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姐回国接班，广东女孩气质出来了

四年前，黄希谊回国了。

在那之前，黄希谊在美国、法国留学了10年，读管理和艺术专业。

回国后，她投身了重工业，成为“卖机器的小女孩”，后来在网上发帖分享了自己接手家中钣金机械制造厂的经历。

最初，黄希谊对机械设备十分懵懂。

2019年，回到佛山，她开始吃住在车间，并独立进行订单谈判，在父辈过往打拼的基础上，孵化独立的物联网科技公司。

然而，让工业软件赋能数控机床，烧掉了家里很多钱，同时，市场成熟有所回报的时刻还未到来，压力如影随形，黄希谊感到“孤独无助，还焦虑、变凶了”。

每每回想起回国的那一天，她就感叹道：“（我）觉得机场那条路是我走过最长的路。”

很快，“海归大小姐真的回国接厂了”的词条登上热搜。

有着相似窘态和痛点的年轻一代渴望被看见，一同在接班路上“抱团取暖”。2023年1月6日，黄希谊干脆建起了第一个“厂二代群聊”，而后发起的接班互助社群“厂二代GOGOGO”目前已有超过3300人。

新年伊始，厂二代们的小饭局在各个城市如火如荼。

“听到最多的，就是大家回家接班前在各家大厂的快乐工作。”社群秘书长王意说：“比如，在四大、投行，在阿里、字节，周围的大部分朋友在接班前都会先做好一颗螺丝钉。”

面对经济波动、家庭责任，众多厂二代回到家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从职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坐落在一线城市市中心的公司，一下子回到职员平均年龄40多岁、坐落在郊区村里的工厂，从狼人杀到数茶叶，从奶茶、鸡尾酒到茅台、五粮液，实业的日常并没有那么舒适、靓丽……”

这是厂二代们普遍要应对的个人生涯发展抉择，但在更宏大的叙事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又迫在眉睫。

全国工商联下属的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报告显示，在中国超1亿家民营企业（含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80%以上为家族企业，约29%的家族企业又集中在传统制造业。

一代逐渐到达退休之龄，从2017年至2022年，约3/4的家族企业面临交接班，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波代际传承浪潮。 

父辈老了，但他们筚路蓝缕打拼创立的工厂不能变老。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像毛细血管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搏动，筑成“中国制造”的基石，中国经济最大的韧性就蕴于其中。

回厂接班的“大小姐”们正在以生生不息的行动与勇气，担起使命。她们每一个微小的转变，都在推动时代的巨变，企业发展和交接的过程，正是中国制造业守成转型穿越周期的缩影。

“胡歌演的‘宝总’收下了80万件三羊牌T恤衫，就是当年我爷爷和我爸爸他们做的工作。”

刘欣桐，东莞市大朗镇一家针织服装厂的营销和报价经理，2024年开年热播王家卫导演的影视剧《繁花》，让她回想起了长辈们的发家史。

她出生在辽宁，爷爷和父母原本都在鞍山钢铁厂端着“铁饭碗”。1987年，爷爷和爸爸开始“带着二三十万现金，拿着手提箱和背包”南下广州、香港，搜罗当时的时髦装束。

“当时看周润发、刘德华他们拍电影时穿的款式，牛仔裤搭配小皮衣，我们就全部批发拿回北方卖。”正如那年春晚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一般热烈，东北经济正当繁荣，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消费力可观，服装供不应求。

1988年，民营部门的用工人数，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国有企业人数。他们踩中了那个年代“网红经济”的风口。

1990年代，一条明星同款破洞牛仔裤拿货价30元左右，最高可以卖到300元，借助敢拼敢闯的魄力和信息差，从街边的小摊位做到在批发市场有自己的档口，刘欣桐的爷爷和爸爸积累起了经销人脉。

2000年，他们下决心变卖北方所有的产业，来到广州落脚在火车站附近，直接联系工厂生产，做了自己的品牌和店铺，每个款式拿货上万件，以大批发商的身份把服装分销给各个城市的代理商，年销量很快超过了100万件。

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2003年，父母在东莞市大朗镇建起了工厂。

为什么自己建厂？刘欣桐对南风窗记者举例解释道，一件衣服，工厂报价为50元，但如果自己生产，只需要35元左右。

“服装这个行业其实是比较低门槛的。”刘欣桐告诉南风窗，后来越来越多人入局瓜分市场，行业掀起价格战。

2010年，淘宝网注册用户达到3.7亿，以淘宝商城为代表的B2C业务交易额在2010年翻了4倍。电商冲击之下信息愈发透明，国内批发生意再没有之前那么容易。“当时可以感受到，国内订单数量是在连年递减的。”2014年，刘欣桐本科毕业，父母在竞争压力之下开始进军外贸，并试水中高端品牌线的代工生产。

