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从《诗》走入日常生活，抵抗随波逐流

导演许鞍华在过去40年间，拍摄了《女人四十》、《桃姐》、《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等近30部剧情片，拿下多次香港金像奖与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并获颁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她执导的大片剧组往往超过200人，但这次却筹组了只有5人的团队，为了一个她热爱且等待多年的题材，完成了入围第6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诗》。

出品的这一年，她76岁，《诗》让她回想孩提时代，父亲、爷爷教她读诗的片刻，以及中学大学阶段读诗的感受。在《诗》里，她跟着香港当代诗人探索诗的本质，透过镜头凝视香港的一景一物；她也把人们对诗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幻想回归现实，纪录片里诗人就如所有凡人，他们是剪鼻毛、打蟑螂、上茶餐厅饮咖啡、缝补穿了20年的破裤子、为了微薄酬劳在学校教课的诗者。

接受《报导者》专访时，许鞍华坦率谈起她文学之路的源头、谈年过70的人在生活上的斟酌，以及在创作时如何避免视觉上的污染。人生至此，诗早已不仅是诗。诗是生活，是抵抗，更是电影语言的探索。

许鞍华从小热爱文学，大学期间也主修文学，然而尽管在超过40年的拍片生涯中，已拍摄过《倾城之恋》等多部小说改编电影，以及《黄金时代》等作家题材电影，唯独对她最爱的诗却迟迟不曾出手。毕竟诗这个文学类型难度既高又极为小众，光是想到筹资拍摄就是天方夜谭。

2021年，当COVID-19疫情让影坛各种拍摄计划纷纷停摆或延期，许鞍华却默默开始了这项小小的拍摄工作，而交出了以诗和香港诗人为主题的纪录片《诗》。

许鞍华采访了淮远、饮江、邓阿蓝、马若等香港诗人，谈他们心目中的「诗」是什么，把已逝的诗人西西生前的声音与身影收录进来，并分别前往深圳与台湾，采访已从香港移居外地的黄灿然和廖伟棠。《诗》揭开了香港过去曾被贴上的文化沙漠标签，让观众惊觉原来香港有这么多优秀的诗人，写出这么多动人的诗。

香港地小人稠的城市生活型态，让香港当代本土诗发展出浓厚的城市性格。香港诗人常以城市中的日常饮食与街巷空间等现实生活元素入诗，洞察人情故事并抒发言外之意。就如片中西西所说的：「我不懂得写乡下，也不懂得写天堂，又不懂得写地狱，那就写我的城市吧。」

近年香港经历各种层面的剧烈变动，诗能做些什么？在片中，诗人透过消失变幻中的各种城市景观感时伤怀。马若说：「写山水未必跟山水有关，写政治未必跟政治有关。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能跟那件事是无关的，只是我用山水来寄托自己的心。」又如淮远在片中诵读的〈天堂无雾──悼戴天〉：「你站在九龙看不见香港／五十三年后我站在香港／看不见香港」，短短一句便已道尽不忍细究的复杂心情。

过去许多人对于诗人的想象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但《诗》中受访的香港诗人们剪鼻毛、打蟑螂、上茶餐厅饮咖啡、缝补穿了20年的破裤子、为了微薄的酬劳在学校教课，努力赚钱养家餬口。他们的诗作也同样从这些真实生活的土壤中长出，诗中有香港的烧鹅、柠檬茶、通宵的小杂货店，还有天后地铁站和北角渡海码头。

许鞍华尽管如此爱诗，然而在她年轻时期的想象里，所谓的诗人，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纪录片《诗》里，许鞍华（左）与廖伟棠（右）在台北艺术大学与校内知名的牛群相见欢。（剧照提供／佳映娱乐）

许鞍华的文学之路，从她还没上小学时就已启程。当时爷爷和爸爸教她读古诗词，她还记得第一首诗是李白「床前明月光」（〈静夜思〉），爷爷说一句，她就念一句，就这样口把口地，一首一首地学。当时她才3岁，学了好多诗也不知什么意思：「爷爷说，低头思故乡，我还以为是师姑，在广东话是个尼姑，我还自己乱想是什么东西。」

