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评论 | 作为文化技术的海洋架构 | 知识反刍

公众号新闻

2024-07-24 11:07

本篇是随即将发布的第212篇讲座

「“历史之外”的海洋空间，如何被媒介技术性地建构？」

发出的讲座百科，包含

【雷锋评论】

【知识卡片】

板块A

雷锋评论

特邀评论者：翁佳

青年学者，耶鲁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博士候选人、讲师，并持有耶鲁大学媒介与电影研究认证证书。她的博士论文从管道的技术史出发，结合建筑技术史、环境史、与媒介研究中的相关议题，讨论信息技术如何通过建筑调控能量与热。

作为文化技术的海洋架构

评伯恩哈德·西格特的讲座《海洋建筑》（Architectures of the Ocean）

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关于海洋的讨论与他提出的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s）密不可分。他在讲座中把海洋放在了历史的对立面——历史即是分割，海洋的流动性天然地抵御分割。分割与流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了这场讲座的基础。分割其所依赖的技术正是西格特文化技术的核心。《文化技术》一书的英文版于2015问世，此后他便被建筑学界的一部分人熟知。受到他影响的历史与理论项目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苏黎世高工和多伦多大学。知名期刊《灰空间》（Greyroom）里经常会看到西格特的名字，无论是作为作者还是被引用者。作为对《海洋建筑》的评论，我首先会在这里经由“文化技术”阐释讲座的理论背景，而后介绍西格特的理论对于建筑历史研究的影响，并在最后梳理媒介研究和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对西格特理论的批判。

西格特是德国媒介理论学者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学生，他“文化技术”的概念也是从基特勒的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s）中生发而来。基特勒的名言是媒介决定我们的状况（Media determine our situation）。他也因此经常被人文学者批判为媒介或技术决定论者。基特勒本人乐于挑衅人文主义者，他把人叫做“所谓的人”（the so-called man），并扬言要从学术话语中驱逐人文学者所珍视的“精神”（expelling the spirit from the humanities）。这些言论至今刺激着很多文科学者的神经。学者们对他提及他追随者的批判也往往来源于他对人本身的忽视。他们认为他过分关注技术和物质，对人间的阶级和权力挣扎却置若罔闻。基特勒之所以关注这些非意义和表征层面的问题，也正是沿袭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福柯在谱系学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对于以基特勒为首的德国媒介理论学者来说，福柯提出的历史的先验性（historical a priori）,本质上其实是技术的先验性（technical a prior）。如果把历史作为一个话语网络的话，它本身也是经由书写与储存技术呈现的——媒介承载也限定了历史以及存在的可能性。

在提出“文化技术”的同时，西格特也在试图回到文化的本源，进而重新定义文化。英文的“文化”来源于拉丁文的colere和cultura，指的是在建立家园或城市时人们对土地的耕耘和准备。西格特认为文化技术中的文化不再意味着诸如阅读、写作和代数这类基本技能，也不再指代诸如电视和收音机等传播技术，更与中产阶级所理解的高眉艺术（Highbrow Art）、良好品味和教育无关。文化是一切概念的物质基础——“没有人化（hominization）的技术人就不存在，没有测量时间的技术，时间便不存在，没有控制空间的技术，空间也不存在。”与阿尔弗雷德·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的名言“地图不是领土”大相径庭，对于西格特来说地图就是领土。西格特讲座中涉及的有关海洋的架构，例如透视图、卫星遥感技术、船只及罗盘不是海洋存在的果，而是海洋存在的条件。就像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言，没有船只就没有海洋。

《文化技术》的副标题是“网格、过滤网、门、以及其他对真实的切割”（Grids, Filters, Doors, and Other Articulations of the Real）。很显然网格、过滤网、门都是文化技术案例，而它们的共性是“对真实的切割”。西格特关于真实的讨论也来源于基特勒，而基特勒则是受到拉康的影响。据拉康的定义，象征（the symbolic）是指语言、文化、和潜意识领域，真实（the real）是指语言和表征之外的领域，往往与身体经验相关，图像（the imaginary）则是指与画面相关的领域。根据西格特的总结，基特勒的话语网络就是在重现传输、处理和储存象征、图像和真实（the symbolic, the imaginary, and the real）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在基特勒探讨电影、留声机和打字机的时候，他的核心问题便是象征和真实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化技术, 西格特则抛弃了处理文字、声音、和图像的媒介，把关注点转移到了真实这一表征之外的领域。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技术如何通过对真实的分割获取象征层面的意义。

西格特的理论让文化变得如此开放，以至于他需要回答“什么不是文化技术”的问题。就像彼得斯在《奇云》（The Marvelous Clouds）之后需要回答“什么不是媒介”的问题一样。西格特的答案是文化技术必须具备反映的能力——一个文化技术必须自己能够解释自己。就像关于书写的书写，关于歌唱的歌唱，和关于阅读的阅读。当然文化技术不限于这些传统的文化行为。西格特认为，在做饭的时候如果人们选择煮这一行为，也就意味着他们选择不烤或熏，选择本身就是对做饭这一行为的评价。事实上深受系统理论和控制论影响的西格特对于文化理论的定义离不开边界和差别。网格、过滤网、和门都是通过制造信息差来建立边界的技术。在西格特对海洋建筑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如何探讨网格和边界的划分把海洋从非历史的领域变成有历史的领域，从平滑空间变成条纹空间。

