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厂房油罐桶里,有具背书包的骸骨丨人世
你的记忆真的可信吗?
人人都有记忆,可总会出错、总有偏差。
在这不可见的缝隙里,隐藏着无尽的秘密。
这是一桩发生在厂区改造背景下的悬疑罪案——
旧厂区里,废弃油桶罐内发现一具人类骸骨,旁边留有“JK学校杨帅”字样的胸牌和一把带血的弹簧刀。警方通知其家人前来认领,DNA比对结果却显示骸骨与杨父并无血缘关系。死者的真实身份疑点重重,于14年前负责杨帅失踪案的警察边境,与同为JK学校毕业的警察谷川携手展开调查。在对往事和记忆的不断追溯中,线索渐渐浮现,关键人物“鬼哥”进入他们的视野。“鬼哥”存在在每个人的记忆中,但他的确切形象和真实身份却无人知晓。案情推进缓慢之际,真相竟转向两个家庭的合谋,和一场横跨十多年的隐匿与逃亡……
全文约50000字,前15000字可试读。
2014年7月15日,我在山城分局刑警大队值班,上午十点左右接到新城北路派出所的转警,说是辖区JK工厂拆迁工地里发现人类尸骨,要求增援。
前几年起,派出所不再办理命案,遇到类似报警全部移交分局刑警大队处置。新城北路派出所是我以前的老单位,我从入警开始在那儿工作过五年。
分局离案发地JK厂有段距离,路上我打了新城北路派出所值班电话,问出警民警是哪位。对方说是民警小周,但他们教导员边境已经去现场了,让我直接联系他就行。
边境是新城北路派出所的老杆子,我当民警时的刑侦副所长,前年刚提了教导员。我起初有些纳闷,这种事情该是刑侦副所长负责,边境都当教导员了咋还掺和?但转念一想确实也只能边境去,我调到分局刑警大队后,新城北路派出所一直缺一个刑侦副所长。我又给边境打了个电话问具体案发位置,他说在厂区最里面四车间。
车子开进JK厂,绕了几个弯,一直走到靠近南墙的位置才停下来。拆迁工地已经停工,现场拉上了封锁线,围了不少人,有警察,也有施工单位的民工。车间拆的只剩断壁残垣,南墙边停着一台挖机,边境正站在挖机旁跟一个司机模样的人讲话。
拨开人群走进现场,市局刑侦支队技术队的同事已经开始做现场勘查。我凑上前看,地上放着一具身着运动服的白骨。
“什么情况?”我问勘察民警。
“今儿早上工地挖出来的,应该是(死了)有年头了。”他一边拍照一边回答我。
白骨空洞的眼眶正看着天。今天天气很好,十点钟太阳已经晒得人睁不开眼睛。我蹲下看那具白骨,他似乎也在用空洞的眼眶看我。
死者平躺在一张防雨布上,身上的衣物已经破烂不堪,颅骨后脑部位似乎有塌陷,我伸手想把颅骨抬起来看,但想起自己没带手套。同事说备用手套在车上。我说看看后脑,同事说颅骨塌陷,致命伤。说着他用两根手指把白骨的头部轻轻抬了起来。
三角形缺损,估计致死时的力度很大。
“现场有凶器吗?”我继续问。同事说有,转身去警车后备箱里拎出一个大号证物袋递给我。物证袋里包着一根半米左右的钢管,头部装着一个三通阀。
这东西似曾相识,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那时校外最狠的混子都用这种东西打架,他们说棍子缺乏威力,刀子又会出人命,而这种装了三通阀的钢管最好用,三通阀砸在身上疼得人喘不上气,但又不会见血,更不会要命。当然,前提是不砸头。
但眼前这具白骨明显是被不守规矩的人敲了头,而且还是后脑。
“身份证明之类的东西有吗?”我问同事,还没等他说话,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谷队长,这人你应该认识……”
抬头看,是边境。他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身后。我急忙掏出烟递给他,边境点燃吸了一口。说其他人不认识,你谷队长肯定会认识。我很迷茫,不知他说的是谁。
“杨帅,这个人你还有印象吧”边境说,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杨帅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初三那年失踪。
“现场找到了他的校牌和书包,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他本人。”边境说。
技术队做完现场勘察后,把骸骨和所有可能与死者有关的物品都拖回了市局法医中心,新城北路派出所也将案件移交给分局刑警大队。我去新城北路派出所交接报警材料,顺便找出警的民警小周了解早上的情况。
小周说,派出所早上9点50分接到的报警,报警人是JK厂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发现尸骨的是现场开挖机的师傅。尸骨发现得很偶然,地下油库在地下,而拆迁拆的是地上建筑,原本不会注意到那里。但油库位于地面的上棚顶是预制板材质,年久老化,挖机轧上去塌了,整个挖机都漏了下去。挖机师傅吓了一跳,回过神来下车查看,却发现没塌方部分躺着一具尸骨。
挖机师傅和留守处工作人员已经做过报案笔录。我看了一眼,很正常,没什么值得研究的地方。小周很积极,主动提出自己是JK厂区的片警,要跟我讲一下JK厂的基本情况。
其实我很了解JK厂,因为我本就是JK厂的职工子弟,从小在这里长大。
JK厂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国家“一五计划”的产物。最初是一家军工企业,1983年由军转民。最鼎盛时JK厂有一万多名职工,厂区占地面积3000余亩,单是职工宿舍区就有四个。
因为母亲是JK厂职工,我自小住在第三家属区,第三家属区在省城东部,是四个家属区里距离JK厂最近的,只隔一条马路。也是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计划经济时代,JK厂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经济效益好,职工福利也好。家属区里有JK厂自己的医院、商场和学校,我两岁开始进入厂办幼儿园,后来又在厂子弟学校一路读到初中毕业。
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JK厂失去国家政策扶持,经济效益日渐下滑。先是工人工资缓发停发,之后厂子停工停产。1997年左右,JK厂宣布破产改制。几年后整个JK厂被市里另外一家国企兼并,新厂区建在省城西郊。原来与第三家属区一街之隔的老厂区被废置,一放就是十几年,期间厂里只有几个留守人员看厂房。
十几年间,随着省城城市规模不断扩张,JK厂旧址所在的东郊地区也被规划为省城新的CBD商务区。2013年,新建的BRT快速公交线路经过附近,并在第三家属院门前设立了站点。JK厂旧厂区一下成了香饽饽,眼见地块价格飙升,有开发商找到之前兼并JK厂的国企,买下JK厂旧址进行地产开发。
“他们是今年7月1号开始施工的,拆迁前还放了炮,求顺利嘛,但谁知道刚干了半个月就遇到这档子事情,这一停工,且不知道啥时候在能开工呢……”小周说,四车间以前是JK厂的车辆维修车间,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地下储油库建的时间晚一些,92年左右,原本用来给维修发动机的车辆存油和换油,但因为安全原因用了一两年便也废了。
电话突然响了,是边境。
他说自己到了分局刑警大队楼下,让我给他打开门禁。我正想找边境,看来有些事我们是想到一块儿去了。边境见小周也在,便打发他回派出所值班。小周见到所领导有些拘谨,嘴上说着马上回去腿却好像迈不开步子,磨蹭了半天也没迈出办公室大门。我见他这个样子心里有些八九不离十的猜测,笑着说小周你是不是想来掺和掺和?
