟，在妈妈的抱怨和呵斥中，像一弧阴影，笼罩在王丽童年的天空上。

那时，她开始忍不住怀疑，如果走丢的是她，或许就不用承受这些了吧。

2015年前后，两部以拐卖儿童为题材的电影《亲爱的》和《失孤》进入了大众视野。王丽的妈妈看到电影，沉寂多年念头浮现，便想让王丽寻找丢失多年的王嘉威。

每次逮到机会，她就和王丽念叨：“当初是你和你奶奶把他弄丢了，你不帮我找，谁帮我找？”

其实这些年，她向王丽的抱怨就没停过，经常说，如果王嘉威没走丢，她的人生就不会这样。

这些话串在一起，意思就是：我现在过成这样，都是因为王嘉威丢了，是你弄丢的，你有罪，帮我找回你弟弟，才能弥补你犯下的罪。

多年的反复灌输，让王丽自己都怀有一种负罪感，所以即使成年后的她，依然觉得住在外婆家“吃饱穿暖就已经很好”，被凑到马路上也是“因为我太调皮”。

王丽不是没有抵抗过。她总说，自己是叛逆的孩子，在家待不住，总想出去，觉得独自在外面好。

其实从她有记忆开始，她就没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所以对家没有留恋和期望。不管帮妈妈干多少农活，她始终是个粗心马虎，搞丢弟弟的姐姐，无论有什么成绩，也得不到半句夸奖。

十五岁那年，王丽初中毕业，便跟着几个同村的孩子，逃到东莞一家印花厂打工。

印花厂不大，只有几十个人，多都是和王丽一样年纪的童工。她们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工作，用200多度的高温热塑枪做塑料花。

没有防护措施，厂房里也没有空调，只有大风扇对着后背猛吹，手指烫伤都是家常便饭。

厂里吃的是粗茶淡饭，睡的是双层架子床，但王丽告诉我，她不觉得辛苦，那时候每月五百块工资，她能够买自己想要的衣服，能够和小伙伴一起逛夜市，吃宵夜。

她觉得那段时光是轻松快乐的，除了吃饱饭，还有工资拿，尤其是离家之后，再也没有人管束，不想听母亲唠叨时，可以挂掉电话。

童年时期的烦恼似乎随着长大成人，离开家，暂时埋藏了。

可是没过多久，宿命再次朝她招手。

2012年，王丽未婚生了一个女儿，婆婆不愿帮忙带这个没名分的孙女，于是告诉王丽，要帮带孩子，除非把孩子送到农村老家。

王丽绝不愿女儿过上和自己相似的童年，于是辞职做起家庭主妇。而王丽的妈妈兜兜转转，在外打工二十年，最后选择和王丽同一座城市落脚，两人住得近，便周末时常来看王丽和外孙女。

这并不是什么暖心的事情。妈妈嘴里经常夸耀她再婚后生的小女儿，一想到有什么累活要干，就会上门找到王丽。

直到妈妈涌起寻找儿子的念头，童年阴影又卷土重来。

然而这回，王丽终于找到一种能为自己“赎罪”的方法：

找到弟弟王嘉威。

王丽的父母基因检验完毕后，我将信息录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系统。

现在检验失踪儿童父母的基因信息都是超过二十个位点，通常是进行“父-母-子”三联比对，只要三联比中就意味着肯定是他们的孩子。

但他们的信息入库之后，迟迟没有对中，我手工比对返回的结果也是零。

我怕数据有误，又重新复核检验了一遍两人的样本，结果还是一样。

我忽然想起王丽说过，她爸只有孩子出生时才回家，脑海中忍不住翻腾起一个想法：王嘉威不是亲生的？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娶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妻子，生了一个小孩。

小孩在外地出生，出生证登记有误，上不了户口。

男人带孩子在其它机构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不是他的，但男人一口咬定孩子就是他亲生，之所以鉴定结果不符合亲缘，因为他在鉴定前几年，出车祸，输过很多别人的血。