西格特的文化技术让建筑历史学者能够从媒介而非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建筑。多伦多大学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授玛丽·路易丝·洛布辛格（Mary Louise Lobsinger）就梳理了西格特以及德国媒介理论对建筑历史的影响。文化技术让建筑学者得以把建筑作为基础设施和媒介来研究，它打开了建筑研究的档案范围，让建筑话语可以从有关审美、风格和形式的狭窄限定中脱离。苏黎世高工的建筑学教授洛朗·施塔尔德（Laurent Stalder）关于旋转门和建筑元素的讨论就是非常好的案例。西格特的理论对我的博士论文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对阀门作为建筑元素的分析就深受他的启发。

当然，西格特的文化技术也有不少批判者。根据媒介理论和历史学者包卫红的总结，批判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批判来源于建筑历史学者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他认为西格特的文化技术在重新定义媒介的同时，太过草率地将文化与技术合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在媒介操作之下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第二个批判来源于包卫红，她认为西格特的文化技术虽然把媒介研究向人类学以及多重文化敞开，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触及非欧美文化以及跨文化的讨论。西格特口中的多重文化其实是后人类文化，非人的文化。他无法讨论人类文化之间的差别。第三个批判是西格特与基特勒一样，用战争取代了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本身在他对文化技术的讨论中不复存在。当我们沿着西格特的路径思考某种文化技术的时候，这些关于种族、性别、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的问题以及关于公共领域的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对象。

Apr 23, 2024

板块B

讲座知识卡片

人物 | 作品 | 事件背景

编注

露西雅·阿莱斯（Lucia Allais）

露西亚·阿莱斯是建筑历史学家和设计评论家。她的研究涉及建筑与国际主义、机构；材料的技术与哲学历史；建筑和设计行为者在政治文化和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建筑的历史学和时间的认识论。她的第一本书《毁灭的设计：二十世纪的纪念碑制造》（Design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of Monumen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8）描述了在20世纪中叶，自由国际主义组织内部的各种计划中，如何出现了“纪念碑”的新定义，以保护和拯救著名建筑免遭毁灭。这包括由美国艺术史学家在二战期间制定的“不得被轰炸”的纪念碑清单和地图，全球南方博物馆的去殖民化由国际联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组织的推动，以及由全球多学科联盟拯救的庞大建筑群，如阿布辛贝神庙。

阿拉伊斯发表了许多关于相关主题的文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的建筑与平庸》（收录于《马塞尔·布鲁尔：建设全球机构》，2018）描述了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复杂合作设计。《1968年的现实与理论》（收录于《透视》42期，2010）揭示了由彼得·艾森曼与纽约城市联盟合作，由建筑与城市研究学院（IAUS）制作的一个从未实现的“哈莱姆学校”计划。

贝奥特利兹·科伦米娜

（Beatriz Colomina）

贝奥特利兹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她在建筑、艺术、技术、性别和媒体等领域撰写并策划了大量作品。她是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史霍华德·克罗斯比·巴特勒教授，媒体与现代性项目的创始主任，以及建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项目）的研究生导师。

其学术著作包括《激进教学法》（Radical Pedagogies，2022）、《X射线建筑》（X-Ray Architecture，2019）、《我们是人类吗？关于设计的考古学笔记》（Are We Human? Notes on an Archeology of Design，2016）、《床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Bed，2015）、《另一个/另一个：介绍西方文化进入奥地利的杂志》（Das Andere/The Other: A Journal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ulture into Austria，2016）、《宣言建筑：密斯的幽灵》（Manifesto Architecture: The Ghost of Mies，2014）、《剪/贴/折：196X-197X年小杂志的激进建筑》（Clip/Stamp/Fold: The Radical Architecture of Little Magazines 196X-197X，2010）、《战争中的家庭生活》（Domesticity at War，2007）、《隐私与公众：现代建筑作为大众媒体》（Privacy and Publicity: Modern Architecture as Mass Media，1994）和《性别与空间》（Sexuality and Space，1992）。

译注

“古典学家海因里希·尼森（Heinrich Nissen）于1869年出版的论文《神庙》（Das Templum）由此开篇。”

“第一位国际海洋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并非无可争议但影响深远的学说。”

“对于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的学生尼森而言，历史是以划界（delimitation）的行为为基础的。”

海因里希·尼森（1839-1912），德国古代史学家，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考古天文学家。著有《神庙：古物调查》（Das Templum: Antiquarische Untersuchungen, 1869）等。

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人文主义者、外交家、律师、神学家、法学家、政治家、诗人和剧作家，被誉为“国际法之父“，著有《战争与和平法》和《自由海洋论》。其中，《自由海洋论》主张海洋是所有人的共有物，并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

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记者、政治家、考古学家、作家，19世纪最重要的古典学者，他的三卷本著作《罗马史》于19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知识贡献者

@Kj

“约翰·麦克（John Mack）在他的《海洋：一部文化史》（the Sea：A Cultural History，2011）中以几乎一致的方式宣称，整个西方的航海观念对于海洋都毫无建树。”

约翰·麦克（John Mack）是一位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专门研究非洲艺术和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刚果地区、南苏丹、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研究内容涉及记忆与艺术、小型化过程、海洋的文化意义以及最近的艺术与死亡的关系等问题。他的著作包括《心灵博物馆》（Museum of the Mind: Art and Memory in World Cultures. 2003）、《微小事物的艺术》（The Art of Small Things. 2007）等。

