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福青建造的房子，红砖瓦房组成的小四合院，北方农村最常见的那种建筑。
唯一不同的是，每隔一段时间，红砖或者白墙上总会多出一些毛笔字。有些时候是农作物四时更替的记录，有些时候是老屋的翻建和维护，还有些时候，是写字者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
福青78岁，写了二十几年，满墙的文字连同他所在的上高陵村一直沉寂。直到今年3月27日，福青病逝。摄影师蔡山海在采风过程中无意闯入福青的葬礼，用相机记录下了满墙的文字。这些文字在外面的世界引起围观。一位留守村庄的老人余生的画像被徐徐展开，有人称这是一座“凡人的历史博物馆”。
在一个偏僻的北方村庄里，什么样的老人会关心宇宙呢？摄影师蔡山海认为，至少应该是一位村干部。想象的依据来自满墙的毛笔字。四月的某一天，这位摄影师开车前往雁门关，途经代县的上高陵村时，一阵响亮的哀乐让他停了下来。本以为只是一次简单的民俗采风，没想到的是，这座小院的墙上用毛笔写满了文字，上面记录了宇宙的维度、经济的发展、峨河的治理，还有铁路和交通变化。福青72岁也就是2018年9月27日从大门口买下两个人寿材支4600元，一支材2300元。已（以）后父逝母前如何生活。（老伴）要耐心找一位同龄体健男伴来一起生活，不领结婚证，儿供生活费，或送养老院供生活费。希宏纲（刚），宏英兄弟俩商量安葬事，易简不易繁，事之前后你兄弟俩一定和睦相商。
最后几年，福青在一块木板写下身后事的安排。蔡家欣 摄。
写字的人叫福青，正躺在院中间灵堂、他买的那口寿材里，小院的人在为他举行葬礼。让蔡山海惊讶的是，福青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有两个儿子，49岁的大儿子宏刚在鄂尔多斯定居，33岁的小儿子宏英在北京工作。生命的最后二十来年，他和老伴相依在村庄生活。这些文字更像是一个留守老人的喃喃呓语。在漫长的岁月里，它爬上了正门的照壁，柴房的梁上，还有顶门的木叉。福青生前，很少有人关心过他写的字。村里人早知道那满墙的毛笔字，只是认为“那是他的爱好”，或是“读过私塾，有文化”。常来串门的好友也没有读过，“家务事，我对那个不感兴趣”。儿子们也习以为常。“他曾经吃过亏或者听过来的好东西，想在这上面留给我们一个纪念，或者是叮嘱警告之类。”福青的大儿子说。他记得，父亲经常是兴起而至，捏着毛笔，蘸着墨就开始了，不用打草稿，有时候腰椎难受，写完一句，中途得停下来好几次。最开始，福青用白色粉笔在墙上记录。雨水和阳光很快抹去粉笔的印迹，后来，换成毛笔和墨水，又被水湮开了，他就给这些毛笔字涂上防水的透明漆。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不仅有房子的修建，农作物生长，还有生活的日常和地理交通。大到国家事，小到院里的杏花和蔬菜。在人生的尾端，福青徐徐地用毛笔安排自己的身后事，还记下对孩子和世人没说出口、那些来不及实现的愿望。蔡山海越读越被打动，“老人的爱是非常具体的”。他拍下满墙的毛笔字，迅速在互联网上引起关注。外面的人慕名前来，闯入这个沉寂已久的村庄，隔着院墙，倾听一位陌生老人的心事。福青的小院是一座四合院样式的红砖瓦房，不到500平米。它坐落在山西省忻州市上高陵村的主干道旁，坐北朝南的三间正房，东边的两间厢房，还有西边的厕所、猪圈和柴房，圈起庭院中央的那块二分地。这是福青的一方天地。他在院里亲手种上了梨树幼苗和酸枣树。在这座院子里，他试过卤肉的营生，73岁还在尝试种“红姑娘”。冬日的清晨，砸煤的声音会越过南墙，传到正在熟睡的邻居耳中，他们知道，勤快的福青起床啦！老宅有百年历史，原本漏雨又漏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盛行翻建新屋，福青没钱，后来，大儿子远走鄂尔多斯打工，帮衬之下，年近半百的福青终于能翻盖新房了。墙上的第一行字开始于2000年左右。翻新老宅时，没夯实的地基土被水冲坏了，水泥地也出现了裂缝。对于福青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他希望后代记住。福青俭省，祖宅的松木、杨木经裁剪之后，变成现在的房梁、窗框，墙体上灰砖也全都填进庭院的地。趁着水泥未干，他在正房的水泥地基上刻下“历史性”的时刻：2005年4月23日福青仅用24天返新成这房，开支8000元。