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斗转星移，中国已跻身于共和之国，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挽回国权，最终却还是要向人“递交降表”；更为可叹的是，自己力争删去第五号的事功不会被后人提起，自己在《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交涉的最后结果）上的签字，却会永远地存留下去。在签约之后，陆徵祥得到了袁世凯的慰勉，但他十分冷静地说：“我签了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1
1919年6月27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躺在病床上，心情格外沉重、复杂。明天，参加大战的各国将在凡尔赛宫签署对德和约，也就是《凡尔赛和约》，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为了这一天，中国人已经等待了多年。以战胜国之姿签署和约，这意味着正式结束辛丑年的对德赔款，彻底地洗刷对德屈辱。十九年前，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戕。他是庚子年被害外国人中位阶最高的外交官，中国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辛丑条约》中4.5亿两白银的赔款，有两成赔给了德国。皇帝的同胞兄弟、日后的摄政王载沣，亲往德国道歉，让清政府颜面尽失。如今，形势翻转，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得与英美法合作；一旦签署和约，德国还将彻底交还在华特权，甚至支付战争赔偿。面对这样的条件，一线外交官的心情实难不为所动。只是，这些荣誉和权利的取得，却意味着另一部分荣誉和权利的丧失。
1897年，德国借口教案问题出兵山东，并于次年强租胶州湾。从那时起，便在山东享有路矿的利权。1917年，中国加入“大战”，成为协约国一员对德奥宣战，十多万华工远赴欧洲，服务于前线。此举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在日后收回山东利权。与此同时，早些时候加入协约国的日本抢先对德宣战，出兵青岛，赶走了德国人。它还通过胁迫、诱惑的手段，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或换文，延续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从1919年2月开始，参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屡次在大会阐明：鉴于历史、外交、国防的原因，青岛和山东特权须直接交还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然而，日本在战争中便和列强有秘密交换，对方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4月下旬，在起草对德和约之时，山东问题被单列条款，成为和约的组成部分。在声索青岛和山东利权无效的情况下，陆徵祥面临着重大抉择。他权衡得失，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希望在签约的同时，声明对山东问题持保留态度。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这一策略也告失败：选择签字可以，但列强不允许中国作保留说明。各国所定对德和约的签约时间，是6月28日下午。此时的和约，就像是一块掺了沙砾的蛋糕，中国来此，就是为了这块蛋糕；两难的是，无法沥出沙砾的蛋糕，叫人如何下咽？若不签和约，开罪列强不说，也可能要放弃作为战胜国的权利，中国要孤立地面对德国。庚子对德赔款、德国在华的特权以及被中国没收的德国产业都有可能被要求索还，中国又何以善其后？十三天之前，陆徵祥住进了巴黎的圣克鲁医院。这其中，心病是一层，而他的确也有采薪之忧。据陆徵祥所述，医生诊断他的后背经络酸痛，系为“伏寒”，且肾脏虚弱，尿液多沉积物。病症之所以加深，显然与他半年前的遭遇有关。那是1918年12月的寒冬时节，陆徵祥以外交总长的身份，率代表团出京。他们打算经中国东北、朝鲜、日本、北美，最后抵欧参加和会。到东北之时，日方表现出异常的热心，派人为陆徵祥安排了豪华列车。听说陆总长畏寒，他们准备了暖洋洋的车厢。陆徵祥登车之时，车内甚热，只能穿单衣；未曾想，煤炭工添煤之后便熟睡。到了半夜时分，煤炭烧尽，车厢内的气温骤降至零下五度。陆徵祥从睡梦中被冻醒，发现腰部像是刀割了一样，自己已不能伸展自如，更无法下床行走。要不是使命重要、替人难寻，差点儿就电告政府请辞。虽然一路经过按摩调理，逐渐恢复了正常，毕竟还是落下了病根。唯一的好处，就是以此为由，挡掉了日方几次高规模的邀约。日方原本打算对陆徵祥进行车轮劝说，在和会上与日本合作，“勿听列强挑唆”，因此就无法实施了。对于一线的弱国外交官而言，身体的病症恐怕远不及精神上的折磨更为痛苦。前者可以医治，后者则会长久存留；前者不过是一时的疼，后者甚至是一世的痛。