本书主要内容：

约瑟夫·康拉德写道：“没有什么比海上的生活更诱人、更令人失望、更令人奴役了。”。对于现代世界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可或缺的了。在《海洋：一部文化史》中，麦克思考了那些将我们团结起来又分裂的广阔空间，以及从航海到殖民到贸易等人类因海洋而互动的方式。

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生活在海岸或海岸附近，人们以各种方式居住和接触海洋，探索海洋本身的多样性、海洋技术，特别是航海实践，以及围绕海洋的不同文化。海员有着独特的社会和技术习惯、语言和习俗。许多文化创造了一个海洋社会，这个社会通常都是男性的、等级森严的。海洋和陆地的分离表现在陆地和海上对相同事物使用不同的词汇、水手在陆地上行为的变化，以及海滩和港口等连接两个领域的点的极限地位。船只也被部署在陆地上的象征性环境中，从船葬到教会和公共建筑。陆地和海洋这两个领域从未完全分开。

本书涉猎广泛，引用历史、航海考古、文学传记、文艺史和文学等大量文献，为界定现世世俗社会提供了大量新颖和详实的材料。

主要观点：

海洋仅仅是为了开启海岸与岛屿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发掘出联通各帝国最遥远之地并走向全球的通道。
在对海洋的建构中，海是空的，是一个空间，而不是一个场所。
海洋是为所有空间所特有的天然属性。
麦克批评历史学将海洋描绘为舞台背景，而认为真实的活动发生在陆地上，或是仅仅将海洋作为联络沿海地带活动的手段。

知识贡献者

@messury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写道，‘大海（sea）——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中没有任何特征，它来自希腊语charassein，意为雕刻，划痕，印记’。”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是一位德国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并撰写了大量关于有效运用政治权力的文章。他的著作对后来的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大陆哲学和政治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价值和意义是有争议的，主要是由于他对纳粹主义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施密特是天主教徒，但在 1920 年代与教会决裂。他在格赖夫斯瓦尔德、波恩和慕尼黑任教，并出版了《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施密特于1932年在科隆任教，出版了《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并在普鲁士诉帝国案中支持帕彭政府。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施密特加入了纳粹党。他是一位活跃的法学家，普鲁士国务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柏林的教授。二战结束后，施密特在拘留营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回到了普利登堡。他拒绝去纳粹化，这使他无法担任学术职务。然而，他继续他的学业，并经常接待学术访问者。1963年，他出版了《党派理论》（Theory of the Partisan）。施密特写了大量关于有效运用政治权力的文章。威权主义保守理论家，他以议会民主、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批评者而闻名。

施密特的主要作品：

《政治神学：关于主权概念的四章》（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1922）
《议会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1923）
《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1932）
《陆地和海洋：世界历史的沉思》（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Meditation，1942）
《从囹圄中获救：1945—1947年间的体验》（Ex Captivitate Salus，1950）
《地球的诺莫斯》（The Nomos of the Earth，1950）
《哈姆雷特或赫库巴：时间对戏剧的侵入》（Hamlet or Hecuba: The Intrusion of the Time into the Play，1956）
《党派理论：对政治概念的中级评论》（Theory of the Partisan: Intermediate Commentary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1963）
《政治神学 2》（Political Theology 2，1970）

*本句引述出自《地球的诺莫斯》（The Nomos of the Earth），原句表述为:

“The sea has no character, in the original sense of the word, which comes from the Greek charassein, meaning to engrave, to scratch, to imprint.”（p.43）

知识贡献者

@未羊

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

讲座中四处提及：

1. “2014年开展‘死亡船案’（The Left-to-Die Boat Case）的调查。”

2.“借用法证建筑创始人埃亚勒·魏兹曼（Eyal Weizman）的观点，建造欧盟堡垒的后果，是创造了一种“人类共同受害者”——非法移民和难民，这也是将地中海转变为欧盟边境区域这一战略的必然结果。”

3. “这也解释了为何像法证建筑这样的团体只建造能登上历史舞台的建筑，如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等。”

4. “埃亚勒·魏兹曼有一份专门研究在巴勒斯坦如何利用沙漠、遗传谱系（heredity lines）来占领无人区的书。”

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成立于2010年，是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属下的一个多学科研究小组。该团队包括建筑师、科学家、软件开发人员、电影制作人、记者和律师，由以色列裔英国建筑学者埃亚勒·魏兹曼（Eyal Weizman）领导。这一组织结合卫星成像、社媒记录与亲历者证词的交叉来源，借助建筑学以及诸科学方法，试图重建侵犯人权或国家暴力行为所发生的建筑空间与建成环境，如此通过影片方式呈现在直观激发接受者反思的同时，也为国际组织、无政府机构等的调查判决提供证据支持。

“死亡船案”是该项目下的一个案例，探讨了在重叠管辖区抛弃遇险移民船只的政策和做法的影响。法医建筑学利用雷达、卫星和船只跟踪数据等海洋学及海洋监视技术，以及个人证词，模拟了地中海的交叉管辖权下的种种限制对“死亡船案“事件的影响。

来源：https://www.rmg.co.uk/press-release/national-maritime-museum-acquires-liquid-traces-left-die-boat-case-forensic

法证建筑关于地中海难民的调查被列为其中法证海洋学（Forensic Oceanography）方向，由建筑师Lorenzo Pezzani与电影制作人Charles Heller协作开展，多部作品在艺术节与美术馆中展出。像其中《Left-to-Die Boat》（2011）影片记录了一艘利比亚内战期间难民船因漂泊在地中海各国与组织的交界区域而被有权搜救各方互相诿责漠视、最终倾覆的过程，以上卫星成像、船员影像与空间分析提供了官方声明所掩盖的潜在证据。

