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六年之后，2018年的中兴事件已经很少再被媒体提起。和后来的华为芯片禁售令相比，中兴事件其实并不算国内科技领域的至暗时刻，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美贸易战开启后舆论的一种至暗时刻。

当时国内舆论中充满了各种悲观论调，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的技术封锁将根本性摧毁我国技术进步的空间，而我国难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突破技术封锁，实现芯片等行业的追赶。甚至于还有些人对此幸灾乐祸，认为是“中国搞战狼外交激怒了美国才导致被制裁”，鼓吹“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时候”，当时舆论的群魔乱舞想必读者们还历历在目。

六年过去之后，虽然如今对于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和产业对抗，舆论中仍然还有不少唱衰派和投降派，但从产业界，媒体到民间，整体上的舆论心态还是比较成熟与坚定了。

芯片封锁失效与雷蒙德时刻

心态的转变当然来自于对现实变化的感受。一方面，从2020年开始中国在“新三样”等领域的爆发性增长，以及雷蒙多成了“遥遥领先代言人”等标志性事件发生事件发生，清楚说明美国想通过科技封锁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基本破产，另一方面，美国这些年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的言行作为无不说明对华不信任和敌视是整个美国政治机器的共识。

美国从2021年以来，首脑会晤、外交高层会谈搞了好几轮，但承诺是一个都没完全做到。近期，台伪领导人赖清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与美国对华公开承诺截然相反的意图和认知，而拜登前几天的对中国加关税行为，则根本体现了美国对我方的深刻敌意。

明年无论是川普二次上台还是拜登政府连任，亦或是其他小概率情况，美国对中国的持续施压与围堵都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可以预见的是虽然封堵成效已经趋近于零，但美国仍会继续推行所谓“小院高墙”的事实脱钩战略。根据最新消息，美国已经开始推动限制中国人在美国从事AI相关职业。

应该说对芯片产业的封堵确实是美国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后一个可能性机会。回顾18年，当时，其间我国正处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施、国内制造业换挡升级的关键时期。现在的工业支撑“新三样”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形成规模，特别是在电动汽车上，由于使用了规模更大的智能化体系和控制系统，需要比传统燃油车多得多的芯片和软件，这一击确实打在了我们的薄弱点上。

有一些假设认为，如果美国能更早的对中国下狠手封锁，或者反其道行之，以倾销的方式催毁中国当时尚且羸弱的芯片产业，之后再反手封锁，后来的形势可能都会有很大不同。

不论如何假设，美国在18年以后才下狠手确实为时已晚，彼时中国的全产业链和庞大产能已经成型，在芯片等领域也有了一定自主基础，美国的封锁反而推动中国相关产业摒弃了外部依赖念头，加速进行国产化替代，这一过程又推动了新三样产业领域的深度整合升级。

这两年来以比亚迪为首的中国车企，率先开打价格战，逼出来了如大众CEO讲“中国市场是健身房，必须上强度，不上强度跟不上”的说法。

除了比亚迪深度完成了自有产业链垂直整合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比亚迪半导体自研了大量车用芯片，对原先如英飞凌在内的外资供应商实现了自主替代。诚然，比亚迪半导体自研的芯片在整体性能上可能不及原先的英飞凌车规芯片，但基于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芯片，适配度可能更好，加载了全车其他零部件的冗余度后，不但性能完全足够，而且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

完全形成体系规模后的我国电动汽车行业，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给予国际大厂很深震撼，马斯克是最早看出这一点的外资头部企业领导者，因此才有马斯克当时所说的，“如果没有关税等贸易壁垒，中国车企将把其他国家企业碾得粉碎”。而宁德时代的电芯，在同等指标情况下性能远远超过外企同规格产品，也同样体现了宁德时代的电芯软硬件水平。以电动车产业链而言，通过芯片和软件下手试图阻挡我国工业升级的伎俩已经完全破产。

芯片之后，下一个目标是AI

认识到封锁无法阻挡中国工业升级进程后，不少人开始寄希望于美国通过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决胜”。从没谱的虚拟币，元宇宙，室温超导，到有谱的SPACE X，AI等，将某一种新型技术描绘成未来的决定性技术，然后渲染中美在该种技术之间的差距之大，从而得出新的“中国药丸论”。这其中，“AI决胜”是看起来最不离谱的了。

