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双绝记”——永远不要把大项目托付给没有经验的人

2024-05-10 00:05

悉尼歌剧院是如何断送设计师职业生涯的“天才之作”？

古根海姆博物馆是如何成为20世纪建筑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怎样做成大事》[丹]傅以斌、[美]丹·加德纳著

湛庐文化 |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4月上市

我们先讲一下“建筑双绝记”的故事。第一座建筑杰作是悉尼歌剧院，它屹立在澳大利亚海岸边悉尼港的岩石上。从外表上看，悉尼歌剧院像是一幅优雅的白色曲线拼贴画，让人们联想到翻滚的帆、流动的云或鸟的翅膀。且不说这座建筑的质量和规模，光是看它一眼就能令你振奋。它给人的感觉是轻盈而欢快的，就好像它时刻都会随风飘上天空似的。20世纪中后期，当悉尼歌剧院刚刚完工时，它的建筑风格就令世人震惊和叹服了，因为人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建筑。

悉尼歌剧院不仅成了令澳大利亚人自豪的国家象征，还成了无可争辩的建筑瑰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的一份专家评估报告称：“它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力无可争议的杰作之一。”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悉尼歌剧院为世界文化遗产，与泰姬陵和中国长城齐名，从而成了第一个建筑师仍然在世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二座建筑杰作就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美国著名雕塑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Serra）将它称为“20世纪建筑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2010年，一项邀请世界顶级建筑师和建筑专家选出1980年以来最重要的建筑的调查结果显示，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遥遥领先。

许多人都认为，悉尼歌剧院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座建筑，我对此完全同意。

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出自天才之手。建筑师约恩·乌松（JørnUtzon）在当年赢得全球设计竞赛时，在建筑界还默默无闻。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也是天才的产物，它由盖里设计，可以说是这位建筑师最伟大的作品。

盖里的设计原创性太强了，所以他唯一能被归入的类别只有他自己。但是这两座建筑有一个不同之处，而且是一个差别非常大的不同之处。

悉尼歌剧院本身是杰作，但是它的建造过程彻底失败了。问题接踵而至，导致成本不断激增。原计划5年时间建造完成，结果却花了14年，最终的造价是预期的1400%，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预算超支案例之一。更加糟糕的是，悉尼歌剧院毁了乌松的事业。

不同的是，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按时按预算交付的。确切地说，它的实际成本比预期还低了3%。而且，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它还产生了非常可观的实际收益，甚至大幅超出了预期收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分析的所有大型项目中，只有0.5%的项目能够兑现所有的承诺。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成功使得盖里跃升为世界顶级建筑师，为他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源源不断的订单，使他有机会创造更多杰出的建筑作品。

我们可以从这个鲜明的对比中学到很多东西。

不过是一幅华丽的涂鸦

糟糕的计划既没有利用试验，也没有利用经验。举例来说，悉尼歌剧院的建造计划就非常糟糕。

澳大利亚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Hughes）形容乌松参加设计比赛的作品“不过是一幅华丽的涂鸦”。这种说法当然有点夸张，但是并没有过分夸张。乌松的参赛作品确实非常粗略，甚至没有达到主办方设定的所有技术要求，不过他提交的简单的草图非常出色。也许正是草图太出色了，迷惑了评审委员会，才使他们把反对意见撇到一边，同时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主要的难题出在那些弯曲的贝壳上，而它们正是乌松设计方案的核心所在。它们呈现在二维的纸张上时显得很漂亮，但是，采用什么样的三维结构才能使它们稳稳地屹立在天际？要用什么材料、什么方法才能把它们建造出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乌松甚至没有咨询过任何一位工程师。

如果在设计比赛的时候，组织者在赞扬乌松所描述的宏大愿景的同时，也要求他先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试验，并借鉴他人的经验制订出一个严谨的计划，在有了这些之后再对成本和工期进行估算，然后批准预算并开始施工，那样就可以符合“慢思考，快行动”的要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情况完全相反，悉尼歌剧院成了“快思考，慢行动”的一个典型。

悉尼歌剧院的建成与无人提及的乌松

悉尼歌剧院项目背后的关键推动力量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乔·卡希尔（JoeCahill）。卡希尔当时已经任职多年，且身患癌症，像在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其他政治家一样，他把任职期间的关注重点转向了自己能够留下什么遗产。尽管他推动出台了一些公共政策，但是与许多其他政治家一样，他认为仅仅让这些政策继续执行下去还不够，他的遗产还应该以有形的宏伟建筑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卡希尔的澳大利亚工党同僚们并不认同他的梦想。新南威尔士州当时正面临着严重的住房和学校短缺问题，这些政客认为，将公共资金用于建设造价昂贵的悉尼歌剧院非常不明智。

面对这样一个政治困境，卡希尔选择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策略：他低报了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设计比赛的评委们的帮助。评委们在估算预期成本时，也直接用乐观的假设去填补计划中的巨大空白。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乌松的设计方案在所有方案中是成本最低的。