那是中国国际地位跌入谷底的时代。1900年，沙俄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陷入孤立和动乱之际，自己单独行动，出动兵力十七万，从俄远东方向分三路入侵中国东北。这个在四年前与清政府结盟的国家，此次打出的旗号居然是“护路”；所护之路，正是清政府为与之结盟而出让的横穿黑龙江的东省铁路（从满洲里入、绥芬河出）。短短三个月，俄军自北向南，占领了东北全境。在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受俄人诱惑，与之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设俄国总管监督盛京将军，由俄军驻防炮台、营垒等军事据点。俄国人是要以交还为名，将东北收入囊中。东北地区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廷虽弱，也绝不至将此地拱手让人，于是严令革去增祺职务，要求与俄国重开谈判，交涉东北问题。这个重任，落在了驻俄公使杨儒的身上。杨儒是汉军旗人，在此之前做过驻美公使，交涉过排华法案、华工入美事宜。1896年后，他接替陆徵祥的恩师许景澄，转任驻俄公使，陆徵祥以翻译官和参赞的身份随侍左右。此时的清政府在国际上十分孤立，沙俄又已造成占领东北的既存事实，哪肯将嘴里的肥肉吐出？他们将原有的交地章程略作修改，就强迫杨儒签约。签约意味着丢弃祖宗基业，但拒签则意味与俄决裂，俄国可能会长期霸占东北。他打电报向西安行在请示，军机处告诉他，事关重大，朝廷不为“遥制”！意在让他自行抉择。这样的选择、这等历史责任，杨儒如何能担得起？他五内俱焚，还要经常面对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的咆哮与威逼。随侍在侧、负责传译的陆徵祥也跟着心惊胆战。某次，在走出谈判厅时，杨儒心神不宁，站立未稳，从楼梯上跌下，伤了膝盖。不知是不是受到了启发，某天在使馆外乘车之时，他有意在雪地跌倒，那正是俄方最后通牒期限的前一天。清政府在英日干预下决心拒约，而杨儒却“一失足成千古恨”，引发卒中，含恨而逝。陆徵祥近距离目睹了现场的每一帧图景，是拒约全程的第一见证人。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对签约、拒约的后果都有着沙盘推演。拒约并不意味着完结，不久之后日俄矛盾激化，双方军队将东北变成了厮杀的战场。俄国虽在日本的强大攻势下撤出辽东，但战后的走向表明，清政府不过是前门拒虎、后门迎狼，日本势力接踵而至。上司的殉难、弱国的无奈、拒约的得失，这些都深深地刺激着陆徵祥。十多年后想起此事，他还对人说“犹觉心悸”。待到十四年后，中国又一次面临外交抉择，这一次，谈判桌上的主角已悄然换成陆徵祥。民国元年，陆徵祥卸任驻俄公使，出任新政府的外交总长。上任后，他按照在西方学到的经验，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改革，裁汰前清外务部一批举贡出身或在日本混文凭的官员，建立起一套职业外交官的养成和选拔体制。民国肇建，内阁跟走马灯一样地变换，陆徵祥曾几次担任外长，还一度继唐绍仪之后，署任内阁总理。1914年，日本以协约国成员的身份对德宣战，他们并未前往欧洲作战，而是出兵攻占了17年前德国强租的青岛，并且将军事行动扩展到胶济铁路的沿线地区。待到德军投降之后，日本不顾袁世凯政府的抗议，拒绝撤军至胶州湾，并且在各占领区域设立了“民政署”。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解决“中日悬案”的计划，这就是试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这一举动给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严峻考验。袁本人曾经担任清朝的外务部尚书，与陆徵祥接触颇多，在业务上相信职业外交官的判断与斡旋能力。他把交涉重任交给了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次长曹汝霖。“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要求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利权；第二号是日本在东三省南部、东蒙享有铁路、矿务、通商方面的利权；第三号是日本要求合办汉冶萍煤铁的利权；第四号是中国不割让沿海口岸、岛屿给他国，类似于1898年的“不割让照会”，是一种宣示势力存在的表态；第五号则是中日合办警察，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各种顾问，对中国损害最为严重。正式开议后，日方试图趁列强因“一战”而缺席东亚的空档，秘密、从速地完成中日谈判。陆徵祥表示，自己精力不足。他有意拖延，希望在会外寻求转机。日方又要求中方先对全部条款发表接受与否的意见，陆徵祥则希望逐条展开讨论。谈判过程中，陆徵祥提出了一、二、三、四号的修正方案，拒绝讨论第五号。面对日方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有意将谈判内容泄露给外媒，借列强和国内舆论，向日本施压。