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是“王者”，就业成“青铜”，斯坦福博士考公真的是“大材小用”吗？

拆解一下苏某的履历，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毕业于安徽某重点中学，在中科大读本科，还获得过郭沫若奖，毕业后被斯坦福的物理学博士项目录取。

拥有如此多光鲜title的“神级学霸”，最后落脚点是皖北乡镇公务员，难怪网友们纷纷表示不理解。

但事实上，上岸乡镇公务员，可能是苏某目前最好的出路。

一般情况下，名校留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会选择这三条“出路”：

要么选择走学术路线，留在美国当老师。但疫情后美国高校的教职岗位缩减得不像话，大多数人只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黯然离场。

要么选择技术流，转行进国外科技公司做“码工”、“大厂程序员”。但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大厂疯狂裁员，连给留学生提供身份这条路也堵死了，就算勉强留下可能也会压力山大。

还有就是回国走“青年千人计划”进高校了，十几年前最吃香。但如今面临着科研资源不足、时间压力过大、评定标准严苛等种种难题，多少人能如愿以偿？

一番合计下来，苏同学另辟蹊径选择考公，对于他本人以及家庭而言，或许是一条更现实、更稳定的职业之路。

事实上，当前的世界充满变数，未来的发展不可预测，在这样的情况下，“铁饭碗”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内外名校毕业生的职业追求。

2021年，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后任职街道办副主任的消息就曾引发热议。

今年3月份，杭州市余杭区区的公务员录用名单公示里，一位被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录用的女生赫然是毕业于哈佛大学。

各类世界排名top50、常春藤高校毕业生涌进公务员赛道的新闻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近年的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数据也显示，有74.4%的留学生认为海归群体中存在着“考公热”现象，升温明显。

寒窗苦读二十载，还是在考公赛道上“卷”，确实让人忍不住唏嘘。

但换个角度想，大环境险峻，能上岸公务员，仅从薪资待遇和稳定性来说，也算是拿到了香饽饽。

像浙江、广东、江苏这些省的公务员，按照职位来看，普遍待遇是科员在22万左右、副科25万左右、正科30万左右、处级36万+。

名校毕业生大多是区直公务员或者引进人才的公务员，收入更高，还有安家费、住购房补贴等，各种医疗保险、退休待遇等都有优先保障。

随着想“入编”的人逐年增多，大城市的公务员岗位呈现“僧多粥少”的状态，像苏某这样的名校留学生“降维打击”似乎更加剧了基层编制的竞争。

但公务员的岗位相对“接地气”，手握名牌大学文凭的天之骄子是否能完全胜任尚是个未知数。对于海归精英们而言，公务员工作也并非他们多年深耕的领域，能不能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

在很多人眼中，名校毕业的社会“精英”们应当从事一份光鲜体面的工作，高薪、高地位、高美誉度。一旦名校毕业生“苏某们”的选择与社会的“常识”背道而驰时，就会招来很多人的质疑和批判。

但是，就业说到底是一种综合的考量与选择，其决策的源头不在外界，而在内心。我们从标准化的教育与考试中厮杀而出，不是为了再投入一场标准化的人生。

所以，就业不需要被“定义”，人生也是。

毕业于清华大学“姚班”的张昆玮则，在谷歌工作两年后，选择回家乡山西省晋中学院做一名青年教师，月薪3000多元。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

“我不愿意为了成功舍弃一切，我想在工作之中融入爱好，想在工作之外有自己的生活。”

这何尝不是一种清醒的洞见？是对自己人生的自由把握，是摆脱了“人云亦云”之后真正独立的选择。

至于“大材小用”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用”。

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曾有人问杨澜：“您觉得高学历女性当家庭主妇是不是一种浪费？”

杨澜的回答是：高学历女性当家庭主妇，也会和别人不一样。一个有眼界、有主见的妻子和母亲，会让家庭更有幸福力。

只要能发挥你的眼界与主见、发展你的潜能与优势，无论是做科学家、还是当公务员，都是在“自我实现”。

或许我们更应当欣慰，新一代的留学生，通过海外求学扩展了眼界、丰富了阅历，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更倾向于独立自主地去选择“个性化”的职业，而不是盲目追随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