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博物馆不期然成为一个热门地。人们试图把文博作为方法，寻找现代生活的慰藉。大家意识到，如果仅仅把自己投注于“时间”的单一维度，便会被“看不见的未来”、同辈压力、年龄焦虑等“时间的暴政”所统治，就像钟表里的发条一样无休止地内卷。
▲6月15日，三联中读7周年知识大会「出发吧！文明现场」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举行。而置身博物馆、遗产地等文明现场，我们将得以跳出书本里的时间性叙事，挣脱虚拟世界的阻隔，在文物间完成一场真实与畅想、过去与现在的情感连接、文明溯源，体会今时之物乃古时之物、脚下之土亦是古时之土。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里，我们能够重拾一种“活着”的实感。正如美国诗人苏珊·斯图尔特所言，博物馆足以“抗拒时空压缩的迫害”。
作为文博领域的持续探索者，2018年三联中读策划了《了不起的文明现场》音频课，带领大家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殷墟便是其中一站。之后，我们又陆续推出了《博物馆观看之道》《谁塑造了我们》《这就是中国古建筑》等课程，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在成立7周年之际，我们决定来到真实的现场，以追寻文明现场为主题，联合殷墟博物馆，举办了「出发吧！文明现场」知识大会。我们邀请到辛德勇、郑岩、耿朔、李硕、唐际根、李晓阳、高大伦、岳占伟、赵清荣等来自考古学、历史学的专家学者和博物馆馆长，展开三场主题对谈。希望从宏观的大历史视野到微观的考古发现，带领大家深入文明现场，调动知识和身体经验，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去立体还原古代遗存，去往纸面文字无法抵达的彼岸。▲知识大会完整版回放，请下载「三联中读」APP，见首页——会员——直播间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曾说，考古发现的世界是个“寻回来的世界”。“我们从哪里来？是人类反复思考的大问题，考古学是回答这类问题的首选。发现古代，不仅是发现一个失去的世界，也是一次伟大的精神回归，让我们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在殷墟遗址博物馆进行访古寻踪，我们可以追寻到什么？“文明现场”为什么如此重要？我们又如何通过有限的展出文物，还原整个大的历史现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和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耿朔，在第一场分享中，给我们提供了温暖实用的答案。
郑岩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郑岩：美国艺术史家大卫•卡利尔在《博物馆怀疑论》提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带来一场激烈的“圣像破坏运动”，教堂里作为信仰的器物被破坏，但是雕塑、壁画这些被破坏的东西，作为工艺品仍存在着艺术价值。于是，从艺术审美角度进行收藏，便发展出了像卢浮宫这样的西方现代公共博物馆。
无论是历史还是艺术博物馆，它们都在通过建筑、陈列、灯光辅助展品构成一个新的叙事。传统博物馆在建立起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讲了一个新故事的同时，旧故事也被破坏了。而遗址博物馆，并不试图建立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奇观，它充分关联当地的水土，器物从哪里挖出来，就还是摆在哪个地方。当我站在殷墟新馆南边看着洹水，看到居民区、工厂，还有人在上面划船游玩，就感觉到历史和我们今天生活的空间一下子重叠起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遗址博物馆就像是一个虚拟的历史盒子，一个时空隧道，抬头一看，是从西往东流的洹水，当年盘庚、妇好见过，我在这里也见过。这个重叠的景观不是硬性的，而是自然的，会给每个人带来一种新的思考和感受。耿朔：遗址博物馆给了我们另一种叙事的方式。因为遗址博物馆大多是跟考古有关，在遗址博物馆的策展布展过程当中，考古学的人的参与和考古学思维的进入，它会产生一些新意。
