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下的深圳东门直播街：“直播是穷人翻身的唯一出路了。”

如今来到东门，比地标性的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更快映入眼帘的，是几乎每隔两米就站着一位的主播们。

下午3点，步行街熙来攘往的人群汇集成一条流动的河，男男女女的主播也在此刻倾巢而出。他们或是背着大包或是推着拉杆箱——里面全是直播的设备，补光灯、声卡、音响、话筒、容量2.5升的保温壶、25.5w毫安的充电宝，还有缠作一团的几十根数据线和两三台手机。

十几个直播支架直接架在解放西广场中央，插上声卡，调试好话筒，低音炮响起，直播正式开始。

就像进入了一场亢奋的露天秀场，遍地都是景观：你能看到有人穿着皇帝的服装，举着长长的自拍杆，边舞边唱；也会遇见穿着清凉、化着浓妆的年轻女孩儿，大幅度地扭臀摆胯；蹦迪版的抖音神曲《科目三》响起，年轻小伙全身的关节像打了油一样顺滑，甩动手臂疯狂旋转。

在镜头前，他们拿出十八般才艺，只为博得榜一大哥一笑。

“家人们点点关注。”

“先小心心占榜好不好，哥哥们赞赞走一走，赞赞走一走。”

主播们机枪似的一串串欢迎语，此起彼伏。

这里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表演风格。卖唱的、扭腚的，扮小丑的、变魔术的。一位中年男主播，身材微胖，不高，穿着花衬衫、花裤子，乍看上去，过于普通，不太可能让人多看一眼。但怕什么？这可是在东门。他把音响打开，举过头顶，对着手机屏幕喊麦，旁若无人地起舞：摆头、弹腿、扭臂，动作之野像要崩裂肌肤。

在街头直播，几乎所有主播都会将自己的账号打印出来，挂在直播架上，用于线上涨粉。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艺名，你会看到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东门屌炸天天王”“深圳皇帝”“天王巨星”“吕布杰克逊”，一位主播在主页上写：年少读书不努力，长大深圳杠竹竿（注：直播竿）；另一位主播把野心打在直播公屏上：梦想1000万粉丝！

这里是户外直播网红们的主战场，也是流量最高的一条街。网络流量转换成了真实世界乌泱泱的游客，人们顺着网红直播打卡地的线索摸到这里，一睹东门老街上的“奇观”。

放眼望去，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不用怀疑，那中间必定有一个正在跳舞的女主播。

27岁的阿梓长相甜美，长发披肩，为了跳舞方便，她衣着紧身短裙，展现出窈窕的身材。抖音上她的粉丝总数过百万，是东门小有名气的网红。下午三点，是她固定的开播时间。直播刚开始，她就被人群团团围住。

“家人们，注意安全”她用嗲嗲的音调回应现场的人群，又对着镜头缓缓摆动身体。在阿梓的身旁，站着她的弟弟，也是她的摄影师。他用云台运转手机，紧盯着屏幕，关注着直播间里的动向。五分钟后，直播间的在线观众数量就突破了一千。

“安全带系好了么？准备出发！”热舞开始，她跳起招牌舞蹈《恶龙咆哮》。整条街都成了她的秀场，一边走一边跳，她走到哪，人群就呼呼地跟到哪。屏幕里，粉丝们列队入场，屏幕外，几十部手机正对着她拍照，围观的人群中，不只有凑热闹的看客，还有许多“扫街主播”，如果镜头捕捉到她，直播间的人数会增加三倍多。

流量，是主播们聚集在东门的理由。

曾学过几年舞蹈的爆爆，是国内最早做“走播”的网红之一。所谓走播是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就是在户外不停地边走边跳。2023年8月她在东门直播，无意中发现流量很可观——过去，她积累了七八十万的粉丝量，来东门的某一天，突然创下21万人在线，粉丝量涨到了120多万。