在创建该组织前，魏兹曼曾在维也纳（Academy of Fine Arts Vienna）、法兰克福（Städelschule）与伦敦（The Bartlett）等地任教，并是巴勒斯坦领土西岸建筑团体解殖建筑（Decolonizing Architecture, DAAR) 的创始成员之一。他曾同B'Tselem组织协作研究以色列占领西岸的建筑规划与潜藏的空间政治学，这些定居点看似并未呈现进攻侵略性，实则分隔了巴勒斯坦的居住空间、并在有形与无形中施加控制，后成书为《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更多信息：

https://www.archdaily.com/797891/detective-architects-a-look-into-forensenic-architectures-interdisciplinary-analysis-of-crime-scenes?ad_campaign=normal-tag

https://forensic-architecture.org/investigation/the-left-to-die-boat。

知识贡献者

@cm

“根据阿伦·塞库拉（Allan Sekula）的观点，海洋空间是在新的地缘政治秩序出现之际进入历史的，而这一秩序产生于荷兰独立战争之间。”

*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1951－2013）是一位成长在在海港城市的艺术家，还是一位具有生物学硕士学位的摄影师、作家、评论家、电影制作人。早年，他在艺术家约翰·巴尔德萨利（John Baldessari）的建议下研读艺术，后师从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电影评论家曼尼·法伯、艺术家路易·马丁和大卫·昂丁。

塞库拉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可能是他的大量探索海洋世界的图像和文字随笔，例如在奥奎·恩韦佐（Okwui Enwezor）的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2002 年）上展出的《鱼的故事》（Fish Story），以及随后与诺埃尔·博奇（Noël Burch）共同执导的电影《海洋彩票》（The Lottery of the Sea）（2006 年）和《被遗忘的空间》（The Forgotten Space）（2010 年）。

塞库拉在洛杉矶巨大的港口圣佩德罗长大，他对大海情有独钟，将其视为自由和辛勤工作的空间。同样重要的是，当代海洋世界是现代技术快速变革的场所，从传统的散货船到巨大的集装箱船以及随之而来的起重机，这减少了海上和港口的大量劳动力，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全球贸易，并将制造业外包给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因此，在航空旅行和高速全球通信网络讨论度更高的时代，赛库拉希望人们能重新关注这一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工作和商业领域。以大海为空间场所，塞库拉更关注的是日益低级化的工业劳动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地位。他追随卡尔-马克思和罗兰-巴特，抗议以商品导向文化对使我们的物质世界成为可能的各种工作形式的轻描淡写。

本讲座引述未能查询到原句，但应该是《鱼的故事》中观点的提炼：

《鱼的故事》中第一部分第一节《Red Passenger》（P42-P48）就证伪了荷兰海洋绘画中海洋看似“自由”的全景图（用全景panorama这个词是暗指一开始人们对海洋空间的关注都很粗略）性质：十七世纪的荷兰律法中，也将海洋视为超越国家地形边界、不从属于任何国家所有的”开放“性存在，后世人们关于海洋空间的视觉印象来源于十七世纪荷兰水景画中对船只、水岸和港口等等的浪漫描绘；然而这种理想的说明仅仅是荷兰将海洋资源用于自己通过自由贸易进行财富扩张甚至殖民东印度的借口，而画面中的船只其实暗含了军事威胁。

此外，许多荷兰海上绘画都是受城市行政长官或大型贸易公司股东的委托创作的。这些画作成功的一个明显条件是画家能够以适当的想象力阐述船只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

因而在下一章第一节《from panorama to the detail》（P106-112）中，赛库拉用现代文化中对“海洋”其他意向的拓展举例，重点展开了美国的军事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英国战舰专家弗雷德·简（Fred.T.Jane）关于海权与国家经济、军事的相关观点，以说明人们开始重视海洋空间在战略地理意义上的重要意义，即演讲者所说的“重建地缘政治秩序”。

【知识星期资源】《鱼的故事》（fish story）一书

Allan Sekula Studio： https://www.allansekulastudio.org/

知识贡献者

@messury

荷兰海洋绘画

讲座中提及：

“荷兰海洋绘画大师威廉·凡·德·维尔德·杨格（Willem van de Velde the Younger）的早期画作中，皇家亚哈特帆船的横梁上装饰着奥兰治（Orange）的家族徽章。”

“在西蒙·德·弗利格（Simon de Vlieger）或阿尔伯特·库伊普（Aelbert Cuyp）的众多画作中，船舶只充当构成元素，通过它们将深层的维度引入画作中。”

“早在1604年，卡尔·凡·曼德（Karel van Mander ）就要求风景画家采用另一种建筑画法之外的透视法。”

“扬·凡·卡佩拉（Jan van de Capella）的画作、库伊普的《俯瞰多德雷赫特的码头》、以及凡·德·维尔德的《停泊在港口的船只》（Ships on the Roadstead），都明显受到弗利格的影响。”

