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宣传大战谁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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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电影评论家、著名流媒体撰稿人德米特里·库兹明(Dmitry Kuzmin)近日在“今日俄罗斯”网站发文介绍了俄罗斯(前苏联)和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电影宣传战,双方将影院作为战场,把电影艺术作为武器,上演了一场“银幕上的战争与和平”。现将该文编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新冷战让俄罗斯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大银幕对决再次复活。
今年2月底,《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间谍战:中情局如何秘密帮助乌克兰对抗普京》的文章。文章详细描述了乌克兰特勤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关系。自2016年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训练乌克兰精锐特种部队,并帮助建立了至今仍在运作的秘密基地和地下掩体。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美国的援助让乌克兰得以坚持并继续抵抗。
有人可能会说,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但这样一份系统性亲政府的出版物公开发布以前可以称为“阴谋论”的信息,这一事实非常重要。今天,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我们看到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工部门之间的新一轮对抗。尽管许多人会认为这是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强者之间的摊牌,但外交政策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任何国家公民的生活,这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化生活。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开始反映在电影中。后来,随着冷战的开始,电影在宣传战线上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让我们看看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两国的电影艺术,以及电影如何在这场对抗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电影业就制作了间谍电影,其中某些电影反映了间谍组织试图破坏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的计划。但是,由于这个年轻的国家总体上反对资本主义,因此间谍的国籍并不重要,任何人都可以扮演恶棍。例如,在 1924年上映的电影《四与五》(Four and Five)中,一名苏联飞行员与5名试图窃取一项军事重大发明的间谍进行了战斗。这部电影没有深入细节,也没有说明间谍来自哪里,但任何观众都清楚,这些间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代理人。
尽管间谍类型电影在美国也在积极发展,但以这种方式制作的电影纯粹是为了娱乐,没有任何严重的政治色彩。拍摄了充满追逐、情节和特工的迷人影片《39级台阶》的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也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
然而,一切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变化,当时世界分为两个阵营。美国开始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好莱坞在获得敌人的具体形象后很快进行了重组,并开始制作冷战题材的电影。
第一部直接涉及冷战的电影是1948年上映的《铁幕》(The Iron Curtain),这部影片是根据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特工伊戈尔·古曾科(Igor Guzenko)的回忆录改编拍摄的,他曾在苏联驻加拿大渥太华大使馆担任密码学家。二战结束三天后,即1945年9月5日,古曾科从苏联特工那里偷走了包含情报的文件,并将其交给加拿大方面以换取庇护。
《铁幕》(1948),导演威廉·A·韦尔曼,二十世纪福克电影公司出品
奇怪的是,《铁幕》当时在美国受到批评。《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称这部电影具有挑衅性,并对好莱坞决定卷入冷战表示担忧。不出所料,苏联方面的反应是一样的,但表达得更公开。而且,这部影片在音乐界引发了丑闻。电影使用了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和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 Khachaturian)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甚至向纽约法院提出版权保护的诉讼,但被法院驳回,因为根据苏联法律,这位作曲家的音乐是国宝。
尽管受到媒体的批评,但《铁幕》在票房上赚得盆满钵满,结果证明它还是打破大坝的电影。好莱坞不再害羞,开始以令人羡慕的规律制作关于冷战和苏联间谍的电影。一年后,《红色多瑙河》(The Red Danube)被搬上大银幕,这部电影讲述了苏联公民发现自己身处西方国家占领区并在战后返回家园的故事。当然,这部影片也显示了很多不想返回苏联的人,有些人甚至躲避特工,害怕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并被压制。
《红色多瑙河》(1949年),导演乔治·西德尼,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