在殷墟新馆里，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是，很多的文物摆放得很密集，会成组地出现。而在在一般的综合博物馆当中，更多的是一种“精品展”，或者是它要囊括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每一个方面有一个代表性的文物，你可能会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但是比较难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历史现象发掘中。从碎片式历史到有机的叙事，遗址博物馆给我们理解历史的另一种途径。
辛德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辛德勇：前不久我和三联中读在河南中牟附近做了一个活动，那个地方是黄河的一个转折的阶段，就是黄河由中游转入下游的阶段，虽然我大学本科就是学地理的，我应该说从书本上清楚地知道黄河中游和下游的转变意味着什么，但是在现场感受和读书还是完全不同。在那里我才直接感受到在黄河下游平原上发生的文明，比如当年战国时期开挖的洪沟，为什么在那里转折；当年秦帝国它的繁荣和昌盛，怎样依赖于那一地点的天下第一粮仓——敖仓，它也直接决定了楚汉战争的胜负。郑岩：最近几年每个人都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前些年没办法出门，没办法到现场，所以为什么博物馆去年开始到现在有一种爆炸式、报复性的（观展），大家都去看博物馆，或都去遗址，或是游学研学，我觉得是对我们身体被禁锢的一个反弹。
疫情刚结束，我第一次出差，我跑到西安去参加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的陈列方案的论证，完了以后碰到发掘秦陵的许卫红老师，她说她正在挖秦咸阳宫的六号殿，她说你去看看。我就跑到现场去看，正好那天刚下完小雪，雪薄薄的一层盖在遗址上面，我跟几个朋友去，一上去以后，那个六号殿很高，爬上去以后就气喘吁吁，其实只是个基台，大家想所有建筑都没有了，只是一个土疙瘩，一个高台建筑。
站在那往南一看，就是渭水，和上林苑的遗址一望无际，你上去高台以后，真的是那个体验，是爬得很累。许卫红告诉我，这个可能就是秦咸阳宫的正殿。当时我就想，当年这个荆轲、秦舞阳就是这样爬上来的，秦舞阳吓得发抖，那我就能体会到了。为什么吓得发抖，一方面他紧张，那一看，嬴政坐在正堂上面那种威仪，而且运动量也够大的。你在书上读《史记》《刺客列传》没有这种体验。
要摆脱被知识碾压的惧怕心理
郑岩：我觉得博物馆就是一本书，看是最重要的。考古学家挖出一个东西来，你不懂，他也没见过。大家都是从看开始，从摸开始，从琢磨开始。做美术史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是，告诉大家怎么用眼睛。比如司母戊鼎，所有的花纹都是由一个一个方框组成、贴着边走的，当中留出一大块空白。这是为什么？很少有人提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假说，可能当时铜器上没有锈，为了让大家看到铜器本身材料本身的光彩，就没有用纹样进行遮蔽。你再看郑州出土的早商时期的鼎，也是这样。但到了殷墟，鹿鼎、牛鼎、羊鼎，那块空出来的地方全覆盖住了。所以我觉得司母戊鼎可能是一个比较复古的、传统的早商的一种传统延续到了殷墟时期。
家长带小朋友去博物馆，用眼睛看是最重要的。我建议文物说明牌可以写得尽量简单一点，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看。哪怕看不完也没关系，你这次来你就看了一件东西，你在这件东西前站了半个小时，有所感受有所体会，哪怕整个展览的主题你忘了也没关系。每个人在博物馆都是自由的，你有自己看的方法。耿朔：我觉得博物馆今天会变得越来越平等，它其实是一个知识分享的场，不是一个知识碾压的场所。而且未来博物馆很多的展陈的方式也可以有创新。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博物馆，是从远古时代几个茹毛饮血的雕塑开始的。如果让我做博物馆，我会从现代往回做。我们今天问文明的传承有什么意义，不是说我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我比你多了解一个历史，也不是去炫耀某些历史多么久远，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种探索，知道它与我们今天的联系。
