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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阵，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何骁勇善战的满洲武士，在入关后不到几十年，就迅速腐化了。

《红楼梦》描写的，其实就是满洲军功贵族堕落的过程。

第一代宁国公、荣国公都是上阵砍人的，到第三代，就弃武从文了，能考取功名还好，考不上就只能降级沿袭爵位，到了第四代，书也不读了，直接骄奢淫欲，不学无术，整个贾府，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差。

满洲人的腐化过程也差不多，第一代是能无双明军的武士，第二代就开始退化，到第三代开始玩弄诗词歌赋，很多旗人诗词比汉民都好。到第四代、第五代，旗人更加堕落，最后成了一群手无缚鸡之力、只会遛鸟的废人。大清灭亡时，过得最惨的就是曾经的旗人，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劳动技能。

乾隆就发现，很多八旗士兵连马都骑不了了，这才强调“骑射乃满洲根本”，初衷不是要清军放弃火器，而是希望八旗能学习祖先的勇武精神。乾隆时期，为了防止满人继续汉化，一方面倡导满洲旧俗，厉行节俭。另一方面也对汉文化进行打压。

但是乾隆折腾了几十年，也没什么大用，到晚清时，八旗已经完全不堪用了。太平天国之乱爆发时，八旗完全没有可用之兵，最终大清只能依靠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汉族军阀的地方部队。这种对军权的下放为今后大清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而且晚清史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满人往往比汉人更强调“华夷之辩”，那些最保守，最反对西化的大臣，往往不是汉臣，而是满臣。这与大清初期的开明，不拘一格形成鲜明对比。

明末清初时，迂腐的是明朝，而大清则是开明的一方。明朝有多迂腐，从几个事情就能看出来。

我们知道，明朝和蒙古是打了很多年仗的，尤其是俺答汗在位时更是兵临北京城下，最后怎么解决的，是明朝以封贡的名义开设了双边贸易，蒙古人能和汉地做贸易，自然不抢劫了。俺答汗也在名义上效忠明朝，以换取明朝的岁赏。

也就是说打了近百年，其实就是一个贸易问题，俺答汗根本没有入主中原的野心。那为什么明朝就不能和蒙古人谈判呢？

就是因为明朝是一个非常迂腐的朝代，近乎顽固的执行华夷之辩，谁提出要和蒙古人议和谁就成为众矢之的，而且明朝也不屑于了解蒙古人，对他们缺乏起码的尊重，这让明朝的外交极度缺乏弹性。

到崇祯年间，明朝内忧外患那么窘迫，都没人敢主动提出议和，崇祯在松锦之战后曾动过和议的念头，便推陈新甲试探，结果事情败露，陈直接在舆论压力下被下狱。

与明朝的迂腐相比，大清则不拘一格，为了拉拢蒙古，皇室之间可以搞联姻，用平等的姻亲关系巩固同盟。为了控制辽东，大清可以大量任用汉人，并吸纳辽东军功集团进入八旗，扩大力量。大清甚至能让李永芳做额驸，给吴三桂封王。

大清这些政策，明朝几乎都无法实行，比如明朝也一度想拉拢蒙古制衡后金，但明朝因为华夷之辩最多只能给岁赏，不可能联姻。在汉朝时，汉人王朝还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匈奴，结为亲家，到明朝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明朝对番将的任用也很僵化，番将始终不被信任，而且晋升瓶颈很大，一出事就把责任推到番将上。比如李如松出塞兵败身死，很多文官就把责任推到一同战死的副将李平胡身上，硬说他是奸细，为何？只因为他是蒙古人，大臣们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但到了晚清，大清顿时变得堪比明朝，也十分的迂腐、缺乏弹性。

晚清虽然不少汉人也是保守派，但是也能找出张之洞、郭嵩涛、徐继畲这样的开明派，而满人开明派屈指可数，奕䜣已经是天花板，当时奕䜣开设学习西洋学科的同文馆，本来想把宝贵的机会给予八旗子弟，结果八旗子弟没人愿意去，只能招了一群贫困汉人子弟学习洋务。

在与洋人的外交中，满清皇帝也显得十分迂腐，乾隆因为洋人拒绝双膝跪地而大不悦，从咸丰到同治，更因为跪拜礼的问题死活不见洋人的使者。到慈禧，更是偏执的相信洋人吃小孩，洋人亡我之心不死等谣言，最终酿成了大祸。

（庚子国变中，刚毅这样的八旗贵族起了极坏的作用）

就是对汉臣的任用，也有所退步，比如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对大清有再造之恩，也没能给曾国藩封王，到清末完全依赖汉人了还不愿意分权，最终在辛亥革命中被汉族军阀一同埋葬。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什么满洲人腐化得如此彻底，为什么明明不是汉人的他们，居然变得比汉人更迂腐、更贪图享受。

乾隆帝认为满人的腐化全是因为感染了汉人的奢靡生活，忘记了艰苦朴素的传统。乾隆这么说，要么是蠢要么是坏。

他说的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最重要的是，大清入关后立即学习了明朝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专制主义最忌讳的就是强势的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宁肯自己的基本盘变成废柴也不愿让他们拥有武力积极参政。

