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未能说出的秘密，将会撼动英国君主制的根基?

从前，王室以年迈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首。21世纪的王室童话故事在全球媒体文化中上演：继承人和备选人在壮观的盛况和仪式中迎娶王妃；向祝福的人群展示后代；王室生活被记录为发生在像美剧《王冠》中那样富有戏剧性的餐厅中的充满浪漫和吸引力的故事。几十年来，君主制在英国一直很受欢迎，这是英国传统和民间传说的核心，不过英国的亲王室情绪最近重新燃起。这主要是由于年轻的王室成员广受欢迎，包括剑桥公爵和公爵夫人（威廉和凯特）和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妇（哈里和梅根），他们在这个名人文化时代表现出“正常的日常形象”，仿佛是有抱负的中产阶级的一员。王室和“普通家庭”之间的情感连接以定期的慈善项目、（精心策划的）媒体露面和慈善捐赠建立。

与此同时，全球贫富差异正在扩大。根据发展慈善机构乐施会的数据，2019年全球仅26人就拥有与最贫穷的38亿人相同的财富，而在英国，最富有的1000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最贫穷的40%的家庭。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重新激发了对“精英”阶层的兴趣。特别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该书分析了财富、资本和投资方面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这项关于“1%”的当代研究探讨了跨国、精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企业权力和“新贵”势力，忽视了“旧”形式的政治和制度权力在英国再造经济和文化过程中的优缺点。尽管有人声称土地权力正在衰落，但调查记者盖·施拉伯塞勒证明，长期的土地财富持有（例如，王室、贵族和教会）仍然是权力体系的核心。正如罗兰·阿特金森等人所写，这些“传统财富来源”与“新的全球财富精英及其不断扩大的超级优质房地产投资组合并驾齐驱，互动日益增加”，威斯敏斯特公爵等贵族可能是最好的例证。一些学术研究表明，各种形式的精英——例如，“游手好闲的富人、名人、慈善人士、贵族和勤劳发家的新贵”——是如何通过类似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行为交叉和融合的。这种研究差距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社会学“转向”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和经济阶级斗争的辩论。在这样研究的过程中，西尔维娅·费德里西和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等马克思主义框架被忽视了，这些框架探讨了晚期资本主义如何植根于剥削、榨取和基于阶级的不平等的历史形式。同样，考虑到文化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参与也被取代了。

以这一框架为出发点，本文运用更广泛的财富、权力政治经济学框架，参考越来越受到不平等和劣势/优势制度塑造的英国社会背景，重新思考了君主制。在公众和学术评论中，英国君主制往往被认为是过时的制度，一个与时代错位的财富和权力组织形式，因此不重要。但是，如果将君主制重新置于阶级分析的中心，会发生什么呢？

本文基于对英国君主制的长期研究，通过文化解读政治经济。该项目分析了君主制的文化形态与其经济活动的关系，认为媒体对王室的描述是一个棱镜：主要动用情感和意识形态，旨在将君主制与资本主义的粗俗和贵族的放荡拉开距离，并通过在公众想象中“塑造赞同”来再现君权。本文的重点则是在研究基础上拆除象征性的王室童话，揭露“幕后”的机制、技术和操纵者者，并揭示君主制的政治经济功能。

为此，我将君主制通过“企业”的概念框架转化为了“法人”。分析素材包括：媒体表述（报纸、书籍、纪录片、社交媒体、博客）；统计数据（调查）；政府、宪法和法律文件；物资（商品）；以及关于君主制的重要学术材料。它包含了君主制产生的“官方”陈述、活动家/共和党人的批评、记者/评论员的“客观”评论、娱乐文本、粉丝材料和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评论。通过这些数据，描绘了“（英国王室）企业”的关键实践：“企业职能”（人员、工资、工作角色）、“企业收支”（资金和财富、经济报告、纳税、投资和所有权、土地）和“企业背景”（帝国和英联邦的历史）。我认为：因为忽视了君主制，我们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不平等现象再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希望对君主制的复杂描述可以刺激对精英的社会学研究。

