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为什么自杀？
自杀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2023年国家卫健委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农村人群自杀率分别为3.59/10万和8.25/10万，自杀已成为我国15-34岁年轻人群的第一大死因。
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教授埃米尔·涂尔干在《自杀论》中，首次以社会学视角对自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而在国内，民国时期的诸多学者也进行了多维度的自杀研究，其中备受关注的议题，是女性自杀问题。
讲述 | 景军
来源 | 看理想节目《谈病说痛》
关于自杀议题的中西方研究
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学说，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但事实上，他的自杀学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传入中国学界，其名作《自杀论》在民国学界一直缺席。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涂尔干的《自杀论》与当时的状况极不相干。《自杀论》带有男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对女性自杀问题的解释与中国的国情相差甚远。
例如涂尔干断言，世界各国女性自杀问题的严重性都远远不及男性。然而在民国初期，一些中国学者却认为，中国女性自杀问题的严重性绝不亚于甚至超过男性。这一观点在民国社会学家有关城市女性自杀的研究中得到了彻底的证实。
民国学者吴至信曾在1932年撰写了关于自杀的研究，共有三篇长文。其一是关于中国四个大城市自杀性别比例的研究，其二是对全球自杀研究的评述，其三是对八百件自杀案的剖析。
吴至信在评述中列举了部分自杀研究成果，例如意大利学者恩里克·莫奢尼在《自杀：有关道德统计比较的论述》一书中，用心理因素解释了自杀，包括心胸狭窄、容易激动、想不开或抑郁症等。
而涂尔干则采用了社会因素解释自杀，包括宗教、家庭、婚姻、集体生活形式等角度。但是涂尔干没有考虑更为个体化的自杀诱因，他仅从自杀率出发，并没有研究自杀的地点、自杀的情境、自杀的具体原因。
吴至信认为，学者莫奢尼的研究方式强调了个体性，比如心理危机导致的自杀；而涂尔干则更强调集体性，聚焦在导致自杀流行的社会失范。但是这两者都犯了机械的认识论错误，因为自杀的个体性、个人因素与集体性、社会因素都是分不开的。
另外，涂尔干关于“女性自杀的免疫力在全球各国都高于男性”的观点也是谬论。
涂尔干认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妇女的自杀率低于男性。妇女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女性是墨守成规的，按照既定的宗教信仰行事，不太需要脑力。
例如在意大利，每一万对夫妻里，到底有多少人会在婚约证书上签字？有很多女性不会签字，那她们自杀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自杀和受教育程度是有关系的。
但有一些时候，女性的自杀率是比较高的，比如周末。涂尔干对此的解释是，女性会在周末走出家庭，但相对于男性，女性缺乏在社会生活的能力，因此周末的妇女自杀数量反而上升。
另外，在解释为何男女自杀率有如此大的差异时，涂尔干表示，女性不太爱交际，她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并不大，很容易满足。而男人的精神需求比女人要强大，因而女人的自杀率更低。
由此看来，涂尔干的自杀学说有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气息，他对女性的判断其实是错误的。
五四运动前后，一系列自杀事件引发了思想文化界学者的高度注意。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元培、陶孟和、胡适曾在《新青年》《大公报》《晨报》等报纸上，对自杀问题连续发表看法。
他们之间有人批评令人悲哀的国运，有人批评自杀者太软弱，还有人提出自杀是否符合公理。而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便是女性自杀问题。
他认为，赵五贞自杀处在三种社会情境之下，第一个是男权社会，第二个是赵氏家族，第三个是她不愿意去的夫家家族，这都是制度化的。所以她在三面铁网包围之下，“求生不能，至于求死”。
数据显示，在当时，妇女的未遂自杀和已遂自杀，与男性自杀的严重性是相同的，甚至超过男性。1921年，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出版了《北京的社会调查》，其中的自杀数据也再次印证了这种可能性。
《沙漠之花》
死给你看？女性自杀与冤屈的关联
对比涂尔干和中国学者的自杀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涂尔干的研究重点是自杀率，并且他不注重未遂自杀，只关注已发生的自杀行为。
而中国学者的研究采用了社会事件论，他们认为自杀不仅是个体或家庭的事情，而是会牵扯到他人与社会。除此之外，中国学者的自杀研究还会探讨为什么、用什么去自杀，在何种地点自杀。
比如吴至信的研究就曾指出，女性和男性都会采取某些相同的自杀方式，但在服毒和投水这两种自杀方式上，女性的比例是远远超过男性的。
为什么女性会采取这种慢速度的自杀呢？这个慢与快，与地点也是有关系的，女性的自杀地点跟男人不一样。
女性的自杀地点与家庭有直接关系，她的很多社会矛盾都是从家庭来的，所以她自杀的原因是从家庭开始，生命的归宿也是在家庭结束。
从吴至信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常量：第一种常量是，家庭矛盾排在女性自杀原因的第一位；第二种常量是，服毒是城市女性最常见的自杀方式；第三个常量是，女性的未遂自杀经常高于男性的未遂自杀，因为未遂自杀是慢性的，即“我死给你看一看，我的自杀过程是抗议”。
导演蔡楚生、编剧孙师毅、作曲聂耳，三人曾合作拍摄电影《新女性》，拍摄的起因是女作家艾霞服毒自杀事件。
他们对艾霞所遭受的流言蜚语感到极为愤怒，因而创造了《新女性》这部电影，希望阮玲玉的出色演技能够召唤人民对社会邪恶势力的反抗。
他们想告诉观众，生活中的艾霞和这部电影中的韦明（阮玲玉饰），她们之所以服毒自杀，不是偶然的，而是以逐渐死亡的过程呐喊冤屈。但没有想到的是，电影上映之后，阮玲玉在那一年的三八妇女节服毒自杀。
《新女性》
1935年3月，阮玲玉自杀消息传出之后，鲁迅以悲愤的笔调写了一篇《论“人言可畏”》。
为什么叫《论“人言可畏”》？在当时，阮玲玉的前夫告她仿造文书，试图盗取她前夫家里的财产，另外阮玲玉还发现自己的男朋友出轨。这两件事被媒体炒得一塌糊涂，所以鲁迅认为是人言可畏。
民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对于女性自杀都有着特别清醒的意识，这些人会把女性已完成的自杀和未遂自杀都当成一种悲剧去看待。
相比于涂尔干只关注已遂自杀和自杀率，吴至信等人更为关注自杀的案发率。只要是自杀案件，都会将其纳入统计之中。所以通过未遂自杀，学者们其实发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尾声.
本土思想的温故知新
自适一词比较早地出现于道家思想文献，指的是在为他人和为自己的冲突之间，应以自己的自主性反对来自外界的束缚。道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以礼为代表的儒家政治哲学，然后也指明了不能自适的终极归宿就是以自杀实现的自全。
民国知识分子们认为，当我们不能自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全。但事实上，今天有很多不能自全的情况，是社会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大家还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回看中西学者关于自杀的研究，男权意识和欧洲中心论成全了涂尔干的自杀论，也让我们能够把一个社会学的神话拉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让它的虚构性和男权主义弊端公之于众。
而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在个体经历和女性自杀悲剧之中洞察到了男权家庭制度的扭曲，从而揭示了家庭制度扭曲与社会制度扭曲的一脉相承之处。
所以，批判在中国特别流行的涂尔干自杀论特别必要，否则涂尔干的自杀论就是迷信，由此铺陈而出的是对民国时期本土自杀学说的一种温故知新。
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努力建树本土学科思想和话语体系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够重温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的思想建树，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依据本土社会学的精华，促进全球社会学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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