62岁时建东正房三间，东房三间，得百蛇缠治愈后又高血压，冠心病治愈后服药终生。晚年的福青，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方小天地。担心雨水顺着房檐，弄潮墙砖，他把地面往上30公分的墙都抹上一层薄薄的水泥；东厢房临街，为了防灰，他给窗框刷上一层红色的漆；农村多老鼠，他就往木门槛上包了个铁皮……村口的峨河曾发大水，雨水顺着房顶和墙体灌进福青曾经的老宅，还有起火，在这木质结构为主，冬天又烧柴火的农村也不少见。毕生与房子有关的经验和教训都被福青一一记录在墙，他追随四时节气的变化，更改相关的“守护”之法：每年清明扫房垅，泥漏房处，冬扫小西房雪，鼠洞，鸟窝，鸽居点，不放燃火物，防洪水用大门封进法。修房子的福青让很多人没法理解。这也是身边人对他的印象，“房子要修好，要是不满意，明年继续修”。“满脑子里头都在琢磨这个事。”他的大儿子宏刚说。但某种程度上，他也能理解房子对父亲的重要性，“这是年轻时应该做的事，他年龄很大才开始”，“从他来说，是办成一件大事了。”约莫2008年以后，年轻人开始离开村庄和土地，到繁峙、太原、甚至是更远的城市打工。合村并校的背景下，到城里买房成为新的潮流。鼎盛时期近千口人的村庄，现在骤减到三分之一。村庄里留下来的，几乎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房子也不兴修了，任凭它颓圮长草。一个老人说，“村里边都没人了，修这房子干啥呢？”村庄、房子和人都在慢慢地老去。只有福青，还在做同一件事。从55岁开始，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把祖爷爷留下的破旧房院翻建成今天的模样：从一间房变成五间，院墙与房齐高了，新建设的彩钢棚也能挡住雨天的烦恼。这座历经四代、150余年的房子，他希望儿子们能继承下去。在西边柴房的木门上，福青写下了这个房子建造的时间脉络。蔡家欣 摄。
上高陵村最有人气的地方，是那块“为人民服务”的石碑脚。白日无事，老人们摇摇晃晃地走到这里，吊着烟袋子晒太阳。家狗和野狗追逐撕咬，老人们丢石头喝彩。水杏抽出的粉条和冒芽的青草点缀村庄，但也难掩这里土黄的底色。福青是村庄的另类。一位远嫁多年的邻居还记得福青，“有个戏匣子，一天到晚坐在这里（听戏）”。福青很爱干净。家里没有洗澡的地方，每隔二十天，他就坐上乡村巴士，到县城泡澡，一次25元。对农村的老人来说，这实在太奢侈了，“一般的农民，还有啥洗澡的？”一位跟福青年龄相近的老人说。院子也跟别人不大一样，没有堆积的化肥和农具，连炭都是一块一块摞整齐的。南墙边有两棵水杏，福青为它们费尽心思，土壤浇的是籽油，担心果实过大压垮树枝，前年又给两棵杏树支起十四根杆枝，就像两把撑开的伞，关于杏花，他的记录就像一首诗：每年杏花落打药一次，立秋后再打一次毛虫药，果越大越甜。每年剪一次树枝。
照壁上的一侧，福青记录下每年杏花的打药、剪枝时间。蔡山海 摄
春天来了，水杏开出淡粉色的花，院中像挂着两片云霞，远处起伏的黛色青山，跃出南边人家的屋顶。福青的院子变成一幅水墨画。福青不喜欢那些喜庆的鲜花、山水塑料贴画，有一段时间，他大概也觉得单调了，不知从哪弄来两株玫瑰，红色和白色的，种在庭院的二分地里，“给院子添点色彩。”为此，他特地写道：栽花耍鸟是老年人的一项乐事。每日加谷与水喂。清明节后十天开土堆花苗不受冻。庭中还有两株酸枣，那是福青从野外移回来的。回忆起这件事，他的三侄子计平哭笑不得，“酸枣不能在院里边种，他非要自己种，说能观察到。”每年，福青要买一本新版的地图册，在上面描画，尤其关注铁路和公路的变化。正房最东边的那间贴着山西、鄂尔多斯的地图，他也特别关注雄安——那是儿子工作地的附近。
福青有很多地图册，密密麻麻记录着他关于交通、经济发展的看法。蔡家欣 摄。
计平就住在福青的隔壁，他很羡慕这个三叔的健谈，“能搭讪”，“知识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交流上”。但在村里，跟福青能聊得来的人并不多。一位同岁的老人说，“（福青）个性太强了，有些就和他相处不来的。”在村里，福青最好的朋友就是保仓了，72岁，从北京回来的。保仓有一辆小汽车，他喜欢拉着福青四处跑，哪个村新上了戏，保仓就带福青一起去。看戏的福青很认真。保仓乐呵呵地模仿他：坐在凳子上，一只胳膊肘撑着大腿，身体微往前倾，脑袋会伸得更长，“看戏最开心了”。