为了将君主制理解为资本主义政权的一部分，我（重新）将君主制概念化为一个法人：“企业”。“企业”这一概念作为英国君主制的昵称有悠久的历史，它似乎起源于乔治六世，他说“我们是家族企业”，这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王室制定的“家族价值观”。据报道，伊丽莎白二世后来对这个词及其缩写“The Firm”进行了改编，多个媒体文本都不假思索地使用了这个名称。本文将这个名字从字面上理解为一个企业，试图揭示君主制、资本主义、公司权力和当代不平等之间的联系。

我将君主制定义为企业，以区别于将君主制视为品牌维护的既有研究。当代营销文献将品牌理解为“将特定产品或服务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这意味着将产品与其他（类似）的项目区分开来。品牌运作的方式是外部的，审视王室的品牌运作就是分析他们想让你看到什么。也就是说，它再现了君主制正在构建的框架。要理解君主制的物质实践，必须考虑其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功能；实际运作往往藏身于皇家童话的象征和奇观背后，难以被公众看见。

就法律文本来说，英国王室是一家“合法”的企业。中世纪法律使用罗马的政治体思想，即“universitas，一个政治体的公司”，来区分王室和君主的自然体，这意味着关于君主的法律和属于君主的资产将传给继任君主。从历史上看，王室利用私营企业管理公共服务，如市政当局、大学或伦敦公司，并管理整个帝国的殖民项目。1720年《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The Bubble Act，即《泡沫法》),规定，特许公司必须通过皇家宪章（由王室发布的文件）授权，许多君主通过关税直接从贸易协议中受益。1862年的《公司法》使有限责任股份公司成为独立的法律实体，赋予其与人类相同的权利，否定了皇家宪章。工业革命开创了具有多部门组织结构的大型企业。最后，自伊丽莎白二世1953年加冕以来的这一时期，已经将英国从战后的福利国家转向了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自由市场和私有化。

正如戴维·西普利（David Ciepley）所说，由于企业的全球性质和受惠于国家政策的事实，“企业拥有类似于政府的权力”。此外，在北半球，企业价值观植根于日常生活实践中。企业和公民身份日益交叉，企业通过剥夺、剥削和开采不断扩大积累。这种企业权力通过资本主义的“世袭”发展壮大，例如布兰森家族和特朗普家族等，家族成为生产力的核心。再进一步，我认为“英国王室企业”是一家以奴隶制为核心的家族企业，其后代必须是皇室成员。将英国君主制定义成企业的逻辑行之有效，因为企业也围绕道德或非道德的交换模式和互惠逻辑组织，且秉行着赞助、慈善、遗产和民族主义等物质或非物质的价值理念。正如我所指出的，西方媒体用英国王室的社会价值来抵消君主制所伴生的经济成本，并掩盖了其计算方法。本文恰是为了证明，为了在日益透明的互联网时代遮掩且维系君主制的运行，英国王室采用了类企业的运行模式。而与其说是为了腐败（或者说除腐败之外），王室的运行利用了未经编纂的英国宪法和政治习俗的“法外”优先权，从而借助这种例外的法律地位牟利。

虽然英国的公务员、军人和大臣们可以被视为君主制雇员，但我定义“英国王室企业”的职员为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企业”为大大小小的家庭均聘请了工作人员，总计约1200人，其中人数最多的“分公司”是为伊丽莎白二世家族服务的，这个分公司由内廷宫务大臣监督，分为如下几个部门：内廷宫务大臣办公室（负责仪式、公共活动）；私人秘书办公室（负责宪法和政治职责、通讯）；枢密院和财务办公室（负责财务）；家庭部主任（负责餐饮、招待、家政）；以及皇家收藏信托基金（负责维护皇家收藏）。这一人事架构可与企业架构一一对应：女王相当于副总裁，内廷宫务大臣担任主席，女王私人秘书担任董事总经理/首席执行官等。