1950年,科幻电影《飞碟》(The Flying Saucer)上映。尽管影片的名字很奇特,但并不是关于外星人的影片,而是描述苏联和美国特工部门之间的斗争,以获得由一位杰出的美国科学家设计和建造的飞碟。
奇怪的是,苏联的反应并不对称,他们的电影制作人并没有打算直接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机构。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国家刚刚经历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因此间谍类型电影的绝大部分是关于打击法西斯分子的。苏联电影制作了几部杰出的间谍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Seventeen Moments of Spring)、《盾与剑》(Shield and Sword)、《变种欧米茄》(Variant Omega)、《秘密特工》(Secret Agent)等。
然而,现代议程也有一席之地。因此,在1950年,《阴谋注定》(Conspiracy of the Doomed)出现在苏联的银幕上,讲述了西方特工部门刺杀一个东欧共和国总理的阴谋,以及苏联如何帮助年轻的共产党人。
同年上映的《秘密任务》(Secret Mission)值得更多关注。这是苏联情报机构直接与美国情报机构较量的罕见案例,而不是西方间谍的某种集体形象。《秘密任务》发生在战争的最后几天,苏联情报部门收到情报,美国中情局将与第三帝国就西线投降举行秘密谈判,这当然让苏联领导层感到紧张。苏联交给两名特工一项任务,找出美国对德国的要求,以及这将如何影响苏联的局势。
《秘密任务》(1950),导演米哈伊尔·罗姆,莫斯电影制片厂出品
尽管如此,在苏联电影史上这样的案例却很少。通常,苏联间谍类电影将整体的“西方情报机构”作为苏联情报机构的对手,他们的计划被主角挫败,从而突出了国际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优越性。
好莱坞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行动,甚至在1963年,邦德007电影系列之《俄罗斯之恋》(From Russia with Love)有些情节完全致力于与克格勃的对抗。
然而,美国电影制作人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谴责冷战的讽刺电影也在美国上映。
007系列之《俄罗斯之恋》(1963),导演特伦斯·杨,联美电影公司出品
斯坦利·库布里克 (Stanley Kubrick)1964年导演的杰作《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仍然是反战电影最明显的例子之一,这是库布里克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回应,一年前,古巴导弹危机震撼了整个世界,当时这个星球正处于核武装冲突的边缘。有必要赞扬库布里克,他将美国作家彼得·乔治的小说《红色警戒》(Red Alert)改编成电影。这部小说以严肃的语气写成,对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没有留下疑问,明确地将人物分为美国主角和苏联对手。库布里克把一本宣传书籍变成了一份反战宣言,揭露任何国家的权贵都是以核武器为乐的狂躁精神病患者。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1966年上映的诺曼·杰威森(Norman Jewison)导演的喜剧片《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The Russians Are Coming! The Russians Are Coming!),这部电影公开嘲笑美国小镇普通人容易屈服的恐慌情绪。影片从一艘苏联潜艇在马萨诸塞州海岸搁浅开始,俄罗斯船员下船寻找将潜艇从浅滩解救出来的设备。当认出这些水手是苏联人时,美国人陷入了难以想象的恐慌,脑海中浮现出苏联即将发动攻击的可怕画面。杰威森拍摄了一部诙谐的荒诞喜剧,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认可,这部电影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提名。
《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1966),导演诺曼·杰威森,米里施公司(Mirisch Corporation)出品
美国在越南爆发敌对行动后,发行了两部如此重要的反战电影,这并非巧合。越南战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情绪,对间谍的描绘,即杰出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从邪恶的克格勃特工手中拯救世界,逐渐开始过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关心影响他们个人生活的事件。
当时,美国政府试图改变公众舆论,使之支持这场战争,但没有成功。1968年,《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s)上映,电影中一名记者抵达南越的一个基地,重新思考美国在冲突中的角色,并理解美国军队参与的必要性。传奇的西部英雄约翰·韦恩甚至出演了这部电影,但这也无济于事。这部影片不仅在世界各地遭到无情的抨击,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批评家们嘲笑这种明显的亲越战宣传。
《绿色贝雷帽》(1968),导演约翰·韦恩和雷·凯洛格,巴塔克制作公司(Batjac Productions)出品
冷战前线的暂时休战一直持续到大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发生了权力危机,三年换了三位总书记,不能不影响苏联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这个事实被好莱坞电影人利用了。当最后一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走上和解的政治道路时,好莱坞开始流行制作宣扬超级大国之间友谊的电影,并描绘“善良的俄罗斯人”。《洛奇4》(Rocky 4)、《红色警探》(Red Heat)和《红蝎星》(Red Scorpion)传达了普遍的和平信息,并为结束冷战大声疾呼。