Portrait of Van de Velde in his studio by Michiel van Musscher

威廉·凡·德·维尔德·杨格（Willem van de Velde the Younger）：荷兰的一位海洋画家，是老威廉·凡·德·维尔德（Willem van de Velde the Elder）的儿子，他也专门从事海洋艺术。他受父亲指导，1650年左右受当时著名的海洋画家西蒙·德·弗利格（Simon de Vlieger）指导。他还受到荷兰艺术家扬·凡·德·卡佩尔（Jan van de Cappelle）作品的影响，后者擅长画多云的天空。

年幼的凡·德·维尔德与他的父亲合作，创作了以战争、事件与海景等一系列画作。由于与法国的战争导致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父子俩被赶出了荷兰，搬到了英国。在这里，凡·德·维尔德帮助他的父亲“拍摄和绘制海战的草图”（taking and making draughts of sea-fights），他的部分工作是用色彩重绘老凡·德·维尔德的画。凡·德·维尔德的大多数优秀作品都描绘了荷兰海岸的景色，以及荷兰的船只。这些船被描绘得几乎像摄影一样精确，是17世纪船只外观最精确的指南。

他于1707年4月6日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去世，并被安葬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圣詹姆斯教堂。教堂里有一座纪念他和他父亲的纪念碑。

皇家亚哈特帆船的横梁上装饰着奥兰治（Orange）的家族徽章

文中提到的奥兰治家族：奥兰治-拿骚家族（荷兰语：Huis van Oranje-Nassau，House of Orange-Nassau）是荷兰目前的统治家族。作为拿骚欧洲家族的一个分支，该家族在荷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政治和政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特别是自从沉默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 即奥兰治的威廉一世）组织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荷兰起义以来，八十年战争（1568-1648）导致了一个独立的荷兰国家。奥兰治的威廉三世领导了荷兰和欧洲对法国路易十四的抵抗，并策划了英格兰的光荣革命，建立了议会统治。同样，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在二战期间的荷兰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凡德维尔德体现出奥兰治家族族徽的画作：

An English Warship Firing a Salute, 1673

Dutch Ships in a Calm Sea, Willem van de Velde (II), c. 1665

Ships on the Roadstead（Ships in the Roads）即后文提到的《停泊在港口的船只》

The Capture of the Royal Prince, Willem van de Velde (II), c. 1670

西蒙·德·弗利格（Simon de Vlieger）是荷兰画家、制图员和挂毯、蚀刻版画、彩色玻璃窗的设计师。他为纪念玛丽·德·美第奇于 1638 年 8 月 31 日抵达这座城市的庆祝活动提供两种设计。1638 年至 1645 年间，De Vlieger 还接受了代尔夫特市的挂毯设计委托，并为鹿特丹的格罗特教堂绘制管风琴门。威廉·凡·德·维尔德·杨格（Willem van de Velde the Younger）是他的学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德弗利格对描绘波涛汹涌的大海和梦幻般的岩石海岸的兴趣逐渐减弱，转向创作更平静的海岸线，强调大海沿岸水和天空的大气影响。

Thunderstorm off the Coast，ca. 1645 – 1650

Estuary at Day's End, c. 1640/1645

阿尔伯特·库伊普（Aelbert Cuyp）是荷兰黄金时代的主要画家之一，主要创作风景画。他以创作在金色的清晨或傍晚的阳光下欣赏荷兰河畔风光而闻名。人们对艾尔伯特·库伊普（Aelbert Cuyp）的生平知之甚少。就连阿诺德·霍布拉肯（Arnold Houbraken），一位著名的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历史学家，也是库伊普死后一百年来唯一的权威，也只是描绘了一幅非常单薄的传记图景。他的画作风格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色调、光线和形式。

A Herdsman with Five Cows by a River

A Pier Overlooking Dordrecht ，即后文提到的《俯瞰多德雷赫特的码头》

The Maas at Dordrecht in a Storm

卡勒尔·凡·曼德尔（Karel van Mallder）出身贵族，是佛兰芒的一位画家、诗人、设计师、剧作家和传记作家，是尼德兰典型的文艺复兴式人才。尤其是他踵武前贤，以一部《画家之书》开启了研究北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生平及艺术创作的先河，被誉为“北方的瓦萨里”。他的《画家之书》与瓦萨里的《名人传》共同奠定了西方美术史学的基础。

《画家之书》(Het Schilder-boeck)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十五、十六世纪荷兰和德国最重要画家的生平和作品。《画家之书》其中包括凡艾克、波许、丢勒、布鲁赫尔和克拉纳赫等人。《画家之书》是西方绘画史中的经典文献。《画家之书》在几个世纪中已被重印和翻译了无数次，直至今日，研究者们依然经常拿它作参考。它包含大约 175 部 15 世纪和 16 世纪荷兰、佛兰芒和德国画家的传记，是当时北欧艺术家的独特信息来源。

Courtly Scene in a Palace Garden

The Continence of Scipio, Karel van Mander (I), 1600

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

扬·凡·卡佩拉（Jan van de Capella）是荷兰黄金时代的海景和冬季风景画家，也是著名的实业家和艺术收藏家。他“现在被认为是17世纪荷兰杰出的海洋画家”。

他一生都住在阿姆斯特丹，除了作为艺术家工作外，他还花了很多或大部分时间，他帮助管理他父亲弗兰乔伊的大型染料厂，该厂专门生产昂贵的染料胭脂红，他最终于 1674 年继承了这家染料厂。大概是因为这种双重职业，现存的画作不到 150 幅，对于荷兰黄金时代勤劳的画家来说，这个数字相对较少。他的海洋画作通常以河口或河流为背景，而不是以公海为背景，水面总是非常平静，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上面的云层;这种效果是卡佩拉的专长。