根据王室内部的叙述，白金汉宫的员工等级通常围绕着与王室关系的远近而确立，并通过仪式和礼仪的“戏剧性”来监管。王室工作人员的用餐地点和时间互相隔离，“初级成员”（男管家、女管家）使用塑料座椅和塑料餐具自助用餐；“官员”（长期服务的工作人员、裁缝、司机）在装有银餐具的软垫椅子上用餐；“高级官员”（私人秘书、新闻官员）可以喝雪利酒或葡萄酒；“核心成员”（侍女、私人秘书）由初级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各等级人员的招聘渠道不同，且工资和福利差异巨大。高级员工通常通过猎头公司聘用，而且通常不需要经过正式面试，而较低级别的员工必须填写申请表，进行面试，有时还必须参加评估。2015年，一个管家助理职位的年薪为14,513.16英镑，假设每周37.5小时工时（广告宣传为“五天”），仅略高于2015年伦敦每小时9.40英镑的工资。高级职员的薪级表没有公布，但传记作家布莱恩·霍伊表示，2011年，女王私人秘书的薪酬为146,000英镑，枢密院院长的薪酬为180,000英镑。2011-2012年，收入超过21,000英镑的员工薪酬不再公开，但报告显示，一些收入最高的员工工资仍然增长了6.4%。这反映了在北大西洋金融危机和紧缩经济之后，尽管英国家庭平均收入有所下降，但英国精英阶层工资仍在继续上升。与此同时，反映全球“零工经济”模式的是，皇家家族中使用了临时合同。一些清洁工是机构工作人员；男仆来自精英大学，在国宴上进行无薪“实习”；350名兼职暑期工作人员为2013年白金汉宫夏季开幕式签订临时工合同。

白人男性员工占主导地位。政府2018年的性别薪酬差距报告显示，王室女性的薪酬比男性低12.39%，第一位黑人侍从是在2017年才被雇佣的。尽管皇家官方网站包括一项“多样性和包容性”政策，声明他们“提高整个劳动力对多样性和平等机会的认识”，并纯粹根据业绩进行招聘，但它没有详细说明这是如何运行的（事实上，性别薪酬差距表明制度无效）。没有关于王室内部种族多样性的统计数据。1997年，《独立报》透露，该公司没有使用在英国各地使用了几十年的关于员工种族监控的法定政策。作为回应，他们声称“少数族裔的现有员工人数约为5%。与少数少数族裔在公务员队伍中的代表性一致”。事实上，大伦敦地区的公务员人数为18.4%，“公司”没有按职位对现有员工进行种族监测，因此无法计算BAME（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非裔、亚裔和少数族裔）员工在不同薪酬级别的分配是否公平。2001年，黑人女性、查尔斯王子的前私人助理伊丽莎白·伯吉斯因其他工作人员的歧视和种族主义欺凌而告上法庭。但她的指控被驳回。

除“家政”员工薪酬过低外，来自精英学校、地主、贵族家庭的成员占比过高，也侧面反映了高级成员的阶级特权积累。例如，内廷宫务大臣威廉·詹姆斯·罗伯特·皮尔(William James Robert Peel)是上议院贵族，前私人秘书克里斯托弗·格蒂特爵士（Christopher Geidt）拥有一个365英亩的养羊场。跨机构的私人关系同时存在，王室的高级工作人员多来自、或将去向知名企业、国家广播机构、或是体制内的公务系统。通过建制网络之间的“旋转门”，精英家族成员保卫了特权和财富。还有更多例子：比如枢密院院长阿伦·瑞德爵士（Alan Reid）和他的副手迈克尔斯蒂文斯（Michael Stevens）都曾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工作；女王的长期私人秘书爱德华·杨格（Edward Young）曾任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企业公共关系副主管，剑桥公爵夫妇的通讯秘书杰森·克纳夫（Jason Knauf）曾任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企业事务总监。这一互相交织、新贵族和旧贵族融合的私人网络，展示了企业运作方式究竟有多么吸引王室。

服务于王室的几位高级工作人员都曾为知名的国际广播公司，或国家广播机构工作：爱德华·杨格是格拉纳达（Granada）的通信主管，萨莉·奥斯曼（前皇家通信总监）是索尼的企业通信总监、英国广播公司的通信总监，以及第五频道和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的新闻和公关总监。这表明，“英国王室企业”可以通过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利用各大新闻媒体，并以王室希望的新闻周期包装其公务活动。