卡希尔还努力推进了这个过程。他下令，不管计划如何，悉尼歌剧院的建造工程都必须在1959年2月开工。而1959年3月将举行选举，二者绝非巧合。他甚至指示他的官员立即开工建设，并要求他们“尽快推进这个项目，使进展大到足以保证任何人在接替他的职位后都无法停止它”。这就是我们在第2章中讨论的“马上开始挖洞”策略，卡希尔得心应手地运用了这个策略。1959年10月，卡希尔去世了，但是歌剧院仍然在建造当中。然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在建造什么，因为最终的设计图还没有确定和绘制出来。

在设计过程中，乌松越来越心惊。他发现，前路上挑战很多，而且全都令人生畏。如果这个项目仅仅存在于他的制图桌上，那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施工的进行，无数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棘手的意外情况都浮出水面，导致项目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工期延误和赤字泥潭，所有这些问题的加重都只是时间问题。乌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用一个比他最初的草图垂直度更高的巧妙设计，解决了如何建造弯曲的贝壳形建筑的难题，但是在那个时候，灾难已经发生了。

由于项目开工过于匆忙，成本迅速上涨。根据乌松调整后的设计，项目甚至必须将以前已经建成的部分完全炸毁，并清理干净才能重新开始，这个项目不可避免地成了一桩政治丑闻。新来的主管部长瞧不起乌松，欺负他，骚扰他，甚至克扣了他的设计费。到了1966年，乌松实际上已经被完全排挤出了整个施工过程。乌松被替换掉的时候，悉尼歌剧院的外壳还没有完全竖起来，内部工程也没有完成。为了避开媒体，他和家人不得不在舱门关闭前几分钟偷偷登上一架飞机，秘密离开了澳大利亚。

1973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终于宣布悉尼歌剧院落成揭幕。由于建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混乱事件，特别是设计者中途被解雇，悉尼歌剧院在声学上不适合歌剧演出，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内部缺陷。作为这座高耸入云的别致建筑的设计者，乌松甚至没有出现在揭幕仪式上，他的名字也没有在仪式上被提及。

乌松再也没有回过澳大利亚，他在2008年去世，从未亲眼见过自己设计的杰作。这无疑是一出悲剧，非常适合改编成歌剧。

重新定义建筑的一个凸块

相比之下，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故事远远没有那么戏剧性，也无疑更令人愉快。虽然盖里已经说服了毕尔巴鄂当局在滨河地段上建造一座全新的博物馆，但是他仍然必须从设计比赛中胜出。为了设计这个作品，盖里不断尝试各种想法，这个时期被他自己称为“密集游戏”。最简单的游戏形式是，盖里在纸上用潦草的线条勾勒出自己的想法，当然，对任何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人来说，那些线条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团乱麻。

不过，盖里最主要的工作是利用模型进行的。他找来了大小不一的各种木制积木，先以一种方式将它们搭建起来，然后以另一种方式搭建，不断重复这个过程，试图找到一些看起来既实用又美观的模型。盖里与他公司的建筑师埃德温·陈（EdwinChan）合作，从一个初步的积木模型开始，然后加入扭曲成各种形状的白纸片。他专注地研究每一种变化，并讨论这种变化是应该保留下来还是放弃。然后，他让助手们用木头和纸板做出一个新的模型，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着。盖里传记的作者保罗·戈德伯格（PaulGoldberger）这样写道：“盖里经常会在一天内做出多个模型，因为他会连续不断地测试和否决各种各样的想法。”经过两个星期的无数次迭代，盖里终于完成了他的设计图并最终在设计比赛中胜出。然后，这个过程仍然在继续着：尝试，学习，再来一次。

盖里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模型打交道，他的工作室里到处都是模型，事实上，他的仓库里一直保存着几十年来他所制作的各种模型。他会先从某个尺寸的模型开始尝试，然后，为了保证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项目，他通常会尝试再制作一个模型，然后继续尝试下一个，以此类推。他在这一个模型中专注于项目的某个方面，然后在另一个模型中则统揽整个项目。

他不断地放大和缩小模型，直到他认为自己完全理解了从每个视角看到的建筑的外观和效果为止。他总是在尝试新的想法，与他的团队和客户讨论不同的方案及其结果，决定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而这一切只是他设计工作的开始。

在签订了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设计合同后，盖里和埃德温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尝试，他们使用的工具则从积木和硬纸板搭就的模型，进化成了一款可以完成复杂数字模拟的软件。这款软件名为CATIA，是由法国航空巨头达索公司（Dassault）于1977年开发出来的，原先用于设计喷气式飞机，经过升级改造后，盖里可以用它来设计所有复杂的三维建筑。CATIA软件能够实现的细节和精度非常惊人，它为盖里的创作和想象力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盖里设计的作品主要采用直线和盒子的形状，但是到了后期，当他的思路越来越多地转向曲线之后，他发现想象的东西一旦真的建成，就会让他觉得尴尬。他给我看了他最早设计的一栋曲线形建筑的照片，那是1989年完工的维特拉设计博物馆（VitraDesignMuseum），位于德国莱茵河畔的魏尔镇。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但是在建筑主体后部的螺旋楼梯上方屋顶处有一个凸块，看上去有些突兀，似乎不是故意设计的。

