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60，不为人知的弃婴潮

‍史遗原创

文丨明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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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60年，陈素英，作为无锡市福利院的一名资深工作人员，她的记忆深处镌刻着一段难忘的时光——福利院仿佛一夜之间被突如其来的变故笼罩，变得异常拥挤，空间显得尤为局促。

“那段日子里，福利院的四周几乎成了被遗弃生命的小径，每天都有无辜的婴儿被无情地放置在那里，他们的啼哭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与此同时，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频繁地带着他们在街头巷尾发现并救回的孩子，踏入福利院的大门……”

陈素英老人，在2005年12月的一个冬日，于无锡参与的一场山东寻亲团的活动中，这段尘封的记忆被悄然唤醒，她的眼神中透露出对往昔的感慨与沉思。

而这样的景象，并非无锡独有。在江浙一带的广袤土地上，众多城市的福利机构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弃儿数量的急剧攀升，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迅速淹没了这些本已紧张的资源，让每一座城市的福利院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重负。

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最终汇聚到了国际大都市——上海。上海的福利院，这座城市的爱心港湾，也未能幸免于难，迅速达到了承载的极限，人满为患成为了常态。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街头巷尾依然不时可见被遗弃的幼小身影，他们的命运如同飘摇的浮萍，令人揪心不已。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1960年的春天，这句话如同寒风中的一缕微弱希望，第一次飘进了11岁的吕顺芳耳中，那是村里大人们在绝望中寻求出路的低语。

那年，春荒的阴霾笼罩了整个大地，粮食的稀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农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吕顺芳家中，作为四个孩子的长女，她亲眼目睹了家庭的重担与挣扎。父亲远在80公里外的采石场辛勤劳作，而家中，唯有母亲与年迈的奶奶能勉强从公社分到每日每人六两的稻谷，这些稻谷碾成米后，不过四两二钱，仅够勉强糊口。

每餐时分，母亲总是用那个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小心翼翼地量出少得可怜的米粒，再掺入一大锅野菜，熬煮成稀薄的糊糊，这便是全家人的“盛宴”。两岁的小妹尚不懂事，面对碗中难以下咽的野菜，总是天真地挑出扔掉，却不知这已是家中能给出的全部。母亲望着这一幕，只能无奈地叹息：“这点米，连你都养不活，怕是只能送你走了。”

吕顺芳和弟弟闻言，心中虽有万般不舍，却也生出了一线希望，他们几乎同时喊道：“送我们走吧，送到上海去！我认识路，长大了还能跑回来找你们！”那一刻，孩子的纯真与无奈交织在一起，让人心酸。

“那是心底最真实的渴望，以为到了上海就能吃饱饭。”多年后，当吕顺芳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眼中仍不禁泛起泪光，轻轻叹息。

终于，4月的一个清晨，母亲带着小妹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路途，先乘船至常州，再转乘火车，直至那个繁华而又陌生的城市。在火车站附近，母亲用仅剩的一点钱为小妹买了一块麻饼，然后，她独自踏上了归途，留下的是无尽的牵挂与不舍。

半个月后，父亲从采石场归来，得知小女儿被送走的消息，他怒不可遏，对母亲严厉斥责。然而，当父亲走进厨房，看到灶台上那碗几乎全由青草熬成的、泛着绿光的糊糊时，他的怒火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泪水。这位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汉子，此刻却端着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这一幕，深深烙印在了11岁的吕顺芳心中，成为了她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03

1959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华东地区的数十家孤儿院已汇聚了超过3000名无依无靠的孤儿，而进入1960年，情况急剧恶化，仅上海育婴堂在年初的头两个月内，就接收了高达6500余名被遗弃的婴儿，这一数字是1959年第四季度接收量的九倍之多。这些孩子普遍面临着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生命岌岌可危。

尽管人们普遍抱有“上海会有饭吃”的朴素愿望，但鲜为人知的是，上海自身也已濒临粮食断供的危机边缘。1960年五六月间，中央多次发出紧急文件，通报京津沪等大城市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6月6日，《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更是明确指出，北京的存粮仅够维持7天，天津10天，而上海几乎已无库存可言。

面对上海无法继续承担更多孤儿抚养责任的现实，全国妇联主任康克清迅速行动，她直接面见周恩来总理，请求从内蒙古紧急调运奶粉以解燃眉之急。周总理当即指示：“找乌兰夫同志商量，他是解决这类困难的行家。”

康克清随即与正在京开会的乌兰夫同志取得联系，后者毫不犹豫地表示将回内蒙古后设法解决。回到内蒙古后，乌兰夫立即召集党委会，会上，自治区副书记吉雅泰提出一个大胆而温暖的建议——将孤儿接至内蒙古，由淳朴善良的牧民家庭抚养。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认可，并催促道：“务必抓紧时间，先把孩子们接过来。”

为此，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朱明辉等人被委以重任，负责协调孤儿接运及后续安置事宜。整个内蒙古的卫生系统迅速响应，从自治区医院到各盟市医院，纷纷腾出病房、准备生活用品、药品，并紧急聘请了一批保育员。

自1960年初起，第一批来自上海的孤儿跨越千山万水，被安全送达内蒙古医院和呼和浩特市医院。至1963年，内蒙古共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成为北方地区安置上海孤儿最多的省份之一。

在内蒙古档案馆珍藏的《关于1960年移入婴儿计划的请示》文件中，详细记录了当时自治区卫生厅的规划：明确1960年接收儿童目标为2000名，计划新建五所大型育婴院，每所收容200名儿童；同时，详细列出了育婴院建设及运营所需的总费用，并恳请自治区党委给予大力支持。乌兰夫同志在此请示上亲笔批示：“收一个，活一个”，彰显了他对孤儿命运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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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霞是第一个找到亲人的，她激动万分，她自述是1956年十个月大时被现在的养父在淄博收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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