边境却摆手说,一个片警跟着瞎掺和什么?毛还没长全就想插手案件,先跟你社区里那些大爷大妈混熟了再说。
我有心留下小周,一来他是JK厂区的片警,熟悉情况。二来他的工作态度我很欣赏,愿意主动做点什么。三来我身边也确实缺人,这几年分局刑警大队人员分流,干得好的上调去了支队,看得上的下面派出所又不放。但边境毕竟是小周的直属领导,他说了这话,我也不好再说别的。
我想了想,让他留下微信。小周恋恋不舍地往外走。我又想起自己忘了一茬,跟小周说去通知一下死者杨帅家人。
小周走后,我有意揶揄边境。7年前,我大学毕业分到新城北路当片警,想跟着刑侦队搞案子。时任刑侦副所长的边境也说我,“毛都没长全,搞个屁案子”。我说边教你过去也是从社区队转到刑侦来的,为啥现在对这帮小兄弟这么不友好。边境笑了笑,说自己手底下就还剩这么一个生力军,给了你我怎么办。我心想,这个老狐狸原来是怕我从他手底下要人。我主动换了话题,问边境对杨帅这事怎么看。
边境掏出烟来甩我一根,说今天确实是为杨帅的事来的。杨帅失踪了14年,当年都以为他离家出走了,之前案子按照人口走失来办的,现在的情况,说明当年的案子从一开始方向就走错了。
边境接到杨帅失踪的报案,是在2000年4月8日凌晨三点。那时边境和现在小周的身份差不多,是新城北路派出所的一名片警,管着JK厂区和第三家属区。
那天他刚好在所里值夜班,案子是JK厂保卫处转来的,说辖区一名初中生晚上没有回家,家属报到保卫处,保卫处找了一番没有找到,就通知了派出所。
边境有些纳闷,当时公安机关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面面俱到,上级也没有“涉校学生失踪报案零等待”之类的规定。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玩疯了,忘了回家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以前保卫处从未通报过这类事。
另一头的保卫处长一直絮叨,说希望这事儿派出所能“操操心”,尽快帮忙出去找一找。因为失踪的那个学生是厂领导的孩子,现在家人很着急,孩子的姥爷一小时前急火攻心已经去了医院。
边境有点烦,觉得保卫处总喜欢小题大做,按规定人员失联48小时之后才算是失踪,公安机关才会介入调查。JK厂的领导又不是自己领导,自己也不从JK厂领工资,为什么要对他们言听计从。
边境刚挂电话,值班所长火急火燎地来了办公室,催着他出去找人,说市人大刘主任的外孙子丢了。边境这才明白,失踪的杨帅不仅是JK厂人事处杨虎处长的儿子,更是刚刚退休的省城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品斋的外孙。保卫处给他打电话的同时,市局领导的电话也打到了值班所长的手机上。
边境刚参加工作不久,但“领导的孩子等于领导的领导”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他赶紧穿好衣服跟所长出了门,两人走到JK厂第三家属区门口时,杨帅的亲属、学校班主任老师和保卫处的七八个人已经等待多时了。
边境问了一下杨帅失踪的情况,杨帅父亲杨虎说孩子平时跟外公外婆住在三宿舍,自己家在二宿舍,中午在外公外婆家吃饭,晚上回自己家。学校平时5点钟放学,杨帅骑车回家半小时左右,一般六点钟到家。
4月7日晚上8点杨帅还没回家,杨虎家人以为杨帅在外公家吃晚饭,打电话询问,正赶上刘品斋出去散步没接到。杨虎夫妇也没在意。到了9点,刘桂兰再给父亲打电话,刘品斋说杨帅放学后压根没来自己这儿。一家人急忙四处打听杨帅的去向,杨帅的班主任说他正点放学走的,有同学看到他离开了校园。
晚上11点左右,杨虎便通知了厂保卫处。保卫处听说杨处长的儿子“丢了”,急忙派人去找,翻遍整个三宿舍也没找到人影,只好通知了派出所。
边境和众人在三宿舍周围找了一夜,把几个网吧、歌厅和台球室翻了一个遍。杨帅有一部手机,但偏偏那天没带在身上。边境按照手机通讯录里的电话号码一一询问,都说没见过杨帅。
4月8日、9日,杨帅还是没见儿子回来。4月10号边境去了JK厂子弟学校了解情况。
“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就是那时候第一次认识你,对吧?”边境说。我点点头。那年我15岁,在JK厂子弟学校读初三,刚好是杨帅的同班同学。
当时边境警官来找我谈话,因为半个月前我刚跟杨帅打过一架,应该说,我被杨帅及其“党羽”打了一顿。
2000年3月下旬的一场足球比赛上,我和杨帅因为传球的问题发生了争吵。而后两人动了手。杨帅一米七,比我矮一头,论单打独斗杨帅不是我对手。杨帅打输了,他连书包都没要就走了,说是找人“教育”我。
我家就在三宿舍住,从学校到家走路不过五分钟,没把杨帅的话当回事。不料等我踢完比赛,就在校门口被几个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青年拦住,拖到胡同里打了一顿。
事后我带伤回家被爸妈看到,我妈第二天就去了学校。
学校老师说我是在校外被打的,和学校无关,我妈提了杨帅的名字,学校说会调查,但几天都没有动静。之后我妈又去学校问。学校却说了解过情况了,那天杨帅没参与打架,那群社会青年也不是他叫来的,实在想找人的话就去报警处理。当时老百姓家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想麻烦警察。所以一家人生了一阵子气,也就这么算了。
我接着揶揄边境道,我当时还以为,你是来查3月份我被打的事呢,心想终于遇到青天大老爷肯给我伸冤了,热泪盈眶啊。没想到你进门就是一张黑脸,问我是不是报复杨帅了。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不是说打我的人不是杨帅叫来的吗?那他失踪了为什么要来怀疑我?