此举让日方大为不满，他们担心谈判迁延不决，导致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往山东和东北大举增兵，并在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政府9日下午六点前给出满意答复。尽管也有武人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但大家都明白，如果真的决裂，后果可能更为严重。袁世凯召集内阁的核心成员听取陆徵祥报告，认为日方既已撤回了最损国权的第五号，在权衡得失后，决定接受日方的条件。9日晚，陆徵祥和曹汝霖带着秘书，前往日本公使馆送交复文。陆徵祥心情沉重，在路上对曹讲述了十四年前随杨儒谈判时被沙俄威逼签约的往事。十四年斗转星移，中国已跻身于共和之国，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挽回国权，最终却还是要向人“递交降表”；更为可叹的是，自己力争删去第五号的事功不会被后人提起，自己在《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交涉的最后结果）上的签字，却会永远地存留下去。在签约之后，陆徵祥得到了袁世凯的慰勉，但他十分冷静地说：“我签了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说陆徵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他隐约感到，卖国贼的帽子怕是跑不掉了。他又给袁世凯、黎元洪出了补救之策——加入欧战，借战后的和会，提请各国修改中日条约。加入欧战的策略，终于在1917年遂愿。陆徵祥的担心，却也最终成为了现实。1917年，中国加入大战。次年9月，日本政府与中方签署了一项有关山东境内铁路借款的预备合同，由中国政府向日本银行借款，修筑济顺（济南至直隶顺德）、高徐（高密至徐州）两条铁路，年息八厘。这虽然是一个预备合同，但与此同时签署的，还有一个解决山东悬案的换文。换文说，占领胶济线的日军，除了济南酌留一部分，其他全部撤回青岛；胶济铁路聘用日本教官指导，但交由中国警察保护；日本设立的“民政署”全部撤销。文后特意加了一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予以同意”。眼看这么多利好的条款，当时的段祺瑞政府未查究竟，很是“欣然”，他们将之当作中国外交的胜利，指示驻日公使章宗祥签字发表。未曾想，这个换文为和会交涉埋下了祸根。1918年12月6日，陆徵祥抵达日本横滨，御医奉天皇之命前来诊治，早晚为他两次按摩。几天前的风寒帮他挡掉了大半的社交，但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的会面却无法推却。内田告诉他：等日德交涉之后，青岛可按原议归还给中国。但这次前往巴黎参会，两国应遇事接洽，不要听他国“撩拨”。陆徵祥礼貌性地表示了同意。当陆徵祥一行抵达巴黎时，已是1919年1月。先后抵达的还有代表团另外四位代表：南方军政府派出的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兼和会筹备会主任魏宸组。大家各有分工，都希望解决战争赔偿、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收回庚子年德国入侵北京时掠夺的天文仪器。关于山东问题，陆徵祥解释说，1918年中日签订的铁路借款合同与中日换文，是通过借款修筑两条铁路，换取日军集中驻扎于青岛并废除“民政署”。顾维钧认为，这属于战时的暂行办法，可以趁和会寻求解决。于是有了不久之后，顾维钧在五大国会议上的慷慨发言。和会期间，日本代表在五大国会议上（英、法、美、意、日）提出，胶州租借地、铁路以及其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德国让与日本。顾维钧针锋相对，从历史和文化上阐释胶州湾与山东都属于中国，更强调山东在中国国防上的重要性，日本出兵胶州湾不假，但中国不能用出卖主权来表示感谢。中国既已对德宣战，从法律上而言，战前的租借地和铁路条约就同时宣告作废，德国根本无权让与他国，胶济铁路和胶州湾在法理上都应直接交还给中国。顾维钧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欣赏，但日本外交官也是有备而来，他们在辩论中提到，山东问题已由中日签署协议来解决，还在私底下暗示，陆徵祥路过日本时，同意中日一致行动。这不但引出了中日间所签的各项密约和换文，还将陆徵祥推向了风口浪尖。中方决定，将山东问题说帖与中日密约一起提交和会。这时，代表团内部矛盾开始激化。陆徵祥本来是代表团团长，但五位代表都有“全权”头衔，他们要求各项决议采取多数决，由五人共同画押。按照这种方案，陆徵祥的权力被稀释成五分之一，空有团长的头衔，此后将遇事掣肘，有责而无权。无奈之下，陆徵祥避走瑞士，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3月下旬，国务院将代表团扩充为九人，同时任命陆徵祥为“全权委员长”，主持一切，各讨论事务未经决定以前，委员长可“便宜行事”。