阿梓清楚的记得直播的第一天，那是2023年11月，她下了飞机，感到天气太热了，先是回酒店换了套衣服，紧接着拿上手机支架，来到麦当劳门口的广场上，开启直播。整条街上只有3个人做直播。直播没一会儿，她就被一群游客围观，驻足、拍照。此前她在其他城市做直播，从来没有引起这么大面积的围观，她被这样的场面所吓到。

真实世界里的观众就像是“背景墙”，引爆了全网的游客。越来越多的户外主播闻风而动。2023年年底，千万粉丝级别的网红冯提莫到东门，一场直播险些造成拥堵事故；甚至明星都在这里播，晚上你总能看到卖力唱歌跳舞的男子刘洲成，搜索引擎上对他的介绍是：中国男歌手、来自曾经的偶像组合“至上励合”。

抱团直播也是为了流量。有主播曾尝试在户外积攒粉丝后转回室内，结果流量一落千丈，只得选择继续在东门播。更神奇的是，在东门的主播越多流量越好。“只要刷到一个在这里播的，你接下来会刷到这一片的（所有主播）。”阿梓说。

或许只有深圳这座城市才能孕育出这样的露天秀场。一位主播提到在其他城市做直播时，总会迎来旁人奇观的眼光，但深圳不同，“路人真的会带着欣赏的眼光看你。”适宜的气候也是吸引主播来的原因，进入10月份，北方冬天的户外早就待不了人了，但深圳户外直播跳着舞还能穿短袖。

它的兴起也受益于当地政府的包容。你可以给喜欢的主播投屏到大屏幕，可以用传统方式卖艺乞讨，也可以摆地摊赚钱。

傍晚7点，东门步行街的氛围达到顶峰，补光灯打亮，音响震动强烈。有人手里拿着烤串，更多人举起手机。此时的广场聚集了超过千人。围观的人越多，主播唱歌的声音就越大。我在人群中穿梭，突然被一个陌生人搭讪：“你也是专程过来看直播的？”他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挑起眉，表情自豪地说，“让你大开眼界了吧，看看这阵势！”

在主播的人群里走一圈，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长相普通、设备简陋，和围观的普通游客并无二致。

38岁的田杰总是穿着同一套服装出现，上身是深红色的衬衫，下半身是金黄的裤子，黄色鞋子的顶端翘起。比起行头，更让人在意的，还是那张脸。灰色的斑纹如此之大，布满整个脸部，看着有些骇人。直播时他从不开美颜，有观众攻击他的面部，对此他表现得无所谓。

“我是残疾人，你晓得吧”，听说我的采访意图后，他露出苦哈哈地笑容，伸出手给我看。那双手，五个指头的关节肿突出，骨头也变形了，指缝歪歪斜斜的。

除了脸部，不规则的斑纹遍布他的全身，肚子上，背上，腿上，他自诉那是大火烧伤后留下的痕迹。

这天晚上7点，他关停直播间，连续播了三个小时，衣服都湿透了。收拾好设备，他要暂时回自己的出租屋休息。来东门两个月，他已经搬了三回住处。

起初，为了省钱他住在关外，坐地铁单程要一个半小时，这使得他晚上无法直播，稍不留意就会错过最后一班地铁。年后，他下定决心搬到东门附近，走路十几分钟，房租一个月1800元。那仅能称之为一个睡觉的地方，摆放着一张高低铺，一张桌子。

为了赚回房租，他只有拼命直播，下午3点到7点，第二场直播从晚上9点开始，有时会持续到凌晨。休息间隙，他向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来自湘西农村，4岁的时候，外婆家发生了火灾，火引爆了酒精瓶，他全身80%的面积被烧伤。这场事故中，同时受难的还有他两岁的妹妹。田杰说，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只能选择救一个人。他在医院躺了三年，妹妹在家里挨痛。“我妹妹真的很可怜”，他不忍再说下去。