去年ChatGPT4.0问世，国内舆论再度掀起了新一波群魔乱舞，诸如疫情防控让中国错失了搞AI的时机，AI技术落后美国5-10年的说法甚嚣尘上。美国在AI领域领先全世界是客观事实，但这类盲目悲观与“药丸”认知既无视了中国是除美国之外唯一有众多巨型互联网科技企业的国家的现实，也完全无视了AI领域的发展路径和现状。

今年恰逢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30年来，从软件到硬件，从国民应用到国民手机，中国的科技公司不仅没有败下阵来，反而在一波又一波的产业变革和商业潮流中你追我赶，持续迭代升级。

GPT4问世后，国内之所以能迅速出现千模大战，正是因为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领域，无论是从学术产出还是业界应用的角度，我国都是事实上的全世界第二，并且远远领先第三四五六七。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在算法创新、数据以及可用于训练的计算量这三个人工智能训练基本要素中，因为芯片短板和科技封锁导致的计算能力受限才是当下木桶最关键的那块短板。

如华为盘古，腾讯混元，百度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众多国产大模型，虽然单一而论与GPT4仍有距离，但各自有擅长的领域与特色，且整体在快速迭代追赶，众多科技企业在不同细分领域，不同技术优势区域进行互补合力，加上我国独一无二的庞大应用场景需求，将引发国产大模型生态质变。

需求是推动技术创新突破的第一大动力。尽管我们在以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领域仍然在遭遇美国不断升级的封锁，在手机芯片封锁基本失效后，在GPU领域对中国实行严格出口管控，通过封锁算力限制中国AI突破已经是美国的压箱底手段。

但不要忘了，我们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有众多巨型互联网科技企业，有全世界最勤奋最庞大的软件工程师群体，在算法创新与数据量层面通过企业，工程师和市场用户三者协力，没有难以逾越的壁垒。在这全世界最大的需求推动下，中国在AI芯片、大模型等前沿数字领域迎来“雷蒙德时刻”，是迟早的事。

中美竞争与新质生产力

今年两会之后，新质生产力一词开始高频出现在媒体报道与研究决策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落地也将成为后房地产时代的经济主线。按照权威定义，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目前，在这几个方面，我们国家推动新质生产力大发展的最现实、最优势的选择，无疑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中国工程院院士贺泓就曾经指出，绿色化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色，数字化是新质生产力的引擎。关于绿色经济，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无疑已经成为了公认的新生产力代表。

为什么数字经济也如此重要呢？首先，要破除一部分人的误解就是：数字经济不是以往的互联网经济，更不是写写代码如此简单，而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既包括软件、也包括硬件，既覆盖比特世界，也根植实体世界，而且很多时候，它们都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

高层也多次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从这个高度来看，数字经济当之无愧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也是中美竞争的战略必争之地，从美国对华战略和手段来看，数字经济一直是绕不开的主战场。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原副主任王一鸣就指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是新科技革命最活跃、最具活力、最前沿的领域，正在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我国又是数据大国，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对其确权、开发、利用，都能产生巨大的实际价值，反过来对于生产力的促进又会进一步增强。

按国际上对通用型人工智能进入传统产业、改写和颠覆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研究看法，往往会认为数字技术将进一步扩大科技领先国家的领先优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数字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就像前不久马克龙针对采访所说的，“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中美两个国家，这真的太疯狂了”，已经点明了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与其他工业国家的根本区别，目前只有中美两国能充分使用全领域的数字技术。由于美国不断的去工业化趋势，中美两国已逐渐从产业竞争转向为以数字竞争为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发挥已有优势、创造更大优势，是政府部门、科技巨头、科研院所等等各界需要共同突破的方向。

其中，最根本的还要拼创新。以往我国很多企业和研究机构走的跟随式创新路径，已经逐步失效，越来越多的领域，我国已经身在无人区，而美国也不可能让我们再走跟随、模仿创新的老路。王一鸣就强调，要从过去终端产品集成创新转向承载关键技术的中间平台创新，包括关键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包括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形成非对称的反制能力。

在国内市场升级，企业出海需求呼唤与美国的极限打压作用下，中国的科技巨头和研发机构正呈现出空前的创新热情和相互支持。除了华为，腾讯、阿里、百度等科技企业也紧锣密鼓研发适应自家业务发展需求的功能芯片，无人物流，自动驾驶等也技术也在平台服务中不断落地。国内不少民营企业机构，也在政策和市场号召下积极投资在细分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专精特新企业。