Potrait by Gerbrand van den Eeckhout

A Coast Scene

A State Yacht and Other Craft in Calm Water

Coastal Scene with Sailing Vessels

【知识星期】《画家之书》pdf

知识贡献者

@cm

“这些船帆在灭点方向上错落排开的效果，让人想起巴洛克戏剧舞台上使用托雷利布景（Torelli Scenery）创造人工景深（artificial depth）的方法。”

“大型木质框架被油画布所覆盖——这个系统是由乔瓦尼·巴蒂斯塔·阿莱奥蒂（Giovan Battista Aleotti）于17世纪初，于费拉拉（Ferrara）首次引入的。随后又被应用至帕尔马的法尔内塞剧院（Teatro Farnese）。于是，塞利奥（Sebastiano Serlio）所描述的16世纪真实而粗糙的舞台，得以让位于图景交错的投影面。”

贾科莫·托雷利（Giacomo Torelli），1608-1678，意大利舞台设计师和建筑师，曾担任威尼斯的军事工程师。他的舞台机械设计为许多现代舞台设备奠定了基础。他在威尼斯建造了新剧院（Teatro Novissimo）并为其配备了精巧的机器，包括改良了旋转舞台（revolving stage）和用于变换布景的车杆系统（chariot-and-pole system），将原本需要十几个人同时进行的场景切换工作精简到了只需2-3人转动滚筒。

车杆系统原理示意图

原理：杆子被固定在舞台地面下的机械小车和舞台地面上的幕布上，小车在轨道上滚动，可以将幕布收到侧翼并降下，同时把新的场景升到舞台上。

托雷利来到威尼斯后参与布景制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是弗朗切斯科-萨克拉特（Francesco Sacrat）创作的希腊浪漫悲剧《假装的疯女人》（La finta pazza）。1645 年，应一些对意大利歌剧感到好奇的贵族的要求，托雷利搬到了巴黎继续从事舞台布景设计工作。期间，剧作家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受托专门为了托雷利的布景才能，将《奥菲斯 Orpheus》改编成了歌剧《仙女座(Andromeda)》，于1650 年狂欢节期间在小波旁宫上演。托雷利在巴黎的职业生涯直至他失去路易十四的宠爱重新回到威尼斯。他为小波旁剧院制造的机器和布景一直沿用至今，直到维加拉尼将其烧毁；在其他地方，他的作品和他启发的其他人的作品一直保留了约 200 年，后来又被新的创新所取代。

托雷利为1647年的《奥菲斯》设计的布景，后也应用到《仙女座》中。帆船和开阔的海面在树林的洞口后若隐若现，展现了绝佳的景深感。

托雷利为戏剧《仙女座(Andromeda)》第三幕设计的布景

不过，斯德哥尔摩的 Drottningholms Slottsteater 剧院仍在使用一台 18 世纪的 Torelli-style 机器进行所有演出。效果链接：https://youtu.be/EdRUdoKfPvo

布景变化片段1

布景变化片段2

乔瓦尼·巴蒂斯塔·阿莱奥蒂（Giovan Battista Aleotti）

1546-1636，16-17世纪意大利费拉拉首席建筑师，军事和水利工程师、地形学家、布景设计师和数学家。他的第一个在册的作品是 1566 年在波莱西尼地区进行的土地地形勘察，而他作为建筑师的第一次经历发生在 1575 年，在公爵的总专员科内利奥·本蒂沃格里奥侯爵名下担任学徒建筑师和测量师。1582 年至 1585 年间，他监督了费拉拉市大型堡垒的建设，这些堡垒具有深凹的侧面和沿着南部幕墙的圆形“orecchioni”城墙。作为建筑师阿莱奥蒂在费拉拉设计了多座教堂，包括圣巴巴拉教堂（1586-88 年）、圣卡洛 (San Carlo) 教堂 (1610-11) 和帕尔马的圣玛丽亚教堂（1604-19 年）。他在费拉拉修复了许多在 1570 年地震中受损的建筑，包括城堡、地区宫和天堂宫的外观和塔楼（Palazzo Paradiso，1586 年至 1962 年期间为大学所在地）。

帕尔马的圣玛利亚教堂。与大多数宗教改革后的矩形教堂中殿不同，这座教堂的中殿是一个集中型六角形平面，更符合其作为纪念圣像而建造的还愿教堂的角色。

由于他对加拉索·阿尔吉西（Galasso Alghisi）的《防御工事》作品的深入了解，阿莱奥蒂（Aleotti）值得进入军事防御工程领域，得以进一步接触到前人如丹尼尔·巴巴罗（Daniele Barbaro）、来自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Sebastiano Serlio），雅各布·巴罗齐（Jacopo Barozzi）（被称为维尼奥拉Vignola）和安德里亚·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等建筑大家的建造论文。1618 年，作为一名军事工程师，他在马里奥·法尔内塞 (Mario Farnese) 和庞培·塔尔戈内 (Pompeo Targone) 的管理监督下完成了教皇堡垒（也称费拉拉要塞）（1608 年开始）。

安德里亚·博尔佐尼（Andrea Bolzoni）于 1747 年版画中的费拉拉要塞。要塞建立在五角形的底座上，被周围的护城河包围，入口通过士兵保卫范围下的几个通道控制。要塞内是驻军的服务大楼，中间是一个大型阅兵场。广场中央矗立着教皇保罗五世的雕像。堡垒原迹已于二战时被炸毁。