听说十公里外的圭峰寺有一株龟背檀，福青专门邀请保仓一同前去，到了那里，又被寺院中的榆抱槐大树震撼到了，回来后他就在墙上记录：榆抱槐大树均长高10米多。问：当代科学家两种树木相抱成大树基因，而且榆抱槐树的头是柏树枝头。奇！福青的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年轻时踩着自行车到太原做买卖，后来跟着大儿子到鄂尔多斯做超市的营生，最远的足迹踩到广西。他还带着妻子中秀去过颐和园、故宫和香山。酒店里现代化装修风格让福青新奇，他不断地念叨，“我一个农民能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是感觉很高兴的一件事。”中秀生病以后，福青就很少穿亮色的衣服了，自此，他的脚步基本停留在那一方庭院。
福青的院子，清明过后，正是杏花开的时节。蔡家欣 摄。
那是2008年的事。冠心病和高血压降临在62岁的福青身上，他的身体植入第一个支架。同年中秀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中秀是福青的第三任妻子。福青情感坎坷，第一任妻因性格不合离婚，第二任妻病逝，43岁才遇上四川人中秀。福青很感激：“她服侍我父母期，没有请我两位哥哥嫂子进屋服侍过一下，村民皆知，四个侄媳妇毕为证人。我更高兴。”病人中秀不管事了。福青的生活很忙碌。早上五点多起床扫院子，出门遛弯买菜，跟人闲嗑要掐着时间点。好友保仓记得，一般早上九点半福青就得回家做饭。他做的饭很简易，菜都倒进一个盆，洒点调料，上锅一蒸就完事了。他还要喂中秀吃药，给她打胰岛素，隔两三个月再到镇上添齐药品。中秀要是心情好，就跟福青聊两句，心情不好不说一句话，甚至不吃不喝。福青只好给小儿子宏英打电话，“你妈今天又不打针了”，“今天天气不好，整个人又有点木讷了。”有时候，电话里的福青很落寞，“你们各自在外面，我们两个老人在家里无所事事，有点情绪，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宏英理解父亲的苦闷，“两个人吃药变成一个人在吃”，“就像哄小孩一样”。但福青没有想过把中秀关在院子里，不管去县城泡澡、还是到村里追戏，或者外出郊游，他都要带着中秀。福青过世以后，整理中秀的药品时，大儿子宏刚发现了一张纸片：张福青妻：1833XXXXXX。请吃住者，电话联系我，等接领时必有重谢。他不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样的忧虑中写下这些话。“他考虑了很多事情”，宏刚说，“我很伤感。”他想起父亲和母亲相互搀扶的一生，以及后半生因病痛带来的困难，但这些父亲很少提及，“我在内蒙，我弟弟在北京，他一边要给我母亲看病，还要盖房，可想而知当初的艰难。”
福青给中秀写的、防走丢的纸片。蔡家欣 摄。
在小儿子宏英的印象里，遗忘大概是从2018年开始的。父亲拿到东西以后，转过身经常就忘了自己要做什么。很多事情交织在那一年，福青和中秀在秋天同时病，住在两家医院，宏刚、宏英各自从打工地返乡，分别照顾一个老人。出院后，宏英特意给两个老人订了牛奶，福青很在意这件事：2018年10月9日住院17日出院，11月11日开始喝牛奶。宏英回家发现正房的墙上出现这些记录，乐了，他调侃父亲，“你连这个也写上去？”每次回家，宏英都会发现父亲逐渐衰老的痕迹。刚开始是做完手术提不动一桶水，后来上台阶吃力了，抬腿打弯的时候感觉已经不太伶俐了。房子也得适应人的老去。于是，在福青起居室门口的台阶前，专门装了一根铁制的扶手栏杆。稀松的日常在离福青远去。跟他一起走过许多路的那辆自行车不能再骑了，被搁置在了东房。到小卖部买水，他总是圈着一个护腰，拉一辆小推车，十五升的水桶，甚至都不敢装满一半。那些跟农作物和修缮房屋有关的重活，福青只能请人来帮忙：冬下雪及倒烟桶请XX、XX来做，给物或钱。我已74岁，不能做上两项事。年老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迟缓，还有对新物件的陌生。福青会用智能手机看文章或者给儿子打视频，就是不太会打字——他就把话写在纸片上，再拍照发送。日常的生活，他把自己托付给房子这个老朋友，对生活的备注和提醒，在墙上变得频繁起来：每年三月份七月份找村青年人给福青中秀用手机刷脸各一次，才能领老年金。12月1日务必去手机网上交电费。72岁不会交，宏刚宏英给交。在好朋友保仓看来，福青的晚年生活还算不错。两个儿子孝顺，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而保仓跟孩子们的联系频率是一周一次。去年他的妻子突发脑溢血去世，两个孩子在外打工，院子里除了他，就是那条大黑狗了。去年，福青又感到胸闷了。他带着中秀坐火车去了太原，在那里，与从北京出发的宏英汇合上医院。那次的检查结果并不理想，因为年龄过大，医生已经不愿意再为福青做搭桥手术了。
