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前10大独角兽，为什么没有一家出自欧洲？
作者丨产业研究组
图源丨Midjourney
之前，我们分享了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全球独角兽榜单。有眼尖的网友注意到，前10大独角兽公司没有一家来自欧洲。
再看另外一家CB Insights的排名，也大致如此。
在CB Insights的这份榜单中。全球共有1229家独角兽公司，但来自欧洲的公司仅占174家，这一数字不到总数的15%；而在估值上，欧洲的独角兽公司总体估值不足5000亿美元，仅仅为10%。
如果独角兽不太行，那欧洲毕竟是老牌发达国家聚集地，大的科技公司总有不少吧？
我们找了一下上个月的全球科技公司市值排名。
前10名中也没有任何欧洲公司。
如果是在去年，ASML这家来自荷兰的光刻机制造商入榜了一段时间，但如果你从资本/技术的角度来讲，说ASML是一家美国公司，也没啥不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欧洲拥有高素质的人口、成熟的经济体系、大学教育先进，发达国家扎堆。
但为什么它在孕育科技公司、培育新兴独角兽公司等方面的能力并不强呢？
事实上，从互联网经济兴起开始，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就好像有点跟不上了，即便欧元区在很努力地创造数字经济/互联网科技的增长环境，但整体表现一直不佳。
这搞得欧洲人也常常问自己：
欧洲要如何创建自己的“硅谷”？
为什么欧洲很难有“硅谷”？
这篇文章我们综合了不少来自欧洲本土政客、学者、企业家、投资人的观点，我们相信，这些思考对我们有同等重要的思考价值。
截然不同的
两种基础设施
谈到硅谷时，很多人会相当加州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这两所重量级研究型大学无疑为硅谷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和人才储备。但欧洲也有众多一流的大学，生活质量更是难以匹敌，且哲学思辨的氛围更加浓厚。
欧洲没有硅谷，大学显然不是背锅的那个。
美国知名互联网专家Larry Downes分析——硅谷之所以是硅谷，是因为有两套跟其他地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基础设施。
首先是实体的、物理空间层面的。
斯坦福大学的进出主干道，叫Palm Drive(棕榈大道)，象征着从学术到商业的转换轴线，Palm Drive非常轻松自然地延伸至如谷歌、苹果和Facebook这样的技术巨头的企业总部。
这种便捷开放的布局促进了知识和人才的流动，加速了新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也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社区。
但更重要的，是，监管/政策/文化/价值观等等这些无形的基础设施。
咱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1）鼓励人才自由流动
在全球大多数地方，员工都会签署严厉的竞业禁止协议 Non-compete clauses。也就是说，你做为员工在公司任职期间，想出来的任何好想法都是公司的资产，属于公司，你创业不能用你的想法，而且就算员工跳槽，也不能立马跳到“同行”公司，这样就不可能把公司的“想法”与“资源”带走了，对公司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硅谷的游戏可不是这么玩儿的。
加州的法规规定：若一个人只掌握一种谋生手艺，那么他应有权利在该领域自由就业。也就是说，竞业禁止协议你可以签，但公司却没有办法用。
这背后的理念是，释放人才，让人才自由流动，从而推动创新和产业的发展。
2023 年 10 月 13 日签署了议会法案 (AB) 1076后，竞业禁止协议不仅没有用，而且还违法。
2011年有一场轰动性的官司——加州政府起诉了苹果、谷歌、英特尔和Adobe等四家公司，指控它们相互约定不挖对方员工，从而限制了员工的收入增长。官司历时三年，最终四家公司败诉，被法院判定支付高达3.24亿美元的赔偿金；四家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结果加州政府专治不服，把赔偿金涨到了4.15亿。
这样一来，公司更是不敢限制人才的流动了。硅谷也更大胆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叛逆”文化，让人才流动极为顺畅，大大地提高了这里的创新效率。
与人才自由流动相关的，是另外一个制度——自由雇佣Employment at will。
在硅谷，就业雇佣都是自由的行为，也就是“at will”，随意，全凭自己的意愿，这不仅对雇员、也是对雇主。
员工可以自由地更换工作，追求更好的职业机会，而公司也可以根据市场和技术发展的需要，快速调整其人力资源配置。这当然有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某些群体的利益；但你必须承认，这种设置对企业的初创、成长、变道特别友好——初创企业的发展迅猛，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它们能够快速、高效地扩大团队；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如果一家企业遇到困难或者转型需求，缩减规模同样也同样容易。
这样一来，工作变动频繁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人才不断在不同的公司之间跳槽，思想和人才的交叉传播授粉在这里几乎是家常便饭，而风险投资更是加速了人才和创意的流动。
而大家知道，人才和思想交流，是一个地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活力来源。
2）鼓励资本冒险
1978年，美国劳工部放宽了“审慎人规则”，彻底改变了风险投资的格局。
在这之前，养老基金等机构不能参与高风险的风投活动，但随着规则一放宽，来自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等机构的资金涌入初创公司，激活了硅谷的创新引擎，推动了一系列创新项目的诞生。
而这些基金与政府资助不同，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极高的效率，使得创新的速度快如闪电。
另外，税收政策也是影响风险投资的关键因素。
1978年至1981年间，美国联邦税法的修改大幅降低了资本利得税率，从高达49%降至20%。
也就是说，如果你投资赚了100块，以前交税就要交一半，现在只要交20%，相当于“政府发红包”让你投资，这极大的激励了市场的冒险行为，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风险投资领域，推动新技术的蓬勃发展。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利得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大致的负相关性。
而欧洲这边，去年11月，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1.6万亿美元资产的挪威全球养老基金（GPFG），曾经提出过一个动议：将5%的资产分配给私募股权投资，相当于约800亿美元（约5700亿人民币）。
刚刚批复下来了：不许投。
原因是私募会带来较高的管理费和绩效费，而且市场缺乏透明度风险太高，在投资前需在多个层面上达成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共识。