在电影《封神》里，纣王之父帝乙手持苏护头骨做成的酒杯，这个场景虽然于史无证，却像是一面扭曲的镜子，映射出商朝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阴影。而当我们翻开青年历史学者李硕的《翦商》，通过甲骨卜辞、祭祀坑等考古成果研究，那段被历史尘埃掩埋的殷商人祭制度，血淋淋地呈于眼前。 这个诞生过甲骨文文字系统，铸造了青铜礼器，也上演过大规模人祭仪式的商王朝……是文明还是野蛮？我们又该如何定义它的“伟大”？ 浓重迷雾仍未完全散去的商王朝，还容得下多大的想象力？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翦商》作者李硕、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考古队前考古队长唐际根和安阳文物局局长李晓阳，从不同的身份和视角，给我们讲述着各自的见解。
商王朝的伟大
唐际根：我们的文明不仅要看光彩面，还要看阴暗面。要评价商文明是不是伟大，要有一个更宏观的尺度。我们既承认商王朝有人祭文化，也要看见我们的汉字、纪年方式、中国人的天命观，都是从商王朝开始传下来的。李晓阳：从王国维先生开始有一套殷周制度论说，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像《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的书名，以及《诗经·大雅·文王》中所说“周虽旧帮，其命维新”，都在强调这种新的文化诞生。但我们从周礼往上溯，会发现周礼因于商礼。比如我们通过考古发现觚爵的对数，是决定墓主人身份的一个重要条件。到了周以后实行的鼎簋制，其实礼制的价值观没有变化，只不过是成对的觚爵变成了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从觚、爵酒器变成了鼎、簋食器。周朝维新的方式并非质变、断裂，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继承。再比如，甲骨文对祭祀的记载，最开始比较多的是对天地自然神的崇拜，到了晚期以后，这个自然神的崇拜逐步往后退，而对祖先的崇拜达到了顶峰，这种崇拜的话一直影响到如今。
只不过那个时候，为了对祖先表示真诚的尊敬，会用最好的祭品来祭祀，那就是人，而随着文明化的进程，到周前期还有大量的殉人，到春秋以后变成俑。再到明清以后，俑变成纸人。祭品从形态上在变化，但从本质上没有变化。这里面可能不是殷周之变，更多的还是殷周之继。
用考古学之眼
李晓阳
李晓阳：安阳这个城市，不像郑州商城遗址在一个平面上一直循环发展，也不像广州的南越国宫署，从汉至近代都在一个地方，没有动过，包括开封也是，因为水灾的原因，出现“城摞城”的现场（不同朝代的古都、古城叠加在一起的奇观）。
安阳从上古开始，就极力避免“城摞城”的命运。殷墟作为上古都城很清晰，它很幸运没有被另外一个朝代给覆盖、镇压。邺城离我们也很近，也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后世再没有其他建都的一个遗址。除了这两处以外，安阳后期没有再成为都城，它很有幸的在殷墟的东南侧建立了它中古以来的城市，这个城市是安阳城，大概建成是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距今是1600年左右。这个城市就没有再动过，只不过有的朝代增筑，有的朝代减筑，到了洪武年间，是目前老城的范围，大概2.1平方公里左右。它和殷墟，包括现在的新城，可以说是基本上按照老古洹河的这个流向，从西北到东南这个轴线上非常规则的，而且紧密相连的，但又相互不占压的三个时期的城市。上古的殷墟时期、中古的安阳城时期到现在的新区，这个城市的布局，在全国的古都里也是很少见的，这给我们做考古工作，做文物保护工作，留下城市文脉，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唐际根：我们看贾湖遗址，发掘出骨笛，8000年前的，最早的音乐，大家都很振奋。可是从考古角度看，除了听乐曲，其实更关注的是贾湖的一个墓地，那帮人埋在一起，这意味有社会组织了。人从山洞里走出来逐渐发展成村落，这就是社会的进步。然后从小的村落逐渐发展到人开始有一定的权利，他就可以控制一个地域，为了控制这个地域，他就要保卫自己，协调很多人来替他干活，城就筑起来了，逐渐就形成了国家。城的出现，背后是巨大的劳动力动员能力和社会的组织管理。
我们看博物馆看的是什么，不仅仅是要看那几件东西，还要看遗址，看城的大小，还有遗迹的位置。比方商代的宫殿宗庙基本上就在城的中轴线的南段。而且不同朝代的宫庙建筑都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和自己的坚持。你看商朝的宫殿，你看殷墟，再看洹北商城（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偃师商城（第一个商代都城遗址），你会发现商朝宫殿（的特点），第一个是北偏东，第二个它都是四合院式的结构，而且主殿是在院子的院墙上，第三个它那个墙对外都是封闭的，走廊是在里侧的。这些细节很重要。