年迈的福青日感体力不支，在正房的墙上写下不能再做的事。蔡山海 摄。
最初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感冒，在卫生院打完点滴后，第二天就被紧急送往太原的医院，他在3月27日离世。接到消息的宏英难以相信。绿皮火车上，他不停地给父亲拨电话，“希望这个电话能接起来，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但不是没人接，就是已关机。年前回家的惊喜宏英还记得，正门推进去，他一眼就看到照壁上新添的福字。那是计平带回来的、帮忙用水泥糊上去的。这些年，福青时不时都会给小院增点东西——大门口用来挂灯笼的仙鸟架，也是几年前淘到的旧货。这次宏英还发现，福字的周围新增了一点字：宇宙有多大呀？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中心1500万度……月亮体积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亿颗……宏英觉得好笑，用一丝怀疑的语气问福青，“你确定有6000多度吗？”福青一脸正经，“我只是作一个单纯的了解，详细信息还要找对称的人了解。”
进门处的照壁上，福青好奇发问：宇宙有多大呀？蔡山海 摄。
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停留在正月初八。宏英离家北上，福青站在家门口目送，就穿着黑色的驼绒裤和上衣，还有那双足力健棉靴。“我母亲的情况是这样，他得每天累，深颜色的衣服耐脏。”宏英说。福青隔壁的邻居八十来岁了，远嫁的女儿时不时就得打开院子里的监控，看看母亲在做什么。福青去世的那几天，她从监控里听到吹唢呐和打鼓的声音，“我就知道死人了。”不久后回家才知道离开是福青。她并不意外，“年纪稍长了一些，身体也不是很好，吃饭（的功夫）就没了。”福青走了，留下了中秀。她还住在西边的那间房里，看到家里来外人显得十分欢欣，拉着人一直说话。看起来似乎不记事了。按照当地习俗，“三七”过后，宏刚和宏英也要陆续离乡。在家的这些天，他们带中秀去体检，又在院子里装了一个新监控，闲时就读父亲在书上和墙上留下的字。宏英曾经不能理解福青，“你写上这墙不就成‘斑点虎’了吗？”他记得父亲认真地说，“你现在感觉有点像，到时候你看这些字，就不会这样想了。”确实如此。福青留在墙上的话，变成他们在老家的生活指引，庭中的二分地，福青说要“春上一三轮车鸡粪”。于是，兄弟俩就去村头买了一车鸡粪，趁雨来之前，浇了地翻了土。
福青过世后，他的两个儿子正在给小院的地翻土。蔡家欣 摄。
他们像“寻宝”一样去重新发现父亲。父亲年轻时是严厉的，他希望孩子们脱离农民的身份，不要再学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样子，对儿子的要求是，“能闯出去一个是一个”。福青为此看重教育，会专门花钱请人给孩子辅导学习，因为学习成绩下滑而动怒，宏英的嘴角有一个淡淡的印记，那是小学玩游戏成绩下滑后，被福青用笔戳到留下的痕迹。写字的父亲似乎是可爱的——他有一些“糗事”，西瓜不舍得卖，最后缩水又降价；也有小小的自豪，比如捡到了金项链归还给失主……读到这些，大儿子宏刚笑了。这些字就像是连接，帮助俩兄弟回忆逝去的生活片段。小儿子宏英会猜测父亲的想法，“他写这些是什么心态，又是什么感受？”字迹颤抖和拥挤的地方，他想象父亲写字的模样，“他个子高，这种低的地方，估计半蹲写”，“太低了，这里没有（字）了，有时候他会挪个地方再接着写。”福青的念想都留在老屋的墙上，很多事情，他还没来得及实现。他想给照壁再加高一层瓦片，脚手架都已经上好了。拍一张全家福和小儿子宏英的婚事，是他一直以来念叨的事情。他还想去一趟喀什和雄安：77岁的我，张福青将能去看看（喀什）吗？希望我两个儿子去定居，大展宏图，吸引很多乡亲去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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