但是,一如既往,细节决定成败。正是在那个时候,“蔓越莓”一词在苏联流行起来,后来在俄罗斯也流行起来。这指的是美国电影制作人用来描绘苏联人民的方法,美国人对俄罗斯人近乎殖民的态度在每部这样的电影中都很明显。俄罗斯人在美国的电影中表现为头脑简单、心胸狭隘的傻瓜。因此,这种观念在观众的脑海中扎根,即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也有利于贫穷、受恐吓、贫困的苏联人民。
1984年由约翰·米利厄斯执导的电影《赤色黎明》(Red Dawn)脱颖而出。米利厄斯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撰写了经典影片《大白鲨》(Jaws)和《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的剧本。但在1984年,他坐在导演的椅子上,拍摄了一部关于苏联攻击美国的坦率的“蔓越莓”式电影。在影片中,苏联军队入侵美国,并为美国公民建立再教育营。与此同时,美国的高中生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来对抗侵略者。如今,《赤色黎明》被视为像托米·韦素(Tommy Wiseau)的喜剧《房间》(The Room)一样,一部烂到成了好影片的电影,观者往往会忍俊不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由年轻的帕特里克·斯威兹、查理·辛和未来的《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主演莉亚·汤普森主演。
《赤色黎明》(1984),导演约翰·米利厄斯,米高梅/ 联美娱乐公司出品
与此同时,在苏联,电影院里的气氛正在慢慢发生变化。1986年,《居民行动的终结》(The End of Operation Resident)上映,这是一部间谍四部曲的最后一部,讲述的是始于1968年的苏联与西方特工部门之间的一场战斗。评论家对这部电影反应冷淡,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不如前三部,但观众们普遍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喜爱的角色的命运。
1987年,电影《扎贡》(Zagon)上映,该片讲述了苏联特工与中央情报局特工为争夺一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矿藏而展开的斗争。也许正是《扎贡》终结了苏联的冷战电影,这部影片上映后,电影摄影师不再触及这个话题,直到苏联解体。
《扎贡》(1987),导演伊戈尔·戈斯捷夫,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俄罗斯和美国电影对抗中最平静的时期,两国之间的稳定关系没有引发尖锐或热门的情节,即使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也未能开启新一轮电影艺术之战,尽管1999年后两国关系将不再相同。
2014年后,随着克里米亚决定重新加入俄罗斯,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电影制作人没有等待有关苏联与中情局和美国其他特工部门的美国间谍电影的出现,而是先下手为强,立即开始制作这种类型的电影和电视剧。电影《间谍的灵魂》(The Soul of a Spy)于2014年上映,该片改编自苏联情报官员米哈伊尔·留比莫夫(Mikhail Lyubimov)的小说。在故事中,一名俄罗斯情报官员试图追踪一名在英国为美国特勤局工作的内奸。
2017年,导演尤里·贝科夫(Yuri Bykov)拍摄了间谍系列片《沉睡者》(Sleepers),该片揭露了西方特工部门的一项大规模计划,其中涉及的事件乍一看似乎毫无关联。2019年,系列片《间谍 1 号》(Spy No. 1)问世,讲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如何在90年代初试图找到一名俄罗斯超级间谍特工,而俄罗斯方面则采取行动保护他。
随着今年《民主德国》(GDR)的上映,这种间谍活动的主题又复活了。该系列剧以复古风格拍摄,描述了1989年秋天发生的事件:现代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根据剧情,苏联和美国的特工部门在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崩溃期间争夺民主德国的秘密档案。
好莱坞并没有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同行。2014年,由汤姆·哈迪主演的电影《44号孩子》(Child 44)上映,这部电影原本是一部犯罪惊悚片,讲述了1953年一名疯子在苏联被捕的故事。这部电影在俄罗斯没有获得租映证书,在美国也遭到惨败,甚至有美国评论家称之为“恢复老派冷战宣传的尝试”。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44号孩子》只是一块试金石。2018年,由詹妮弗·劳伦斯主演的《红雀》(Red Sparrow)上映,尽管没有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但反响却不错。2019年,在广受欢迎的美国奈飞公司(Netflix)系列剧集《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第三季中,事件完全围绕着苏联在美国的秘密基地展开。这一季广受好评,评论家们没有将其贴上宣传的标签,因为创作者急于向所有人保证这是一部冷战讽刺剧,事件发生在1985年。2013年至2018年播出的剧集《美国人》(The Americans)讲述了冷战期间克格勃在美国的潜伏特工。该剧集赢得了普遍认可和大量奖项。
如今,好莱坞和俄罗斯电影业之间的大银幕竞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最终,电影制造商努力创造一种观众会购买的产品,而观众也正在寻找他们现在感兴趣的东西。近年来,俄美关系已成为两国议程上的主要议题之一,以无处不在的“俄罗斯黑客”为例,据称他们帮助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需求创造供给,两国电影人都遵循这一规则。
原文题目:War and Peace on the Silver Screen: How Russia and the US conducted propaganda against each other in cinema
原文出处:https://www.rt.com/pop-culture/596657-spy-games-in-cinema/
编译:张贵余(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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