“唉,你还有完没完.……”边境有些无奈。每次他都跟我解释,之前确实不知道我在校外被杨帅一伙殴打的事。
“能说的,十四年前我就跟你说了,从3月份被打之后我就在没跟杨帅打过交道,当时也快中考了,我只想着赶紧考上高中离开这。”我说。
“那你再跟我讲讲杨帅这人,现在案子要从头查。咱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先从你谷队长开始?”边境打着哈哈。
我在JK场子弟学校读了九年,但只和杨帅做过不到一年的同班同学。杨帅是转校生,JK厂子弟中学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基本都是JK厂的职工子弟,从幼儿园便相识。杨帅是1999年秋天转到我们班上来的,我还记得当时是一位姓窦的副校长亲自送他来的教室。
窦校长是全校闻名的黑面神,我在JK子弟学校读书的9年时间里几乎从没见他笑过。但那天来送杨帅时他喜笑颜开,脸上的褶子都挤到了一起。窦校长絮絮叨叨说了十五分钟,都是夸赞杨帅的话,比如学习认真、个人能力突出,尊敬师长等等。但之后杨帅的表现却与窦校长说的大相径庭。
他成绩垫底,个人能力突出主要表现在打架方面,转学第三周便跟同级两个学生在楼道里打了一架;至于“尊敬师长”,应该是“师长”比较“尊敬”他;老师们对杨帅都很客气,杨帅能跟体育组的老师称兄道弟,窦校长也经常骑摩托车送他放学回家。
1999年底,化学老师批评杨帅在课上捣乱,杨帅竟和老师吵了起来。化学老师很生气,当众锤了杨帅两拳,杨帅拎起书包便离开了教室,临走前他跟化学老师说“走着瞧”。那时化学老师兼任学校政教处主任,杨帅的行径令他很恼火,说这样的学生一定会严肃处理。
三天后大家等来严肃处理的却不是杨帅,而是化学老师。那天化学老师在课间操后的校会上宣读了有关自己“体罚学生”的检讨,并当众宣布辞去教导主任职务。当时杨帅面无表情地站在台下学生队伍里,仿佛整件事情跟他无关。
那件事让杨帅声名鹊起,大家也从一些小道消息里得知,杨帅的家里在JK厂很有背景,子弟学校领导都惹不起他们家。我在母亲口中得知,杨帅外公退休前是省城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前在JK厂当过多年一把手。父亲是JK厂人事处长,母亲是厂工会主席。
杨帅从那件事后变得更加无所顾忌,身边很快聚集了一群小弟,成为附近几所学校公认的“扛把子”。
杨帅失踪后,传闻变得神乎其神。有人说他太猖狂得罪了市里的“黑老大”,被人绑走“教育”去了,有人说杨帅在外闯了大祸躲了起来,对外放风说是失踪。还有人说杨帅认识了一个东北的黑道大哥,带他去闯东北了。反正说来说去都跟“道上”的事情有关系。
在当年的边境看来,杨帅充其量是个交了一帮坏朋友的孩子,还不至于跟黑社会组织扯上关系。他所关注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杨帅父母的社会关系。
杨帅失踪的节点挺敏感,时值JK厂破产改制的关键时期,杨虎和刘桂兰都是‘改制领导小组’成员,负责全厂职工的下岗分流和安置工作。这个工作很有油水,但也是个得罪人的活。
2000年,JK厂的破产改制工作进入“攻坚”阶段,JK厂被省城另外一家国企收购,但对方只接收厂房设备,却不愿意负担人员,因此全厂五分之四的职工和六分之五的中层干部需要下岗分流,走向社会。
JK厂职工很多是从祖父辈便在厂里上班。除了自己经年累月从事的那点事儿外,别的一概不会。过惯了铁饭碗的日子,谁也不想人到中年重新择业,尤其是JK厂的中层干部们,以前在厂里大小是个领导,除了工资奖金还多少有点权力,能谋些“福利”,一旦抛向社会,不知该如何面对。
杨帅的父母明显无下岗之虞。在刘品斋各方面关系的协调下,两人一早便进入了“改制领导小组”,杨虎作为“人事处长”还担任了改制小组的副组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JK厂破产改制完成后,他们去到兼并JK厂的母公司依旧担任中层领导。“改制领导小组”的工作,就是筛出符合母公司要求留任的人员名单,但厂里干部职工无论学历、工作年限、技术等级啥的都差不多,有本事的人早就走了,剩下的很难有个明确标准,后来就成了谁的关系硬、谁肯送礼就留谁。
杨虎夫妇在这一片乌烟瘴气中捞了不少好处,但也遭了很多记恨。杨帅失踪前,曾有不少在下岗分流中吃了亏的工人,骂杨虎一家“断子绝孙”。也有脾气不好的人宣称要报复杨虎一家。因此那段时间杨家人尽量深居简出,杨虎一家更是搬离了矛盾尤为激烈的第三家属区。
千防万防,儿子杨帅还是出了事。杨帅失踪后,杨家人认定是厂里对下岗分流政策不满的人干的,还向边境提供了一张怀疑名单。当时派出所专门安排了三位民警兵分两路寻找杨帅,一路人查他失踪后的轨迹,另一路人调查了杨虎提供的名单,前后查了大概有三四个月的样子,一无所获。
边境找到几个当初放狠话的。
有个叫王爱武的工人,40多岁,因为对下岗分流政策不满在酒桌上喝多了,扬言要“绑了杨家的大公子,让杨虎把收的那些好处都吐出来”。就因为这句话,杨帅失踪后他被派出所传唤了七八次,所有亲戚朋友那段时间也都不得安生。但调查了一番后,警方发现这个王爱武就从来没有践行过自己在酒桌上的豪言壮语。
最开始,杨虎放下手里的工作,要么天天跑派出所,要么安排人手出去找儿子。那时候刚好有很多职工有求于杨虎,主动出去帮他跑。最多的时候,半个厂子的下岗工人都在市里晃悠,反正大家在家也是闲着,不如出去给领导卖个好,万一找到点什么线索,杨虎不得感恩戴德一辈子。
“我当警察也快20年了,摸排走访的事情干了上百次,那么大阵仗的只见过那一次......”边境感叹道。
