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 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后

回家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箭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

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

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

直到那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 —— 很可能自己并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

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

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

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

“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

“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编成草辫的闲活。

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 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

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编麦秆的手越织越快。

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

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

9月，在姥姥家用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

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后。弟弟给她抱来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父母安排她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米5宽的床上睡觉。

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

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她的处境。

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两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姥姥抱在怀里的张梦婷）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她们的意愿。成年以前，她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

4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寒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

现实生活中，那时，寒冰的父母正为生育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寒冰藏起来。

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寒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1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寒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4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

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她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啦。”7、8岁的寒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她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

上小学前，有一次寒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她：“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对比，说得头头是道。寒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

到家后，寒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做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寒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

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寒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寒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她仍记得当时的心情。

有时候，她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

恶意

从长辈的闲言碎语中，寒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

寒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她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8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她的性命，决定把她送人。

那天夜里，寒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寒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寒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夫当晚就决定，把她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

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寒冰小时候，就常看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做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

寒冰后来得知，父母把她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她感到后悔或者愧疚。

当时，她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她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寒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

寒冰有过三个名字。她出生时是罕见的雪天，舅舅为她取名寒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送。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她取名为亚男，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

三个名字里，她最讨厌的是“亚男”，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送”带有“送”字，她也不喜欢。只有“寒冰”可以勉强接受。

姓名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她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男”登记成了“楠”。她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

“亚楠”，这个她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她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被完全消除。上学时，寒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她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

步入初中后，她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她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她还是用“寒冰”替代，本能地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寒冰老家的村子）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以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她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

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姥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

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时候，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

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也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她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她“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

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

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她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

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她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她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

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她。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

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

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她：“要懂事，要有眼力见。” 她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她，逼着她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

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她。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作庆生。

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和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未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

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求而不得的爱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

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

1990年出生的李岱榕，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岱榕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她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

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她，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一位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

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岱榕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

在李岱榕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岱榕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做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就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岱榕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擅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

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岱榕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岱榕的同学们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岱榕放学回了家，迎接她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溜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岱榕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她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

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她，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岱榕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她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岱榕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

挨骂是常有的事。李岱榕读小学五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岱榕揍了一顿。她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她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她送回了养母家。

如今回忆起来，李岱榕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她说出了确信的结果。

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岱榕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补充营养的吃食，李岱榕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她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岱榕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

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岱榕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她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

她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她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她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

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她：“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岱榕听了，只觉得心酸。

李岱榕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她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她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她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她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

2015年3月，她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她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付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她无法在一位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

李岱榕觉得很难过。结婚后，她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岱榕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维生。

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岱榕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助力。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岱榕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

原生家庭的断壁，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岱榕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岱榕冷战了一个多月，李岱榕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

面对李岱榕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岱榕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岱榕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她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 在李岱榕心里，她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

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要想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岱榕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岱榕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

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岱榕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挺过来。

自那以后，李岱榕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她的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漫长的潮湿

承认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

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地在心里较劲，更加用功地学习。她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

上了初中后，她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她谈话，鼓励她继续好好学习。她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动，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寒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

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寒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一万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五六千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只读3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

寒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

可她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一万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她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快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

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冠姓权。包括寒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

2011年毕业后不久，寒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寒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

担起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寒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她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她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她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

但后来她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

姐姐心疼寒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寒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 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寒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对入赘的芥蒂。

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寒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

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寒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

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

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她为何说这样的话，误以为她“随时准备撤退”。

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寒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她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寒冰最后所上的大专）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

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

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多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

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

早上七、八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

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

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

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爆着粗口骂她，教育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她“不听话”。

2023年过年期间，姥爷也打电话劝她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

“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

她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但人生没有如果。

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若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她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

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她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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