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来伊斯兰为何不能侵吞中华文明

2024-05-23 01:05

设星标收藏我, 第1时间看好文

文丨明见君

伊斯兰教历史上曾在多个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包括欧洲、北非以及部分东南亚地区。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中华文明的某种外围包围态势。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尽管伊斯兰文明有向东扩张的倾向，并对中华文明发起过挑战，但为何它未能如蒙古和满族那样全面征服中国。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以千年为单位，伊斯兰文明与佛教文明及儒家文明之间的斗争y一直存在。

这种斗争伴随着力量的此消彼长，不断形成新的平衡又不断打破旧的平衡。这种平衡点自怛罗斯起就在历史中反复变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时期，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甚至推进到了华夏文明的腹地，如西安。这可以被理解为，经过长时间的战争与文化交流，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逐渐渗透进了中华文化核心区域之一。

但是，这种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与全面的征服是不同的，它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宗教和商贸等多个层面的交流与融合。

伊斯兰历史上的六次入侵。

与大唐帝国的碰撞

在公元739年之前，大唐帝国与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国）并未直接交锋，双方之间通过突骑施这一势力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作为彼此之间的缓冲地带。

然而，随着739年唐朝平定突起施苏禄部，突骑施内部纷争不断，实力大损，其作为中亚各国“保护人”的角色逐渐失效，为阿拔斯王朝的东进之路客观上扫除了障碍。

天宝九年，因石国“番礼有亏”，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出兵征讨。石国王投降后，高仙芝却背信弃义，将石国王及其家眷杀害，此举激起了中亚各国的愤怒和不满。石国王子逃亡至河中地区，联合中亚各国意图攻击唐朝在西域的四镇。

面对这一局势，高仙芝于751年秋，率领葛逻禄及拔含那军队三万余人深入敌后七百余里，与阿拔斯王朝的十万大军在怛罗斯展开激战。经过五天的对峙，葛逻禄人突然临阵倒戈，唐朝军队遭受重创，“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

尽管怛罗斯之战对唐朝和阿拔斯王朝在西域的影响力造成了一定冲击，但双方仍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唐朝的安西四镇已接近其统治的极限，而阿拔斯王朝也需要稳定其新征服的叙利亚地区，无暇东顾。

此役，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首次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状态，各自在西域的影响力与地位也基本确定，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调。

与于阗王国的碰撞

喀喇汗国，作为西迁的回鹘后裔，在9至10世纪之交，其统治者在与波斯萨曼王朝的交锋中首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为了获得河中地区穆斯林的支持，喀喇汗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克图率先皈依伊斯兰教，并在圣战者的协助下成功击败了他的叔叔，自封博格拉汗。

伊斯兰历330年（即公元942年），萨克图凭借伊斯兰的力量占领了巴拉沙滚，成为全国的大汗。在他的后代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正式在新疆扎根，成为喀喇汗王朝的国教。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厥语民族国家正式信奉伊斯兰教。

喀喇汗王朝完成伊斯兰化后，开始对信奉藏传佛教的于阗王国发起“圣战”。这场长达四十年的血腥征服（约960-1000年），使西域千里佛土血流成河，最终成为伊斯兰的土地。

十一世纪初，喀喇汗王朝的疆域达到鼎盛，其边界以新疆的荒山隔壁为界，与高昌回鹘（一个以汉人和回鹘人为主，受辽和宋影响，佛寺繁盛的王国）接壤。

在这一回合中，伊斯兰文明得以在新疆地区大幅扩张，而高昌回鹘王国则成为佛教文明抵抗伊斯兰东扩的前沿阵地。

与西辽的碰撞
　　

在1134年，因东喀喇汗国统治者易普拉辛无力驾驭国内葛逻禄人的叛乱，他转向远方的耶律大石，请求其协助。耶律大石借此机会“登上他那不费分文的宝座”，封易普拉辛为土库曼王，并允许他继续统治喀什葛尔和和田，但东喀喇汗国自此成为西辽的附庸。

然而，十年后的1141年，西喀喇汗国与葛逻禄人的冲突愈演愈烈。作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西喀喇汗国的马赫穆德不得不向塞尔柱苏丹桑贾儿求援。与此同时，葛逻禄人则转向西辽皇帝耶律大石求援。双方军队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会战。在这场战役中，塞尔柱军队大败，桑贾儿带着马赫穆德退入呼罗珊。塞尔柱王朝的实力由此退出河中地区，西喀喇汗国也经历了权力更迭，最终成为西辽的又一附庸。