听上去荒谬，但男人很坚决，谁也说服不了他。

不符合亲缘，孩子就上不了户口，最后通过民政局，他找到我们。受理案件时，男人已经快八十岁了，小孩也已经十几岁，我给一家三口又复核了一遍基因，孩子和妈妈符合亲缘，和男人确实不符合亲缘。

既然老人一直坚信孩子就是亲生，我也不想进一步解释，硬生生拆散他们，只能在鉴定书里，删掉关于父亲的部分，最后结论里只写孩子和母亲符合亲缘。

我怕王嘉威也是这种极端情况，于是单独用王丽妈妈的信息比对，但是这种只有父母一边的比对方法，拿回来的数据量特别大，导出几万人的数据，我根本没有办法进一步分析。

2021年8月，我收到王丽发过来她父亲食道癌去世的消息。

从2017年到2021年，整整四年，王丽都没有放弃，依然和我保持联系。命案的死者不会催促，盗窃案的受害者不认识我，也不会像王丽一样，时不时地冒出来，询问我案件进展，我没有理由停下来歇息。

有些人生来就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有的人天生就是残疾，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辈子可能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一辈子都必须得背负起这样悲剧。

我当时遭遇着类似的事情，无论怎样努力也看不到希望。卸不掉包袱，只能自己扛着前行。

我总想更努力的工作，以此忘记掉自己的无能。帮不了自己，但可以帮别人。也正是因为有王丽这样的人敦促我，我意识到自己还是有用的。看着别人走出困境，也让我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绝望。

寻找亲人，虽然也像是顽疾，但总归是有希望。

可我还是没能成功帮她找回弟弟，似乎成功总是偶然，失败才是常态。

2021年年底，我代表省里参加了公安部组织的“团圆行动集中比对会战”，见证了《亲爱的》电影原型孙海洋寻回的传奇过程。会战的人像比对专家通过不懈努力，翻看了整整一周的照片后，将排名在几百名开外的孙海洋揪了出来。

在那间七八十平米的房间里，坐着七十多个和我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在那间坐满人的电脑室里，从清晨到深夜，风扇的嗡嗡声从来没有停歇过。

我能感受到，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第一次拥有这么高的权限，拥有这么多比对研判工具，有这么多新的办法，去做团圆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狂热地投入到这个工作里，解决过去无力解决的难题。

每天都有成功的案子被大家传颂，我深受鼓舞。我们辖区这些年来总共只有四对寻亲的父母，只有王嘉威有照片。

我想，人像比对专家能做的活我也能做。

我把王丽妈妈单亲比对出的几万条数据，和所有年龄相近的人，将近千条数据，挨个进行人像比对，然后逐一排除，接着又求教人像比对专家，用王嘉威小时候的照片，和数据库中的照片进行了比对，就像我们手机进行人脸识别一样。

传统的人像比对，只能对成年人的照片进行分析。因为年龄变化会带来的脸型和五官变化，在人像比对环节，这是个天大的难题。

用这种婴幼儿照片在系统里初步比对后，会返回数以千计的照片。这些照片在比对软件看来，就是人群里和这个孩子长得像的照片，要从这上千张长得像的里面，找出正确目标，只能通过肉眼，一张一张再次判断。

每天我都能听到成功的欢呼，但哪怕我看到眼睛干涩，精神恍惚，也没能发现一个真正对中目标。

我重点关注的四个寻亲案子，都没能帮他们成功团圆。那次会战，我是耻辱的战败方。

在一个个看似简单的案情描述中，我能无比清晰地感受到字里行间的痛苦和绝望，在会战结束前两天，我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悲伤和崩溃，一个人躲到楼道里掩面哭出来。

