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60，不为人知的弃婴潮

公众号新闻

2024-07-10 02:07

设星标收藏我, 第1时间看好文

‍史遗原创

文丨明见君

点击链接阅读：近十年来最大的食品安全丑闻

1960年，陈素英，作为无锡市福利院的一名资深工作人员，她的记忆深处镌刻着一段难忘的时光——福利院仿佛一夜之间被突如其来的变故笼罩，变得异常拥挤，空间显得尤为局促。

“那段日子里，福利院的四周几乎成了被遗弃生命的小径，每天都有无辜的婴儿被无情地放置在那里，他们的啼哭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与此同时，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频繁地带着他们在街头巷尾发现并救回的孩子，踏入福利院的大门……”

陈素英老人，在2005年12月的一个冬日，于无锡参与的一场山东寻亲团的活动中，这段尘封的记忆被悄然唤醒，她的眼神中透露出对往昔的感慨与沉思。

而这样的景象，并非无锡独有。在江浙一带的广袤土地上，众多城市的福利机构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弃儿数量的急剧攀升，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迅速淹没了这些本已紧张的资源，让每一座城市的福利院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重负。

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最终汇聚到了国际大都市——上海。上海的福利院，这座城市的爱心港湾，也未能幸免于难，迅速达到了承载的极限，人满为患成为了常态。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街头巷尾依然不时可见被遗弃的幼小身影，他们的命运如同飘摇的浮萍，令人揪心不已。

“把小孩送到上海去，上海有饭吃！”1960年的春天，这句话如同寒风中的一缕微弱希望，第一次飘进了11岁的吕顺芳耳中，那是村里大人们在绝望中寻求出路的低语。

那年，春荒的阴霾笼罩了整个大地，粮食的稀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农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吕顺芳家中，作为四个孩子的长女，她亲眼目睹了家庭的重担与挣扎。父亲远在80公里外的采石场辛勤劳作，而家中，唯有母亲与年迈的奶奶能勉强从公社分到每日每人六两的稻谷，这些稻谷碾成米后，不过四两二钱，仅够勉强糊口。

每餐时分，母亲总是用那个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小心翼翼地量出少得可怜的米粒，再掺入一大锅野菜，熬煮成稀薄的糊糊，这便是全家人的“盛宴”。两岁的小妹尚不懂事，面对碗中难以下咽的野菜，总是天真地挑出扔掉，却不知这已是家中能给出的全部。母亲望着这一幕，只能无奈地叹息：“这点米，连你都养不活，怕是只能送你走了。”

吕顺芳和弟弟闻言，心中虽有万般不舍，却也生出了一线希望，他们几乎同时喊道：“送我们走吧，送到上海去！我认识路，长大了还能跑回来找你们！”那一刻，孩子的纯真与无奈交织在一起，让人心酸。

“那是心底最真实的渴望，以为到了上海就能吃饱饭。”多年后，当吕顺芳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眼中仍不禁泛起泪光，轻轻叹息。

终于，4月的一个清晨，母亲带着小妹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路途，先乘船至常州，再转乘火车，直至那个繁华而又陌生的城市。在火车站附近，母亲用仅剩的一点钱为小妹买了一块麻饼，然后，她独自踏上了归途，留下的是无尽的牵挂与不舍。

半个月后，父亲从采石场归来，得知小女儿被送走的消息，他怒不可遏，对母亲严厉斥责。然而，当父亲走进厨房，看到灶台上那碗几乎全由青草熬成的、泛着绿光的糊糊时，他的怒火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泪水。这位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汉子，此刻却端着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这一幕，深深烙印在了11岁的吕顺芳心中，成为了她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1959年底，上海、无锡、常州等华东地区的数十家孤儿院已汇聚了超过3000名无依无靠的孤儿，而进入1960年，情况急剧恶化，仅上海育婴堂在年初的头两个月内，就接收了高达6500余名被遗弃的婴儿，这一数字是1959年第四季度接收量的九倍之多。这些孩子普遍面临着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生命岌岌可危。

尽管人们普遍抱有“上海会有饭吃”的朴素愿望，但鲜为人知的是，上海自身也已濒临粮食断供的危机边缘。1960年五六月间，中央多次发出紧急文件，通报京津沪等大城市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6月6日，《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更是明确指出，北京的存粮仅够维持7天，天津10天，而上海几乎已无库存可言。

面对上海无法继续承担更多孤儿抚养责任的现实，全国妇联主任康克清迅速行动，她直接面见周恩来总理，请求从内蒙古紧急调运奶粉以解燃眉之急。周总理当即指示：“找乌兰夫同志商量，他是解决这类困难的行家。”