上小学后她已开始喜欢看书，姑姑家有一大堆旧的香港儿童画报《儿童乐园》，她可以坐在凳子上看很久。五、六年级时她开始迷武侠小说，因为爸爸是金庸迷，女儿跟着爸爸一起迷，六年级时她考第一，要求爸爸买给她的奖品就是一套金庸小说。

她的阅读版图很快地跨入英文书的世界，因为小六的老师规定她们每天至少得看半小时书，她就在学校图书馆借了《小妇人》等名著，而初中她读了英国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后，又跟着读毛姆所提出的世界十大名著，包括《白鲸记》、《咆哮山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等，每周从图书馆至少借两本书，全都看完。早在进入大学主修文学之前，她的文学阅读量已相当惊人。「因为书里的现实比我平常的现实，还要吸引我。」

中学她开始喜欢18、19世纪的浪漫诗，尤其是济慈（John Keats），接着又看五四的徐志摩、冰心等新月派诗人。许鞍华说：「这一派的诗人，其实都很像英国19世纪诗人的，都是讲那些美景啊、月光啊，所以我们脑子里头一直就是有这些印象，诗人都是长头发、喝酒，然后吐血，身体不好、早死，林黛玉那种感觉。」

当时她虽迷恋18、19世纪英国诗，却觉得诗是跟自己生活比较抽离的，因为都是跟大自然或爱情有关，虽然让人心生向往，却跟当下生活无关。

「可是你后来才慢慢地觉得，很多诗就是说你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生老病死啊，他们都写得很好。好多东西是你自己不懂表达的，你看诗就表达得到。」

但当时她毕竟青春年华，难免喜爱吟风弄月之作。她中学时有位外国女老师狠狠地骂说：「你们不要学这些浪漫诗人，他们太早死了，没事做就走去外头看月亮，应该好好地生活、吃饭睡觉。」虽然仍莫名向往长发文人那种浪漫生活，但老师的话她记住了。

如今纪录片《诗》中的诗人与诗，宛如紧贴着香港日常生活，就是从当年老师的那句当头棒喝埋下的种子。

「我是有点刻意地，想让人家看了不要觉得诗是一种那么抒情、虚无飘渺跟不贴我们生活的东西。我觉得像黄灿然跟廖伟棠他们就是诗人，可是他们是没有放弃生活，也不打算早死的，他们能融进现在的社会。比如廖伟棠很懂音乐、摄影、电影啊，他们是切切实实有家有小又负起责任，不是像太宰治每天想着要自杀，然后跟女朋友约一起自杀，最后还成功了。我理性上比较喜欢诗人还是社会的一分子，虽然他们是不接受很多社会的规律的。」

黄灿然年轻时来港，在《大公报》任职近25年担任国际新闻翻译维生，他是重要的翻译家，也出版《奇迹集》等诗集。在《诗》中，他自嘲因为香港物价过高而反向地「经济流亡」去到深圳的乡村。而在香港、北京居住过多年的廖伟棠，近年与妻小一同移居台湾，在台北艺术大学任教，接各种专栏和评审工作补贴家用。他们为生活奔波，但仍持续写诗，入世成为社会一分子。

诗在这样的变动与俗世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廖伟棠在《诗》中说：「诗在一个人最无助，最失败，或最孤独时才真正发挥作用。」

许鞍华也曾说，她在最低潮时被诗拯救，将诗视为护身符。但她对于这个说法有点不好意思地直言：「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我只是提一提。我很失落的时候，我去找冰淇淋吃、炸鸡或者薯条！不是读诗啊！就是认真地说有时候会翻啊，可是不是老是拿当它当药这样的。」

许鞍华受访时，不忘随时以手机为一同工作的人拍照留念。（摄影／林彦廷）

许鞍华拍摄的诗人都认真过着日常生活，确实做到当年那位外国女老师所说的「好好地生活、吃饭睡觉」。但她却是在从心所欲的70岁后，才在创作外开始认真学习过生活：

「我真的是不太尊重生活的，我现在才在学啊。有点晚，可是想试试看。」

15年前她因母亲年迈，请了保母帮忙煮饭洗衣等家务。前年母亲过世，保母她没再续约，心想不如自己学学家务。「结果她走了，哇！我很惨！」房子为何再怎么清洁还是很脏？衣服和碗该立刻洗，还是累积到多少再一起洗？她毫无头绪，曾为此困扰不已。