正如早期的现代法院是由身处政府和社会中心的精英、贵族构成的，“英国王室企业”也由身处社会中心、有影响力的人物构成。萨莉·奥斯曼(Sally Osman)、詹姆斯·罗斯科（James Roscoe，前女王通讯秘书）和杰森·克纳夫（Jason Knauf）被列入《标准晚报》评选的“通讯员：媒体”类别中的“进步1000人：2017年伦敦最具影响力人物”。同时，私人秘书是与高级王室朝臣和公务员共同组成的“金三角”中的一部分，包括内阁秘书和首相私人秘书。私人秘书（一直是男性）负责在君主和政府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官方通信，并组织君主的行程（包括书面演讲）。保罗·H·恩登（Paul H. Emden）认为这一岗位“难以规定自身的活动范围，一劳永逸地确定其影响力边界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自恩登之后8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尽管这个职位如此重要，却永远处于“有机演变”中，既不通过选举任命，也不为公众所周知。

有些职位一直是由贵族担任，比如宫廷女侍。这些职位没有征聘，而是依靠个人联系，宫廷女侍是无薪的（除了差旅费用），以“两周上班四周休息”的模式进行工作。由于没有报酬，这个职位是一种荣誉象征，也是一种贵族阶层为王室权力再生产做出的奉献。这也是无报酬性别家务劳动的一个例子。

当王室的部分“员工”几乎以无薪方式工作，人们会质疑他们投入的工作精神不足。然而查尔斯的贴身男仆斯蒂芬·巴里(Stephen Barry)表示，许多工作人员“都是天生的保皇派，他们在奉献上都有点浪漫主义。” 这也侧面证明了王室所提供的人际网络、特权和地位在跨越就业鸿沟这个角度上是很重要的。劳动力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方面是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家族佣工”，他们从事维持“公司”的基本、日常、乏味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重要性的高级和荣誉员工群体，他们与更广泛的英国精英阶层关系密切，拥有“真正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无论哪种方式，所有这些都是将“英国王室企业”再造为国家机构的关键，也是再造跨越精英阶层的“旋转门”权力的关键。

自1688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向英国王室提供资金。固定付款金额让议会拥有了更多控制权，而此前，其金额会随着每一位君主“突发奇想”的意愿波动。1760至2011年间，英国王室的固定年俸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作为皇家财产（即属于皇家的土地和财产组合）收益的对价。2011年3月的最后一笔王室年俸付款为790万英镑（国家审计署，2013年）。除此之外，王室还能收到一笔援助赠款，资助其公务活动、旅行（包括直升机、包机和皇家火车）和财产维护。2015年，王室旅行花费了400万英镑。关键的是，只有女王能够认领这份王室年俸。康沃尔公爵和剑桥公爵夫人（以及前苏塞克斯公爵）的资金来自康沃尔公爵领地的利润，其他成员的收入来自于王室内库。王室内库包括另一个王室土地和财产组合——兰开斯特公国的盈余收入，2017年总计2000万英镑（公国价值5.34亿英镑）。资金由女王的“私人”投资组合（包括巴尔莫勒尔和桑德林汉姆庄园）的“个人收入”提供。考虑到王室榨取、封闭和剥削的历史，这里的“个人财富”概念值得怀疑。

2011年10月，王室年俸和援助拨款被主权拨款取代（康沃尔公爵领地、王室内库和“个人”资金仍然存在）。这一重组举措旨在改善问责制度，目前年度付款按王室净收入的百分比计算，国家审计署和公共账户委员会定期进行审查。然而，正如反君主制组织“共和国”所述，政府通常会无视这些审查及公众担忧。此外，尽管英国《金融时报》使用金融资本主义语言将主权拨款描述为“与（企业）业绩相关的薪酬”（这确实也是重组的目的），但该薪酬并不能反映皇家财产的实际利润/损失。下议院的一份研究论文指出，这只是“得出数字的一种手段”。这种缺乏问责制度的情况反映在最近的付款项增加上。2011年，“公司”获得了王室财产净收入盈余的15%，但在2017年，皇家委托人（首相、财政大臣和枢密院院长）同意增加到25%，也就是每年额外增加10%，用于资助为期10年的“白金汉宫储备”项目。2018-2019年，这一数字为8220万英镑，高于2014-2015年的4000万英镑。正如大卫·麦克卢尔转述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这“与放纵的董事会向企业高管提供慷慨的薪酬激励方案非常相似”。