阿莱奥蒂的设计受到了很多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Sebastiano Serlio）的影响。例如，Gualtieri 宫殿的平面图明显来自塞利奥在《De le Antiquità》第三部中发表的其中一个平面图。在同一章中，赛利奥还展示了一座椭圆形教堂，这显然是阿莱奥蒂设计费拉拉圣卡洛教堂的灵感来源。

作为工程师，阿莱奥蒂也撰写了各种技术和理论著作，包括《中队的使用（The Use of the Squadron）》（ 1598）、《费拉拉公国地形图（a Topographical Map of the Duchy of Ferrara）》（1599 年）、《修复波莱辛迪圣乔治沉没的防御（the Defence of Fixing the Submersion of the Polesine di San Giorgio and the Ruin of the State of Ferrara）》、《国家废墟（the Ruin of the State of Ferrara）》（1601）和《费拉拉州地理（ Geography of the State of Ferrara ）》（1617）。他的许多作品以手稿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帕尔马的法尔内塞剧院（Teatro Farnese）

1617 年，阿莱奥蒂被法尔内塞（Ranuccio Farnese）选中，在帕尔马德拉皮洛塔宫（Palazzo della Pilotta）巨大的军械库中建造一座大型木制剧院。该剧院在二战中部分被毁，战后进行了修复重建，并于1962年重新开放。

阿莱奥蒂灵感来自维特鲁威和塞尔里奥的希腊和罗马剧院模型，以及维格诺拉在皮亚琴察法尔内塞宫庭院重建的罗马剧院、帕拉迪奥在维琴察的奥利匹克剧院（1580 ）、斯卡莫齐在萨比奥内塔的剧院（1589-90）和瓦萨里在佛罗伦萨乌菲齐宫的布翁塔伦蒂剧院。在规划阶段，阿莱奥蒂可能还参考了 1592 年在皮亚琴察建造的 Saline 剧院，该剧院是最早为旅行剧团建造的稳定剧院之一，到十六世纪中叶，旅行剧团开始放弃公共广场，转而在封闭空间演出。该剧院采用 "U "型结构，帕尔马的法尔内塞剧院也采用了这种结构，其结构反映了 1550 年以来费拉拉和艾米利亚地区最新的技术和壮观的发展。由于其设计和元素的合理性（卵形、阶梯式圆形剧场的形状，带有两阶木廊、移动布景和舞台设备），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巴洛克剧院之一。

剑桥核心有本书第八章讲了这个剧院（需要权限）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ooks/inventing-the-opera-house/32D12C1BD9155A9150A90D77B5D3A4ED

法内塞剧院设计平面图

剧院礼堂有 14 层陡峭的座位，可容纳 3000 多名观众，座位呈马蹄形，顶部是双拱形凉廊。礼堂上方有两排帕拉迪奥风格的塞利安圆木，部分可以进入。拉长的U 字形平面不仅从容量上实用，也可以从两侧获得更好的视野和卓越的声学效果。在礼堂的中间，通往宽阔区域的走廊上方，有一个以阳台为界的VIP室（royal box）。这个包厢是后来欧洲各地剧院采用贵族包厢的先驱。

法内塞剧院修复后室内观众席

舞台纵深 40 米，开口 12 米，是当代戏剧文化中首次使用的移动式布景；舞台场景由三层布景组成，布景可在轨道上滑动，上层为移动区，下层为设备区。舞台周围和下方的空间隐藏着复杂的机器，这些机器是实现巴洛克戏剧"奇迹"所必需的，是阿莱奥蒂为法尔内塞剧院专门发明的。

从剧院的观众席看向舞台

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Sebastiano Serlio）1475-1554，意大利建筑师和理论家。塞利奥通过一系列论文帮助规范了古典建筑柱式的尺寸，也将拉斐尔、佩鲁齐、伯拉孟特等人对古罗马建筑的研究在欧洲普及传播。这些论文被称为I sette libri dell'architettura（建筑七本书）或Tutte l'opere d'architettura et prospetiva（关于建筑和透视的所有作品）。尽管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创作了第一本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论文《建筑四书》（约 1450 年，出版于 1486 年），但它没有插图，且用拉丁文写成，旨在尽可能吸引博学的人文主义者、潜力建筑师和建筑赞助商。塞里奥的版本则率先使用高质量插图来补充文本。他用意大利语写作，一些著作发行了法语版本。虽然也有争论认为塞里奥的著作没有创新性，只是案例集成，但他的论文确实地迎合了当时建筑师、建造者和工匠的需要，使得工匠们可以便捷地学习经典的古典建筑设计。

塞里奥整理的古罗马五种柱式

在舞台布景方面，塞里奥在建筑七书第二册《透视法》中，根据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中的手稿描绘出了三种舞台布景：首先是表现帝王和贵族高贵生活的“悲剧”式街景，街道由古典风格的建筑组成，街道的终点是通向城外的凯旋门；其次是表现店主和商人普通生活的“喜剧”街景或居住性街景一建筑的底层是街廊和商店，建筑的上层为公寓，教堂的塔楼为视觉终点，其中所有建筑的风格都采用了当时被认为比较怪异的哥特式风格；最后是牧歌剧中“淫逸放纵”的街景，这是一条散布着乡村和田园活动的乡间小路。塞利奥跟从了在他之前的佩鲁齐的设计，而佩鲁齐则又可能受到在他之前的布拉曼特（Bramante）的影响。

