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闭店产业链”：一家门店是如何“金蝉脱壳”的
受访专家们认为，当下，猖狂的预付费商家跑路已经影响了行业健康。许多想好好经营的预付费商家，因为闭店分子的疯狂低价营销，获客成本陡然升高，最终不得不倒闭。这个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一家拥有成百上千会员的预付制连锁商家，如何在一夜之内“金蝉脱壳”？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多地商家“连夜跑路”背后，是一个被称为“跑路产业链”的灰产。早在2019年，上述产业链就已经在健身、早教等预付制商户之间悄然孵化。产业链的核心就是所谓的“职业闭店人”：通过一系列手段，让企业法定代表人支付一小部分资金，甩清企业绝大部分债务。
而在这些商家疯狂跑路的背后，是无数会员“退费无门，投诉更无门”。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职业闭店人团伙与不怕当老赖的“职业背债人”勾连，通过转移法定代表人的方式帮助原企业主“赖账”。
“职业闭店人的出现，直接破坏了某些行业的生态，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陈音江说，其背后反映了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预付制监管缺失。目前当务之急是明确“责任划分不明”的监管问题，完善预付式消费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
4月18日，成都卡乐吉亲子游泳蓝润置地广场店突然歇业，理由是“锅炉损坏”。一天后，店铺所在商场贴出公告，从3月开始拒交房租。
卡乐吉会员李大伟(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卡乐吉在成都有5家店，前一段时间突然关闭了3家，只留了蓝润置地广场和西辰天街两家店。但因为当时能把课程转到剩余的两家店，很多家长的维权不了了之。如今，剩下的两家店也‘跑路’了。现在维权群已经有200多位受害者，有人损失上万元，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这个维权群里，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有多位会员提及了“职业闭店人”。
新京报记者尝试与卡乐吉相关人士联系，一直未果。
在此前的4月10日，珠海金宝贝早教店也彻底闭店。少儿老师刘靓(化名)回忆，4月9日当晚，店铺管理层突然通知所有同事前去开会，因为之前刚换了老板，当晚会议由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中年女子主持。“会议主持人宣布了闭店的消息，这让我猝不及防，因为该店前段时间还在促销，完全没有歇业的迹象。”
刘靓回忆，那位中年女子要求大家签署自愿离职协议，以补发工资的日期为要挟，要求大家“自愿”离职。刘靓仍记得对方在会上说的那句话：工资什么时候给不是你们决定的，是我来决定的。我不是带着诚意来的，是带着方案来的。
第二天，珠海金宝贝早教店彻底闭店。店铺门口围满了无法接受事实的会员。会员王艳霞(化名)对新京报记者透露，闭店之前珠海金宝贝曾给自己打电话推销课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为孩子购买了6000元的课程。然而，这笔钱目前“大概率打了水漂”。
2024年以来，金宝贝在全国上演闭店潮。深圳2024年1月23日连关4家，上海1月24日连关5家，北京1月25日连关8家，广州1月26日连关3家。其中，3家位于南京的金宝贝早教店在3月19日同时关闭的消息登上了热搜。3月28日，风口浪尖上的金宝贝总部发布公告，称“南京市3家门店均由南京加盟商独立运营，公司负责人在未与总部沟通确认的情况下，擅自引入第三方闭店”。
据央广网报道，北京金宝贝、天津金宝贝、上海金宝贝的主体公司都在今年1月陆续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广东惠州惠东县某村52岁男子陈雄生。
相关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陈雄生就是所谓的“职业背债人”，而所谓第三方就是“职业闭店人”，原公司老板、“职业背债人”、“职业闭店人”相互勾结，已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预付费式商家接连暴雷，教育培训机构、健身房、理发店等成为重灾区。负责人凭空消失、消费者申诉无门、员工无处讨薪已屡见不鲜，就连高知名度的连锁店也频频中招。此前，号称“早教第一股”的上市公司美吉姆也连续闭店，背后疑似也有职业闭店人的影子。
公开资料显示，此前北京美吉姆一些门店的运营方将法定代表人更换成了一个名为李震的人，身份资料显示，其为辽宁沈阳某村70多岁的老人。
知情人士介绍，职业闭店人和其背后的“跑路产业链”，在健身房、早教店等预付费行业内已不是秘密。他们往往会按负债、亏损的比例向企业主收取费用，然后代企业进行“恶意闭店”，将企业亏损转嫁至消费者身上。
2024年4月，新京报记者以早教店经营者的名义联系到自称“职业闭店人”的李某，表示负债较多，希望引入对方帮忙闭店。
李某先向记者询问了“早教店”的各类运营数据，然后介绍了两套“闭店套餐”，价格分别为企业负债的25%和20%。
第一种是团队力推的“低风险闭店套餐”，分为3个步骤。