自1993年以来，“英国王室企业”发布了旨在鼓励财务问责制的年度财务报告。然而，其中的数字经常被模糊处理。对于上述主权拨款的增加，2017-2018年的报告首先强调了4570万英镑的“核心”主权拨款，并在随后的段落中进行了补充。同样，女王的报告中只包括主权拨款收入，而忽略了政府部门的其他运营成本“交叉补贴”，比如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资助仪式；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资助国事访问；国防部支付侍从和勤务兵的工资；内政部提供安全和警察支持；女王的乡村庄园获得了超过100万英镑的欧盟农业补贴（英国脱欧可能会终止这项协议）等等。记者还发现，“英国王室企业”试图根据一项为低收入家庭设计的节能计划来申请为白金汉宫供暖的资金。主权拨款条款规定，即使皇冠庄园的利润减少，资金也永远不会减少，但当利润增加时，资金会增加（特别是考虑到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等公共机构的紧缩削减），这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新自由主义做法，即将损失社会化，将利润私有化。因此，问责制的言论似乎只是为了缓和公众对精英特权的意见，并反映了像亚马逊这样的跨国公司的公司会计，这些公司通过“操纵（企业）业绩”以吸引股东。

根据法律规定，王室免税，且主权拨款免征所得税。1993年，为了回应公众对王室支出的愤怒，“英国王室企业”同意为王室内库和私人投资“自愿”缴纳收入和资本利得税，但仅限于“不用于官方目的的收入”。王室还可以免除“主权对主权遗赠”的遗产税。女王确实为她的财产缴纳了市政税：2018年为140万英镑。2017年，来自开曼群岛两个离岸避税天堂的泄密文件显示，兰开斯特公国跟随多家跨国公司使用离岸私募股权基金，来逃避对其持有的股份纳税。这些投资已被投入多家企业，包括英国最大的自租自住零售商BrightHouse，该零售商对购买收取巨额利率，“因剥削数千个贫困家庭而受到批评”。尽管存在争议，但“英国王室企业”从未公开进行道歉。

由于数据失真和（或）遗漏，“英国王室企业”的财富同样难以计算。这可能是由于误解了女王的“个人投资”和王室财产之间的差别。女王的“个人投资”是她合法维护、使用或出售的资产，包括巴尔莫勒尔和桑德灵厄姆庄园，蓝筹子公司英格兰银行代理人持有的“个人财产”和“个人投资组合”，这家公司是一家豁免公开账户的休眠公司。与此同时，王室财产由君主向国家托管，并在继承时移交给新君主。其中包括皇家庄园、兰开斯特公国、皇家收藏艺术品、大多数宫殿和城堡、珠宝（包括皇家珠宝）和土地。由于女王无权获得这些利润，这些利润经常被“官方”统计忽略。反君主制组织“共和国”认为，公民也损失了应得利益。

皇家庄园是属于皇家的土地和财产组合，而兰开斯特公国由兰开斯特公爵所有，康沃尔公国由康沃尔公爵（查尔斯）所有。皇冠庄园包含英国住宅和商业地产，包括整个伦敦摄政街、大部分圣詹姆斯公园、部分摄政公园、肯辛顿宫花园、埃尔瑟姆、里士满、埃格姆和汉普顿；三个购物中心；14个零售园区；英国的大部分海床和滩地，包括风力、波浪和潮汐能、海洋骨料和矿物、电缆和管道；以及336000英亩的农业用地和林场。2018年，“英国王室企业”宣布其资本价值为141亿英镑。它被描述为“独立的商业企业”，独立于君主制但代表君主制经营。然而，大部分投资产品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从教会偷来的”，或者通过历代君主武力占领的。2019年，《卫报》披露，五年多的时间里有113名皇冠庄园租户被驱逐，这是为了出售他们的房屋来牟利。两年内收到了100多起租户的投诉（涉及泄漏、电气故障等），但由于皇冠庄园由托管人，而非商业地产管理，因此引发了人们对管理层的道德质疑。如前文所述，土地财富仍然是英国权力体系的核心，无论是贵族阶层的坚持，还是公司投资土地进行金融化。同样，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Brett Christophers）和贝弗利·斯凯格斯（Beverley Skeggs）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为获取利润和价值已经转向了以租金、征用、圈地和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形态。迈克尔·提契拉尔（Michael Tichelar ）描述的土地改革失败也有助于理解地主阶级的复原力。这进一步证明了君主制和企业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然而，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王室的资金和（或）财富被其对英国社会更广泛的文化、历史或经济“价值”的概念所抵消。诸如“谢谢女王：王室每年为英国赚取近20亿英镑的收入”、“女王每年花费臣民60便士”和“君主政体每年从海外游客那里吸引5亿英镑的收入”等头条新闻使用数学计算来引出“物有所值”的资本主义逻辑。同样，“英国王室企业”的方案也倾向更广泛的经济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例如为商品、实践或场所背书（例如荣誉制度）或参与被描述为“王室工作”的慈善/赞助项目，将王室定位为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力。当然，正如我所证明的，这根本不是对等的交换。相反，正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主张的更广阔的经济史所言，虽然经济关系植根于道德意识形态中（例如，偿还债务是一种道德义务），但事实上，等级制度安排了不平等的道德关系，作为优先和特权的逻辑。事实上，君主特权的法律基础源于历史活动，又为当下提供了正当性，而对王室的情感投资（包括公共和媒体文化）又将供养王室的成本跟道义经济进行了抵消。因此，君主财富积累的历史关系被模糊了。