命运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妹妹被火烧成像得了侏儒症一样，长不大，智力也不行，没能活过18岁。侥幸活着的人也饱受苦难，他的人生看不到太多可能性，高中毕业后只能外出打工。他当过农民工，开过摩的，修过手机。

枯燥的生活里，只剩下唱歌。他把手机里的音乐打开，跟着旋律放声大唱。音乐给了他慰藉，他说，生活有多苦，他就唱得有多开心，把愤懑全吼出来，尽情地发泄。从此，他找到了新的道路——在城市的各个街道口，靠卖唱赚钱。

唱歌全靠自学，他爱唱一些被命运捉弄，仍然奋斗不息的歌，又或者是带着行走江湖气质的歌。比如《我们不一样》《只要你还需要我》，这些歌词带着某种注脚，和他融为一体。

后来线下卖艺不被允许，也被人赶过，他把唱歌放到了线上。他是最早做直播的那一批人，2021年就开始了。起初做直播他没有任何经验，只会独自对着镜头呆呆地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歌，在线观众人数从未突破过百位数。后来他慢慢摸索，学着和网友聊天，不直播时也会拍摄短视频，打造自己的“人设”——一个在底层摸爬滚打，不向命运低头的主播。

在东门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故事。24岁的安妮做主播已经三年。做直播之前，她独自一人在县城老家摆流动摊位，卖一块钱一串的香肠。早出晚归，一天的营业额也不过几十元。偶然地，她把自己摆摊的日常发在抖音上，引起了MCN公司的关注，她就这样走上了直播。

开始时她只在室内直播，聊天，偶尔也跳跳舞。做聊天主播，她不懂怎么活跃气氛，只能硬找话题聊。除了直播就是睡觉，没有社交，长期下来，她感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甚至有几次自残的行为。

一年前，她强迫自己走出来，成为一名“尬舞主播”。所谓尬舞就是随着音乐的旋律，发挥自己的个性，跳出不同的动作。跳舞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又活了。

每天长达几个小时激烈的跳舞，使她的腿部经常要忍受剧痛，去年严重的时候，两条腿发颤，脚踝处肿得老高，关节处有积液，无法行走。她休息了一个月，感觉好一点了，又开始猛跳。

她需要钱。2022年，安妮的父亲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2023年病情又再度复发，请护工照顾了几个月才慢慢好转。她的母亲也常年身体不好，失去了劳动能力。父母都在湖南老家，一家的重担需要她来承担。安妮说她没有文化也没有学历，如果不做主播，她也不会有其他出路，只能重回路边摆摊。主播工作是她能力范围的最优选。

直播的准入门槛较低，直接打开直播即可，几乎每天都有新人加入，他们被业内戏称为“野生主播”，刚刚起步，粉丝量不多，且没有专业的团队运作。

我见到刘扬和阿起的那天，他们刚到深圳三天。两人在云南认识，觉得彼此有缘，便决定搭伙直播——一方直播时，另一个人就充当摄影师。

刘扬39岁，戴着墨镜，穿黑色的衬衫和西裤，一副大哥的气质。他说起之前的经历，是一名装修工，帮人粉墙，做了8年之久。粉尘对身体伤害很大，他的身体开始受不住，年纪慢慢上来，以前的生计不能继续，只好出来另寻他事。他自称是短视频平台的深度用户，说起各类主播和短视频博主都熟门熟路，看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粉丝、流量变现，他也动了直播的念头。

比起一般主播，他的直播设备相当抢眼，单反相机、声卡、话筒，都是最好的，加起来差不多10万块钱。他把打工多年的积蓄，全部投入进来，决定大干一场。

这似乎就是东门主播的底色了，一群底层的，悬浮之人。他们大多在小地方出生，早早结束学业，进入社会打拼。我见到的主播还有：外卖员，做生意失败的餐饮老板，导游，跑龙套的演员，失业的水利工……像田杰说的，“来直播是因为穷”，在流量时代，他们都幻想直播是一场穷人翻身的机会。