首先，团队会提前两个月接手店铺运营，并与会员重新签订服务合同。这一步的主要目的是让会员意识到店已经换了老板。“所谓提前两个月运营”，对方表示其实是“正常营业、促销之类的”，并且促销收入也是闭店团队收入的一部分。
介入店铺运营后，团队会主动去相关部门办理各类变更手续，将企业法定代表人进行更替。新的法定代表人往往是 “职业背债人”。“这是较为核心的一步，能从法理上将企业亏损与实际运营者剥离。至此，无论是在客户眼里还是相关部门眼里，你都跟企业债务没关系了。”
当上述两步完成后，他们会执行最后步骤：一夜之间完成闭店，处理会员投诉。
李某还向新京报记者保证“售后服务”。“我们团队会尽一切办法降低会员投诉率。”比如宣布闭店时，职业闭店人会负责在线下出面与“愤怒的会员们”沟通，对方将此称为“就是替老板挨骂”。此后，他们会给出“赔偿方案”，比如告诉会员能去往哪几家同类店铺继续享受服务，或者分期退费。“如果别人在近期充了很多钱，怎么也会退一些。但对一些人来说，分期退费是为了拖。”
第二种套餐与第一种差别不大，只是少了接手运营的步骤，流程较短，从换法定代表人到闭店能在20天内完成。“收费较前者更低，但具有一定风险。有关部门可能会以恶意转移债务等名义，让前企业主仍承担部分责任。”
李某自称是“南京金宝贝和成都卡乐吉闭店的操盘团队”。“南京金宝贝闭店选择的是第二种套餐，从换法定代表人到闭店仅用了半个月。甚至连背债的新法定代表人都是金宝贝老板自己找的，我们还为此又作了优惠。成都卡乐吉闭店同样选择的第二种套餐。闭店之前，卡乐吉亏损已达1400万元人民币，一位前老板的员工主动联系了闭店团队。后来，我们向卡乐吉前老板收取了百万元佣金，帮助其完成闭店。”
新京报记者表示对第一种套餐感兴趣，李某称，收费几十万后，可以保证“闭店期间你能关手机出去旅游”。
此前，同样声称是南京金宝贝闭店团队的“职业闭店人”曾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说：“南京金宝贝的事，第一周的时候消费者可能比较激动，但我会不断地告诉他们积极挽回损失，帮助他们降低了预期值。我们把消费者理解为一个群体，他们会因为利益而绑定在一起，也会因为利益而分开，也许有人能接受500元(赔偿)，有人能接受300元(赔偿)，那么消费者的人群可能会被分成不同的团队，你的风险也就不复存在了。”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职业闭店人还会跟法务团队合作。多个职业闭店人都对新京报记者证实了“团队里确实有法务人员”。这些法务人员往往会帮助职业闭店人规避法律风险。李某告诉记者，“在接生意之前，会由我们的法务团队对对方进行评估。若发现对方不是因为经营不善闭店，而是从一开始就想跑路圈钱的话，我们是不会接的。因为这涉及诈骗，会招来刑事责任。”
相关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整条“闭店产业链”中，职业闭店人通过运作，将原店铺的法定代表人更换为“职业背债人”是核心步骤。“职业背债人”多为不怕限高或当“老赖”的人，名下也没有可执行的资产，几乎没有还债能力。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职业背债人与职业闭店人分为两个团队。企业主支付定金后，闭店人团队会寻找职业背债人。某闭店人团队介绍，双方实为互相独立的合作关系，“一个闭店项目的一半收入都要支付给背债人。”背债人还可以配合闭店团队完成闭店前的运营，比如到闭店企业上班、到有关部门出面办理更换法定代表人手续等。如有必要，背债人也可以作为老板，在闭店后出面承受会员的指责和怒火。
2024年4月14日，新京报记者以“职业闭店人”身份辗转联系到某职业背债人团伙负责人黄某。
黄某自称来自湖北某乡镇，团伙成员有“欠了赌债还不起的朋友”“想一夜暴富的光棍”“农村孤寡老人”等，年龄多为40岁以上。黄某声称，成员多为同村老乡，“知根知底，征信绝对没问题”。据黄某介绍，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条件并不复杂，背债人只要“不痴不傻，没有犯罪记录，没有大额债务到期未还”即可。
随后，黄某向新京报记者推荐两组背债人，分别是一位农村大龄单身男子，以及一对在外地打工的夫妻。“如果是几十万到一百万左右的债务，可以让那个光棍来背。那对夫妻的征信和债务情况是我这儿最干净的，太小的单他们不接，毕竟一辈子就干这么一票。”
谈及费用问题，黄某表示，“根据总债务情况收十万到几十万不等”。他强调，背债人只接受谈好的固定价格收入，不接受“视运营情况分账”。黄某称，入行4年以来，“从未出问题”，并且团队不只接闭店业务，房企等企业暴雷时也可以提供法定代表人变更服务。
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梅心介绍，我国现行法律对法定代表人资格没有过于细分的规定，比如让一个实际没有还债能力的偏远地区农村老人担任某大型企业法定代表人，若双方配合，法律很难监管。“许多法律界人士正在呼吁完善企业法人以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监管，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联动机制。但是，在保障企业自主权和市场经济活力的前提下，如何监管法定代表人更换需要慎重。比如亏损企业要换法定代表人，相关部门应该如何评估对方是想跑路，还是想换老板力挽狂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发表过类似观点：“有人认为，一个80岁的老人被更换为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做法可疑，但没有法律法规要求80岁老人不能做法定代表人，那么监管部门就没有擅自取消这类人群成为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并且，我们鼓励各类群体成为市场主体，活跃市场经济，所以监管部门很难甄别‘法定代表人更换’和‘职业背债人顶包’。”
