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职场冷暴力的我，终于找到了完美“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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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我在网上浏览信息,刷到市博物馆招聘志愿者的信息，心底涌现出奇怪的念头，试一试这种新生活，怎么样？
我大学毕业10年，在一家国企里干着父母最钟爱的稳定工作。当时，经历了人际关系的“滑铁卢”，我产生出浓烈的职业倦怠感，极度厌恶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
起因很简单，同事大路休病假，领导要求我接手她的客户。在没有提前沟通的情况下，领导一拍脑袋，擅作决定。我稀里糊涂地接过任务，完全没考虑其中的人情世故。
等大路上班后，她愤怒地指责我“无耻偷家”，并且要求我交出客户的资料。领导惧怕大路雷厉风行的脾气，立刻把我推出来背锅，自己则美美隐身。
最终我妥协让步，平息了风波。从此，我和同一办公室的大路结上梁子。她交游广阔，又能说会道，总是散布关于我莫名其妙的流言。
《突围》剧照
一碰面，大路要么送我一粒“白眼”，要么扭头装没看见。工作里她也极不配合，处处使绊子。
每当我走进办公室时，还在说笑的大路立刻停止交谈，用眼神向周围的人示意。热闹的气氛变得安静，好像我是那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被架空、被孤立。
我外表大大咧咧，内心却很脆弱敏感，而且十分在意外界的评价。在这种痛苦状态下，我向家人透露辞职的想法，遭到母亲激烈反对：“你一个有老有小的中年人，为这点破事要辞职，值得吗？”
职场里的“冷暴力”就像有毒元素的累积，表面上毫无伤害，但深深地浸润到肌底，摧毁了外向“E”人爱分享、爱社交的天性。
我开始变得不自信,每当看见聚成一团的同事在那窃窃私语，总会猜测她们讨论对象是不是我。
1
此时，博物馆志愿者招聘启事飘到眼前时，我已经被紧张的人际关系折磨得烦躁不堪，渴望逃离。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我立刻发送简历，填写基本信息，一周后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时，我才知道志愿者团队由博物馆开放部管理。博物馆正式人员较少，很多工作都由志愿者承担。
整个志愿者团队就像一个小公司，分为五个小组：讲解组、文案组、基础服务组、影像组、科普组。各组设置组长，负责召集组员和完成任务。
志愿者按照来源，又可分为小志愿者、社会志愿者以及大学生志愿者。我属于社会志愿者，跟普通求职者一样，面试后划分到不同小组，通过考核才能上岗。
和普通打工者唯一的区别是，志愿者没有一分钱工资，文艺的说法叫做“为爱发电”。但每次服务都会被记录成时长，每年达到48个小时，才能被保留志愿者资格。
我的第一选择是讲解组，因为和平时工作迥然不同，感觉富有挑战性。但博物馆工作人员明显对我的写作技能更感兴趣。
她给出的原因是：“写作时间自由，只要能写500字新闻稿，就算通过测试。讲解组需要背诵历史展厅10000字的稿子，才算通过考核。”在考核压力下，我毫不犹豫地加入文案组。
《孤注一掷》剧照
成为志愿者后，我发现小组划分毫无意义。志愿者平时就像小行星，根据岗位职责，在轨道上独立运转。一旦遇到临时展览或任务，组长就会协调不同种类的志愿者，组合成“星云”。
这意味着你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情，做完活动策划，接着去取票和讲解，这种“一人当百人使”的情况，时有发生。
我平时有主业，所以只能周六或周日做志愿者。早上9点，通过侧门，我进入博物馆的休息室。在那里，我提前换好马甲。马甲颜色和服务年限有关，颜色越深、资历越深。只有少数志愿者，服务年限超过5年。
接着，我打开博物馆公众号，在系统里签到，结束服务后签退。因为讨厌独处，我会刻意选择与人打交道的岗位，比如说取票员、理货员、宣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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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票员协助游客预约门票。我会站在取票机旁边，大声喊着：“用手机或身份证预约。” 游客在我的指挥下，有序进入场馆。大部分游客都能熟练地使用手机，而且礼貌客气。我需要特别关注老年人，他们通常是使用“矛盾化解技巧”的对象。
曾经有个老阿姨，因为不会用手机预约门票，她一边尖叫咒骂，一边用脚踢机器。吓得我赶紧隔开她，不停安慰：“我来帮你预约门票。”
她不耐烦地递过手机，拔高音量：“用手机麻烦死了，博物馆故意设置关卡。”“预约很快，请问你身份证号码多少？”我迅速点着手机。
哪知她又开始不满：“我哪里记得？”我只好赔笑着说：“那身份证带了吗？”
她就像猫一样“炸毛”：“谁出门会带身份证？”那高亢的嗓音响得我耳朵发痛，只得联系工作人员让她走绿色通道。她这才转怒为喜，留下一句中气十足的“谢谢”。
理货员负责维持博物馆内小商店的秩序，是“轻体力活”的代表。
在店里，我不停来回走动，把乱丢的绒毛玩具送回原来的货架，在一堆矿石颗粒里面定位到甲虫标本，这些都是调皮孩子的“杰作”。