在东门，我还遇见了一个自称网红级别的大神，他称呼自己为“天王提桶哥”。他长得很瘦小，背着背包，穿着拖鞋，牵着同样瘦弱的狗。“你不知道我么？我很火的。”说着，他打开账号让我添加关注。他有很多账号，每个号的粉丝都不超过5千人。

“提桶哥”说起自己最有名的事例，一年打了1000多份工，干一天就跑路。他在广东生活了10多年，最近他来深圳的目的，是为了和东门的主播竞争，“线下我出名8年了，只是网上知道我的人还不多。”他说他要让自己更出名，又说有老板要包装他。

过了一会儿，那个他称之为老板的人来了，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他支起手机支架，打开直播间，开始介绍：“家人们，今天天王提桶哥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直播间里涌进来几百个粉丝。

“看看我提桶哥” 公屏上有人打出留言。

老板将镜头拉近，对准了“提桶哥”的脸，又对直播间的粉丝说，“家人们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众筹600元，筹到了我们就去下一个城市。”

我对这样一场“表演”感到好奇，问“提桶哥”包装的费用，他侧着身在我耳边偷偷地说：“他一天给我两百。”

在东门，跟人交谈，所有人都会说上这么一句：东门不大，创造神话。也不知道最早是从谁口中传出的。赚钱是主播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而东门、直播和深圳联系起来，多少总带些造梦的色彩。

这里从不缺乏造富神话。流传最广的，是关于一个流浪妹，在东门两小时赚5千元的故事。

“她以前在东莞流浪，要么睡桥洞，要么睡大街，白天睡觉捡瓶子、拍视频，晚上开直播，给网友跳舞、打PK，来到东门后突然爆火”，熟稔东门直播圈的谢定强向我说起流浪妹，更被人熟知的名字叫作“大嘴妹”。

“我亲眼看到，就在2023年平安夜的晚上，她就在麦当劳楼下门口直播，两个小时，直播间打赏5000多元。”他语气信誓旦旦，“直播肯定是赚钱的”。

谢定强是这里有名的“蹭播”，也俗称“第三视角主播”。不出镜，不表演，只是将镜头对准那些被围观着的主播，哪里的网红有人气、有看点，就把镜头对准哪里。他戏称自己是“战地记者”。为什么来东门？他将眼睛睁大，露出夸张的表情：“我蹭播四小时能挣400元起，还有各款美女看，你说我为什么不去？”

他身高1米84，在“蹭播”群体中占据优势，随身背着一个贴有自己账号“深圳户外”的双肩包。翻看他的主页，很多都是深圳各个旅游景点推介，比如世界之窗、欢乐谷等。他的本职工作是导游。2019年他与朋友合伙创办了工作室，刚要干一番事业，就碰上了疫情，行业受到重创。压力之下，他琢磨起自媒体，利用业余时间做直播。来东门一个月的时间，涨了1.1万粉丝。

做直播谢定强目的明确，先涨粉，再卖货变现。“光涨粉没用，早点换成真金白银才是正经事。”这一点，他深以为然。

这天，他打开账户后台，向我展示“成果”。“昨天我录了个视频，卖了三本书，再加上代售门票的钱，和平台对分，差不多也有五六百块钱的收益。”他提到一位同行老乡，账户粉丝有70多万，播一些深圳的怀旧题材，但还是不赚钱，“号基本算是废了。”

东门火了以后，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做直播的人都是好吃懒做，谢定强不同意，“没偷没抢，各凭本事赚钱”。也因为此，他是最懂平台直播规则的人。现实中，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并不能给主播们带来实际收益，他们还需靠打PK，索要打赏、礼物获利。

谢定强举例，如果一名主播一晚收到价值100元的礼物， 扣除平台的分成50%，剩下的50元会打到主播的个人账户。在抖音，音浪是抖音直播的虚拟货币，10音浪可以提现1元，送出一个“嘉年华”，需要花费3千人民币。