正如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说，英国有一种“前现代国家和过时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混蛋资本主义’”，它影响着整个体系，构建了‘新’和‘旧’精英之间的关系。

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是一个“跨国项目”，众多著作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建立在包含了剥削、榨取、征服、驱逐和奴隶制的人口征服之上。例如，许多企业代表英国政府和君主在大英帝国各地开展殖民项目。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被授予皇家宪章，并利用其私人军队统治数百万人，建立对全球贸易的垄断。大英帝国实施了种族灭绝、饥荒、奴役、契约劳动、监禁和酷刑等暴力行为，所有这些都由王室主持（并部分资助）。而且，“英国王室企业”现在还在继续使用殖民时期被盗的货物，并从中提取价值，例如皇冠珠宝中使用的印度Koh-i-Noor钻石。通过分析公司的全球利益布局能够揭示公司如何重塑自己，以应对资本和全球治理的变化，从家族制走向全球。

英联邦是一个由52个“独立平等”成员国组成的跨国集团，由女王领导，通过《英联邦宪章》推行和平与安全、人权、宽容的原则以及获得健康、教育、食品和住所的权力。事实证明，这些“共同价值观”存在争议。菲利普·墨菲将《宪章》描述为“起草得太差，以至于[国家]对[特定价值观]承诺的性质完全不清楚”。一些成员国的人权记录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尽管《宪章》中有“反歧视条款”，但某一成员国仍将同性恋定为犯罪。英联邦也有帝国血统。许多成员国都是前英国殖民地，墨菲描述了“帝国”变成“英联邦”的“毫无秩序”的方式。霍利·兰德尔·穆恩认为，“殖民国家的世俗自治由英帝国主权支撑”，并通过定期王室访问来促进联系。考虑到民粹主义政治对殖民的怀旧情绪的利用，就需要注意这种通过有组织的联盟将新殖民主义神圣化的行为。“公司”在这种怀旧情绪中发挥着代表“传统”、保守，特别是必须“保护”的英国民族身份的作用。例如，正如我曾说的，梅根·马克尔嫁入“公司”后，那些厌女、种族主义的评论利用了白人至上主义的话语，将跨种族婚姻定位为玷污（王室）血脉纯度，展示了有心者如何煽动（对）王室血脉纯净的怀旧情绪来传播极右翼民粹主义。

尽管1949年的《伦敦宣言》允许英联邦国家（作为“自由和平等的成员”）采用共和制度，但仍有16个采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将伊丽莎白二世作为合法的国家元首。其中包括巴巴多斯等加勒比岛屿、加纳等非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加拿大于1867年统一，澳大利亚于1901年统一，当时两国都制定了独立的宪法作为自治领（英帝国殖民地制度下一个特殊的国家体制），同时赋予英国王室“行政权力”。他们提名一名地方总督作为女王的代表，有权提起立法、（否决）法案和解散议会。尽管女王在这些领域没有“直接”的政治控制权，但可以将解释为持续存在的君主行政权力代表。类似的还有，正如加勒比社会学家泰·萨兰迪所言，大英帝国在一定程度上因“知识”的暴力而加强，传播了狭隘的价值观、文化和信息意识形态体系，形成了“全球文明模式”。例如，采用“天佑女王/国王”作为国歌或皇家国歌（仍在澳大利亚、牙买加、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图瓦卢和巴巴多斯等国使用），通过唤起君主的召唤，灌输英帝国的价值观并使其屈从于殖民权威。此外，政府间机构英联邦秘书处管理着英联邦，并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公民机构”：“对英联邦‘人民’负责的机构”。然而，它依赖于一种“社团主义模式”，即“公民机构”磋商由企业团体主导，诸如以促进政府和私人公司之间英联邦内部贸易和投资为职责的英联邦企业和投资委员会。