当陆徵祥顶着全权委员长的头衔回到巴黎，发现局势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此之前，中国代表团尚能得到热情招待，且能获得列强的同情与支持，等到3月底陆徵祥再到巴黎，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表现得很是冷漠，他已感觉大事不妙。原来，日本与英国本就有同盟关系，在战争期间又签署密约，英国保证议和之时支持日本的诉求。在关键的时刻，协约国五强之一的意大利因不满领土问题，愤而退会。日本代表团随后威胁，如果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志，将效仿意大利。英国因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也可能随之退出。果真如此，巴黎和会就会完全破局。在此情形下，美国选择了妥协。按照中国要求，胶州湾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交还。而日本则要求先交给它，等处理妥当，再转交中国。美国提出了调停方案，即由和会居中交还中国，被日本否决。日方坚持，中日之间已就山东问题达成了协议，应该按照之前的协议办理。中方说，中日协议是接续“二十一条”而来，是日本威逼外交下的产物。但日方却反驳，1918年签约之时，中国已经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不存在被日本胁迫的情形，中方对中日协议表示“欣然同意”，这就说明条约是中方自愿签署，并非强迫。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改此前支持中国的态度，质问中方为何“欣然同意”与日方签约？一旁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给了陆徵祥一个选择：或者照此前中日签订的条约办理，或者将德国的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陆徵祥无比沮丧，他只能去设法补救，希望把胶州湾交由五大国共管，进而开辟成各国商民可自由往来的通商口岸。他不知道的是，英、美、法三国已经在联合起草对德和约，三国依照日本的意见来处置山东，对中国的呼声充耳不闻。4月底，对德和约草案出炉，将山东问题单列出来，分成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号条款进行陈述，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眼看国权旁落，四个月的艰辛交涉付诸东流，陆徵祥心急如焚，他将眼前的两个选项摆开，一一权衡得失：签约，看着山东权益丧失，等于拿着战胜国身份却签下降表；拒签，等于同时放弃各项利益诉求，想要取消对德庚子赔款、取消领事裁判权，就须与德国单独谈判，能否收到预期效果毫无把握。更何况，即便拒签和约，《民四条约》与其他中日密约也不会凭空消失，日本仍会要求执行条约；即便与日本重开谈判，面对僵化的中日关系和流失掉的国际支持，能否谈出想要的结果，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得知和约无法修改后，陆徵祥与代表团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希望在签约的同时，声明中国不接受山东的处置方式。这样，既能享有战胜国对德的一揽子权益，又能为山东问题的交涉预留空间。陆徵祥将其中的利弊进行了详细说明，发给北京政府。就在这个当口，国务院发来一封密电。电文指示说，我方要坚持原则，不能承认将胶州由德转日的做法。密电另向陆徵祥通报了前一天，也就是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一桩群体事件：昨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聚众千余，以“还我青岛”为词，高揭旗帜，有“抵制日货”、“灭尽倭奴”等字样，先赴英、美各使馆请谒被拒，遂至曹总长宅，逾垣而入，放火焚屋，捣物伤人。驻日章使适在曹寓，被殴重伤。警队劝阻无效，当场逮捕现行犯数名，始克解散。恐远道传闻失实，用以附达，亦可见我国舆情激切也。这场运动，日后以它发生的时间冠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甚至被当作两个时代之间的分水岭。中国代表团是以战胜国之姿前往巴黎的，陆徵祥绝没想到事情会发展这一步。青年学生之所以选择曹汝霖为发泄对象，焚毁曹宅，很重要的原因是曹参与了“二十一条”的秘密交涉；而事实上，他当时是陆徵祥的副手。经过报刊舆论的声讨和青年学生的挞伐，曹的名誉怕是保不住了，陆徵祥居然逃过一劫，他除了对曹汝霖多少有些愧疚，更多的还是忧惧和失望。四年前的担忧，今天终于成为现实。虽说外交官应当用专业所学去做独立判断，虽说爱国者应首先去考虑“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大是大非，但毕竟清议可畏。这时如果有人去渲染陆徵祥是《民四条约》的签约人，只怕他在劫难逃。5月6日，代表团收到对德和约的全文，陆徵祥和王正廷出席和会。