《被讨厌的勇气》剧照
有时，我也要检查玩偶白色的绒毛上是否留有黑指印，看不见的角落里有没有粘了口香糖，以及积木模型是否缺胳膊少腿。
一有空闲，我还要阻止孩子们的嬉戏打闹，以及解答成年人的各种问题。简单的会问“这个多少钱？”或“有没有折扣？”，难一点的问题是：“我家孩子三年级了，有没有合适的礼物推荐？”
我总是面带笑容、有问必答，像个机器人般检索出合适的礼物。有人满载而归，也有人听完价格就一言不发地离开。
很多人见我如此卖力推销，误以为有提成。实际上，我只得到过一只半价的望远镜，用来观鸟。
原因是顾客拆了包装又想退货，我自掏腰包去“捡漏”。如果深究“卖货”有什么乐趣？大概是帮助我实现了儿时“开小卖部”的梦想。
宣讲员的任务最重，涉及到文案写作和面向公众的宣讲。每年，市博物馆会举办“特展”，就是和其他博物馆合作，布置一个特别展厅。
根据不同的主题，志愿者在1楼展厅门口进行宣讲，有点类似流动课堂。由于人手严重不足，一个人既要绞尽脑汁地写文案，又要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
在节假日期间，甚至还要穿上汉服，充当游客照相打卡的背景板。一场活动下来，脸部发酸，挤不出任何笑容。
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是“宣讲”。在几十名游客的注视下，我握着话筒走上“舞台”，纯属赶鸭子上架。
我顾不上肢体僵硬、舌头打颤的细节，只是机械地从大脑中调取记忆，防止意外的冷场。我的观众大多是孩子，天真可爱，但酷爱提问。
有次我讲解宋代诗歌，介绍到杨万里时，有个胖胖的小男孩插嘴说：“老师，杨万里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太太万岁》剧照
顿时，我为没有仔细钻研诗人的家谱而羞愧。哪知男孩胸有成竹地说：“这都不知道，叫杨千里！”我暗自腹诽，这又不是脑筋“急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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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喜欢和游客打交道呢？大概是他们的需求简单而直接，不会弯弯绕绕，不用费劲地看脸色。一旦解决问题，他们就潇洒地离开，绝不会让负面情绪发酵。这是我倍感轻松的原因，总比每天看同一张生气的脸更愉快。
每当宣讲结束后，热情的观众会帮我整理资料和道具，或者催促我在公众号上传文案。这让我觉得付出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渺小的个人，通过努力也能让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改变。大概是受到马斯洛需求层次里“自我实现”的驱动。
在和形形色色的人接触时，我短暂忘却了糟糕的职场。社交本能的碎片像被涂上了胶水，慢慢缝合、复原。
在博物馆里，我也遇见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志愿者老师。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电视台的记者、退休的女主播、国企工人、医药代表、小学老师乃至家庭主妇。
他们有的出于对历史文化的热爱，有的想要传递动物保护的理念，有的在实行“Gap Year”计划。还有一些人说不清目的，只是含糊地概括：“在家没事做，不如发挥余热。”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在这个团队，职业背景、年龄学历显得无关紧要，我们互相称呼为老师。
有次，我无意聊起了工作里的困境。志愿者陈老师跑来安慰我，她是我们城市90年代的女主播，现在已经退休。
她温柔地说：“年轻的时候，我刚从外省调到市电视台。人生地不熟、也被同事欺负，就靠着白天苦练业务、晚上打羽毛球，才熬过最难的阶段。”她拍拍我的肩膀：“等到了我这年龄，回头看一切都能释怀。”
离开学校后，我总是遇见领导和权威，很少和不同圈子的长辈交流。博物馆实现了“跨年龄段”的对话，从他人身上学习经验，也是宝贵的课程。
此外，博物馆还会定期举办志愿者年会。在公司年会时，我通常是“小透明”，没有才艺，只能在底下发呆和等抽奖。
而在这里，人人都是主角。有次，主持人拿出惊喜礼物，一杯咖啡和一支鲜花。他笑着说：“献给今天过生日的人”。大家热烈地鼓掌，一起转头望向我。每个人都渴求归属感，成为团体的一员，被接纳和认可，不管是何种形式。
去年，我正式申请转岗，终于摆脱了让人窒息的工作环境。新岗位是处理客户投诉。做志愿者的经历，让我看见自身特长。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由于本职工作量大增，没法达到最低服务时长。今年年初，我考虑再三，还是向博物馆递交辞呈。临走前，小组长热情地与我拥抱：“不舍得，但尊重你的选择。”
我回答她：“一定会再回来的。”但这个时间无法确定，或许是几年后，或许是彻底退休后。
和人交往，难免产生摩擦和矛盾。有人选择隐居，有人选择逃避，而我依然喜欢在人群里寻找联结的力量。
排版：布雷克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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