卡特万之战不仅标志着塞尔柱王朝在中亚影响力的衰退，也是佛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一次有力反击。这场战役后，两个文明在中亚地区的平衡得以重新确立。

西辽皇室，作为佛教的信仰者，推行了相对温和的宗教政策，允许人民自由选择信仰。对于其附属的喀喇汗王朝，西辽也较少干预其内政和宗教政策，这使得在这一时期，中亚各民族的宗教矛盾得以缓和。

与大明帝国的碰撞
　　

到了13世纪初，伊斯兰势力已经席卷整个新疆，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其铁骑如风暴般席卷亚欧大陆，成功打断了阿拉伯帝国进一步向东的扩张步伐。然而，这场历史巨变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穆斯林群体开始大规模在甘陕地区定居，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文化交融与冲突。

明朝建立之初，便面临着处理甘陕地区伊斯兰势力的问题。然而，在整个明朝的统治时期，尽管朝廷不断尝试，但始终未能将伊斯兰势力完全驱逐出甘陕，更不用提远在千里之外的新疆了。

1404年，当帖木儿帝国东征明朝时，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已经年届七旬。不幸的是，他最终未能完成征服明朝的夙愿，在途中病逝。而他的继承者，在权衡利弊后，发现明朝距离遥远且难以征服，而印度则近在咫尺，于是决定改道征服印度，从而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继续扩张伊斯兰的势力范围。

1514年，信奉伊斯兰的吐鲁番汗国占领哈密卫，从此明朝再也没有控制过哈密。

与满清的对撞

在清王朝康熙皇帝的治下，准噶尔部族的崛起成为了西域地区的一大势力。噶尔丹作为佛教系的代表，对西域的伊斯兰势力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反击，成功灭掉了新疆的穆斯林国家叶尔羌。然而，清王朝在击败噶尔丹后，并未立即着手处理新疆地区的穆斯林问题。

仅仅两年间，代表穆斯林势力的大小和卓便迅速发动叛乱，企图挑战清廷的统治。面对这一局势，清廷不得不采取行动，最终成功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平定叛乱后，清廷开始正视新疆的穆斯林问题，并设立了一系列管理机构，如伊犁将军、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等，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直接管理。

然而，尽管中央正式确立了对新疆的直接管理，但新疆汉人势力的衰弱以及伊斯兰势力的迅速传播，使得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愈发不稳定。这一时期的清廷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新疆问题，确保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阿古柏叛乱

在清廷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之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后，新疆地区被正式纳入清朝版图，并开始了系统的行政管辖。文化上新疆依然伊斯兰化，并未归化。

我们中华文化能够传承几个世纪，直至今天依然璀璨，并非仅仅因为文化的伟大，而主要得益于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我们的祖先在东亚地区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气候适宜，土地肥沃，非常适合人类繁衍生息。因此，我们的人口基数一直很大，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对周边民族政权的人口优势也始终保持着碾压状态。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有了人口，才能推动文化、经济和科技的繁荣。没有人口，即便拥有再好的制度条件，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崛起。在古代那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人口优势往往意味着国家命运的昌盛。

第二个因素：我们的历史进程中确实充满了幸运。中华文化曾面临过两次最危险的挑战，一次是安史之乱后，另一次是元朝中期。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正处于鼎盛时期，长安城繁华如梦。然而，公元751年8月的怛罗斯之战，大唐联军败给了阿拉伯联军，虽然战败，但这并非致命的打击。然而，紧接着的安史之乱，却彻底改变了大唐的命运。公元755年12月，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转衰。

这场内乱导致河北地区胡化严重，长期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直到六百年后，朱元璋北伐才重新将这片土地纳入汉人王朝的版图。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损，无力再恢复对西域的统治，甚至连河西走廊到河湟一带也被吐蕃占领，无数华人陷入了异族统治之中。

然而，正是这些历史挑战和困境，锤炼了中华文化的坚韧与智慧。我们凭借着祖先的智慧和勇气，以及不断的人口优势，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让中华文化得以传承至今，依然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

吐蕃对河西走廊及河湟一带的占领，不仅持续了一百多年，而且成功地实施了文化同化。在这片土地上，汉人的后代不再学习汉语，转而学习吐蕃语，他们对唐朝的归属感逐渐淡化，甚至将唐朝视为敌人。这种文化上的转变，无疑是安史之乱后唐朝面临的一大挑战。