“是否回厂，是贯穿我成长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刘欣桐说。

刘欣桐本科读会计，研究生选择去英国读金融，自小父母就潜移默化想将她培养为工厂的接班人，但渴望着光鲜白领生活的她一直不为所动。

研究生毕业后，她留在英国一家跨国电力公司做财务，年薪为2.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4万元），但工作节奏缓慢，没有成就感。相反，家里前卫、进取的作风留下的烙印开始从她心底浮现：“当自己真正出去工作后，就会想做一些能够证明自己的事情。”

2016年8月，刘欣桐辞职回国进入自家工厂做外贸业务，随外贸经理跟班学习。不料，这个外贸经理没几天就辞职了。

当时，厂里除了几位设计助理，几乎没有和她同龄的人，一起工作的业务员不乏元老，沟通不畅，使得她面对客户时常因误解而露怯。

在父母手底下工作，她还时常忘记亲人和上下级之间的边界，本着“你是我爸爸，我们有什么不能说”的天真想法，插手自己不了解的事务，遭受批评，满心委屈。

为了扭转局面，刘欣桐一面恶补服装制造知识，勤跑展会，一面坚持维护客户。“我们跟欧洲的时差冬天7小时、夏天6小时，客户5点下班，我就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左右，当天复完所有邮件。”

凭借努力，最终，刘欣桐拿下了至今对整个工厂都很重要的两个客户，并且在近10年里，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

拥有业绩后，刘欣桐重新思考了工厂相对“沉重”的运营日常：“工厂永远不可能是个岁月静好的地方，每天睁开眼，两三百个人要去养活，场地、产线、设备、水电，每个月实实在在固定几百万的成本，人真的会老得很快。”

与传统制造业成本高、利润低不同，外贸公司只做产品和客户之间的连接，匹配订单，赚取差价，于是，她决定做自己的外贸公司，脱离工厂独立核算。

因为技术壁垒很难突破，黄希谊告诉南风窗，工厂生产方面大都还由厂一代掌舵。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经历剧变，厂二代在时代红利褪去后陆续接班，大部分都是以外贸、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切入了公司的管理，还有一部分在试图推行数字化改造。然而，这些转型升级的管理办法，往往在实际探索过程中伴随着巨大的挫折。

黄希谊也把自家工厂40多年来的辉煌概括成：“两次抓住了时代的风口。”

1981年，做工程师的爷爷退休创业，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通风管道机械辘骨机；

上世纪90年代，爸爸作为留美博士归来，把厂里的机器产品销往全世界；

当接力棒传到黄希谊手里，她开发了可以用智能手机远程控制机床的APP等，在工厂力推数字化转型。

“做工业软件、物联网，就是帮自家产品做数字化升级。”黄希谊告诉南风窗，但从研发、落地到推广，每步都不轻松。

首先，要不断同外部研发团队磨合，做好系统雏形，再跟自家工厂人员去协调试用，使用完成后再跟销售和经销商团队推广工业软件到不同客户那里落地。

而且，当前软件属于非标产品，需要针对性地为每个企业设计单独的系统，还要根据市场情况不断迭代，工程量很大。

“非常困难”，黄希谊说，“因为我们的销售大部分都是40岁左右，从销售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器转向销售系统，他们对数字化其实是没有认知的。而且面向的老板也是40—60岁不等，老一辈的他们也不习惯使用，会觉得‘我的数据上传了都被看光光了那怎么办’。”

她从大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入门，最初有着想要赋能整个行业生态的蓝图，花费几年慢慢进行研发推广后才发现，“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快就可以有成效的”。

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高极速的复苏并未如期而至。在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下，中小型工厂遭遇大洗牌，“工厂倒闭，很多制造业产业链断了，所以现在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要技术升级，大家只在意怎么维持生存”。

她分享了年中一次团队请款会议上的争吵：“人力每个月支出在16万元左右，行政、物业等杂费每月8万元，物联网子公司无法覆盖基础运营成本，要靠工厂持续输血。这时，希望母公司再拨款80万元，绝不能拿客观的大环境压力来当挡箭牌，而是必须想清楚，给了这笔投资，会得到什么？”

她做了战略调整，把重心回归到自家工厂的系统上面，做到“垂直生根”——先做好自家机械设备的工业软件配套和变革，并继续培育市场，给予客户一个软件试用期，看他们的反馈。

她依然有着对“数字化是走向未来的筹码”的笃信。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在等待市场成熟的过程中，她希望继续做好研发和推广，只有“我们比其他企业更早做，才能得到社会和同行的认可，其他企业才会跟随我们学习”。