如果我们把它放大一点，跟二里头比一比，为什么现在叫二里头，你看二里头的建筑是北偏西，商朝是北偏东，第二个，二里头的宫殿不是在院墙上骑着，是在院墙的里头，第三个二里头的院墙，特别是囊墙，它是里外侧，外侧是可以有走廊的，商朝是完全不一样的。商文明本身也在发展，但是它有它的坚持，它的文化是个整体，它跟夏王朝是不一样的。历史写作和考古
李硕
李硕：无论是相对通俗的非虚构写作，还是纯学术的论文，它真正考验的是一种想象力。考古学家们，包括他们的研究，每个人的想象力迈出的这个远近程度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的考古学家写的学术论文，开脑洞的程度，比我的《翦商》，比我非虚构的东西还大。因为任何学术它都是一家之言，它没有说我论证成功，它就是铁案。学术本身意味着百家在争鸣，我们的想法也会随着时代同步迭代。可能看过我书的朋友会注意到，我里面最喜欢用的词叫“本书认为”，都没说“我认为”，因为我的想法可能会变，我只是写那本书的时候我那么认为，我写完那本书可能想法也会变了。思考或者书写这些，我追求的最根本的，就是让自己就是大脑转起来，是去思考、去表达的那种快感。
三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浩瀚星空里，闪耀着两颗最璀璨的星辰——殷墟与三星堆。地处中原的殷墟，掌握着最高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而地处长江边的三星堆，则用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彰显着自己独特的艺术审美。商朝文明夜空的璀璨双子星，也常被今人拿来对比，殷商文化和三星堆文明，究竟谁影响了谁？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考古队前考古队长唐际根，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院长高大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殷墟博物馆执行副馆长岳占伟，给出属于自己的答案。
本场主持人 赵清荣
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商对蜀的影响
高大伦：到现在为止，在三星堆里边发现了大量的玉器铜器，没有上千也有上百件，当然陶器也有，如果加上陶器上千件中原的东西。但到现在为止我没在安阳、在郑州发现一件明显的就是三星堆传过来的（器物），而且怪模怪样，神树也罢，大面具也罢，从现有的发现来看，商对蜀的影响，远远大于蜀对商的影响。这从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文化的强势和弱势的问题。但是我要声明一点，我认为三星堆非常伟大，三星堆是殷商文明之外，在整个东亚地区最亮的亮点，也是那个时期长江流域的中心。唐际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里头，出了纵目面具、人头像和神树，还有好多器物，但那些器物可都不是古蜀国有的。古蜀国本身出的陶器，就没有尊、没有罍、没有瓿。尊、罍、瓿这样的青铜器都是中原的东西。
我曾经做过很短的视频，有一件（跪姿顶尊人像）小青铜器，一个人跪在一个器物上，然后这个人头上两个手托举，头上顶着一个尊，那个尊是中原的器物，而这个人的形象是古蜀国人的形象，眼睛是凸起来的，他的装扮衣服帽子是古蜀国人的帽子，但是他顶的是个中原的尊。这个东西就明确地记录了中原文化对古蜀国的影响。
三星堆文明发展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岳占伟：（我认为）商代的文明中心还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因为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相对来说，文明可能会滞后一些。譬如说这个4000年前，这边进入了夏朝，进入了王国时代，开始了以王为主的时代。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都是祭器，宗教的东西，它强调的还是神权。青铜器代表的是礼制和文明，所以商代把青铜器做得非常好。到殷墟的时候就是一次性浇筑，是浑铸，三星堆的青铜器基本上就是以分铸和铸接为主，这就是从技术上来说，三星堆的还是偏落后一些。唐际根：商王朝毫无疑问，它有很多种信仰，比方说信天、信祖先，甚至信山河和风云雷电。但是它有主次，祖先神，就是祖先是最受重视的被祭祀者，所以这一套祭祀系统保留下来了。
而三星堆呢，我自己的解读就是那种U型面具，眼睛凸出来，那是属于受祭祀者，然后做着各种动作，穿戴整齐，表情肃穆的，拿着祭品的做动作那帮人，那些是施祭者。这个树呢，我认为是通天之树，沟通人神，它这个祭祀系统也被记录下来了。