在全体大会上，陆徵祥沉重地说：中国代表团对和约表示“深切之失望”，“中国全国人民必为同一之失望”，和约“未顾及法律公道及中国之安宁”，自今以往，中国代表团对山东条款持有保留。实际上，仅就外交上的得失而言，国务院是倾向于签字的，他们从陆徵祥电报中读出了赞成签字的倾向，王正廷、施肇基也倾向于签字。但从5月4日起，国内抗议风潮迭起，让政府看到“群情愤不可遏”，国务院给陆徵祥发电说，“为国家前途计，和约不可不签字；而为国家一时安宁计，而和约又绝对不可签字。”签约负面效应，在外交之外，它关系着民心向背和政治稳定，关系着衮衮诸公的历史评价，这是在位者不得不考虑的。此中滋味，陆徵祥的体会更深。他眼下的目标，在于保留对德和约中山东条款的处置，同时争取对德和约中给予战胜国的权益。陆徵祥先找到法国外长征询保留山东条款的可能，结果对方说，“万办不到”，一旦中国开了“保留之例”，他国必纷纷援引，保留不满意的条款而只取对自己有利的权益，这样一来，和约岂非效果全失？陆徵祥又派顾维钧四处游说，援引1815年维也纳会议中瑞典的做法，即签约的同时，在约内声明对部分条款持保留权利。令人沮丧的是，和会否决了中方的意向，非但不允许在约内进行保留声明，也不允许在约外进行自行声明：中国代表团要么签字，要么拒签。陆徵祥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面临痛苦的抉择。签与拒签的利弊，代表团、北京政府都再清楚不过：签，犯众怒；不签，决裂。决裂后，其他权利还要不要，山东应如何收回？病床上的他，暂离了意见歧出的代表团，也不用穿梭在大国元首之间。他想了很多事情。他的上司杨儒为拒签俄约，以身殉职；同他一起交涉“二十一条”的副手曹汝霖，此时已是人人口诛笔伐的“国贼”，这些都令他唏嘘不已，但此生给他最深刺激的，还是恩师许景澄的遭遇。陆徵祥本是上海广方言馆的法文学生，20岁时，由当时的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奏调，担任使馆翻译官。此后的十多年，他一直在驻俄使馆度过。语言之外的外交知识与做人道理，多是拜许景澄所教。多年之后，当他与世无争归隐于比利时修道院时，仍将恩师的遗训刻印多册，常置手边，当作礼物赠与友人。戊戌政变之后，许景澄回国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当时的政治氛围保守，总理衙门官员成了异类。1900年夏，在义和团运动的高峰期，最高统治者召见众臣，商议要对外宣战。光绪帝担心酿成大祸，见许景澄跪在附近，上前拉着他，略带哭腔地问：“外洋有此等事否？”许景澄冒险直言：围攻使馆，有违国际公法。这个表态，激怒了端郡王等人，他们随后罗织罪名，说许景澄“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可怜一代优秀的外交家，因此被杀于菜市口，以身殉国。许景澄的死，给陆徵祥以巨大的刺激。1912年初，由陆徵祥领衔，率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退位。按说，此举有违外交官的职业原则，应该与许景澄的死有很大关系。许所贡献的是一位外交官的职业判断，他懂得外交，却未必懂政治；或者其实他懂政治，也知道趋利避害，但国家生死之际，岂可只顾个人祸福？可悲的是，尽管他说了自己认为该说的，尽管他搭上了性命，却依然没能挽回时局。现在，对德和约已经摆在眼前，陆徵祥在签与不签之间游移煎熬。山东代表前来看望他，他大概想到了拒签的各种后果，甚至要流下眼泪，但终于做出表示：“我总是不能再签了”！四年前已经犯险一次，这一回，他无论如何也不要再担骂名。6月28日，协约国代表齐聚凡尔赛宫，准备签署商议了半年的对德和约。中国代表团缺席不到，表示拒签。陆徵祥率代表团电告政府，说半年来忍辱负重，却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奉职无状，请求辞职。“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是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进退两难的自我描述，用在这里，则是陆徵祥在职业判断和政治判断之间煎熬和交战的写照。1919年底，陆徵祥回国。当船驶经吴淞口时，几千人打着旗帜在岸边欢迎他。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的字样。等到他登岸后，发现从码头到火车站的路被热情的群众堵得水泄不通，大家喊声震天，欢迎拒签和约的英雄归来。陆徵祥明白，清议可以无惭了，而内心的神明呢？现在，日军还赖在青岛，中国还要单独对德谈判，还要面对中日密约，这些后事要如何了结？他都毫无把握。等他回到北京，发现山东代表每天一队前往总统府，向大总统徐世昌诉苦，甚至嚎啕痛哭，说陆徵祥不签和约，山东人受尽了日本人的报复。面对这些山东群众，陆徵祥充满歉意，他说：不签，得罪山东人；签字，却要全国人受害。诸位回去，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1920年12月，陆徵祥辞去外交总长，逐渐淡出政坛。就在一年前，他还是全国拥戴的英雄。他大概不曾想到，由他主导的这场交涉，居然成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