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真相,不知道更好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最爱历史
作者:我是艾公子
范进在发疯之前,是个十足的可怜人。
他自二十岁应试,一直考到五十四岁,连个秀才都没拿到。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还常常被岳丈打骂。
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他看到了一束光:广东学道周进主持院试时,见范进文字“一字一珠”,便取其为第一名,还鼓励道:“龙头属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发达。”
于是,范进执意参加乡试,中了举人,高兴得发了疯。随后,范进赴京会试,拜见周进,周进在人前称赞他,为其打响了名声。范进也不负恩师所望,中了进士,当上山东学道。
范进是个忠厚的好人,周进是个慧眼识珠的官员,知识确实改变了命运。然而,范进的发疯让这一切看来是多么的讽刺。
后来,周进托范进照顾一下自己的学生荀玫,范进尽心尽意搜索考卷,却在已录取的案卷中找到了荀玫的名字。还有一次,秀才梅玖在山东考试,因文字荒谬,成绩太差,按例要受处分。梅玖哀告求情,谎称周进是他的“业师”,范进见是“我周老师的门生”,告诫了几句,从轻发落。
周进在成为范进的恩师之前,是私塾老师。他六十多岁还是一个秀才,只能靠做塾师来补贴家用。那时,没有人把周进当回事,即便教的学生中了举人,也得不到多少的尊敬,反而还被辞退。旁人冷嘲热讽,其中就有梅玖。
茫茫的黑夜之中,周进看到了一束光:他正欲寻死,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苏醒之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几个商人看到了,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让他纳监进场。这才有了后来的“恩师”周进。
周进和范进的故事,就像是小说家吴敬梓精心打造的一面历史之镜,虚虚实实,重重叠加,既有科举时代中个体命运的强烈折射,也有科举制度下人情世故的真实写照。
清末进士商衍鎏将老师分为两种:“受业师”与“受知师”。概言之,前者在于教导,如塾师;后者在于提携,如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和阅卷者。当然,受业师也可以转化成受知师,比如《儒林外史》中周进提携荀玫。
考官录取表现优异的考生,是职责所在,但对被录的考生来说,就是再造的恩德。尊其为“座主”,自称“门生”,也是合乎情理之事。因此,不需要日积月累的交往,“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终身之分”。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这一利益关系并不抵触,尤其是那些久困科场的士人。
唐人韩愈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仕途漫长崎岖,需要有人引路。
明人谢肇淛也认为: “拜主司为门生,自唐以来然矣!策名朝廷,而谢恩私室,诚非所宜;然进身之始不可忘也,士为知己者死,执弟子礼非过也。”没有“老师”的录取,皇恩再浩荡也不会落到学生的身上。
作为科举制度的衍生物,座主、门生关系自诞生之初就与利益缠绕在一起。门生所求自不必说。座主当然抱有为社稷取才的想法,但是也不妨碍他们有着自己的小心思:贪财者希望门生常来拜访,以此索取钱财;位高权重者想要网罗新贵,相互援引,形成一方势力;文学领袖栽培后进,寻找继承人,发扬本派学问;更多人就是给自己和家族留条路,希望门生得势之后能够照拂一二。
当科举制度越来越完善,座主、门生关系也就越来越普遍。细数那些在史书上留名的权臣,谁不是由卑微门生成长为一方巨擘?谁又不是桃李满天下的座师呢?
以明后期为例。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时年六十有余,门生阿谀他,称其为“老师”。此后,“老师”一词流行开来。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继盛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却被下诏狱,受尽折磨,最后以假传亲王令旨论罪,处以绞刑。当时负责此案的刑部尚书何鳌就是严嵩的门生。
借助门生清理敌对者,不独严嵩一人这么干。隆庆三年(1569),高拱第二次入阁,把他的一众门生安排在言官岗位上,夸张时“其门生为台省百许人”。这些人四处弹劾,指哪打哪,堪比一支军队。
有时,门生也会反噬座主。万历四年(1576),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弹劾座师张居正“擅作威福,蔑祖宗法”。张居正气极,对皇帝说道:“国朝二百余年,未闻以门生排师长者,计惟一去以谢之!”皇帝将刘台下诏狱,张居正明面上为其求情,暗地里罗织罪名,刘台经不住折磨,“暴卒”。然而,雷霆手段并不能震慑他人,弹劾张居正者后继有人。万历五年(1577),其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弹劾张居正夺情一事,二人虽被施以廷杖,却也名声大震。
天启元年(1621),后金相继攻陷沈阳、辽阳,右佥都御史王化贞巡抚广宁,与辽东经略熊廷弼不和。当时,内阁首辅叶向高为王化贞座师,偏袒于他。结果,广宁之战惨败,王化贞弃城而走,回来之后还参与陷害熊廷弼。乾隆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发出感慨:“吁!师生门户之害人家国,如此之甚,岂不可畏哉!”