她过去不是忙着拍片就是照顾母亲，这几年终于难得赋闲在家，才开始想生活的事：「因为我现在要吃的比较健康，吃的东西要小心选，又要好吃。你知道我老是晚上躺在床上想什么？我是在想，现在健康，又还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她努力想到了味噌汤、米粉、海草等堪称健康的食物，但她真正的最爱是最不健康的甜品。于是她又躺在床上想，苹果派、冰淇淋、芝麻糊，随便想到什么都很爱吃，只好想出了讨价还价法：固体的像是皮蛋酥这些不吃，液体的像是芝麻糊、红豆沙都吃，这样至少减了一半。来台湾原本最爱豆浆油条，现在油条不敢吃，「可是可以一个礼拜吃一趟这样。」

她的减法生活，在日常饮食和导演工作中同步上演。

拍了多年的大片，这次在疫情期间拍了纪录片《诗》，以仅5人的剧组机动完成拍摄，对这次自由随兴的经验高兴不已。过去多年她经历多次几百人剧组的合拍大片，最受不了的就是分工太细互推工作，加上沟通层层迭迭旷日废时缺乏效率。「譬如我叫副导演做这件事，他叫制片，制片又叫他的助理，但是助理又叫他的助理，他的助理回来就找那个副导演的助理，那个副导演的助理，又找回那个副导。」她气到在现场破口大骂，连以她为主题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里都曾拍到这些真情时刻。

纪录片《诗》里，马若（右）与许鞍华分享也斯寄来的明信片。（剧照提供／佳映娱乐）

后来她在疫情期间起心动念想拍《诗》，其实不是为了记录香港当代诗坛这种目的，而是因为黄灿然的一首诗作〈恋爱中的女人〉中的画面感跟戏剧性，让她想要尝试以电影语言呈现：

如果你也在凌晨走路回家， 在黑暗中看见不远处一个女人走来， 低着头，看上去疲乏、困倦、憔悴， 你会以为她是个夜归的服务业女工， 说不定是个按摩女郎或酒吧侍应， 家里有一群弟妹靠她赚钱交学费；你跟她擦身而过时，瞥了她一下， 感到她心灰意冷，脸神沮丧；但你错了， 我刚看见她从一辆的士下来， 一个男青年跟着下来，拥抱她，吻她， 然后又坐进同一辆的士；她目送他离去， 然后转身，她家可能就在附近。她的背景，疲乏、困倦、憔悴， 那是她在恋爱中的缘故，幸福 正大幅消耗她的能量，她体态纤弱， 那是一种随时倒在恋人怀中的纤弱， 一阵风就会吹走她，夜色再暗些 就会溶掉她。我看见你跟她擦身而过， 向我走来，我们互相瞥了一眼， 你大概会说，瞧这男人精神奕奕， 好像很幸福，而不知道我这热情 只是她的幸福的余温。

许鞍华说，有很多诗为什么感觉那么动人呢？就是因为短短篇幅里视角跟时空不停地在流转交替，就像这首〈恋爱中的女人〉。又如黄灿然的另一首〈水池边〉，描述在一个婚礼上，一名男子带亲戚的小孩在酒店门口的水池玩，然后男子就突然说，这孩子很快就会长大，将童年的自己和他都遗忘在水池边。许鞍华说这个平凡的情境，因为时空的并列，就变成了一个诗。

她原本想以这些诗作多拍几组影像化的尝试，可是〈恋爱中的女人〉后来拍了却失败收场，因为不同视角的悬疑性再加上诗人旁白读诗，影像和声音在时序搭配上怎样都不对，最后整段剪掉了。然而实验尚未成功，从这个切入点却衍生出了一整部香港当代诗的纪录片。

许鞍华在片中试图将诗里的故事和意境影像化，让观众以另一种亲近且具体的方式走入诗中。在〈俯瞰〉中，我们看见黄灿然在深夜里搭上巴士，从巴士上层俯瞰平日走过的街道：「变得空旷的铜锣湾／寂寞的维园／我看见我一个人背着背囊拿着雨伞的身影」。借景抒情是文学的基本手法，但当电影以影像呈现诗，文字与画面不工整的搭配有时却更可呈现意在言外。