7月份之后。杨家的动作也疲了。边境说有三个因素,一是劳民伤财搞了几个月没有半点消息,杨家无论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有些顶不住了。二是当时杨虎还有一个大女儿,2000年7月高考,家里整天人来人往,根本没法复习。三是之前一直有人举报“改制领导小组”以权谋私,终于惊动了上面。市里派人来调查情况,杨虎和刘桂兰都属于被调查对象,得配合上级工作。
寻找杨帅的工作持续到2000年底,各方都是一无所获。最后所里开会传到了分局领导意见,让边境“回归原工作岗位,密切关注杨帅失踪一事”。但这其实就是让边境“收工”的一种委婉说法而已。边境有模有样地组织JK厂保卫处进行了几次“搜索”后,便把这事儿放下了。
2001年元旦,山城分局领导照例到第三家属区看望刘品斋,说起杨帅的事,老人虽然红了眼睛,但也没有再为难警方。他对警方兴师动众寻找外孙的工作表示了感谢,但言语中也表达出了绝望。刘品斋说该回来的总会回来,回不来的再找也回不来,这得看天意,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言下之意是刘家也不找了,一切顺其自然吧。
有了刘品斋的这句话,各方便找到了放弃的理由。杨帅失踪的案子也就是从那时起彻底被边境封入了“在侦卷宗”。除了有时发现年龄差不多的无名尸后,会通知杨虎夫妇来派出所辨认一下外,双方此后基本再没有过什么交集。
“谷队长,你这儿是不是缺点什么?”边境突然用手敲了敲桌面,一本正经的对我说。我诧异地看着边境,他却用鄙夷的眼神瞪了我一眼说,缺点待客之道!
“我从进门到现在跟你讲了接近两个小时,连杯水都混不上?你也太不把我当老领导看了吧!”
我赶紧一边道歉一边起身去给他泡茶,走到饮水机旁想起来,回头问边境要他的大水杯。边境嚷了句,“没带,就用一次性纸杯。”
边境有个绰号叫“茶叶渣子”。因为他走哪儿都会拎着一个大号富光牌水杯,里面泡着满满一壶茶,一半是茶叶。边境喝茶有特点,从早到晚只加水不换茶。我在他手下当刑警时,有次上任务没带水,借他的茶喝一口,一口下去像是喝中药,苦得我差点吐出来。边境在一旁笑,说他的茶水只有自己消受得了。
边境今年40出头,头发已经白了四分之一,面相也跟个五十开外的大叔一样,整天穿着作训服上衣,骑辆旧电动车,还没有新城北路派出所的看门大爷敞亮。每次来分局机关办事,保安都让他联系接待人才给进。
分局刑警大队给边境临时搬一张桌子,让他搬到这边办公。但边境拒绝了,说所里事情多。我想这样也好,他以前是我的老领导,现在我来领导他,多少有些别扭。我也受不了边境在办公室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以前新城北路派出所的刑侦办公室整天烟雾弥漫,其他人坐不了五分钟。
吃过午饭,边境说自己得回派出所开个会。我躺在沙发上打算午休,刚要睡着时,市局法医中心的电话打了进来,法医同事说尸骸的检测报告出来了,合并技术队现场勘查的结果一同发到了FTP上。我赶忙从沙发上爬起来,请法医同事给我简单讲讲现勘结果。
骸骨身长170厘米,男性,推测生前身高172厘米左右,中等身材,年龄在16至19岁之间,死亡时间在十年以上,具体时间已经难以推测。DNA检测结果已出,但没有比中现有数据库中的失踪人员信息。尸骸后脑部有明显缺损,为重物击打所致,凶器为带有三通阀的钢管,为是致命伤。
现场发现写有“JK学校杨帅”字样的塑料胸牌、一个耐克牌书包和一件“机械能”牌棉服外套。其中书包内装有课本和练习册,上面的名字也是杨帅。外套是现勘同事在瓦砾下找到的,后背有大片血迹,经检验与死者DNA相同。此外,地下油库中发现一把“spearhead”牌弹簧刀,刀头有血迹,但血迹DNA与死者DNA不同,档案库中同样无存档。
我问法医同事,技术检验中是否发现明显疑点。同事说除了那把沾有血迹的弹簧刀外,暂时没发现其他的疑点。检测结果已经打包发来了,法医中心只负责检验物证,不负责研判案情,具体事项还得我自己判断。
谢过同事之后,我挂断电话,打开FTP开始阅读检测报告。
报告内容跟法医同事口头跟我说的差不多,钢管、弹簧刀、书包、胸牌全部拍了三向照。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那件蓝白相间的“机械能”牌棉服。
我清楚记得,“机械能”是一个专业运动品牌,2000年春节出了一款外套,当年市里的银座商场半个外墙都是这款外套的广告。面对一千多块的售价,我们过过眼瘾罢了。因为当时JK厂职工的工资也不过三四百元。那年春天,整个JK学校穿这件外套的人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杨帅。
但这件外套的主人不是他。外套主人是一个名叫“贾超”的同学,家住烟草公司,平时出手阔绰。2000年春季开学他穿了这件“机械能”,一下在同学中引发了轰动。几天之后,杨帅身上也穿了一件“机械能”,贾超身上的却不见了。有同学问贾超“衣服呢”?贾超苦着脸说,被杨老大“借”去了。之后这件衣服一直穿在杨帅身上。
衣服背面有一大片血渍,应该是后脑受伤后留下的。但我总觉得这件衣服有些奇怪,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看半天还是想不明白,索性把照片复制到桌面上,等边境来了之后问下他的看法。
五点半,我从窗口看到边境的旧电瓶车驶进分局大院,后座上还坐着一个人,竟然是小周。
电脑前,好我把杨帅尸骸的检测结果打开给他们看。
小周告诉我,刘品斋2005年去世,老伴比他早走一年。杨帅有个姐姐叫杨洁,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发展,刘桂兰也辞职出国陪女儿去了,此后两人再没回来。杨虎留在户籍档案中的电话号码早就打不通了。他通过大情报平台找到了杨虎的新联系方式,得知他早已从原单位离职,现在湖北武汉开了一家外贸公司,眼下正在海南出差,答应用最快的速度赶回省城来认尸。
