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行长坠楼的背后
6月21日下午，就在股市刚刚收盘之时，西安银行公开发布公告，表示副行长狄皓在3天前离世。
这位离世的副行长年仅51岁，根据相关媒体的消息，狄皓疑似坠楼身亡，派出所已初步排除了刑事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狄皓坠楼的时间点，刚好是西安银行举办股东大会的前夕。
就在6月20日，西安银行发布副行长离世公告的前一天，西安银行刚刚公布了其2023年的董事会相关决议和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案件发生的地点也同样耐人寻味。
狄行长坠楼的地点在西安高新路尚中心大厦，距离西安银行总部仅隔了一条街，步行距离甚至不超过200米。
这位副行长的骤然坠楼不可谓不突然。
狄皓的过往可以说是一片坦途。
1973年出生的狄皓，从信贷员做起一路高升，先后任职西安银行西大街和土门支行行长、西安银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西安银行党委委员，更是早在43岁时就被提名为西安银行的副行长，曾经是银行圈里最年轻的副行长之一。
根据西安银行相关年报信息的公开显示，狄皓在西安银行的副行长中排行第三，可以说是“两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在显赫的地位之外，狄皓的收入也不少。
从2019到2023年五年间，狄皓的年薪均是百万起步，分别为182万元、176万元、177万元、138万元和129万元。
就在去年，狄皓还自掏腰包花费80万元，增购了西安银行的21万股股份，显然并没有可能导致自行跳楼的经济问题。
年轻有为、身居高位、高薪收入的狄皓，为何会突然在股东大会前一天在总部隔壁坠楼身亡？
风波中的西安银行，在接连被曝出高管超期任职、业绩资产承压、联合美易借钱发放砍头息贷款之后，又将走向何处？
梳理狄皓的过往经历，其起点并不高。
在加入西安银行的前身西安商业银行之初，21岁的狄皓还只是个基层柜员，后来转岗为会计员和信贷员。
然而，不同于大多数人在就任柜员之后的籍籍无名，狄皓从信贷员的基层职位一路迅速高升为西安银行支行行长、总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直至西安银行总行副行长，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连续升迁5次，平均每3年出头就有一次晋升，实在是有点东西。
2012年，狄皓更是成为了首届西安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
这枚五四奖章极为珍贵，全市仅20人获得了这一殊荣。
狄皓一路高升的背后，是彼时其负责的高新支行业绩的提升。
根据公开报道显示，在狄皓担任高新支行行长期间，其所在支行连续两年超预期盈利，2年共取得利润2.1亿元。
要知道，整个西安银行2023年的净利润也才24亿元，狄皓所带领的高新支行的盈利能力可见一斑。
然而，在狄皓升任西安银行副行长之后，时局已悄然改变。
表面上看，西安银行的业绩并不差。
根据年报显示，2023年西安银行整体营业收入72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2022年分别增加了10%和2%，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有增长。
但实际上，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增长的背后，风险已然悄然滋生。
先说营业收入。
西安银行的营业收入虽然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其增长却主要来源于投资收益的大幅增加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扭亏为盈，换句话说，就是投资的子公司和股票赚钱了。
而在银行的主营业务利息收入方面，西安银行的业绩却表现不佳。
整个银行2023年的利息净收入只有53亿元，相比2022年下降了3.6%；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更是再创新低，加起来还不到3亿元，同步下降了32%。
深挖西安银行的财务情况，导致西安银行主营业务利息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付息负债成本的不断上升，通俗来说，就是银行给储户付的利息变多了。
具体来看，西安银行个人存款的平均利率由2022年的3.18%上升到了2023年的3.28%；从同业和其他金融公司借钱的利率也从2022年的1.73%上升到了2.08%，上涨幅度高逾20%。
如此大幅提高存款利率的原因只有一个：西安银行的揽储能力正在大幅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西安银行只能通过提高个人存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来提高揽储力度，从而维持整体存款规模的增长。
然而，存款规模是涨上去了，借钱的成本却也增加了不少。
对于银行来说，利息收入主要来源于借款与贷款之间的利息差，而西安银行的息差却在不断收窄。
2020年时，西安银行的净息差还有2.16%，这在业内是很健康的一个数值。
随后3年的时间里，西安银行的净息差却在不断下跌，至2023年已经下跌到了1.37%，到了2024年第一季度更是只剩了1.21%，刚过2020年的二分之一。
净利润这边的增长也是与收入一样禁不起推敲。
净息差收入下跌了，该花的钱却还得花，西安银行的税前净利润下滑也就不可避免了。
之所以能够整体净利润上涨，全靠所得税支出为负才得以实现。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返还了一些企业税，西安银行的净利润才涨了一点。如果不考虑税务问题，西安银行的净利润仍然是下滑的。
整体盘下来，借钱这一边，拉不到存款只能加息吸纳同业资金弥补资金来源缺口；贷钱的另一边，贷款利率却没办法上涨。