而在〈大角咀寻春田花花幼儿园不遇〉中，取自《麦兜故事》的「春田花花幼儿园」当然在现实街头并不存在，但当镜头经过骑楼下的纸扎店、银楼、药材行，瞥见香港逐渐消失中的霓虹招牌，廖伟棠以粤语朗诵的诗句，更传达出沉静却迫人的力量：

步步花花，亩亩春田， 一江好梦全无恙。它不是另一个， 而就是这一个香港了。

许鞍华今年76岁，许多同龄电影同业都已退休，她却对拍片仍有热情。她说：「我估计我是对那个电影艺术、电影语言其实真的特别有兴趣，像《诗》也是一开始想到了这个电影语言来拍诗，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我对这个有兴趣，这个是核心的问题，所以就去拍了。不是因为黄灿然也不是因为谁或者是我自己，我只是真的很有兴趣，可是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拍了才知道的。」

对于电影创作，许鞍华依然保有旺盛的热情与清晰的视野。（摄影／林彦廷）

若是以「电影语言」作为核心的探索，这次以纪录片形式拍摄《诗》，她的发现是什么？

「我的发现是，其实非常明显的，一个电影是有它的语言跟它的性格的。就是譬如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你看戏看多了，你电影里头的语言就变成了一个套路。」她说这次跟一位很认真的30多岁年轻摄影师合作，「他很努力，拍的东西也很多很好，可是我们老谈不到一起，因为大家那个电影教育根底不一样。后来我们试来试去，其实我就要求他，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比较好的纪录片，尤其是港台的，你是千万别学。你比他差都可以，可是你不要拿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what to expect（会看到什么）。我唯一给他的建议就是不要弄得太工整。」

许鞍华说，我们常对我们无形中所受的视觉教育是不在意的，往往不知道是在模仿，还以为是自己的东西。她举例多年前拍《天水围的夜与雾》，有个朋友看了后说：「哎呀，怎么那个小孩她的表演那么TVB啊？然后那个老邻居他怎么那么粤语片啊？」她心想怎么自己都没注意到这些问题，但后来她想，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语言跟动作，都会不自觉地模仿一些常看的电视戏剧之类，到头来谁先模仿谁都很难说清。

但身为一个影像创作者，许鞍华很强调创作意识：

「你至少要知道其实这个是一个模仿。你不能不知道。很多人就不知道，以为这就行了，其实他们拍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他们好好地从头想的。不只是故事，还有电影的语言。」

《诗》中的廖伟棠在一场讨论波兰诗人辛波丝卡（Wisława Szymborska）的讲座中讨论「在诗里面抵抗，或者用诗去抵抗」的可能。而对许鞍华来说，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抵抗，其实比她不在行的日常生活更加迫近眼前：

「你在社会上生存，其实每天都在抵抗啊。你每天都在抵抗像我说的那个视觉上的混乱跟污染。你在拍戏的时候，你不能就随波逐流啊，就是人家怎么办，你就怎么拍，赶时髦这样子，这应该不是一个专注拍戏的人要求的东西吧。」

她说工作上很多时候难免必须服务老板和业主，可是若要拍一个自己的东西，当然就需要有这样的小小抵抗：「这些无形的压力一直都有，尤其是对于搞创作的人，譬如像出名的诱惑，你如果常常都受到人的注意，人家若有一天不理你，那很难受啊。你就不自觉地老是希望保持那种知名度和人家的注意力，那你也要抵抗啊，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没有的。这最好是你死了以后才没有，可是有时候你没死，有一大段时间，你在养老院里也没人理你。」

对自己作品的这些要求和检视，许鞍华向来比任何外人看得都清楚。

《诗》推出后许多人表示喜爱，甚至誉为许鞍华最好的作品，她说：「我不是很意外，因为它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因为好多话都说了、能说出来。但以前拍的戏，有时候有些地方是觉得有点问题，可是就还是过了。」因为这次没有想要掌握，就跟着受访诗人所说的走，反而被诗和诗人说出了她心中真正想说的。

黄灿然在《诗》中说：「诗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神秘，你不能虚荣，你一虚荣的话，它就没有了。」对于拍完《诗》之后的许鞍华来说，其实电影也是。

公众号编辑：奥伊米亚康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