“英国王室企业”在国际贸易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利益。安德鲁王子曾在英国政府商业、创新和技能部担任国际贸易和投资特别代表。截止2011年任期结束，有以下一系列报道称安德鲁从贸易交易中获利。据称，他利用与哈萨克斯坦寡头肯格斯·拉基谢夫（Kenges Rakishev）的私人关系，促成了希腊和瑞士财团与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达8.85亿英镑的交易，并获得了400万英镑的佣金。2007年，他以高出要价300万英镑的价格将自己在伯克希尔的乡村庄园Sunninghill Park出售给哈萨克斯坦寡头铁木尔·库利巴耶夫(Timur Kulibayev)，并且据称他在2011年游说英国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顾资银行接受库利巴耶夫成为其客户。前外交部部长克里斯·布莱恩特声称，“很难看出安德鲁的行为符合谁的利益”。同样，一些王室成员对沙特阿拉伯等地的访问与BAE系统公司的武器销售时间重叠，这表明皇室成员被用来作为公司销售的经纪人。“公司”的全球化利益表明了它是如何遵循金融资本模式，跨境运营以（重新）产生财富和权力的。

本文对“英国君主制作为一种过时的制度，一个与时代错位的财富和权力组织形式，因此不重要”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为此，本文将君主制概念化为一个企业法人。文中描绘了今天君主制的样貌，以揭露其企业利益：剥削低薪工人、王室与其他机构之间的“旋转门”、模糊的王室财政、关系网络、滥用新殖民主义以及滥用政治特权等等。

它还描述了伴随君主制政治经济的道德经济。一方面，“英国王室企业”的财富被视为制度性和仪式性的权力。另一方面，这种财富的来源、机制和过程都处于不可见和难以理解的状态。我在其他地方形容怎样平衡这种（不）可见性是公司的“焦虑点”，这不仅通过“英国王室品牌”的创建，还通过各种组织材料。在这篇文章中，可见性被控制以避免审查，其中部分是通过道德经济学实现的，道德经济学将公司概念化为“物有所值”，或通过阶级服从的概念来剥削工人。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描述的关系并不广为人知。正是这种（不）可见的平衡促使我们对君主制进行情感投资，并影响了我们对极端不平等现象的道德态度。只有当君主制的浪漫化表现破裂时（比如，最近安德鲁王子在恋童癖罪犯杰弗里·爱泼斯坦对年轻女孩的性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辞去王室职务），“英国王室企业”的腐败和不平等才会暂时显现出来。事实上，哈里和梅根的离开（发生在本文完成后）象征着了“英国王室企业”近几十年来最震撼的变动，它的影响仍在媒体和政治文化中传播。

这一论点不仅与英国有关。正如我在帝国和英联邦历史方面所展示的那样，“英国王室企业”的国际相关性表明了其在再造不平等和特权方面的全球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使精英财富正常化，支持种族资本主义结构和（新）殖民剥削，包括经济（帝国时期被盗的货物）和文化（对英联邦国家的赞助访问）。同样，这项研究有助于研究其他全球君主国及其在当代资本主义结构中的作用或“旧”财富在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持续性。

本文在对阶级和不平等的分析中证明了包括君主制在内的重要性。虽然“精英”研究随着全球不平等的加剧而增加，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世袭和“旧”财富，或马克思主义对“统治阶级”的概念化。在今天的英国，财富的经济形式（金融资本）在社会形式的不平等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新”形式的资本如何支持合法的“旧”形式的权力？本文详细介绍了为什么批判性的君主制社会学如此及时：我们如何在忽视阶级权力这一关键制度的同时，理解当今的社会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