确实如此，那个凸块确实不是盖里设计的。当时，建筑施工人员无法清楚理解盖里的二维图纸，也就无法将他脑海中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建造成实物。建筑施工人员没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他们的过错，当时盖里的愿景根本无法完全转化为现实。但是CATIA软件的开发就是为了处理像飞机机身线条那样的微妙曲线和超声速空气动力学里的复杂物理问题的。

有了这个软件，盖里和他的团队就可以尝试设计各种形状，并且很有把握地确定哪些形状可以建造出来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在建造了德国那个笨拙的屋顶3年后，盖里又在巴塞罗那为1992年的夏季奥运会设计了“奥林匹克鱼”（OlympicFish）。这是他的第一个完全用CATIA软件设计完成的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只有用CATIA软件才能实现。

现在，曲线可以尽情流动了。又过了5年，也就是1997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对外开放。从德国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屋顶那个突兀的凸块，到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优雅曲线，这个转变仅仅花了8年。无论是从技术上看，还是从美学上看，这个转变都是非同凡响的。在建筑史上，这是建筑风格的一次彻底的转变，也是一次畅快的转变。

事实证明，CATIA软件为建筑师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盖里和他的团队可以在这里改变一条曲线，在那里改变一个形状，然后计算机在瞬息之间就能计算出这种变化对建筑的所有影响，从结构完整性到电气和管道系统的功能和预算无一例外都能得知。迭代尝试的速度大大提高了，盖里充分利用了软件的功能，尝试了更多的想法。说实在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最早就是在计算机中“建造”起来的。直到这个“数字双胞胎”顺利地建成之后，现实世界中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才正式开始建造。

“数字双胞胎”这个词也是盖里本人在几年后首创的。

数字双胞胎不仅带来了艺术上的大胆创新，也带来了惊人的效率，盖里和他的团队后来在设计纽约云杉街8号一栋76层高的公寓楼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盖里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想法，让不锈钢外立面凸出和凹进，营造出布料在风中飘扬的视觉效果。但是要想实现这个效果，组成外立面的每一块不锈钢钢板必须在工厂制造时就做成不同的形状，然后在施工现场组装到一起。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天衣无缝地组合在一起，在实现通常的外立面必须实现的所有功能的同时，创造出布料随风飘扬的华丽视觉。而且，造价也不能比普通的外立面高太多。要达到以上要求，需要不断进行测试。盖里公司的一位建筑师式森天正（TenshoTakemori）说：“如果你用手工来做这项工作，在允许的设计期限内，你最多只能尝试两到三次。”

但是幸亏有了数字模拟软件，“我们可以进行成千上万次迭代尝试。也正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如此高效地把这个东西打磨出来，以至于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成本降低到几乎和平面幕墙同样低的水平。我们没有更改过一个订单，这对于一座高达76层的大楼来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结果，也是最好的证明”。

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让盖里成为世界著名建筑师的几年后，他在《辛普森一家》的一集里客串亮相。在剧中，马吉给这位著名的建筑师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斯普林菲尔德设计一个音乐厅，盖里把那封信揉成一团扔到了地上，但是当他看清楚了纸团的形状时，他倒抽了一口气，然后大喊了一声：“弗兰克·盖里，你真是个天才！”接着镜头切换到了盖里展示斯普林菲尔德新音乐厅的模型，它看上去非常像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事后，盖里对客串这件事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许多人却当真了。“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他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解释道，“看过这集《辛普森一家》的人都信以为真了。”盖里的确是个天才，但是这集《辛普森一家》对他的工作方式的描述都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事实恰恰相反。

盖里在设计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时所表现出来的耐心、细致和精确程度，无论在建筑界还是在其他领域都是极不寻常的。这些年来，在他的设计室里，在牛津大学邀请他演讲的时候，在旅途中，我和盖里交谈过好几次，他一直坚定地认为精确的计划是必不可少的。盖里告诉我：“在实际工作中，在确信我们打算建造的建筑能符合客户的预算并且满足他们的需求之前，我们绝对不允许客户开始施工。我们会利用所有可用的技术，以最精确的方式对建筑的所有元素进行量化分析，所以根本不会存在多少猜测的空间。”还有一次，他说：“我想保证我们能够实现这个愿景，我要保证我们以客户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建成它。”

对比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与悉尼歌剧院的项目计划非常重要，这个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前者是“慢思考，快行动”的完美诠释，它是如何做成一个项目的正确示范。后者则是“快思考，慢行动”的痛苦例子，也就是说，它是如何破坏一个项目的典型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大师级作品的故事的启迪意义，绝不仅仅只对建筑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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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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