其次，国内还需要利用好超大市场规模和海外市场优势，加快拼应用、拼生态。一个APP，用的人多了就成为超级APP，一项技术，用的企业多了就会不断迭代超越自己。不论是在移动端还是桌面端，最终自主操作系统的可能性必然建立在庞大完善的生态之上。在科技创新的底座之上，国内巨量、庞大、规模化的产业生态、行业场景，是人无我有的buff优势。

很显然，中国在数字领域同美国竞争的胜负手仍是实体产业。今年国务院的经济政策中，大幅度引导对智能化网联、新能源汽车和电子产品的消费扶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做出的回应。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5G用户数量都是全球的60%-70%，这些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依托的重要基础设施。我们也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产业生态完整，我们可以在很多产业做到全球链接企业数量和产值最大的互联网平台。这一方面正是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土壤，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数字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有着广阔的空间。

在本轮中美数字竞争中，也要看到美国科技企业对创新投入兑现的耐心，Chat GPT4就是诞生于OpenAI与微软的长期主义投入，也离不开与英伟达长期的深度合作。以OpenAI为代表的创新机制与投资长期主义，非常值得国内深入思考与借鉴。不过也要看到到OpenAI并不像一些人鼓吹的是所谓纯粹的“中小企业颠覆式创新神话”，背后本质上仍是巨头主导创新的延伸，从跟进公司在美国是亚马逊、meta，在中国是字节、华为、腾讯、阿里、百度就可见一斑，更何况在多年的研发中OpenAI烧掉了何止钜万的金钱。

根据技术-产业周期的历史经验来看，每一轮周期的尾部特征正是超级公司主导创新。在周期尾声中，创新成本极高，中小企业靠自己创新突破而做大的概率远远低于送死的概率。对于我国来说也是如此，当前科技领域超级公司是与美国进行竞争的主体。硅谷的中小科技企业风投主要是科技巨头，同样国内大型企业也是我们中小科技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如何引导超级公司进行长期主义创新与投资，需要在与对手的长期竞争中不断思考和完善。

同时也要看到美国为了长期竞争关系在实体端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美国在教育行业上面，持续加大力度对stem学科进行支持，试图培养其自身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同时不断得增加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市场的成本，将离岸外包、友岸外包加以区分，试图从规模上削弱我们的制造业规模。而且大规模的制造业投资，持续拉动了美国的基建行业，这也是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变成《通胀法案》的原因。

截止2023年9月，美国的制造业投资规模从2021年的761亿美元增长到2320亿美元，这一切都昭示着拜登政府并不像大众舆论调侃的那样“瞌睡无能”。但同时期美国发电量和用电规模的走低，也同样揭示了一个情况，即美国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还早得很，去工业化浪潮还远未触底，自身固有的惯性依然强大。

中美竞争与内部矛盾

这两年来，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不平静。兜兜转转，随着4月我国各项边际数据的出台，核心边际数据的改善揭示着我国本轮经济周期已经进入尾声（即复苏-高涨-危机-萧条这一周期过程），仅以笔者个人观点，虽然当下仍处在复苏早期，各方面的障碍和问题仍然较多，但我们已经走出了地产泡沫破裂-后疫情缺乏经济动-外部势力压迫的三重障碍。可以说，不论是新三样，新质生产力，还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些概念的落实产出，长远来说为了实现我国的产业升级与跨越式发展，眼前来说也是为了尽快彻底取代房地产产业对经济的影响。

当下中美竞争还有一个重点是各自解决内部结构矛盾进度的竞争。中美全面竞争越升级，各自解决内部结构矛盾的需求就越迫切。这也是当下中美两国各自都有大量声音唱衰本国的原因——人总是对自己的环境更敏感。

当下的宏观经济核心数据的边际情况虽然已经显现出走出谷底的情形，但面向长期大国竞争的关系，特别是美国掌握了国际规则和霸权“制高点”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压力没有丝毫减轻。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看，在数字技术、产业协同、经济出海和人才培育方面，在体系改革、缩减地域差距、分配改革方面，在协同一带一路国家、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方面，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与难题等待我们推动解决。后面，笔者将以基本面、金融资本和产业三个视角，再来分别谈谈。

戛纳骑墙术与“名导”众生相

中国名导为什么爱给戛纳拍电影？

没有中间道路，“反以”必须等于“反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