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死回国任教，报国无门出逃

1950年的一个夜晚，一男一女怀抱着一个四岁的孩子，步履匆匆地穿过了罗湖桥。桥的另一端，有人殷切期盼着他们的到来。当男人踏入港岛的那一刻，他回首长叹，那叹息中充满了不舍、委屈，以及终于抵达彼岸的释然。

在那个寂静的夜晚，中国失去了一位遗传学界的泰斗，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也遭受了重创。回溯几年，这个男人曾在枪林弹雨中，携新婚妻子从港岛逃回内地，而那条逃亡之路，同样是这座罗湖桥……

1941年，一艘从美国驶往上海的邮轮在临近上海时，得知城市已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只得改变航向，最终在港岛靠岸。邮轮上，有一位刚刚获得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才俊，他就是李景均。

1912年，李景均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自幼接受教会学校的优质教育。1937年，他远赴美国深造，恰逢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四年后，日军的侵略使得大半个中国生灵涂炭，国家风雨飘摇。

在这危急时刻，李景均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作为康奈尔大学的博士，他本可以轻松在美国找到教职，安心从事学术研究。然而，他心系苦难中的祖国，决心带着新婚的美籍华人妻子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用所学报效国家。

回国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乱世之中，每一步都可谓九死一生。邮轮在港岛靠岸后，李景均原以为这块英国殖民地能暂时提供庇护，不料日军偷袭珍珠港后，顺势进兵港岛，英军败退，港岛随之沦陷。李景均和妻子被困港岛长达两个月，现金耗尽，支票无处兑现，每日在饥饿与惊恐中挣扎。幸得一位老朋友的及时援手，他们才得以脱离困境，否则恐怕早已命丧。

在朋友的帮助下，李景均夫妇巧妙地绕过了日军的封锁，历经38天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桂林，在哥哥家中暂时安顿下来。

02

回国的路并非坦途。

1942年，李景均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然而，就在妻子分娩后的几个小时，为躲避日军的轰炸，他不得不带着虚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躲进防空洞中。第二年，当他带着孩子坐火车前往重庆探亲时，孩子不幸在旅途中染上了痢疾，最终在他的怀抱中离世。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这国家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个人的遭遇显得微不足道。李景均虽心如刀绞，但仍怀揣着赶走侵略者、在和平环境下献身学术的期望。

1946年，李景均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在此期间，他倾注心血撰写了《群体遗传学导论》，这本著作不仅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在苏联和美国相继出版，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本群体遗传学的大学教科书，近半个世纪来一直是该领域的权威之作。当外国专家得知这本书出自一位中国学者之手时，无不感到震惊。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遗传学这一学科尚未得到广泛认知，李景均的卓越贡献也鲜为人知。

1949年，北大、清华、华被大学的农学系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这本应是李景均大展宏图的舞台。但当时掌管学校的乐天宇校长兼书记，深受苏联学术思想影响，在遗传学领域，他推崇苏联科学家的“米丘林学说”，并将其视为不容置疑的真理。

“米丘林学说”主张，遗传并非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物种为适应环境所做的自我进化。例如，长颈鹿为了吃到高处的叶子，不断伸长脖子，从而使其后代也拥有更长的脖子。然而，这种学说在学术界早已备受质疑，德国科学家魏斯曾通过实验证实其谬误。他切断雌、雄老鼠的尾巴后让其交配，结果后代仍然长有尾巴。这一实验重复了多次，直至第二十一代，结果依然如此。现代分子遗传学更是明确指出，生物的性状功能无论是否常用，都不会被编码到染色体中，导致变异或进化。这种观念只存在于科幻故事中。

但当时的中国学界深受苏联影响，乐天宇校长对李景均持不同意见的做法极为不满，竟将他的课程全部撤下，并指责其学说是“伪科学”。乐天宇声称：“李景均是在反动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人，从未接触过'进步'思想，因此无法理解苏联科学的新概念。”面对这样的打压，李景均愤然反驳，以事实为依据，逐条批驳乐天宇的观点。然而，乐天宇在学术上无法与李景均抗衡，便转而进行人身攻击，将学术争议上升为郑智问题，甚至诬蔑李景均反对苏联科学就是反对共和国。更无端猜测，李景均的妻子是美籍华人，她曾多次前往美国大使馆，暗指其有不轨之举。

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无所用，逼上梁山”。1950年，虽然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尚未有任何风声，但李景均已心生去意。他深知，若要继续留在国内，就必须屈服于苏联的学说，这是他无法做到的。而且，将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和诬蔑，这种环境让他无法容忍。

那时候，出国对于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冒险，一旦被发现，就可能被视为叛徒，遭受严厉的惩罚。李景均深知这一点，为了营造出一家人只是短暂外出的假象，他精心策划了一番。他给乐天宇校长写了请假信，信上写道：“因身体欠佳，需请假数月，期间请勿发放薪资。”同时，他还特意将家中的米缸加满了米，以显示他们并非长久离家。

几经周折到达美国之后，李景均终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找到了教授的工作，并加入了美国国籍。他的才华与努力得到了广泛认可。

1960年，他更是被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主席。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他被誉为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创始人，并受到诺贝尔奖得主马勒的高度评价，被誉为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曾经的“伪科学”在美国竟成了学术界的“真大师”。

随着90年代的到来，回国探亲的热潮悄然兴起。有人问及李景均是否想过回去看看，他总是一笑置之，轻轻摇头。从当年匆匆走过罗湖桥的那一刻起，他便下定决心此生不再踏入内地。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遗憾，或许只能深藏在他心底的某个角落，成为他人生旅程中一段无法言说的回忆。

李景均的出走，曾是中国科学界一场不小的震动。当时，众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新中国正迎来充满希望的未来，为何却留不住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

确实，在195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尚未尝到政治运动的苦涩。那时，只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然而，李景均却拥有更为深邃和宽广的视野。他目睹了苏联遗传学家瓦维诺夫的悲惨遭遇，预见到了学术自由受到威胁的可能。

瓦维诺夫，这位曾担任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杰出学者，因反对“米丘林学说”而遭到指控，仅凭他曾在英国留学的经历作为证据，被诬陷为英国间谍，最终被捕入狱，因营养不良在狱中离世。李景均在瓦维诺夫诞辰100周年之际，特地发文纪念，深切缅怀这位遭受不公待遇的同行。

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李景均的远见。知识分子在接连不断的运动中饱受屈辱，许多人的才华和抱负被埋没。那位曾逼迫李景均离开的乐天宇校长，也未能幸免，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身患佝偻病后才得以返回城市。

更为关键的是，李景均坚守着学术的尊严，不愿屈服于任何形式的“淫威”。他目睹了学术界的乱象：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标尺，谁官大谁就有话语权；不同意见者受到打压，甚至被逐出体制；而那些妥协迎合、阿谀奉承者却得到重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术界充满了造假作弊、浮夸务虚的风气，真正的学术精神被践踏得面目全非。

这种氛围下，出现“放卫星”、各种“造假门”等荒诞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事件不仅是对学术的亵渎，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悲哀。

我们多么希望中国能涌现出更多像李景均这样的学者，他们坚守学术的尊严和科学的底线，不畏强权，勇于挑战。即使被排挤出体制内，他们也能在新的舞台上发挥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的进步和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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