我委婉地跟小周说,以后这种信息可以微信告诉我。
小周点点头,眼神里有些许失落。随即问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来做。我突然意识到这小子过来汇报情况是假,想掺和案子是真。
我看了一眼边境,想起他有话在先。不让我打小周这个生力军的主意。也只好说,我这儿暂时没事儿,你跟边教聊聊,看他有啥要安排你做的事。
边境还在翻看检验报告。小周在一旁看看我又看看边境。我突然明白了边境今天把他带来的目的,说这样吧,你要没事儿的话帮忙接待一下杨虎,我和你教导员这几天会很忙,估计没工夫陪他去法医中心认尸。
小周得了令牌似的,使劲点头。边境盯着电脑屏幕没回头,却冒出来一句,“你这是自己跟自己找麻烦,谷队长这么说了,我也不拦你,但你得自己跟你分管副所长说一声,所里值班的事情也不能耽误哈。”我这才明白,边境早有心带小周过来,又不想因此得罪人,还是把锅甩给了我。
边境突然感叹,“最简单的案子,也是最难办的案子”。
我明白他的意思,受害人和物证都有了,甚至受害人的身份也很清晰,但十年以上的白骨案最难办。现场已经被破坏了,现在我们甚至搞不明白地下油库到底是不是杨帅死亡的第一现场。
我点开外套照片,问边境有没有觉得不对劲,边境摇头说,不就是一个外套嘛。我说想看看实物,边境说实物在市局法医中心,需要的话就叫人送过来。
边境想了三个侦查方向。一是查当年负责四车间油库的人员,看杨帅死时是谁在负责地下油库;二是查那把刀上的血迹,平常人出门不会带刀,更不可能带弹簧刀,如果刀是杨帅的,那血迹是谁的;三是查当年与杨帅家有矛盾的人员,尤其是JK厂破产改制中的那批人。
我说要不要把杨帅当年的社会关系也调查一下,比如那帮“黑社会”。边境说有必要吗?杨帅充其量就是个纨绔子弟。那个年代混黑道的都是正常途径吃不上饭的人,凭杨帅的背景,他用得着混黑社会?
边境这么说有他的道理,但那根头上装了三通阀的钢管像一根线般,始终拽着我的神经。我亲眼见过混混们在校外打架时抡起过这根钢管,也记得曾有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被三通阀砸到背上,立刻倒在地上开始抽搐的样子。
边境问我为啥偏要往“黑社会”方面使劲,还开玩笑说,“是不是当年被杨帅一伙打的事情留下了心理阴影?”我说那个打死杨帅的凶器装有三通阀的钢管,当年学校里的混混都用这东西打架。
但边境断定这就是个普通的暖气管道,说以前街头混混斗殴用的都是粗钢筋,没人用这种东西。我说,你指的是正儿八经的“黑社会”,我说的是学校里的“不良少年”。边境坚持说这就是车间里的一段暖气管道,JK厂里随处可见。而且地下油库以前装有暖气片,有这东西不奇怪。
我和边境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决定兵分两路,边境负责调查JK工厂当年下岗职工的情况,我查杨帅的朋友圈。至于小周,就负责一些基础性工作,作为机动力量随时听候调遣。
边境面临很多困难。例如四车间的职工档案早已遗失。那个车间原本就是JK厂当年为了安置家属工而设置的公益性岗位,基本没有利润,管理也就十分松散。JK厂效益好时四车间完全靠母体输血养活,后来厂子效益不佳,四车间首当其冲停了工。早在1995年,四车间职工便全体分流了,最后一任车间主任2011年去世,其余工人为了谋生,散落在省城的各个角落。
边境按图索骥般找人,通过甲找到乙、再通过乙打听丙的下落。这种办法费时费力,效率很低。好在边境有抓手——那柄现场发现的弹簧刀头有血迹,他只要发现可疑人员就找来验血。有时找不到可疑人员本人,边境就去找他们的直系亲属。那段时间边境随身挎包里揣着很多采血棒,我开他玩笑说要被人发现,肯定觉得你是个血贩子。
和十几年前一样,边境深信杨帅的案子就是以前四车间某个家属工干的。我一直劝他换个思路,但他却一直固执己见。
我这边的工作开展难度还要大得多。主要是时隔久远,当年信仰古惑仔的“热血少年”早已改头换面。以前学校围在杨帅身边的“铁杆”们现状各不相同,有的在外经商,有的在家混日子,还有的进了监狱,甚至有的痛改前非考上了高中、大学,毕业后回到JK中学当了老师。
我去找他们了解杨帅的情况,大多数人提起杨帅时早已印象模糊,只说当年是因为好玩才跟他混在一起,年少轻狂的日子谁都有过,但十几年过去了,谁也不会只靠着那时的记忆生活。
“杨帅这小子野归野,其实是有善恶观的,为人也很仗义,确实有大哥范,家里也罩得住,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玩,开心又安全,换你也会选他喽。”这是我听到最多的话。
老同学们说杨帅其实并不是什么“黑社会”,他是从一所叫“新世纪”的私立贵族学校转学过来的,一是因为在那里打架待不下去,二是因为当年JK学校评上“省级规范化”后,有了一个重点高中保送名额,杨帅是为了过来占名额。他在校外的朋友基本都是以前新世纪学校的同学,没有什么恶势力背景。
我想查一下杨帅转学前的情况,但通过区教育局得知,那所“新世纪”私立贵族学校早在2004年便已停止招生,后来学校关闭,校址几经转手,现在成了一家汽车配件超市。我辗转找到杨帅转学前的班主任王老师。
我们在分局刑警大队旁的一间茶舍里见面。
王老师现在是省城一家著名培训机构的主管。时隔多年,在他的印象中杨帅依旧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学生,在校期间抽烟、喝酒、打架,还因为邀约校外人员进校打架害自己被学校扣了半年奖金。
“你们找他干啥?犯事儿了?唉,就他这号的学生迟早犯事,吃牢饭只是个时间问题……”王老师自顾自的给出了答案。
我说杨帅死了。十几年前就死了。王老师听了也是一惊,说咋死的?为啥十几年前死了现在才查?
