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川普主义

在昨天《川普主义归来》一文中，作者初步梳理了川普主义的脉络，提及了美国传统基金会重要的政治纲领文件Project 2025的Mandate for Leadership以及上一周发布并且将在这两日于美国共和党全国大会上通过的“共和党2024党纲”（也即川普2024竞选纲领）。昨夜和今晨，中文互联网陆续开始出现“共和党2024党纲”的中文翻译。一些市场分析人士，开始根据上述译文展开研究。有朋友和读者询问，美国的政策，尤其是敏感的贸易政策、科技政策和能源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作者不太想直接给出当前的看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过去五年来，作者在不同场合都强调，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国家，它的政策形成，无论是党派政策还是政府政策，都不是“密室政治”的产物，都是有迹可循的，所有重大政策的制订与施行，都有冗长的公开讨论与不同形式的辩论环节，再加上冗长的立法程序。尽管最近几年来，美国的行政权力一直扩张，导致“总统行政令”的范围越来越大，这也使得美国的“行政效率”有了显著提升，但总统行政令的下达，其实也非“密室政治”的产物，而总是反应某些方面的研究和政治建议观点。

作者也多次指出，中国大陆的学研体制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智库系统与经济实务界脱离太远，研究人员基本都是体制内的“学者”，对经济实务缺乏一线的经验，个人生活也缺乏来自经济一线的冲击，学研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相关课题，以获得“上面的批示”为荣。在这种学研体制和学研风气下，欧美日韩那种能够勾连产、学、研、政四方的智库机制，一直未能形成。这导致相关研究并非没有，而是变成了一种“闭门研究”，研究的内容和材料本身都是公开的，但研究成果只提供给“上”而不提供给“下”，很难公开查寻到，自然也就不能接受来自公开的挑战，这也是2019年作者关于全球化与中美之争的文章被某“顶级”研究机构美研所所长抄袭的根本原因。

但经济现实却是，涉及美国的政治、经济研究早已与诸多产业、企业和就业息息相关，一个产业或企业，如果对美国政策趋势的理解出现严重偏差，就很可能遭受巨大困难。这就导致，研究的需求与研究的供给几乎脱节，许多企业家、管理者（无论体制内外）要靠查找二手信息，甚至阅读诸多网络二手信息来作为判断的基础。时至今日，作者也是仅凭个人兴趣写点文章，但很显然，这种“研究供给”是绝然不够的。

因此，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呈现作者对川普主义的理解，而是通过分析作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给出研究和思考的路径，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能够摆脱极其匮乏的资料束缚，不受现有“垃圾遍地”的中文网络信息影响，能够自主地开启川普主义研究的大门。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确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

作者此前撰写的“芯片”系列，非常详细地展示过循迹研究的成果。在2022年底至2023年初，作者通过《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两篇文章非常清晰的梳理了拜登政府半导体政策的思路及政策来源，首次在中文领域指出“地缘政治干博弈+国防利益考量+商业市场判断”是影响拜登政府半导体政策的三个因素，而形成这一结论的依据，则是作者对美国国防工业委员会（DSB）过往四十多年研究报告的逐一阅读与细致梳理。作者也因此在中文互联网领域首个提出半导体安全问题与台湾问题相互交叠，并且明确指出了上述政策的最初建议者是Erich Schmidt和Gramham Allison，一位是Google的前CEO，另一位则是美国当世的地缘政治大师。上述研究结论帮助各方面透彻地理解了拜登政府半导体政策的起源和真正的关注点，作者也因此被数次邀请参加了一些重要的非公开研讨会议。

在川普二次执政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川普主义，如何展望美国共和党的政策趋势，如何理解不同方面的政策建议，就成为再次摆在全球所有政府和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作者同样认为，遁迹研究仍然是预判美国政策趋势的有效方法。

相比川普首届任期，在蛰伏四年之后，川普阵营乃至整个美国右翼阵营变得更加成熟。在2020年发表的《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中，作者提出，“美国历次民粹主义运动持续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民粹主义在打破两党阶段性建制化僵化局面的同时，其诉求最终会被两党竞争者所吸收，美国的内部利益调整将会开启，民粹主义大潮将由此退去”。作者本以为川普是那个“打破者”，而民主党建制派将是那个“吸收者”。但现实却是，两党建制派均陈腐不堪，拜登不愿让出大位，而川普却自我调整。也就是，本轮民粹主义下的美国内部利益调整，目前来看，更有可能是由川普第二任期继续推进，而川普主义的制度化，也将变成共和党的重要政治遗产。

正因为川普主义开始制度化，所以比之川普第一任期，共和党政策的可预期性得到显著增强。这种制度化趋势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川普无论在公开演讲还是辩论中，都刻意回避了严厉的堕胎和LGBT政策这些曾经引起巨大争论的议题，也就是在本轮竞选过程中，川普团队也在选择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这不但对总统选举有利，也对同期的议员改选有利，将会对川普二次执政期共和党能否获得完整的“立法权”造成重要影响，这是川普主义制度化的重要前提，也就是“立法权争夺”。

二是由传统基金会出面，在一年前即开始将右翼保守主义阵营的政策建议和理由，极其细致加以公开呈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Project 2025的“劝谏书”（Mandate for Leadership）并非像此前卡特和里根时代，呈现给现任总统，而是保守主义阵营提前为川普二次执政预设的政治建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份文件？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川普首届任期执政时作为政治素人，虽然诸多理念与保守主义阵营有交叠，但个性太强，无论在用人还是在政策制定上，都充满任意性，导致出现种种不可预期，这对美国共和党、右翼和保守主义阵营都造成了实质性伤害。作者认为这份Mandate for Leadership实有“规劝”之义，因此将之译为“劝谏书”，亦属首创。尽管川普公开否认与Project 2025有任何关系，但“劝谏书”的作者有一半都曾在川普政府任职，CNN也披露Project 2025有超过140位参与者都与川普曾经共事，因此很显然，这是一份川普应当知晓甚深的文件。