他最喜欢的就是在一些人气高的主播的主播间里蹲守，粉丝每刷一个礼物，他就在心里默默记下。“想着怎么赚钱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要研究”，他有很多个变现计划，带货、做探店达人、教人做自媒体。

他还有自己的微信群，里面都是“战地记者”，现在快40人了。发财梦人人有份。谢定强说，所有人都在找流量，等粉丝涨到一定数量，就去做自己的事。现在他不常来东门了，他要为粉丝持续寻找新的热点。

“火龙果”倒是天天来，他是“蹭播”中最活跃的人，和谁都能聊上几句。

他把“蹭播”当成了自己的工作，在主播开播前，凑上前去，请对方为自己的视频录两句话，他计划要采访东门100个主播。他说其他人拍不了那些作品，不是谁都能拍的，“还是要人缘好”。

“火龙果”说，此前，直播街没形成氛围的时候，那些主播很不喜欢他们来蹭流量，但现在，“主播身边要是没有一大波‘蹭播’说明你还没有被认可，反而在这边不好混，做什么事都要人捧的。”

热闹的聊天中，他以骄傲的口吻谈起他在东门直播圈的地位，前两天，有外地新人主播来，向他打听东门的规矩，还给他发了红包。

户外直播和传统的街头卖艺有相通之处，都有一片江湖。泡在直播圈里久了，“火龙果”总结出很多规律。主播与主播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几个大主播开播的时间段都是相互错开的，你3点我就4点，彼此互不干涉。

女主播一般都能赚到钱，美颜一开，跳跳舞，聊聊天，基本上都有人刷礼物，至于男主播，除非长得特别帅，要不就是有过硬的才艺。

但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说起“大嘴妹”赚钱的秘密，“她有一个干爹，那个男人觉得大嘴妹像自己的女儿，每个月都会给她刷个几万块钱的礼物，渐渐地人气越来越旺。”他总结道：“只要有一两个榜一大哥，再来点散票，一个月几万块钱好挣”。

两小时赚5千元的财富神话让许多人趋之若鹜，在东门，我不止一次被陌生人搭讪，对方第一句话总是，“你玩直播么？带我一个”。人人都想进来分一份羹。

大圣和他的发小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年轻就是要出来闯一闯。”他们搭起直播架就开始在路边唱歌，不时还拉来路人一起互动。

一个约莫40来岁的老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原本是围观的群众，被主播临时邀请唱歌也应对自如，丝毫没有心理负担。

老哥说，他原来做水利工程，白天干活，晚上就和工友们一起唱歌，他也做过主播，就只是当作娱乐。在他看来直播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要放得开，脸皮厚，还得交出自己的尊严。“直播的人本来就被人瞧不上，就像乞讨一样，攻击你的人，骂你的人太多了，天天这么被骂，谁心情好得了？”

我在东门走访的第三天下午，看见了传说中的“大嘴妹”。她穿着黑色的T恤，黑色的长裤和一双运动鞋。此前，我在她的短视频里，看到过她落魄的一幕，那时她头发邋遢，穿着脏兮兮的T恤，拖鞋，在垃圾桶捡废品。与现在判若两人。

此时，她开起直播，把音响扛在肩膀上，跟着音乐左右摇晃。

直播间有600多个人涌进来观看她。公屏上滚动的评论像沸腾的水。

不是那个流浪女么

不够漂亮，谁看呢

来回就这几个动作

太丢人了，滚出去

一阵狼奔豸突的既视感。

她丝毫不理会，继续蹦着，跳着。

东门从商业街变身成为“网红街”，头部网红的带动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平台规则的变化以及流量的走向。

“它今天可以让你当王，明天就可以不给你流量。” 女主播“小荔枝”在东门直播了三个月，她深谙直播的规则，“平台每天都有考核，一旦在直播时有一点不合格，就会失去流量”。就算没有不合格，流量也不稳定。