我把案情简要讲了一下。听完王老师沉默了许久说:“就是一初中学生,能跟谁结那么大的梁子……”
“你说的‘害你被扣半年奖金’那次,杨帅是跟谁打架?”我问王老师,能让班主任连带被处罚的打架事件不会是小事。但王老师说具体打谁早已记不清了,但记得当时给杨帅在校外找流氓的是一个叫“鬼哥”的人。那几年“鬼哥”挺有名的,杨帅也跟他走得很近。那次打架事件之后,杨帅就从新世纪学校转学去了JK子弟中学。
“你见过‘鬼哥’本人吗?”我追问。王老师摇头,笑笑说自己好歹也是个大学毕业生,中学老师,怎么会跟那些社会渣子扯上关系。只是听说,没见过,据说染一头金发,当年嚣张得很呢,真名他也不知道。
送走王老师,我回分局继续上班,路上回忆起一些有关“鬼哥”的事。
“鬼哥”是当年JK校外的一号传奇流氓。他染着招摇的金发,据说纹身从小腹一直延伸到脖颈,身边围着一帮混混,打起架来真敢跟人动刀玩命。
关于“鬼哥”的传言很多。比如他学过拳击,在“豪门夜总会”当保镖时一拳打烂了面包车门,又比如有人找他帮忙去要账,他收账时被几个人追砍却又反杀其中两人。再比如“鬼哥”的“小弟”很多,一次大舜网城的老板惹了“鬼哥”,他一个电话叫去300多号兄弟,吓得网城老板当场下跪,如此等等。
记忆中我见过“鬼哥”。
一天放学后,我去大市场外的商店买东西,路过JK厂三宿舍门口时,看到杨帅和一群社会青年边抽烟边扫视往来的学生。他们身边的自行车后架上用一件JK学校校服裹着几根钢管。这群人应该是杨帅叫来的,八成是杨帅又在学校遇到哪个敢跟他叫板的学生,找人来给自己撑腰。
人群中有一个穿着短袖衬衣的金发青年,身材和个头都跟杨帅差不多,但一头金发和手臂裸露处的纹身令他十分扎眼。我经过时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不想被他发现。那个男青年立刻用冰冷的目光瞪着我,吓得我赶紧扭过头,紧走几步躲开他的目光。
我想那人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鬼哥”,那时周边几个学校自称“社会人”的学生常把这人挂在嘴边,都说自己是他的“小弟”。他们十分崇拜“鬼哥”,以给“鬼哥”做“小弟”为荣,每次提到“鬼哥”这两个字时都满脸肃穆。
“社会人”们平时喜欢染发或者剃光头,拒绝穿校服,喜欢穿突显个性的奇装异服。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禁忌,比如头发可以染成任何颜色,但绝不能染成金黄色,因为那样便触碰了“鬼哥”的权威。
除了杨帅之外,别人都称“鬼哥”为大哥,但杨帅则说鬼哥是自己的“仁兄弟”。事情也怪,个别学生染成金发之后不久,就被“鬼哥”收拾了。只有杨帅可以顶着一头金发四处招摇,那之后更没人敢惹他。
路上我给小周打了个电话,问他上学时有没有听说过“鬼哥”,他说没有,他在JK学校读初中时同学之间已经开始追星,不再流行崇拜“社会人”了。
我又给之前有联系的几位初中同学打电话询问,他们却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有的说认得“鬼哥”,三职专学厨师的,200多斤,现在王朝大酒店旁边开了家大排档;有的说我记错了,染金发的是69中的混子金平,纹身的是金平弟弟金龙,而“鬼哥”是光头。
还有一个开财务公司的同学,中学时候是个“社会人”。他说那时哪有什么“鬼哥”?都是编出来唬人的,要说当年有实力的“大哥”只有一个,叫“高海”,不过2006年严打的时候抓进去了,至今还没出来。
问了一圈,也没问人知道“鬼哥”到底是谁,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
“以前在新城北路派出所当片警,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绰号的‘鬼哥’的痞子?染金发,有纹身。”我问边境。他蹙着眉头想了半天,说辖区以前叫这个绰号的混子很多,染金发有纹身的混子很多,他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
边境问我哪里突然又蹦出个“鬼哥”来?我把自己去新世纪学校了解到的情况讲给他。边境说这个线索有点意思,该查。
时间过了一个星期,杨虎依然没来。小周说自己每天都给杨虎打电话,但他一直说自己在路上。
“从海南到咱这儿飞机四个小时,高铁十个小时,自驾撑死两天,他走了一个期还在路上,蹬自行车回来的吗?”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头,按说这种事,家属一般都会比警方积极得多。
小周说他也纳闷,电话里杨虎似乎对认领儿子遗体这事儿积极性不高。
刘桂兰已经移民国外,国内没有她的户籍信息。直系亲属认尸也就是在程序上比对一下DNA。我让小周继续催促杨虎,还是尽可能让他本人过来。不光是遗体辨认,后续侦查过程中也有不少事要他配合。
小周欲言又止。之前我听边境说他也是JK厂的职工子弟,便跟他聊了几句往事。
小周小我6岁,今年刚满24。他的出身有些可怜。父亲以前是JK厂九车间的翻砂工,但很早便去世了。小周从小跟母亲一起长大,母亲是厂里的家属工,就在四车间上班,母亲一人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开销,只好在第三家属区附近的大市场租了一个摊位卖水产。