试想，如果安史之乱后，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利用唐朝的内乱，联合周边长期受唐朝压迫的民族政权发动进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唐周边的民族政权，长期以来在唐朝的强势下忍受压迫，安史之乱无疑给了他们复仇的机会。若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引领他们对抗唐朝，历史或许会被重新书写。

然而，幸运的是，阿巴斯王朝内部也陷入了纷争，未能继续东扩。同时，吐蕃的崛起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佛教势力的范围，成为阿拉伯帝国与唐朝之间的一道屏障，有效地阻止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渗透。

虽然中原地区幸免于伊斯兰的侵袭，但西域却未能如此幸运。这片曾是佛教盛行的土地，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被伊斯兰化。等到清朝乾隆年间（公元1759年），准噶尔汗国被清朝彻底击败，西域再次回归中华王朝的版图时，佛教文化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教的盛行。

元朝时期，如国歌中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正是凭借着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历史的偶然性，中华文化得以延续至今，虽然经历了风雨飘摇，但依然屹立不倒。

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作为元朝的第三任皇帝，早年曾接受儒学熏陶，文化上他既崇信藏传佛教，也推行宗教自由政策，并尊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融合。

然而，在元朝的政治风云中，一场政变改变了历史的走向。1307年，元成宗驾崩且无嗣，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发动政变，铲除了成宗皇后伯岳吾·卜鲁罕及她试图拥立的安西王阿难答。这位阿难答，身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原本有可能成为元朝的皇帝，但他却是一位坚定的伊斯兰教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据《史集》记载，阿难答自幼受穆斯林家庭抚养，信仰坚定，甚至在他的领地内建立清真寺，并促使大量蒙古军队归信伊斯兰教。这样的情景不禁让人联想到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影响。如果阿难答真的成为元朝皇帝，那么全国范围的伊斯兰化或许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中华文化可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幸运的是，历史没有选择阿难答。元武宗海山凭借其对国家稳定的维护和文化多样性的坚持，成功抵御了伊斯兰势力的扩张。然而，阿难答及其部下的改宗伊斯兰教，对宁夏地区该教的传播和回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元武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伊斯兰教的发展，但它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已成气候，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巨大影响。这片曾经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龙兴之地，如今也深受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尽管元朝在历史评价中存在诸多争议，但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元武宗的贡献不容忽视。他通过智慧与勇气，守护了中华文化的根脉，使其得以延续至今。

明朝，若非帖木儿英年早逝于东征途中，华夏文明或许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劫。帖木儿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在西方战场上对奥斯曼帝国取得压倒性胜利，一旦转向东方，明朝的处境将岌岌可危。

帖木儿帝国倾其所有，率领二十万铁骑挥师东进，意图完成蒙古帝国未曾实现的伟业，入主中原，一统天下。他选择在大明靖难之役，朱棣叛乱夺权未稳之际发起进攻，并打着讨伐朱棣篡位的旗号，以减少中原人民的抵抗。此等策略足见帖木儿的老谋深算。

更为棘手的是，帖木儿标榜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试图借此拉拢北元势力，与蒙古骑兵联手，对明朝形成合围之势。而明朝在蒙元统治结束后不久，中西部仍有大量穆斯林人口，这些人口极有可能成为帖木儿的内应，为其提供粮草、兵员等支持。

据《明史·西域火州传》记载，帖木儿东征期间，甘、凉地区的军士，尤其是穆斯林，不仅私送回回行贾出境，还泄露边务信息。若这些人把守嘉峪关，面对帖木儿军的攻势，其后果不堪设想。即便帖木儿首轮未能直接击溃明朝，他也可能在中西部长期驻军，通过伊斯兰教的强大传播力，逐步影响甚至改变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

宗教的力量是可怕的，明朝难以对伊斯兰大军进行有效的“反渗透”。即使明朝能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面对十万伊斯兰俘虏，如何处置将是一大难题。若不杀光，这些俘虏的后代将在未来继续传播伊斯兰教，对中华文明构成潜在威胁。

历史已经证明，一旦被伊斯兰文化倾覆，其他文明往往难以翻生。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到古埃及文明，这些曾经璀璨一时的文明，如今都已断层或灭绝，其土地上的人民大多信仰伊斯兰教。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文化的先进而掉以轻心。面对伊斯兰文化的挑战，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民族团结，共同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中华文明在世界的舞台上继续发扬光大。