这一年里，黄希谊也更深地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共振的价值：“厂二代群组也是我们的客户群，以往，我们软件销售是去到工厂地推洽谈，而现在，我用新型的方式集结了会使用我们家机器的年轻决策者，他们自然会倾向于使用我们家的软件，不失为一种年轻人拓客的办法。”

几乎所有厂二代都正在体会生存的寒意，2023年急剧变化的商业环境让不少厂二代陷入焦虑，也催生了更多突围的尝试。

张嘉恩从昆士兰大学毕业后，回到东莞接手父母在1992年建起的一家服装标签工厂。她的名片，就是用织唛标，一种最原始的服装辅料，织造而成的。

她对南风窗表示，2023年，服装行业整体的生意不温不火：“同行都说今年是stocking year，要把手上的存货清理掉才敢下新订单，新订单也比较少量和分散。”

同时，逐年攀升的劳动力成本成了很大的绊脚石：“现在产线上的员工，月薪7000—10000元不等。可以说，20年间，人工成本差不多涨了10倍。”

东南亚等国家以更低廉的人工为客户带来更多选择，利润构成愈发透明，张嘉恩意识到，传统制造业转型无可避免，价格优势之外还要创造更多附加价值。

她尝试生产智能标签，“在基础标签上加贴防水芯片，配合后台ERP系统，还可以附加仓管处理的功能”。

考虑到需要降低人工成本，张嘉恩接厂后，引进了检测不良品的AI设备，还自学了视频拍摄，通过抖音的算法推广，尽可能精准地接触潜在客户，并在越南布局了合资工厂，甚至，她“故意说一些行业内的人才懂的‘黑话’，筛走非业内的人”。

刘欣桐的服装外贸事业也屡受冲击。

2019年，她与决定定居英国发展的男友结婚，关掉了国内的外贸公司再度回归工厂，并于2022年在英国注册了一个新的外贸公司，以帮助工厂与欧洲客户持续深入合作。

2023年，她发现，很多欧洲品牌将供应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疫情以来，航运价格翻倍，欧洲工厂走铁路运输降低了货运成本，还有关税因素，比如越南出口到欧美免税，而我们有13%左右的税点。”

刘欣桐对南风窗表示，早期，国外一单的单量是很大的，而现在外贸更趋向于小单量、多款式的订单形态，在工厂端，全自动化电脑横织机、缝盘机马不停蹄地运转，通过数字化、智能化逐步实现从刚性制造到柔性制造的转型；在业务端，她有意识地服务新兴的设计师品牌，做更加高难度、款式更独特新颖的高端生产服务。

“父辈做生意更多依赖体力或意志力，而我们现在更需要动脑子思考策略，理顺客户关系，让订单更稳定。”刘欣桐说。

目前，她有两个转型计划。

一是，不只是依托父辈的工厂做针织供应商，而是筛选更多有口碑的合作方，做全品类的供应链公司，以匹配更多客户的需求，不至于主动权被其他供应商把控；

二是，尝试打造自有品牌。“我希望能够以很好的价钱，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中间没有任何中间商，让大家直接拿到手里。”这是刘欣桐一直以来想做自有品牌的初衷。

做高端、做品牌的思路，已成为众多选择出海拓客的厂二代的共识。

章娅妮在2017年毕业后，接手父亲1997年创立的展柜工厂。她先是做简单的生产跟单，即把订单下给工厂跟进内部生产流程再交付。

“一个月工资5000块钱到头。”而她一直有着“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的心劲儿，于是从2020年开始做展柜外贸。

她反复向南风窗强调自己的经商原则：“只做高端质量，不做赊账生意。”

老一辈习惯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章娅妮要让客户的展柜九年如新。

有一个细节之处可以体现她的这个想法：电源开关。一般情况下，展柜的电源开关九年换两三个，坏了再寄就是了。但章娅妮考虑到，展柜漂洋过海，发往海外，损坏和维修都是潜在风险。她索性使用顶级品牌稳定可靠的开关，即便增加了60%的成本，但她认为，这样能省去后顾之忧。

正是因为秉持这样的观念，章娅妮一直有稳定的客源。

与此同时，她也坚持收取80%的预付款，再制作，款齐发货。这个朴素的坚持，让这个仅仅70人的小厂，数次躲过了同行遭遇的资金链断裂倒闭等危机。

“我就想每天卖好展柜和陈列道具，人家都想有双休、节假日，我不需要的。我也不喜欢游山玩水，但是我喜欢逛商场，每个国家每座城市最豪华、人气最旺的商场，我都喜欢逛，看他们不同门店不同品牌的设计感和陈列，隔一年去看都有不同的收获。”

章娅妮始终对继承家业充满希望和热情，并一直追寻着更好的可能：“这个年代最可贵的不是钻石、黄金，而是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