即便是水产摊位,小周母亲也是跟人合伙开的,一个月的收入刚能满足母子二人的生活开销。小周是个懂事的孩子,读书的事情不用母亲操心,高中毕业后小周投考了警校,毕业那年小周便考上了公务员。因为分数不错,在双向选岗中选择了离家最近的新城北路派出所,这样可以照顾母亲。
我说这样的话,你以前就该认识杨帅啊。小周摇摇头,说我们年龄差的太大了。按时间算,杨帅转到JK厂子弟学校时他才上四年级,小学部和初中部又在不同的院子里。
2014年7月27日上午,小周发出认尸通知的第12天,杨虎终于风尘仆仆赶到了山城分局刑警大队。眼前的杨虎,衣着得体但已颇显老态。
看到杨虎之后我那一肚子气也释然了。他老了,到了抱孙子的年纪来给儿子认尸,确实可能需要花时间进行心理建设。失踪和死亡是两个概念,前者怀有希望,后者充满绝望。
我问杨虎,为何没有带刘桂兰一起来。杨虎没说话,我说没别的意思,按照规定需要父母双方都到场,杨虎说他和刘桂兰已经离婚多年,联系不上她。小周在一旁接话问杨虎,系统显示2007年你的户口由家庭户变为单立户,是怎么回事?杨虎说刘桂兰和女儿一起移民了,国内只剩自己一个人,当然变成单立户了。
我还想问几句有关杨虎和刘桂兰离婚的事,见杨虎脸色不佳,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安排小周带杨虎去市局法医中心做辨认。临走前嘱咐他注意杨虎的情绪和状态,毕竟60多岁的老人,又独自一人前来,不知受不受得了那份刺激。
转眼到了中午,小周说杨虎辨认完了,确实是当年失踪的儿子杨帅。老人家情绪还算正常,没有过分悲痛。法医留了杨虎的DNA信息作比对,如果对上了,遗骸和遗物暂时封存,案件结束之后交由杨虎处置。
我让小周把杀害杨帅的凶器和那件“机械能”牌外套带回分局刑警大队。
眼看时间到了下午四点,小周和杨虎早该回来了。不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忍不住给小周打去电话,结果小周气喘吁吁地说自己正在回分局的路上,我问结果怎么样?小周说很麻烦,不然不会拖到现在才回去。
小周和杨虎一起回到分局刑警大队,他把杨虎留在外面,独自一人进了办公室。我有些诧异,不知他搞什么鬼。小周压低声音跟我说,杨虎认出了遗骸上的衣服和杨帅的书包,但DNA检测报告也出来了,他跟杨帅之间没有亲缘关系。
我吃了一惊,反问说怎么会这样?小周说杨虎解释了,杨帅和姐姐杨洁都不是自己的亲骨肉,这是他老婆刘桂兰在杨帅失踪后亲口承认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人离了婚,刘桂兰带女儿移民国外,但杨虎坚持没去。
我把杨虎叫进来聊,杨虎显然比早上见面时脸色更加阴郁。
杨虎说,他家是农村的,82年大学毕业分到JK厂工作,以前是老厂长刘品斋的秘书,后来取了刘品斋的女儿才算搭上了这辆顺风车,在老丈人的荫庇下,一路赶到了厂里的人事处长,算是出人头地了。但因为自己是靠着妻子一家爬上的高位,所以从结婚后在家一直低人一等。
他一早就知道妻子婚前有个谈了两年的男朋友,家庭情况与刘家相似,男方父亲也是省城一位和刘品斋平级的领导干部。双方因为一些因素没走到一起,刘桂兰又怀了孩子,也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刘品斋的授意下,杨虎娶了刘桂兰。
结婚三年后,刘桂兰第二次怀孕生下杨帅,杨虎以为这次终于是自己的孩子了,十几年来也一直视杨帅为心头肉。杨帅失踪后,妻子精神崩溃,无意中透露出杨帅的亲生父亲依旧是她的前男友,两人一直还保持着联系。
听到这一消息后,杨虎断然跟刘桂兰离婚,后来刘桂兰和女儿杨洁一同移民加拿大。
我感觉有些难以置信,问杨虎为何在接到认尸电话时不明说?那样也不用专门跑一趟。杨虎叹了口气,说自己心里还是抱着一丝念想。因为一来,当时刘桂兰精神状态极差,这话做不做真还说不定。二来他把杨帅养到15岁,一直感觉杨帅眉眼间就是自己当年的样子,跟姐姐杨洁截然不同。即便刘桂兰跟他说了实话,但杨虎还是觉得杨帅就是自己的儿子。
这次接到认尸通知时,他纠结了很久。一方面不想来认尸,因为刘桂兰已经把话说的很明白,二来心里又憋着一肚子气,觉得只要自己来验了DNA,发现不是杨帅的亲生父亲,警方势必要找刘桂兰回来,弄不好还得把杨帅的亲爹找出来。他之前一直在打听让妻子心甘情愿生下两个孩子的男人究竟是谁,但刘桂兰只跟他说是前男友,别的一概不答。
此外,杨虎也承认,DNA检测报告出来前自己还抱有一丝幻想,万一当时刘桂兰就是在骗自己呢?万一杨帅真是自己的儿子呢?虽然人已经不在了,但至少几年来心里的这口恶气算是出去了。
结果DNA检测报告给了他沉重一击,上面明确写着“无遗传学父子关系”几个大字。杨虎当场不知是该开心还是难受。杨帅不是自己的孩子,说明自己不用承担丧子之痛,而且某种程度上算是报复了刘桂兰当年对自己的欺骗。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很悲哀,自己忙了半辈子,却落得个这样的结局。
“他当年失踪,我压根就不该去找他,丢了才好!”杨虎吼了一句,不知是不是气话。
我问杨虎从哪些方面认定骸骨就是杨帅的?杨虎说,书包里的书本上写着杨帅的名字,现场有杨帅的胸牌。我说衣服呢?你还记得当年最后一次见杨帅时他的着装?杨虎说记得,说那件外套是他买的,骸骨身上穿的那些衣服也都是家里的,不是杨帅还能是谁?