此消彼长之下，净息差被迫不断下滑，西安银行终究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疲态，狄副行长等管理层的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水涨船高”。
祸不单行。
西安银行不仅在收入和利润方面表现很一般，在资产质量方面也同样面临着风险考验。
梳理西安银行的资产结构，其不良贷款率和随之衍生的信贷风险大幅激增。
根据财报显示，西安银行在2023年加大了信用风险减值损失的计提，共计提27亿元的信用减值损失，相比去年增加了逾30%。
银行的信用风险减值损失主要来源于贷款减值损失和金融投资减值损失。
前者代表贷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后者则意味着投出去的钱“打了水漂”。
具体来说，2023年西安银行贷款减值损失近17亿元，不良贷款率更是上涨到了1.35%，相较表现已经很差的2022年末又增加了10个基点。
到了2024年第一季度，这一指标更是又上涨到了1.43%。
结合2024年年初的净息差1.21%来看，对于西安银行来说，100块钱只能赚1.21元，却可能面临1.43元的坏账，再叠加上中后台的成本，西安银行的利息生意显然出现了些许问题。
根据西安银行年报的解释，其不良贷款率的增长主要是“受房地产客户和零售业务风险的影响”。
换言之，西安银行很可能是贷款给了一些房地产企业，导致出现了潜在坏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房地产企业在如今的金融圈中已经多为风险资产，但西安银行却没少给房企批贷款。
房地产行业是西安银行贷款整体中的第四大行业。
2023年西安银行共向房地产相关企业贷款102亿元，相比2022年增加了近11%，在一众减批房地产贷款的银行中很是“逆势而为”。
存款端，要辛辛苦苦加利息才能拉到个人和同业存款；贷款端，贷出去的钱收不回来的风险却在节节攀升。
大幅增批的房地产贷款与持续增长的不良贷款率为西安银行的经营前景埋下了一颗隐藏的暗雷，也在高管们的头顶加上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西安银行埋下的暗雷远不止于此。
在贷款给谁这方面，西安银行一向作风比较激进。
既然贷出去的钱已经有了风险，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偷偷”加大贷款利率，开始与借款平台合作来拉高贷款利息。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制银行等三类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的公开规定，商业银行通过与合作机构共同合作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的，应该严格落实单笔贷款合作方出资比例大于30%的管理要求。
对于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了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应该服务于本地客户，不能跨注册地辖区开展相应贷款业务。
然而，本应服务于西安本地客户的西安银行，却仍然在与美易借钱（原国美易卡）进行合作贷款来拉高贷款利率。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美易借钱默认借款所在地和工作常住地却是河北省/山东省/四川省，并非西安银行所在的陕西省，贷款年化单利高达35.7%；即使购买556.8元的“省钱礼包”，年化利率也高达23.95%。
如此高的年化利率的吸引之下，西安银行由山西省“跨界”到河北、山东和四川经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边是完不成的存款业绩与收不回的风险存款，一边是“偷偷”跨注册地辖区发放的砍头贷款，西安银行显然在经营管理上出了一些问题。
既然业绩出了问题，就总有人要承担责任。
而有资格承担责任的，往往是银行的管理层。
暗雷隐患之下，大家都不想当西安银行的管理层了。
就在西安银行2023年财报发布的当天，董事会秘书石小云就因工作调整原因向公司递交了辞职报告。
而在现有高管离职之后，空缺的岗位却并没有得到补充。
比如西安银行的监事长一职，本应是人人抢着做的“香饽饽”，却长达半年“无人问津”未得到补缺，西安银行高层管理团队“缺人”的尴尬情况可见一斑。
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增长陷入停滞、不良贷款更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种种压力之下，银行行长们坠楼等案例频频发生。
2018年5月16日，天津农商银行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殷金宝在办公室割腕自尽。
这一天刚好是天津市委巡视六组进驻天津农商行党委的第36天。
2019年7月17日，国开行山东分行的行长钟小龙选择在北京的家中割腕，并给自己胸口补了一刀不幸身亡。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钟小龙存在卷入国开行十亿级违规担保案的可能性。
2021年12月24日，招商银行厦门分行的行长赵启柱被发现在厦门市招商银行大厦4楼平台坠亡，相关人员表示“受抑郁症困扰”。
2023年12月9日，华夏银行天津分行的行长贡丹志同样坠楼身亡。
12月10日，湖北省黄冈市某村镇银行行长在车内自杀身亡。
说到底，房地产企业的接连爆雷只是落地的“第一只靴子”。
与房企爆雷相并发生的，是银行贷款风险的不断提升。
一边是涨不动的资金规模，另一边是不断增长的不良贷款风险，狄行长背后的西安银行压力确实不小。
而在房企整体低迷的大盘趋势下，资金承压的银行，也绝非仅西安银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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