“小荔枝”容貌出众，浓眉大眼，身材窈窕，是一个美女。不仅如此，在浩浩荡荡的直播大军里，她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以专业傍身——是一名专业的舞蹈老师和编舞师，拥有13年舞龄。显赫的履历一览里还有这样的表述：邓紫棋的舞蹈老师、陈伟霆的广告女主角、蔡依林的舞蹈mv替身。

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站在街角边直播，边跳舞边和网友互动。见她关掉了手机，我走过去刚要和她攀谈，她摆摆手，“对不起，我还在直播。”接着从包里又拿出另一部手机。直播从下午3点持续到晚上8点， 5个小时，她没有离开过直播间一步。

后来我才知道，她有三个抖音号，每天直播三场，每个号一场。“现在有流量的直播间太多了，每个人都可以直播，没有门槛”，她说，努力是没有用的，必须拼命。

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者，“小荔枝”最早在上海做舞蹈老师。在不同的舞蹈机构里教课，有时一天要赶好几场。教课之余，她还接一些广告演出。如今这段相对充裕的经历，被她描述为：混日子，没有前途。“接商业广告也好，当舞蹈老师也好，只能被动的等别人发单子，你是属于底层的。”她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

她的人生也曾到达过高点——她曾是陈伟霆香飘飘的女主角。她轻描淡写地描述被选中的过程，有一种机缘巧合下的幸运之感。在那场原本已经内定的选角中，她只是8个伴舞之一。再拍了好几场之后，广告商突然又开始新一轮的选角，这一次她当上了女主角。“可能是我上镜好看吧，当然也看综合实力。”她觉得没什么好炫耀的，“运气好而已。”

这份运气让她小小出了名，也给她带来了一些机会。有人邀请她进剧组拍戏，她很高兴地问对方一个月工资多少，对方说反正有几千块。“4000元”，她伸出手指比划，在上海这个数连房租都交不起，她拒绝了。也有人找过来请她加入女团，她心动过，也拒绝了。后来，女团出道，还拍了一支MV，但很快被证明是一场泡沫，公司后续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女团解散。“我听说她们又跑去接演出了，想想看，从高点重重跌落的反差，我接受不了”，她说。

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跳舞，但靠跳舞维系的生计也不牢靠。疫情期间她接不到商演，舞蹈课也渐渐少了，那段时间，她回到老家的家中做直播，“来一个欢迎一个”，镜头前她免费给网友跳舞。

去年11月底，她寻着流量来到东门，身处网红直播街这一高地，迅速涨了1万粉丝，她收到最多的一次直播间打赏，是3000元左右。

但赚到钱，并不是持续性事件。她直播流量最好的一次，直播间观看人数达到五六十万，同时在线人数 1 万多，但当天并没有给她带来丰厚的收入，所有的直播打赏加起来，到手只有50块钱。

“没有人比我播的更差了”，她不理解，“火的都是没有才艺的，要么就是哗众取宠，要么只是靠一张嘴。” 她觉得自己是东门直播街最不会运营的网红，没有团队，也请不起摄影师。普通观众哪会看你跳舞专不专业呢，相反有公司就有后台，有铁粉，“只要懂直播就行了，在正确的时候被人看见，有流量有曝光就火了。”

一条直播的铁律是：人气高不一定收入高，但没人气就一定没收入。也因此主播与主播之间虽然有竞争，但也细腻地维持着关系微妙的尺度。主播之间会互相“串台”，相互引流。有段时间“小荔枝”一天要去好几个人的直播间，“就当是交个朋友”，但时间一长，她受不了了，感到很累，“你会发现蹭别人流量没有用，还是不长久。”

她至今很少有自己的铁粉。“和大主播打PK也没有办法，差距太多，她们有大哥守护，只有我没有。”她显得有些失落。前一阵子，东门因为“牛鬼蛇神”的低俗直播被网友戏称是“动物园”，这样的言论也让她很不舒服，“我和他们沦为了一体。”