但这是否代表“劝谏书”就会被川普全盘吸收呢？当然不会。这份2023年就公开的文件，美国国内政策的部分观点过于激进，已被民主党挑战，而正是这些激进的部分，川普并未予以认可。可以说，这份过早披露的文件，一方面是右翼保守主义阵营呈现自己的全部观点，另一方面也是在试探美国国内各方的反应。对于被挑战的激进部分，川普不予认可，也就避免出现在重大议题上与中间选民的分离。但正如传统基金会主席Kevin Roberts所表达的，Project 2025其实就是川普主义的制度化。传统基金会代表的，就是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建制派。右翼保守主义阵营深知共和党只能推选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而共和党也必将深受川普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免右翼阵营再次陷入分裂，当然需要选择提前与川普进行深入的合作。Project 2025就是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建制派与川普合作的产物。川普需要依赖右翼保守主义阵营，并且其诸多政治理念本身也是右翼保守主义范畴，但同时也肯定不愿意被其束缚。

除了“劝谏书”外，Project 2025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目的也是尽量“限制川普的任意性”，但反过来，也是为川普在选拔和培养人才，也就是，为川普下一任期准备了一个“人才库”，这个Oracle提供的数据库中，据称已有约2万名“可用人选”的人事档案，因此在Project 2025提到的新任总统就职后180天过渡期内，这些由保守主义阵营提供的人选当然就会充斥到各级政府中去。不但有人选，Project 2025还提供了一个培训计划，以训练新入职的联邦职员。换言之，传统基金会为川普二次执政搭建了一个“组织部”。当然，川普也不会完全接受，但这种建制派的工作方式，确实会节省川普大量的时间，并且有利于避免出现川普首届任期时混乱的人事任免局面。

三是确定并公布一份稍显保守的共和党政纲。就在川普回应与Project 2025并无瓜葛之后，共和党2024政纲随即披露。这份党纲可以说尽可能地回避了一切可能造成巨大撕裂的议题，包括没有严厉的堕胎政策和LGBT政策，甚至连China都只提到一次。这份党纲当然是一份明确的“制度化文件”，但内容也是粗糙的，正如不少读者询问，为什么看起来其中部分内容是冲突的？很简单，因为这是选举，需要照顾到不同人群，并且，并非每个老百姓都能真正理解通胀是如何产生的，关税壁垒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作者认为，结合共和党2024党纲去比较“劝谏书”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很显然，相比简易的党纲，922页的“劝谏书”才是“事无巨细”，通过党纲简易的表达去追溯“劝谏书”那些详细的内容，这部分，就是川普与右翼建制派已经达成一致的方面。那是否，共和党党纲未提及的，就是川普执政不会施行的呢？当然也不是。因为党纲只是用来选举之用。所以，接下来，那些在党纲中未出现但“劝谏书”仍有的内容，应作何观？这是考验各位读者判断力的地方。

四是确定将J.D. Vance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这位出生于阿巴拉契亚锈带，童年生活在衰颓的美国工业区，却受益于美国传统家庭观念的滋养进而改变一生境遇的非WASP，正是美国本轮民粹主义的正宗代言人。川普选择Vance，一是坚持美国白人民粹主义的“正统性”，且Vance诸多理念与川普一致；二是与拜登搭档哈里斯（有印度裔血统的女性）形成强烈对比；三是Vance很显然更适合作为川普主义的接班人，因为共和党年轻一代中人气最旺的DeSantis与川普并不亲近且有诸多自己的想法。换言之，川普很可能不仅是在考虑下届任期，还在考虑未来的谁能继承川普主义的“衣钵”，这自然也是“川普主义制度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所以，J.D. Vance的观点重不重要呢？当然也很重要。

除上述外，一些重量级的川普身边人并未直接出现在Project 2025中，他们的政策思路也将构成川普主义的一部分，这部分恰恰也是极易被忽略的。

所以，美国政策趋势研究到底是在研究什么呢？作者认为，是在研究人心与人性，并通过人心和人性去理解时代的变迁。每个政客当然都代表了利益，但在民粹主义时代背景下，这些利益的代表需要获得民众支持的理由会发生变化。在J.D. Vance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后，许多美国华裔群体纷纷在讨论“虎妈”（蔡美儿）曾是Vance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导师，并促成了Vance的婚姻，师徒二人关系密切，仿佛是想说，在美国的华裔有了“靠山”。这种典型的“找关系”的思维在美国体制下显得十分可笑。如果真的认真读过《乡下人的悲歌》，可以确定知道，J.D. Vance发自内心感谢的根本不是美国的“教育体制”，他在耶鲁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从内心确认自己不是WASP精英，将心比心，他会怎么看待那些通过移民来“享受美国福利”的有色族裔（包括华裔）呢？Vance发自内心感谢的，是让他没有迷失在阿巴拉契亚山区锈带的亲人，他们代表的是美国工业时代传统的家庭观念。所以，一个美国锈带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华裔鸡娃群体的产物，才是Vance一辈子的标签。也正因为如此，Vance反对美国工业外包，支持FTC用反垄断挑战美国互联网平台，力主打击锈带泛滥的毒品犯罪。

所以，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最终来源是什么？在一些国家，它的来源就是决策者自身，主要依赖决策者自身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来源于千千万万普通人对各自人生的理解、判断和选择。如果我们理解不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那就从他们的代言人和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去寻找蛛丝马迹。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