顾炎武也对明朝晚期的师生关系痛骂道:“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
乾隆和顾炎武二人的身份非常耐人寻味。乾隆的视角代表的是皇帝,对皇帝而言,天下每一个臣民都要绝对忠于君主,怎么能私自授予权力呢?因此,自唐以来,每个朝代都曾下令禁绝师生结交,严刑峻法、劝教谕示,无所不用。但皇帝既不能一人独治天下,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也不可能由其独揽,他必须任命考官才能完成其事,师生关系便成为禁而不绝的悖论。
顾炎武则代表了在野的士大夫群体(也包括很多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人),他们本就被排斥在外,自然对政治场的各种圈子十分厌恶。如果他们能够进入游戏,能够得到上位者的赏识,他们还能忍受官场寂寞主动拒绝座师的提携吗,还会对科举时代的师生关系作出决绝的批判吗?这显然需要打一个问号。
▲顾炎武画像。图源:网络
本质上,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随着王朝存续时间的推移,官缺不太可能大幅增长,已经拥有权势的人想要继续维持,没有权势的人拼了命也要通过科举,此种隐性或显性的权力竞争,只会导致权力本身越来越稀缺。只要功名稀缺,只要“录取者”和“被录取者”都能彼此相认,座主、门生关系就不可能禁绝。
到了晚清,“老师”已经泛滥成灾了,有蒙师、受业师、受知师、恩师、荐卷师、座师、肄业师、问业师、游学师、社学师、课师。科举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拜师,县试、府试、复试、朝考、殿试、拔贡、补廪……所有与科举有关的官员都能成为老师,读卷的、阅卷的、监考的、书院里考察学业的……甚至,老师还会带着学生去自己的师门拜谒,称“太老师”“太老夫子”。如此景象,已成常态。
不断增添的“老师”名单,其实只是在不断印证一件事:权力越发稀缺了。
座主与门生不仅仅是利益的结合。许多师生在长期的交往中,确实建立起了真挚的情谊。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一位名叫欧阳修的文人在礼部省试中大放异彩,夺得第一。那年的主考官为晏殊。几个月后,欧阳修在殿试中唱甲科十四名,进士及第。作为师生,欧阳修与晏殊的关系不算亲密。欧阳修刚直不羁,晏殊平和中正。庆历年间,晏殊任枢密使。一日天降大雨,晏殊宴请宾客,大家争相赋诗。欧阳修感念宋夏战事,写下一句:“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众人皆歌功颂德,独独欧阳修如此扫兴,晏殊颇为不爽,对人说道:“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却不曾如此作闹。”
宰相杜衍对欧阳修也多有扶持。二人都是个性刚直之人,有什么说什么。景祐二年(1035),杜衍荐举欧阳修的同年石介,随后石介失言被罢官,欧阳修直接写信指责杜衍,说杜不敢为石介仗义执言:“介,一贱士也,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
后来,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离开,杜衍被贬。欧阳修本可置身事外,但依然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而被贬;而晏殊处事圆滑,不施援手。
杜衍死后,欧阳修在《祭杜祁公文》中说:“呜呼!进不知富贵之为乐,退不忘天下以为心。”这和范仲淹的“进亦忧退亦忧”多么相似。致仕之后,欧阳修还念念不忘对杜衍立下的誓言:“掩涕发陈编,追思二十年。门生今白首,墓木已苍烟。报国如乖愿,归耕宁买田。此言今始践,知不愧黄泉。”
从欧阳修、杜衍身上,不难看出理念的契合与传承。
等到欧阳修作为“老师”,他也如杜衍一样荐引人才。时人说:“世之号能文章者,其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
嘉祐年间,放弃功名的苏洵进京,以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投贽于欧阳修,欧阳修看后大为惊叹,并将其传给公卿大臣阅看。苏洵之子苏轼进士及第之后向欧阳修献文,欧阳修直接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曾巩高中进士之前,也是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力称赞。
一句话,便可使科场失意、默默无闻的地方士人,在人才济济的京城扬名立万。提携后进不是难事,有权势即可,慧眼识才方是真功夫。看看“欧门”的文人,哪个不是真材实料?