“小荔枝”说起这行的残酷，东门观众看热闹的多，主播没几个能挣到很多钱的。“大家都是维持温饱的状态。看他们好像赚很多，实际上一一扣掉，就没了。”

“赚大钱”注定只是少数幸运儿的传奇，哪怕身处东门这一流量高地，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是大多数。

摄影师“送笑宝”是东门直播街上最忙碌的人，你总能看见他的身影，他最显眼的，就是那一顶蓬松的黄色炸毛。这一天，他的档期安排得很满，“12点半拍，三点拍，五点拍，8点拍，完事后又临时加了一个”，算下来他一共拍摄了7个小时。

这还不是他的顶峰。去年12月东门直播登上了各平台的直播热榜第一名，他一天连续拍9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摄影时他手握着云台，上下左右地来回挥动，还需要跟着主播不停地走动，运动量极大。“很累，但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不都是累。”

做直播摄影前，他在深圳公明卖柠檬茶，靠摆地摊赚钱。决定转行的那一天，他花900元买了一个云台，在家自学了两小时摄像和运镜，就开始来到东门当摄影师接单了。

一开始他免费给主播拍，在拍摄中摸索各种各样的拍摄方法，渐渐地也有了自己的名气，合作过的网红都叫他“宝哥”。

他的摄影按小时收费，起初每小时100元，今年价格提到了150元一小时。提到涨价，他解释说，自己住得远，离东门40公里，过年期间主播流动大，单子不固定，有时连每天的开销都不够覆盖。

价格提高后，他和主播、和同行的关系有了细微的裂缝，“主播觉得我把价格抬得太高，其他摄影师看到后，也想把价格提高。”他因此两面受敌。但他不想过多解释，他提到有些摄影师刻意把价钱压到30元一小时，“那真的是把市场搞乱”，他想把直播摄影做成职业化，不会轻易妥协。

事实上，目前在东门接单的摄影师就只有他一人。“大主播要不就自己配摄影师，只有腰部主播和小主播，但他们也不是经常需要摄影师，因为请不起，他不挣钱。”他说道。至于那些同行，他们也接不了单，“人家跟你不熟，主播不相信你的技术。花这么多钱了，你能给我做到什么？”

“送笑宝”能在大部分的网红面前游刃有余，很多主播在找他拍摄时，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主播，他说，他们一起想办法，一起想内容，慢慢地合作过的人有些有了流量，成了大网红。

成了网红之后，他们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你没钱，他会对你有一种看不起”，他说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又现实。“当他感觉你没有价值了之后，他就会疏远你，不会想到以前陪伴的日子，只会想你是不是在巴结他。”

这一度让他感到很落寞。他来深圳15年了，做过服务员，卖奶茶卖炸鸡，做了很多种工作，没有存下钱，住18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至今还在城市里飘着。现在靠摄影每天收入几百块，他月薪也能达到一万左右。但他省不下钱。他自诉每月开销最大的就是抖币，他已经往里面充了3万块钱了，为了去熟悉的主播直播间里打人气，刷礼物。“主播如果一直没收到礼物，会很尴尬很难做，我就会给他上一些礼物，让她至少不会有那种心理”，他说。

在这座城市的缝隙里，“送笑宝”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不甘心只当一名接单的摄影师，“主播才是花，摄影师终究只是绿叶”，没有摄影的时候，他便在其他主播的直播间里客串，跳舞、唱歌。前段时间，有一个人找他搭档做直播，他欣然同意，但很快他发现两人不合拍，“我想播的时候他也想播，我拍摄的时候他刚好下播。”

合作不到一周，他们就散伙了，他愤愤然：“总有人见不得你好。”