李丽(化名)是成都的一名执业律师，同时也是卡乐吉闭店的受害者。卡乐吉一夜闭店之前，其在店内仍有6000元的预付余额。
整个4月，李丽一直在查阅法律条款，想办法维权。她尝试过许多办法，但最后还是选择在网络上呼吁“受害人团结起来维权”。李丽对新京报记者说：“卡乐吉的主体公司已经提前变更了法定代表人，这在事实层面是没有法律争议的。即便现法定代表人同意赔偿，但如果没有偿还能力，我们也拿他没办法。”
无独有偶，北京多家金宝贝陆续闭店后，一些家长将主体公司诉至法院。一位李姓受害家长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表示，开庭前，店方一位工作人员直接告知维权者，“不用提供证据，肯定是你们赢，我们确实是违约了，但是我们没有钱。”
维权成本高是职业闭店受害者的普遍境遇。李丽表示，“我作为法律工作者，清楚类似的民事诉讼流程短则几个月，长达几年，最后还不一定能拿到赔偿。大部分家长都觉得为几千块钱‘不值得那样跑’。”
即便有受害者可以忍受时间成本，坚持走法律程序，举证也是一大难题。
“可以确认的是，职业闭店人宣传的‘没有任何违法风险’是错误的。只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举证证明其违法犯罪十分困难。”梅心说，“在已知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大规模促销、售卖会员卡的商家，其实是涉嫌合同诈骗的。但你不是企业真正经营者，拿不到具体的运营数据，如何证明当时企业已经事实运营困难呢?”
梅心说，也有专家认为闭店人团队涉嫌妨碍清算罪，他也同意这种看法，但最起码要证明企业是进入清算程序时做了手脚才行。“现在闭店团队往往会提前布局，比如更换法定代表人、股东几个月后才闭店，要证明其妨碍清算并不容易。”
那么，遭遇职业闭店人后，消费者究竟该如何提高维权成功率?
梅心建议尽快提起诉讼，不一定要等其他受害者抱团起诉。“这么做的目的是尽快形成一个未了结案件，此后受害者可以迅速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或者可以致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限制相关公司股权变更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尽快预防限制对方进一步做出逃废债的恶意布局，损害自己权益的行为。”
除此之外，梅心还建议，如果职业闭店人已经变更企业原法人，受害者在起诉时可以考虑以原法人对涉案债务的履行负有直接责任为由，将企业原法人同时列为被告。
“与你签订合同的是前老板，职业闭店人引导你更改合同后，合同上的法定代表人也已经变更，这种变更痕迹可以保留作证据。之后，你向法院举证，证明债务是前老板留下的，且新老板没有偿还能力，尽量说服法院追究前老板的责任。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地方在企业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时，出现过考虑到偿还能力而拒绝变更的事例。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上述方法值得一试。”
陈音江和梅心都认为，职业闭店人的出现，背后反映了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预付制监管缺失。
“即便没有职业闭店人，企业老板依然能低成本‘跑路’。”陈音江说，某些预付制的企业主会虚增运营成本，将企业会员的预付款“洗”成运营费用，然后制造资不抵债的假象申请破产，将亏损转移到会员身上。“比如员工实发工资为1000元，却串通员工在合同上体现为1万元;器材费用实付500元，却串通器材商开出5000元发票……企业如此虚增成本后，账面上往往会呈现出负债累累、经营不善的假象。申请破产时，会员的预付款已经以‘企业亏损’的理由蒸发。”
陈音江认为，预付制监管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缺少全国性立法层面的顶层设计。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接受中新社采访时也承认，需要进一步完善预付式消费的相关立法，完善预付式消费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
目前针对预付式消费企业作出全国性专门规范的，仅有2012年9月27日商务部发布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为《办法》)，发布至今已有12年，“许多条款已不能适应当下出现的新情况。”梅心说，如健身、校外培训教育等目前存在较多投诉的领域，其实并没有被纳入到《办法》法定监管范围内。
预付制监管还存在“责任划分不明”的问题。
目前，多地出台了地方性监管条例和办法，但各地对监管责任的落实主体规定并不统一。“在同一个城市，面对教培店倒闭，可能一个区规定由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另一个区规定由教育部门处理，还有区规定由多部门一起联合处理。这样的情况让有关部门处理预付制商家问题变得复杂，某些部门间甚至出现了互相推诿的现象。”陈音江说。