欧阳修提携后进并不总是带来好的结果。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作《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时,他似乎将王安石当成了自己的继承者。然而,王安石对政治的兴趣要大于文学。二人的政见也不和,王安石要改革,欧阳修不喜扰民之举。因此,王安石常常排挤自己的老师。
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想要起用欧阳修,王安石对皇帝说:“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请求致仕。王安石对皇帝说:“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
虽然王安石没有成为欧阳修的继承者,但欧阳修还有苏轼,还有曾巩。尤其是苏轼,身边也渐渐聚拢了一批志同道合之友,人称“苏门”。虽然欧、苏二人无法摆脱党争的影响,但他们在那个互相倾轧的年代是一股清流。才华出众,人品相对可靠,坚守理念,距离政治风暴有一定的距离,这让他们的师生关系看起来干净很多。
然而,这是一道不可复见的美丽风景。
▲欧阳修画像。图源:网络
汴京的风景常常是这样的:士子们游走于权贵之家,往往一日之内,马不停蹄拜访数地,最多可至十余家。宅园门口常有阍者把守,士人递上名刺,还要看他的脸色,最好孝敬一二。进了门之后,拿出准备好的古玩字画,以及精心挑选的诗作,看看能不能入权贵的法眼。如果不能受到赏识,顺势作为讨教的内容,如果有幸获得了对方的指点,便有了一层师生的情谊。
神宗朝,王安石主持变法,想要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按宋代的祖制,执政(副宰相)的私宅迎接宾客有定数,而且官员来往限制极严。为了广收人才,王安石便放开限制,无论官职贵贱皆能进来。进来的人不敢在厅堂里直说请托之事,往往要等到主人在堂下送客的时候才讲明。拜访的人太多,就连假日都堵着门,王安石无奈让阍者在门外张贴告示:“假日不见客。”另外,一般见执政,是不用笏的,但人们向王安石行礼时都用笏。
厅上不说话,堂下说话;假日不见客,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见客时出笏。人们将这一奇特现象称之为“三拗”。
王安石博学多闻,乃当世宗师,一旦做了王安石的门生,便名重天下。等到宗师在朝堂过了气,“人人讳道是门生”,甚至还要写书诋毁王安石之学。再到宋哲宗诏令王安石配享神庙,人们又开始说自己是其门生,有好事者就把前词改为“人人却道是门生”。
世风日下,偶像倒塌只是表象。当权力的交易摆上台面,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格的贬值。难怪时人说:“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
▲王安石画像。图源:网络
现代人对于传统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中一个就是“师道尊严”。古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尊师重道,或者说他们尊重的老师背后,明显还有着别的什么东西。
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道:“今人之所最急者举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时受业之师,富贵之日,非但忘其恩,并且忘其人矣。”士人最看重的老师,是对他们前途有所帮助的座师,而不是真正传道解惑授业的老师。后者很难感受到为师的尊严,多是辛酸与屈辱。
蒲松龄《学究自嘲》诗云:“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读书人的出路,大致有两条:一是出仕,二是处馆。但是,没有人会把处馆教书当成人生的目标。从读书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怀抱着金榜题名的梦想,渴望从一介布衣变成朝堂公卿。等到被现实一巴掌拍醒,发现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只能倍感失意。生活还要继续,可一个读书人还能做些什么呢?不会耕田,不会经商,不会手工,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最后只能走进私塾,当起塾师——这显然是没有出路的出路而已。
在一些重视教育的地方,由于乡规和士绅的倡导,塾师的地位不算太低。比如明代的太湖名师钟鼎,以“方正严师席”闻名,以至“学人不敢仰视”。但总体而言,塾师的境况都挺惨的。
如果我们翻阅一些塾师的笔记,就能明白他们的苦楚。他们往往是贫寒士人,住在东家的屋子里,寄人篱下。饮食仰仗于主人,比仆人要好一些,但很难见荤。开学之后,就不能回家,长时间抛妻弃子。私塾的环境往往很差,上漏下湿,门窗残破。塾师睡在稻柴之上,盖着一条粗布,夏天蚊虫叮咬,冬天枕席冰凉。他们对待学生,打不得,骂不得,毕竟那是主人家,一个不小心,就会丢了工作。
虽然整个社会都在呼吁尊重老师,然而,一个科举的失败者能得到什么好的脸色呢?从事这份职业,就意味着人穷志短。更何况,满大街都是失意的读书人,你要是放不下尊严,有的是人放得下尊严。蒲松龄曾言:“沿门磕头求弟子,遍地碰腿是先生。”以前读书人挤破了脑袋想要当官,现在拼了命想谋得一份馆职。
相传,一户官宦人家,延聘塾师教其子弟。一日,塾师请假还乡,东家令仆人持伞相送。路上,长工赋诗道:“山前山后雨蒙蒙,长工持伞送长工。酒席筵前分上下,一年工价一般同。”塾师一听,这不是在讽刺自己和长工无异吗?第二天,塾师正准备去告状,碰见奶妈,将此事捅出,奶妈说:“他也配比先生?我才与先生一样呢。”塾师一听,万分惊诧,问道“我们如何一样呢?”奶妈回答:“我是哄孩子,先生你也是哄孩子,我们两人岂不是一样?”