他们之所以屈服，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挫败与驯化，如同狼被驯化为狗一般。即使一代人持有反抗之心，但下一代、下下一代呢？食物的选择并非核心问题，中原的佛教虽讲究素食，但文化的融合与同化才是关键。就连在暴力胁迫下的剃发留辫习俗，也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生代代无穷尽，总有一代会接受并融入新的文化。

我们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能够天然地阻挡异族的入侵，更因为我们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文化渗透，距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远的距离不仅使得军队的后勤补给难以维持，更让远征的军队面临着大本营安全的不确定性，这极大地增加了军事行动的风险。

而在文化渗透方面，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逐步渗透和融合。一旦在某个环节受阻，整个进程就会停滞不前。伊斯兰教虽然强大，但其影响力也主要集中在其发源地及周边地区，如北非、东非、东欧、西亚、中亚以及东南亚等地。

有人会问，东南亚不是很远吗？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距离已不再是绝对的障碍。然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仍然受到当地文化的抵抗和融合，这使得其影响力相对有限。

那么，哪里的伊斯兰势力最少呢？答案就是离伊斯兰核心区最远的地方，如日本和南美。这些地方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使得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也再次证明了距离和文化差异在文化传播和融合中的重要性。

即使是强盛一时的文明，如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也因其与伊斯兰核心区的地理邻近而难逃被征服的厄运。其悲剧性的命运，正是因为距离伊斯兰势力中心过于接近，使得其无法长期抵抗其扩张的压力。

同样，波斯文明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历史上，波斯人民曾勇敢地反抗伊斯兰的侵略，但最终仍未能抵挡其强大的攻势。如今的伊朗人，尽管仍然生活在波斯文明的发源地，但已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以至于伊朗人不再承认自己的波斯根源，而是认同伊斯兰文化，这确实令人深感惋惜。

相比之下，印度文明则显得幸运一些。由于与伊斯兰核心区的距离稍远，加之其统治者虽为伊斯兰化的突厥蒙古人，但并未完全采纳核心伊斯兰的宗教政策，而是采取了相对开明的宗教政策，这使得印度文明得以部分保留下来。

然而，世界上也有那些虽然远离伊斯兰核心区，但文明相对较弱，一旦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便迅速被同化的例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众多岛屿，它们的命运就如同大海中的孤舟，一旦被伊斯兰文化浪潮席卷，便迅速融入了其中。

那些消逝的文明的确未能像我们这样幸运，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能转危为安。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这些地势平坦的地区往往成为新兴帝国觊觎的焦点，民族、文化和人口结构因而经历着不断的变迁。

然而，在缺乏航海技术的古代，西方帝国若欲征服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则必须翻越险峻的帕米尔高原，历经漫长的沙漠之旅，待抵达河西走廊时，其势力已大大削弱。

历史上，绿教帝国的鼎盛时期与东方帝国的强盛时期不谋而合。四大哈里发时代的阿拉伯帝国与天宝时代的盛唐难分伯仲，而当大唐逐渐衰落，阿拉伯帝国也陷入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内乱与西方基督教的反击（法兰克），最终走向分裂。宋朝的衰弱时期，又恰逢欧洲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帖木儿帝国虽曾扬言要征服中国，却在中途夭折，壮志未酬。

因此，中华文明的持续繁荣与运气密不可分，但更得益于我们祖先的坚韧与智慧。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实力，更有着无比的决心和毅力，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

汉人至今能保持独立，既是因为我们祖先的辉煌成就，也离不开上天的眷顾。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异其实并不大。今天，中华文明面临的危机并不比伊斯兰文明轻，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严峻。

伊斯兰文化仍然深深地扎根于穆斯林的生活中，而中华文明在现实生活中已逐渐淡化，仅剩下汉字和一些传统节日作为文化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和互联网的发展，距离已不再是征服与渗透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仅要坚守自己的文化根脉，更要努力为后代创造更好的国运。如果我们将祖先的奋斗成果视为理所当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那么未来的路将充满未知与挑战。

“命是弱者的借口，运是强者的谦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国家的繁荣与昌盛，不仅取决于祖先的奋斗，更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与智慧。

请长按下图订阅群团团接龙

下面有你想看的精彩

请长按识别小程序订阅群团团购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