康克清随即与正在京开会的乌兰夫同志取得联系，后者毫不犹豫地表示将回内蒙古后设法解决。回到内蒙古后，乌兰夫立即召集党委会，会上，自治区副书记吉雅泰提出一个大胆而温暖的建议——将孤儿接至内蒙古，由淳朴善良的牧民家庭抚养。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认可，并催促道：“务必抓紧时间，先把孩子们接过来。”

为此，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朱明辉等人被委以重任，负责协调孤儿接运及后续安置事宜。整个内蒙古的卫生系统迅速响应，从自治区医院到各盟市医院，纷纷腾出病房、准备生活用品、药品，并紧急聘请了一批保育员。

自1960年初起，第一批来自上海的孤儿跨越千山万水，被安全送达内蒙古医院和呼和浩特市医院。至1963年，内蒙古共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成为北方地区安置上海孤儿最多的省份之一。

在内蒙古档案馆珍藏的《关于1960年移入婴儿计划的请示》文件中，详细记录了当时自治区卫生厅的规划：明确1960年接收儿童目标为2000名，计划新建五所大型育婴院，每所收容200名儿童；同时，详细列出了育婴院建设及运营所需的总费用，并恳请自治区党委给予大力支持。乌兰夫同志在此请示上亲笔批示：“收一个，活一个”，彰显了他对孤儿命运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担当。

作者带货，79元14支▼

购物的读者请通过“群团团接龙pro”小程序查看订单和物流信息，也可通过服务号联系客服，还是我本人。

1960年4月，春寒料峭之际，包头市的首批接运团队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程，将首批100名孤儿温柔地接入了他们的怀抱。为确保这趟特殊旅程的顺利，铁路系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专门划拨车厢，接运团队四人共用一票，沿途的饮食则由列车直接供应，确保了孩子们的安全与舒适。同时，自治区内各盟市也积极响应，纷纷派遣人员前往上海、常州等地，争分夺秒地接运那些亟待关爱的孤儿。

吴全英，一位年逾七旬的慈祥老人，曾是无锡市孤儿院的一名保育员。1963年，她亲身经历了护送100多名孤儿北上的艰辛与温情。她回忆道，出发前，她们精心为婴儿们准备了牛奶、米糕和奶粉，而自己则带着两麻袋沉甸甸的大饼作为干粮，这些大饼不仅充饥，更是不需要粮票的宝贵物资，由她这位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背上了列车。

在那段时间里，吴全英和她的同事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这些孤儿送往北方，寻找新的家园。每当接到省民政部门的通知，福利院便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出发。一台专设的电话机成了连接希望与现实的桥梁，随时等待着新的指令。除了内蒙，吴全英还曾护送孩子们前往河北邯郸、河南安阳等多个城市，跨越千山万水，只为给这些孤儿寻找一个温暖的归宿。

长途旅行中，面对100多个孩子的日常护理，尤其是尿布的清洗与晾晒，成为了一大挑战。接运人员与列车长协商，特别调拨了清水，而清洗后的尿布则挂满了车厢的走廊，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引来列车上服务员的阵阵笑声与关注。

语言不通，则是另一大难题。保育员们对江浙方言感到陌生，只能依靠猜测与手势来与孩子们交流。孩子们的哭声，常常让保育员们心急如焚，却又难以准确判断是饥饿还是其他需求所致。然而，这些困难并未阻挡内蒙保育员们对孤儿们的深切关爱。他们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细心呵护着这些来自远方的瘦弱而清秀的小生命。

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海拉尔孤儿院的保育员们为调理孤儿们的身体，不惜使用珍贵的蒙药灵芝丸。考虑到蒙药可能影响孩子们的白皙皮肤，医生们还巧妙地将其与水解蛋白搭配服用，展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随着收养工作的展开，严格的审查程序确保了每一个孤儿都能进入具备良好抚养条件的家庭。白金丰、郭泳利等孤儿，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幸运地融入了赤峰的新家庭，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

从1963年开始，苏锡常一带的弃儿被大规模送往北方各地，山东、河南、河北乃至山西、陕西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尽管具体的数字已难以考证，但这段历史见证了无数生命的重生与希望。

40年后，当这些曾经的孤儿开始南下寻找生父母时，他们心中充满了对那段特殊经历的感激与怀念。而吴全英老人，每当回忆起那段岁月，总会感慨万分地说：“那时，我们只是尽量送，能送走多少就送走多少。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些孩子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而40年后，这些昔日的孩子开始南下寻找生父母。

赵燕霞是第一个找到亲人的，她激动万分，她自述是1956年十个月大时被现在的养父在淄博收养的。

请长按下图订阅群团团接龙

下面有你想看的精彩

请长按识别小程序订阅群团团购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