我的确帮助过一些人，但同时也深刻体会到自己的局限和无力。

对那些期望得到肯定答复的寻亲者，我只能无力地辩解，我尽力了。但是对于王丽，我真的很想努力给她带来一点希望。

说到底，催促我的不是长大成人后的王丽，而是她背后那个遭到遗弃的小女孩。

2023年11月28日那天早上，我冲好咖啡，习惯性地打开电脑，点开基因检测数据库。

在最新的比对信息里，我忽然看到熟悉的名字，王丽父母匹配中了一个叫做唐梓玮的男子。

他涉嫌酒后驾车被采集了DNA，系统里显示他是1992年7月18日出生的本地人。

在看到比对信息的时候，我基本已经确定，鱼终于撞进了渔网里，我捞到我想要的鱼的了。

这是一个有效比中。因为他们三个匹配的基因数目是21个位点，似然率达到了10的16次方，也就是说，全世界所有人里面，都不会有一个偶然对中。

只要不是登记人员张冠李戴，把本属于另一个人的血卡填成唐梓玮的信息，那么唐梓玮就是我想找的王嘉威。

没想到两年前，我在团圆行动会战时，用尽办法都找不到的目标，最后竟然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上天就像是开了一个玩笑，我苦苦哀求没有回应，却随手把正确答案丢给我了。

我激动又忐忑，第二天把唐梓玮约到了派出所。

我问他，你知不知道自己可能不是亲生的。

他显得格外吃惊，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件事他甚至没有告诉过妻子，此刻却被一个陌生警察一语道破。

在王丽十二岁忍不住想，为什么丢的是弟弟而不是她的时候，上小学三年级的王嘉威终于按捺不住，第一次询问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

养父母起初愤怒至极，问他哪里听来的谣传，最终拗不过他，只能承认他不是亲生，而是从远房亲戚那里报过来的，却执意不告诉他亲生父母的下落，怕他离家出走。

收养王嘉威的时候，养父母已经是十多岁，大女儿准备出嫁，二女儿在外地读大专。两人收养他的初衷，就是想有个孩子在身边，有人养老送终。

自从幼儿园时，王嘉威就不喜欢待在家里，或许是听到邻居的闲言碎语，或是偷听到养父母的对话，他仿佛知道那里不是他真正的家，总找各种借口待在外面。

养父母可不琢磨他的小心思，放学不回家就教训一顿，再不行就动手揍。

后来只要遭到打骂，王嘉威就离家出走，赌气说永远不回来，结果只是跑到同学家或者游戏厅玩到深夜，最后还是耷拉着脑袋，回家认错。

直到小学五年级，养父母再也没有耐心管教这位叛逆的少爷，于是将他送到珠海的文武学校。

在那所半封闭半军事化管理的学校，王嘉威像一个囚犯般生活了七年。

在那里，他唯一学到的是，假装沉稳和乖巧。

七年的封闭管教，让王嘉威与父母变得更疏离了。

养父母都是学医的，本是让他回来继承诊所，但王嘉威成绩不好，考不上医校，也不愿学医，几次吵闹、扮傻、软磨硬泡后，他如愿在广州一个民办大专，读了商科。

毕业后，王嘉威很快和同学相恋结婚，搬出养父母家。

他仍然定期回去看望养父母，只是最终没有活成养父母期望的样子，在这个新家里，他就像是一块多余的拼图，从另一副家庭大拼图里挖出来，硬塞进另一副家庭拼图里，不管怎样硬拼，也拼不整。

复核王嘉威的血样后，我告诉王丽，弟弟帮她找回来了。

电话对面，王丽沉默许久，声调突然拔高了几度：“真的吗？我真的要有一个弟弟了？”

第二天清早，王丽就带着妈妈来到公安局。

她整个人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反复问我是不是真的，会不会弄错了。

我告诉她，我们已经复核了这个人和她爸妈的信息，肯定没有错。接着拿出手机，给她看了王嘉威的照片，以及我们和他聊天时录下的视频。

王丽问我，姐弟俩长得像不像？

我和同事都觉得，王嘉威简直就是男版的王丽。

王丽告诉我，能够实现这件事，她觉得自己别无所求了。

按照常规流程，我们得在局里给他们安排一个认亲仪式，在认亲仪式上才能让两人才会碰头。

但是当王丽问我能不能把她弟弟微信给她的时候，我只是犹豫了两秒，就把王嘉威的微信推给了她。去特么的流程，去特么的规矩，王丽已经等待了二十年，等待这一天太久太苦了。

两天后，王丽背着妈妈，偷偷地和王嘉威见了面，两人聊起近况，在奶茶店里喝了奶茶，还拍了合影。

王丽给我发来合影，又问：“我们两个像吗？”