4月19日下午，新京报记者拨通西南地区某市的区级市场监管部门电话，询问教培行业职业闭店人的相关情况，对方回复“不掌握职业闭店人的情况，需要询问业务部门”，并建议记者“去找一下教育部门”。随后记者联系了该区教育部门，对方表示“语文、数学等学科类培训班闭店确实是我们在管，但早教类的培训班并不归我们管。”
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执法部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曾在中新社的采访中表示，将依法履职，认真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大力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适时发布消费警示提示。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部门间协作，积极推动预付式消费立法表现，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但是，因为预付制的特殊性，也让各方出台监管办法时十分谨慎。
有业内人士表示，预付制的融资属性对于某些小微企业来说“非常重要”。比如开一家理发店成本为100万元，但店主手里只有60万元启动资金。此时，卖卡的预付制收入就能让他补齐剩余的启动成本。
陈音江表示，如果监管合理，预付制能降低小微企业的创业难度，缓解头疼的融资难问题;但如果监管政策出台得不合理，无疑会影响部分企业的运营成本问题。
受访专家们认为，当下，猖狂的预付费商家跑路已经影响了行业健康。许多想好好经营的预付费商家，因为闭店分子的疯狂低价营销，获客成本陡然升高，最终不得不倒闭。这个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近年来，业内呼吁建立预付制资金监管账户，以防微杜渐的呼声越来越高。
梅心介绍，所谓预付制资金监管账户，指的是消费者先将费用交至某第三方监管账户，企业完成约定的服务后，再由监管账户将钱交给企业。“将资金交给第三方，然后按服务完成度转账可以极大保障预付制消费者的资金安全，也能让商家为了尽早拿到报酬提高服务质量。”
2023年4月18日，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北京市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了预收金存管制度，预存比例最高可达100%，这被认为是“健身领域内公认的最严格监管细则”。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细则》实施后，有职业闭店人团队表明“不再接北京地区的业务”。
据都市快报报道，2024年初，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发起成立了“清流联盟”。消费者在“清流联盟”成员企业旗下的健身房购买相应产品，会有20%资金进入监管账户，等服务完成或合同到期，商家可以申请从监管账户中提取资金，协会核实确认后，与银行联系，商家完成资金提取。
据新京报报道，2020年，北京市石景山区搭建了“预付式消费监管和服务平台”，该平台的资金监管比例同为20%。截至2023年底，全区1270余家预付式经营商户入驻该平台，记录发卡交易137万张，资金交易9.6亿元，存管资金1800余万元，通过平台成功化解退费纠纷800余起，为消费者挽回损失200余万元。
陈音江还呼吁从立法层面出台“专门针对预付制监管”“带有强制性”“在全国统一生效”的专项法律。“目前虽有多地探索预付制资金监管平台，但鲜有强制要求商家入驻相关监管平台的法律法规，多数时候还是凭商家意愿，自行选择是否加入。”
即将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则有专门条款规定了对预付费服务的要求，更是对预收费用后卷款跑路行为明确了罚则。
其中规定，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有可能影响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交易习惯正常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提前30日在其经营场所、网站、网店首页等的醒目位置公告经营者的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
预付费经营者有圈钱跑路等行为的，由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号朋对新京报记者说，此前职业闭店人背后的相关问题，确实属于法律上的灰色地带。但《条例》实施后，作为带有全国性、强制性的法律条款，可能会对职业闭店人产生影响。比如，《条例》规定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时，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这限制了闭店之前疯狂促销的行为。”其次，《条例》还规定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时，应该提前30天公告。“新规实施后，不管是企业主还是职业闭店人，一夜闭店都将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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