3）让创新公司走在法规之前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互联网还在早期发展阶段，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为推动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对互联网经济的宽松监管和税收优惠；
2，通过《通信法》中的第230条（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为互联网公司提供法律保护。
一方面，政策给互联网相关的企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包括减免销售税和企业所得税。如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互联网税收自由法案》（Internet Tax Freedom Act）就明确禁止对互联网接入服务以及电子商务活动的征收销售税。
另外一方面，政府对技术发展采取观望策略，避免过早介入可能阻碍技术创新和市场发展的监管措施。例如，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企业在产品发布和市场行为上不需要经过严格的预先审批，甚至一些“出格”的行为也不需要让企业承担过重的责任，而是让市场竞争决定哪些公司和技术能够成功。
之前说到的《通信法》中的第230条，就给到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免责的权利，给互联网公司管理平台内容的自由；这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的自由表达和信息的自由流通，是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在线服务能够迅速发展的法律基础。
不过欧洲的监管环境有些不一样。
还记得特斯拉的德国工厂吗？
这是最拖延的特斯拉工厂建设项目、经历了最多的抗议和监管审查，森林、刺猬、蝙蝠、蛇、蜥蜴都成为给特斯拉制造麻烦的理由。
柏林工厂耗时两年半才正式投产，比计划晚了长达8个月，而整个上海工厂的建设总耗时才11个月。
而最近，特斯拉在柏林附近的工厂因涉嫌纵火袭击而停产，传闻也是因为环保机构对特斯拉发泄不满。
所以，有人感慨道：欧洲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利于自由竞争和个人成功，自然也不适合诞生新兴独角兽。
欧洲缺乏统一大市场
尽管存在欧盟这样的政治和经济联盟，尽管有欧元作为欧元区的统一货币，欧洲各国在经济运作、法律法规、文化和语言上仍然差异巨大。
例如，一个广告活动在意大利可能大获成功，但在德国却可能不受欢迎，因为两国消费者的文化偏好和价值观存在差异。
而且欧洲很多国家人口规模都不大，对于这些国家的初创企业而言，一开始就需要考虑“全球化”。
欧洲的语言
以Spotify为例，这家瑞典音乐流媒体公司从一开始就被迫需要面向多个国家市场推出其服务，涉及多种语言和文化的适应，面对各种不同的法律和行政要求，以及满足不同国家的版权和用户习惯，更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利益分配总是在“扯皮”。
所以这种国际化策略虽然提高了其品牌的全球影响力，但无疑也增加了其运营的复杂性和成本，所谓一开局就是hard模式。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欧洲虽然在地理上紧密相连，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缺乏一个“统一大市场”。
而相比之下，美国是一个结结实实的“统一大市场”：语言相同，人口流动自由，市场环境宽松，资本市场发达，各种创新要素也可以自由流动自由汇聚，摩擦力很小；加上美国拥有超过三亿的人口，这些人的消费习惯以及消费规模都为企业提供了庞大的内需市场，各种产品与服务都有人愿意尝试，使美国有条件成为创新的理想实验场。
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会碰到格局类似的大卖场，其中品牌甚至都差不多
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中国虽然具有超大规模人口和经济活动，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超大规模市场。在很多地区，市场受到政府的不同程度控制和干预，因此市场的运作效率和资源配置受到影响，导致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市场的潜力。
刘志彪老师在一篇雄文中指出：“国内统一大市场指的是中国国内市场形成了规则统一、竞争充分、高度开放、运行有序的基本格局，具有规模巨大、结构完整、功能强大、机制灵活和环境优化等内在性质，可以依托它顺利地实现国内外经济循环和扩大再生产。”
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我们相信，更加统一的大市场将为科技企业提供了一个广阔、高效且支持创新的环境，使国内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中竞争得以生存和发展，还能在全球市场上展现强大的竞争力。
逐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平均寿命的提高，欧洲的老龄化问题正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挑战。
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 1 日，欧盟人口估计为 4.488 亿，其中超过五分之一 (21.3%) 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2023年1月1日，欧盟人口的中位年龄达到44.5岁。特别是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在欧盟中居高不下。
老龄化对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财政压力愈发显著——蛋糕就这么大，当更多的财政支出放在养老、医疗上，更少的钱就会分给教育、科技、研发、创新。
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是复杂且微妙的。
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风险承受能力降低，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尝试新事物。
就如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开玩笑说到的科技三定律：
1）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
2）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
3）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
所以一个更“老”的社会对“颠覆性”的新技术和变革持更为保守的态度，而这自然也会减缓社会的创新步伐。
面对独角兽的稀缺和全球科技公司排名的缺席，欧洲需要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是，欧洲有强大的教育体系、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高质量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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