照片里姐弟俩喜笑颜开。我回了一个字：“像！”

那年十二月初，王丽的认亲仪式在局里举行。

我到门口接她进局里时，发现王丽和她妈妈，还有一个表姐三人一起，正在门口等着我。王丽特意化过妆，一手挽着手袋，一手拿着鲜花，一见面就要把花递给我。

我说不用急，一会拍照再递。

王丽的妈妈戴着一副大口罩，手里捏着锦旗，告诉我，不希望现在的老公看到新闻。我告诉她，我们没有请记者，也没有领导，公安局只有我和队长两人，其他就只是技术队里拍几张照片留档，她这才放心地摘掉口罩。

王嘉威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王丽和她妈妈都站了起来，可能是因为有人拍照，三个人都有些拘谨，没有人说话，王嘉威甚至坐到会议桌另一端，和王丽母女隔着两张椅子。

我和同事赶忙说，让他们挨着一起坐。王嘉威走过去，王丽站起来又坐下，三个人看着对方，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眼看有些冷场，我和同事对视了一下，说：“要不你们拥抱一下？”

三人站了起来，王嘉威主动张开手臂，王丽的妈妈红着眼睛，紧紧地抱住儿子，眼泪奔涌而出。

王丽拿出纸巾递给母亲，自己也忍不住流下眼泪，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解释她是很开心，这时候，王嘉威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我和队长宣读了鉴定书，祝福他们一家团聚，希望以后好好相处，珍惜这难得的团聚和缘分。

最后大家拍了一张合影，我向王嘉威提议：“要不要和你姐姐单独拥抱一下？”

两人之前已经见过面，认亲仪式又抱头痛哭了一场。这时候王嘉威走过来，和王丽使劲拥抱在一起，这次两人都咧嘴大笑起来。

那是我见过王丽最放肆、最开怀的大笑。

两个月后，我又联系了王丽，和她聊起认亲后生活的变化。

她告诉我，感觉总能在弟弟身上找到爸爸的影子，但是王嘉威似乎还没有长大，不像他弟弟，倒像他儿子。现在，姐弟俩经常碰见，一起吃饭聊天。

对于王丽来说，缺憾的童年也许永远无法弥补，但是压在身上，担载半生的负罪感，终于消失了。

她再也不用心怀愧疚，不用觉得亏欠谁，能够打心眼里，正大光明地去追求“吃饱穿暖”之上的生活了。

看着王丽和弟弟团圆，迈向新的生活，我心里也感到一种满足。

寻亲工作仍在继续，部里的统一行动结束了，省里的专项还在开展，就算没有任何行动，我想直到我退休，柜子里依然会有陈年旧案，我依然会坚持下去。

就像王丽一样。多年没有结果，但她没有放弃，依然在不断追问我们案件的进展。

如果所有寻亲者都像她那样拥有坚定的信念，我们法医也绝对不会将她遗忘。所以，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如果您有朋友，或者朋友的亲人常年失踪失联，不妨再去公安机关碰碰进展。如果您是相关的志愿者，或者工作者，我想说有时候，一次手工比对，一次偶然采集，一点运气，也许就能让一个家庭团聚。

愿天下无拐，人们团圆。

廖小刀告诉我，起初他单纯想写一个寻亲故事，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个故事中更多是姐弟俩的成长遗憾。

弟弟走失后，家里也把王丽给丢了。

他们对王丽打骂苛责多年，当所有人都开始走向新生活，只有王丽仍被困在原地。

对于小刀来说，这次寻亲，除了是一位法医努力帮家属找回亲人，还有另一层意义——

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尝试救赎一个被困住的女孩，把她从不该由她承担的愧疚和自责中拉出去。

小刀不想苛责这对失去孩子的父母，但他仍想提醒更多大人们：

任何一个孩子的到来，都不是为了给大人发泄情绪。

别把本该由大人承担的责任，放在孩子的肩上。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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