大清在入关前，实行的是八王议政，各个旗主都有投票权，皇太极和顺治皇位的产生都是妥协的产物。比如顺治，为啥他作为皇太极九子反而能成为皇帝？就是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

皇太弟多尔衮后面是两白旗，皇长子豪格后面是两黄旗，互不相让，最后多尔衮拉到了统领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形成了对豪格的优势，但是两黄旗的底线是必须是先帝的儿子继承皇位。最后多尔衮也退一步，改立九子福临做皇帝，这样自己和济尔哈朗都可以作为摄政王掌握大权，支持豪格的两黄旗也不至于太过不满。

（鳌拜按照入关前的标准并没有篡权）

入关后，顺治和康熙开始重用汉臣，借助汉臣的力量削弱满洲贵族，这才破坏了平衡，多尔衮和鳌拜在新的时代下都成了权臣逆臣，但实际上在八王议政时代，这俩人的行为并无不妥。

不是八旗贵族变了，而是满洲皇帝逐步汉化了，他已经不接受自己部落共主的旧身份，已经开始习惯中原皇帝的新身份。

康熙开始，君主专制逐步建立，满洲贵族的权力逐步削弱，到乾隆时，满洲贵族和汉臣一样，也只是皇帝的奴仆了，只是还有一些经济特权和优先提拔的优势。

可以说摧毁八旗“美德”，让满洲人腐化的不是汉人，而恰恰是满洲皇帝自己，他已经将这些拥有武力的人视为威胁，急于剥夺他们的权力。

这种故事，也不只大清有，大明朝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都出现过。

大明初期，朱元璋设计的制度是让藩王守边，藩王拥有领地和军权，那会的藩王都骁勇善战，和明末那群待宰的肥猪完全不一样。但是朱棣造反成功后，很快意识到藩王是个威胁。

朱棣为了维护皇权，剥夺了藩王的政治权力，但给予他们经济特权，他们不用出去工作，不能随便离开所在州县，拥有优厚的俸禄。他们成为了丧失自由但被精心豢养的吉祥物。

不是藩王们自愿堕落，而是皇帝就希望他们堕落，他们不堕落皇帝反而不放心。就跟当年萧何为了保全性命贪污一样，只有你自污，皇帝才会认为你没有野心，放你一马。

路易十四的法国也是如此，路易十三、十四时期最大的成就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权，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今后法国各地区，由国王任命的总督治理，他们都是流官，权力来自于国王的恩宠，不会违抗国王的命令。贵族在司法系统中的作用也被持续削弱。

失去权力的贵族都被国王集中在凡尔赛宫，为了弥补他们在政治上的损失，国王给予他们免税的经济特权，并发给他们优厚的俸禄。没有政治义务，只有经济特权让法国贵族迅速腐化。现代法餐的诞生，正是因为这一庞大宫廷群体的消费。

托克维尔提到，贵族权力的削弱也加速了封建庄园的解体，在法国大革命前，大部分的法国农民都是自耕农，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进一步降低了贵族和农民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中世纪时，农民之所以舍弃部分自由是为了换取贵族的保护，在遭遇外敌时贵族需要带领骑士上阵砍人，和平时，贵族也要承担司法职能，处理日常琐碎的民间纠纷。但到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已经丧失了以上所有职能。农民不再和贵族发生关系，而是直接和中央政府的官僚打交道。

托克维尔就对比过英法贵族的区别，他说英国贵族依然参与地方治理，并仍以参军为荣，他们受到民众的尊敬，而法国贵族因为不承担任何政治义务，只是单纯的消耗纳税人的税金而被法国民众厌恶。

在这个专制主义的新时代，衡量贵族忠诚的标准不再是军功，而是对国王的顺从程度，在中世纪，法国贵族将英勇杀敌当作荣誉，但到18世纪，却以伺候国王如厕为荣。

看完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腐化并不全是贵族阶层主动的选择，而含有相当的被迫成分。毕竟，虽然追求好生活是人的天性，但享受不意味着就一定要穷奢极欲、完全躺平，美国的企业家，不也是一边享受一边做事？英国的贵族不也是一边享受下午茶一边上阵杀敌？

贵族阶层或许会有一些人贪图享受，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做如此选择，总会有想要做事的人。比如明朝正德年间，离朱棣圈禁藩王已经快100年了，明代藩王中还有朱宸濠这种意图招募死士造反的人，到明末，还有隆武、永历这样想中兴的藩王。

可见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群体都不会缺少有野心、想做事的人，关键是你的制度是否允许。

贵族的腐化，与其说是他们自己堕落，比如说是皇帝希望他们堕落。明代藩王、清代八旗、法国贵族，皆是如此。回过头来，再看乾隆所谓的“恢复满洲旧俗”，便觉得十分可笑。

真正造成八旗腐化的，从不是汉人，而恰恰是乾隆他爷爷，他爹和他自己。率先抛弃满洲旧俗的不是八旗，恰恰是皇帝自己。乾隆的话，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是莫大的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