但我印象中,那件“机械能”外套明明是杨帅当年从同学贾超身上抢来的。
外套已经被小周从法医中心带了回来。我留小周在办公室给杨虎做询问笔录,自己拎起那件“机械能”外套去了内勤办公室。
我把外套平铺在桌子上,地下油库阴冷干燥,外套保存得相对完好。外套背部有一块很大的污渍,法医鉴定为血渍。
我看着这块血渍陷入沉思,感觉问题应该就来自于这里。
这时内勤办公室门突然被撞开了,内勤民警小赵火急火燎地跑进屋来翻找东西,我问他怎么了,他说领导开会让准备的材料忘了拿,他是回来取材料的。
小赵扭动着庞大身躯手忙脚乱找材料的样子着实可笑。
他是个200多斤重的胖子,一到夏天特别爱出汗,夏执勤服的后背永远是湿的。今天下午是分局的表彰会,小赵参会穿了一件新警服,但来回跑这一圈明显又要出一身汗,衣服是白换了。
小赵背对我在办公桌上翻找文件,头上的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衣领已经湿透了。看着他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杨帅后脑受伤时身上穿着这件衣服的话,血渍应该是从后领延伸下来才对,而眼前的外套后领位置干干净净,血污却集中在后背其他部位。
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当杨帅受伤时这件衣服并未被他穿在身上,而后背部位的血渍极有可能是包裹受伤的后脑伤口是染上的。但这样的场景又不太符合现实,从经验看,杨帅后脑的伤直穿颅骨,突如其来的伤情会令他当即昏迷并失去意识,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把衣服脱下来包住后脑。那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件衣服是被凶手脱下后用来给杨帅包扎伤口的。但衣服的主人却是杨帅本人,也一直穿在他的身上,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决定请边境过来。
边境和杨虎是老熟人。
两人见面寒暄了几句,边境就杨帅之死向杨虎表达了安慰,劝他节哀。杨虎说反正不是自己的孩子,死了就死了,谈不上难受。边境很吃惊,问怎么回事,小周把情况简要跟边境讲了,边境也是一脸惊讶。
边境到时,杨虎的询问笔录快做完了。杨虎问能不能把杨帅的骸骨和遗物带走,我说暂时还不行。另外你最好也别离开省城,之后我们可能还要找你了解情况。
杨虎说自己这段时间就住在JK厂三宿舍以前的家里,有事给他打电话就行。
送走杨虎,我问边境对杨虎不是杨帅的亲爹这事儿怎么看?边境说这事儿以前自己确有耳闻,杨虎是走“丈人路线”上位的,对他老婆家里人言听计从,男卑女尊的家庭里,这种事儿不是不可能发生。
小周感叹说杨虎为何不早跟刘桂兰离婚,换作自己是万万接受不了的,宁肯一辈子当个小民警也绝不受那份气。边境拍拍小周的脑袋说,但愿有朝一日你站在杨虎位置时,还能有这份骨气!
我没心情开小周的玩笑,我说眼下我们在程序上得找到杨帅母亲,不然杨帅的身份无法确定。但刘桂兰早已移民,能不能找到人还不好说。边境却感觉无所谓,既然现场发现了杨帅的书包和校牌,这事儿应该假不了。我说程序上的事情来不得马虎,万一最后检察院揪住死者身份不放,我们得拿出证据来应对。边境考虑了一下,说那就联系出入境的同事,让他们帮帮忙吧。
我先讲了杨虎在办公室说这件“机械能”外套是他买给儿子杨帅的,而在我的记忆里很明确这件衣服是当年杨帅在学校抢同学的。
边境想了一会儿,说这个事很难说。事情过去这么久了,谁的记忆都会出现偏差。
我说你感觉谁的“记忆偏差”大一些?边境说当然是杨虎。但你换个角度想一下,你自己能记住十年前买过什么衣服吗?更何况还是买给别人的。
我把对后背中央那滩血迹的疑惑讲给边境。
他看了好半天,说这个事情也不难理解,如果凶手从杨帅身上把外套脱下来包住他伤口的话,这件事便说通了。我说凶手有这样做的必要吗?边境说为啥没有?你愿意用自己的衣服去处理别人血淋淋的伤口?
但一旁的小周提出了不同意见。“凶手能够一击便置杨帅于死地,就绝不可能再去为他包扎伤口。”
我说那假设凶手一开始没想杀死杨帅,看他倒地后又后悔了,所以去救他呢?
“如果那样的话,凶手会选择最快的包扎方式,比如用自己的衣服,而不会费劲从杨帅身上脱衣服。”
小周沉吟了下,说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件衣服原本就穿在凶手身上。二是....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意识地用手去挠脑袋。我示意他赶紧说,小周纠结了一会儿,问了我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死者不是杨帅,凶手才是杨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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