来东门做直播的人们总在离开。人们几乎很少觉察到哪一个主播的消失，留下的人也不会主动提起。大家默认，他应该是挣不到钱，回家了，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寻找新的流量了。

这里不缺新鲜的面孔，总有主播纷至沓来。无论是主播还是观众，东门的人还是太多了。

2023年12月24日平安夜这天，许多人都想来凑凑热闹，主播沿街走秀，游客扎堆，警务人员不得不出场维持秩序，他们开着车将人群冲散。

除了极易发生踩踏事件或是其他安全事故外，主播占道直播的情况也引起了东门商家们的不满，“最怕是围观的人群堵在我门口，客人进不来店里，很影响生意。”一位商家表示。网络上，关于东门直播的争议也没有停止，很多人觉得，东门现在像动物园，群魔乱舞，拉低深圳市容，强烈要求整治。

12月26日起，东门户外直播被紧急暂停。得到“禁播”消息后，许多主播看不到有什么获得新收入的机会，纷纷离开，寻找更好的直播地点。

今年的1月1日，东门户外直播重新开放。开放后的东门直播，需要主播提前2天报备登记，通过“线上报备+线下发证”的方式，带证上岗。预约机制增加了许多限制，时间上单次只能预约4-5个小时，也不再允许主播在主街上直播，直播的地点仅有文化广场和解放西广场两个地方。解放西广场位置并不算大，但好在拥有一大片空地。

新的管理条例下来，大家都在这场争议中活了下来。

但地方变小，主播之间的竞争就变大了。同一个场地内，经常看到两个主播互相打pk，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主播打“擦边球”——在规则要求的场地之外的地方边走边播。

阿梓向我透露说，户外直播越来越卷，不少直播团队为了晚上直播效果好，会配置一整套灯光设备，还带着电脑投屏，音响都是一两万块钱的，一般草根主播根本配备不起。除了卷设备，主播们也卷才艺。“有一个女主播直接在街上翻跟斗。”

更多的草根主播开始熬时间，捡大主播不要的流量，凌晨一点继续在出租屋里直播，而他们也被戏称为“亏电亏网费主播”。

不论如何，东门还是不断有新主播加入。这天下午，阿俊和他的搭档迪伽来到东门直播街，两人刚搭好架子，工作人员就来了，提醒他们不能在主干道上直播。他们事先不了解直播规定，临时预约也没有了位置，慌乱之下，只好搬到离东门约50米的大树下。

与绝大多数的主播不同，阿俊背着吉他，他介绍自己是一名唱民谣的歌手。来深圳之前，他在云南香格里拉，很出名的“大冰的小屋”唱民谣，后来，他和好友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酒吧没有顺利开下去，他说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不懂运营，还欠下了债。酒吧关闭后，2018年他来了深圳，靠在酒吧驻唱维持生计，业余时间在线上直播。

聊天中，阿俊说，他并非第一次来东门，去年11月他曾短暂在这里直播过两周，禁播事件发生后他就没有再来了。经过这一遭，他不愿意再来东门，“效果不好，人太多太吵，他不是听的人。”他更喜欢安静的公园。

“小荔枝”也打算离开。“我要坚持直播，但是我不一定要在这里了。在这里我的优势显示不出来。”走上直播这条路之后，她说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心累了，偶尔产生放弃直播的念头，但一想到已经放弃了舞编和广告演员的工作，她只能硬扛下去。

一些人的命运和直播发生勾连、然后被它改变。一天晚上，我与“送笑宝”站在麦当劳二楼的窗台上，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人群，他突然说，“我们是创造故事的人”。我意识到就是这样一群草根，野蛮成长，几个月前，无意当中创造了东门直播街。

但谁也不能保证东门这个直播风口还能持续多久。

不管未来如何，求富的野心不会停歇。站在高处，“送笑宝”立下雄心壮志， “隔天就去买一台苹果手机，开直播。”

第二天我问他手机的事，他笑着打哈哈，再说吧，“多赚点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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