这两个祭祀系统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三星堆这个祭祀，可能还是祖先，这个大面具可能就是国王。那些半截人像不做动作的，那也是受祭祀的那可能是大臣。因为《史记·殷本纪》里头除了记录这些国王之外，比方说成汤、武丁之外，也记录了巫贤、祖己、伊尹。这个祭祀影响表现在哪里？不是说商朝的祭祀跑到了古蜀国，古蜀国也去学商朝祭祀祖先，就他们都有各自的祭祀系统，而是商王朝中期，古蜀国的人学习到了商王朝的铸造技术，把商王朝的铸造技术，以及商王朝习用的尊、瓿、罍拿到四川来，放在了古蜀国的祭祀系统上。用想象力
唐际根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唐际根：如果说三星堆的铜器放到一起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如果把祭祀这个概念放上去，这些铜器就可以变得有序。这个里头包括受祭者、施祭者、祭器和祭法，这是我的一个解读。受祭者是哪一类？就是我刚才讲的瓦形面具（U型面具），它背后是空的，正面这是两只眼睛，额头两侧有方孔，这个方孔是对穿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U型的东西相当于是个卡槽，它可以卡到一个木头上。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面具，大家都知道1986年出土的二号坑出土的纵目面具，它是一米三八长，中间那个卡槽大概是60来公分，一棵60公分左右的树是刚好可以卡上去的。它既然要卡进去，说明它要高高挂起来。它的颜色，注意铸造出来是金黄色——一个金黄色的东西挂上去。大家再仔细看它的器物特征，眼睛突出出来，耳朵做得很大，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看得远，听得广。我记得郑岩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中国表情》，这表情在艺术史上非常关键，那个面具的表情是一个非常满意的表情。大家想一想，一个高高挂起来的，金灿灿的，具有看得远听得广的功能的这么一个面带微笑的东西在高处，就是一尊正在享受祭祀的神，因为享受到了子孙的祭祀，因此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是受祭者。那么祭祀者呢，他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要做动作。做动作干嘛？拿祭品。还要穿戴整齐，表情肃穆。如果大家看这个大立人，他是站在一个梯形的台子上，穿戴得非常整齐。我带我的团队复原过这个人穿的衣服，我是第一个穿的，穿的时候就发现我穿不了。这是一个三层的衣服，外头是个短袖，有点像彝族人的衣服。怎么穿不了呢？因为它背后，还要打个结，是自己打，在背后打结。大家可以试试看，打不了的。最后只好让助理帮我把衣服穿上。我发现穿衣的过程非常讲究，仪式感很强。你看他的表情，我借用一下这个郑岩教授的表情论，那个人的表情是绝对是充满了肃穆，而且还戴着冠——这是非常讲究的场合才戴的，一般我们现在说脱帽，古人是要正冠，正衣冠才叫崇敬。这个人手里拿着个东西，这就在实施祭祀。
中间这个神树，高大伦老师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叫做《神树的传说》，说是10个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后来被人射掉了9个，剩下一个是今天的太阳，这是那时的信仰。但我认为它是建木，就是沟通天地的。因为这个神树的底座像一座山，而这个神树的树是从山顶上长出来的。如果大家稍微用数学知识计算一下，底下这个底座的实际高度是0.37米，而这个树的高度从顶上算起是3.59米，整个加起来是4.96米。大家想想，3.59米的树长在0.37米的山上！它想表达一个理念，有一棵树长在山上，它的高度是山的高度的10倍。将近10倍，那肯定通天嘛，所以你在树上可以看到好多鸟。这样的话，受祭者、施祭者、还有沟通天地的树都通了。这是我描绘的祭祀场景。至于祭品是什么？没有一件不好的。我举几个例子：象牙珍贵吧？还有青铜尊，那可是要（当时的）高科技铸造的。还有青铜尊里放的海贝——因为陈显丹先生出的图录里面，海贝都在尊里头装着呢。海贝哪里有？印度洋。非常不容易。还有老虎的牙齿，全都是珍贵之物，这些是拿来祭祀祖先的。在知识大会的最后，李硕老师激情返场，谈了他对“文明现场”的畅想——在call back环节，李硕老师到底开了什么脑洞？打开完整版知识大会即可回看！▲知识大会完整版回放，请下载「三联中读」APP，见首页——会员——直播间三联中读7周年知识大会已落下帷幕，而追寻文明现场的脚步，却可以由此迈开。
愿我们也能以身体为尺度，打开想象力，在不同的现场中与世界实现深度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