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他有奶便是娘”

最近，Netflix的《三体》，又引发一阵爱因斯坦热。

在中国，四十五年前，1979年前，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爱因斯坦这个人，即使是大力宣传科学的1977年、1978年，教室里可能有牛顿的画像、培根的画像，绝没有爱因斯坦的画像，爱因斯坦的阶级成分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物理学家”。

这个成分是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李森科们促使爱因斯坦去了美帝。

爱因斯坦本身的政治倾向是偏社会主义的，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迫害犹太人，正在国外访问的爱因斯坦滞美不归，应该也可以到他所向往的社会主义苏联，但苏联的学术、言论自由让他根本就没走这一步（苏联好是好，但我不想去），1936年1月，申请成为美帝公民，1940年才获得批准，历时四年多（你确定不想去苏联？）。

司徒雷登一声别了，给中国送来李森科主义

1949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

中国完全倒向苏联，苏联政治挂帅的农科院院长李森科得到斯大林的赏识，猛批生物学家孟德尔（基因遗传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相对论）、计算机学家维纳（控制论），这导致了苏联的这些学科滞后美帝数十年。（八十年代中期，有考入计算机系的学生，因为中学时候学的是俄语，不得不转到别的系：学计算机课程需要英语）

李森科的后果不止在于科学界，他的理论“同阶级作物不会自相争斗”，强迫农民密植，导致粮食减产，造成数百万人饿死。下图前两句。

李森科主义的成果在中国也得到采纳和推广，包括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和封锁屏蔽。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变成苏修，李森科居然还能继续得势；可能是赫鲁晓夫们忙于清洗军队等重要国家机器，巩固自己的统治，来不及下手科学界。

直到1965年，李森科才下台。

1966年，上次文革开始了。

1966年8月18日，《别了，司徒雷登》发表17周年，百万红卫兵齐聚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苏联自己在“拨乱反正”，“努力把李森科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中国还是把李森科供着，可能就是为了和已经“变修”了的苏修不一样。

这本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初版于1939年，中译本1958年出版。作者之一尤金1953年到1959年担任驻中国大使，可能是他亲自领导翻译的。

辞典中还是明确定义爱因斯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物理学家”。

1973年1月，上次“文革”近尾声的时候，邓小平复出之际，这本《简明哲学辞典》还得以重新印刷。重印声明说：
“这部哲学辞典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但也还有一些错误和缺点，在阅读时需要加以分析和鉴别。”

所以，文革初期《三体》中的场面不足为奇。

拨乱反正，矫枉过正

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迅速“拨乱反正”，“努力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1978年3月，数千名科学家齐聚北京，召开中国科学大会。

那还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两个月，刚复出的邓小平开幕式致辞。

垂暮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如既往地不甘落后，迸发出新的革命热情，在闭幕式上由头牌播音员夏青朗诵以他署名的《科学的春天》。

此文收入初中语文课本

科学大会开过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也讨论了，重要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领导权解决了，可以考虑爱因斯坦的历史问题了，时机恰到好处：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

于是中华大地异乎寻常地掀起了相对论热，电台里天天播送绝大多数人并不需要知道的、即使听过百遍也不甚了解的《运动的时钟变慢、尺子变短》。在此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有爱因斯坦这么伟大的一个科学家！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出席中国科学界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的大会，算是官方为爱因斯坦隆重平反。

杜聿明时年55岁的女婿杨振宁先生，在世界各地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上相当活跃。（翁帆当时两岁多）

杨振宁先生的合作伙伴与对头李政道教授，1979年5月觐见华国锋主席，得到首肯，发起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十年间招收了近千名理科精英本科生赴美学习。

科大、北大、复旦这三所理科院校各贡献了上百名CUSPEA学员。2024年1月被自媒体爆炒其选择做流浪汉的复旦孙卫东，是最后一届，1989年赴美。孙卫东可以说是爱因斯坦被热烈隆重“平反”的间接受害者。

几十年过去了，李森科本人在1976年寿终正寝，别了的司徒雷登似曾回来过，又别了，不知道李森科主义的命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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