若是学生取得了功名,更加看不上穷酸的塾师。明代,有一人名叫沈玉邻,年轻时才华横溢,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许多人慕名而来,拜认老师。每年正月初一,即使是远居二十里之外的弟子都来拜岁。但沈玉邻时运不济,屡试不中,学生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往来拜岁的人都不来了,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人。晚明以来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其年过四十者,即以为年迈过时而鄙弃之。”年过四十还没有功名,想必将来也不能帮助自己飞黄腾达了,那便不再讲师生之谊。
最可悲的是,塾师也不拿自己当回事。他们的心不在这三尺教室之中,依然困在科举的考场里。《三刻拍案惊奇》中便提到了士人这一心态:“处一小馆,一来可以借他些束脩,资家中菽水;二来可以益加进修。盖人做了一个先生,每日毕竟要讲书,也须先理会一番,然后可讲与学生,就是学生庸下,他来问,也须忖量与他开发。”教书还是为了考试。韩愈的《师说》每个塾师都会背,有几个把自己当成是传道者?
师道坠落,是科举时代必然的产物。
▲蒲松龄画像。图源:网络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京师大学堂进士馆正式开馆。一些稚嫩的面孔走上了讲台,他们既是留日归来的学生,也是进士学员的老师。
然而,讲台下的学生都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的天之骄子,怎么看得上这群留洋归来的年轻人呢?这些“老师”25岁到31岁不等,比大多数学生年龄都要小,而且没有什么功名,平时见到进士都要表示尊重。年龄大、辈分高、名位在上的人,要向年龄小、辈分低、名位在下的人称门生,简直是倒反天罡!
留学生主办的《大陆报》评论道: “嘻! 谈何容易中一进士。今助教诸公中有茂才者,有布衣者,与进士有仙凡之别,而欲师之,何不自量乃尔。”明为叫屈,实则嘲讽。
在京师大学堂,授课者称“教习”,听课者称“学生”。很快,在学生的压力下,进士馆将教习改称教员,学生改称学员。
后世臭名昭著的章宗祥、曹汝霖便是当时的教习。他们虽战战兢兢,却也要为“老师”争名分。据曹汝霖回忆,徐谦对“老师”傲慢无礼,曹汝霖不堪忍受,于是请辞。监督张亨嘉为此宴请各教员及徐谦,席间大谈尊师之道,委婉地给徐谦上了一课,并将曹汝霖的辞函退回,才算了事。还有一次,章宗祥在批改刑法考试试卷时,徐谦给他写信,称其为“仁兄”。章宗祥认为这样无礼,便将徐谦的试卷交给教务,不给分数。
▲章宗祥。图源:网络
从后世来看,进士馆的师资堪称豪华。然而,尊卑之见实在太深,教习授课困难重重。比如张奎讲中国地理一课,先发总论一篇,论世界之大势,次及亚东之危险,以讲解西方地理学的宗旨。结果,学生不买账了。他们不懂刑法、商法、诉讼法之类的,还不懂舆地学吗?有一个学生拍案而起,怒骂道:“此等浅浅讲义,泛泛空论,吾辈既中进士,摇笔即来,岂有不解而尚烦汝言。汝置高深而不言,汝不称职,汝请罢席!”学生都闹了起来。张奎只能递交辞呈。还有人讲生理学,讲台下尽是揶揄的目光,如在火上烤。
不过,进士虽然抵制“教习”,但最后都拥抱了西学,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何者为师,何者为生,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科举时代就要过去,天地倒转,“老师”终究要从传统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只有“师道尊严”的时代过去,老师才能得到真正的尊严。
参考文献:
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郭培贵:《明代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关系及其政治影响》,《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刘晓东:《明代私塾中的“师徒”关系刍议》,《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张伟:《层序社会中的师者》,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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