塞里奥描绘的悲剧街景，人物雕像、方尖碑、凯旋门等元素体现了悲剧通常发生的贵族生活背景

喜剧街景，哥特教堂、凉廊、阳台和底层商铺等元素体现了喜剧通常所发生的中产阶级生活背景

（来自Bearers of Meaning，John Onians，Princeton / Cambridge，1988，第287-295页）

参考知乎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055835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renaissance-quarterly/article/abs/john-onians-bearers-of-meaning-the-classical-orders-in-antiquity-the-middle-ages-and-the-renaissanc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203-illus-xvi-351-pp-75/257844E6B69ADCF09F792D6BDF3BCDD3#）（剑桥电子书需要权限）

知识贡献者

@messury

“科尔内利斯·范·宾刻舒克(Cornelis van Bijnkershoek )通过对格劳秀斯观点的翻译，认为国家只有在拥有对水域行使有效控制权的情况下，才能声称拥有这片水域，并将其付诸实际。”

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是政治和法律理论发展的核心人物，尤其是万国法。Siegert教授在前文曾引用过其观点："雨果·格劳秀斯在他关于自由海洋的论文中写道,'某种东西可以被某人所拥有，仅有当它可以被测量、划定并通过稳固的边界来护卫的时候。'”。战争及其影响的主题是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中的主要关注和灵感。比如在第12章《论捕获法》中，格劳秀斯对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解释和批判，维护荷兰人的权益。这证实了Bernhard在讲座中提出的观点，“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严格意义上海盗的出现，国际法体系就不可能被发明。”即两种主体（agent）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建构。

其《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The Free of Seas）主张公海是可以自由航行的。格劳秀斯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使用海洋，无论谁探索过海洋。这为当时新兴的海权国家如荷兰、英国提供了相关法律原则的基础，以突破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海洋贸易的垄断。

该观点原文如下：Because the sea is fluid and ever changing, it cannot be possessed; because it (and its resources, such as fish) is apparently inexhaustible, it cannot be used: “[t]he sea therefore is in the number of things which are not in merchandise and trading, that is to say, cannot remain proper” (The Free Sea,p. 30, below).

科尔内利斯·范·宾刻舒克（Cornelis van Bijnkershoek,荷兰法学家和法律理论家）在海洋法的发展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进一步推进了雨果·格劳秀斯的观点，即沿海国家对相邻水域有权利，其宽度必须与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能力相对应。该观点来自于格劳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的权利》（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科尔内利斯·范·宾刻舒克将格劳修斯的想法转化为实践，"对水域行使有效控制权"，他认为这种控制权必须与沿海国家的武器范围相对应：“terrae potestas finitur ubi finitur armorum vis”（Power over the land ends wherever the force of aims ends）出自宾刻舒克《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De Dominio Maris Dissertatio）因此我们需要用一种定量的方法来划定控制范围。

意大利人费迪南德·加利亚米（Ferdinand Galiami）计算出当时最先进的大炮的射程为3海里或1里。这一想法成为普遍的做法，被称为“大炮射击规则”，被视为国际上公认的领海宽度测量标准。（出自《国际边界争端：关于地质、技术、金钱、法律、历史、政治和外交的未完成的故事》）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海洋水域控制法条，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该规则演化而来，它取代了可追溯到 17 世纪的旧的“海洋自由”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国家权利仅限于从国家海岸线延伸的特定水域，通常为 3 海里（5.6 公里；3.5 英里）（三英里限制）。所有超出国界的水域都被认为是国际水域：对所有国家自由，但不属于任何国家（雨果·格劳秀斯颁布的海权自由原则）。

在20世纪初，一些国家表达了想要扩大领海的愿望，因此1945 年，哈里·S·杜鲁门总统利用国家保护其自然资源权利的习惯国际法原则，将美国的控制权扩大到其大陆架的所有自然资源. 其他国家也迅速效仿。1946 年至 1950 年间，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将其权利扩大到 200 海里（370 公里；230 英里）的距离，以覆盖其洪堡海流渔场。其他国家将其领海扩大到 12 海里（22 公里；14 英里），目前也仍然有一些国家在沿用旧的3海里限制。

【知识星期资源】

Hugo Grotius《The Free Sea》
Hugo Grotius《战争与和平的权利》（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De Dominio Maris Dissertatio《The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Ferdinand Galiami文章《国际边界争端：关于地质、技术、金钱、法律、历史、政治和外交的未完成的故事》（nternational Boundary Disputes: An unfinished tale of Geology, Technology, Money, Law, History, Politics and Diplomacy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编注

表征性媒介（representational media）

操作性媒介（operational media）

表征性媒介（Representational Media）：主要是用来表达、呈现信息、概念或情感。它们通过符号、语言、图像、声音等形式将特定的信息传递给受众，目的是让受众理解、感知或反思所呈现的内容。典型的表征性媒介包括书籍、报纸、电影、电视节目、音乐等。

操作性媒介（Operational Media）：主要是用来实现某种操作或交互。它们强调的是用户对媒介的控制和参与，用户可以通过操作媒介来完成特定的任务、获得特定的体验或实现特定的目标。典型的操作性媒介包括互联网、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电子游戏等，它们决定了信息如何被处理、存储和分发。

表征性媒介和操作性媒介是媒介理论中的两个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媒介的不同功能和作用，并经常相互交织。这两个概念强调了媒介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们还具有构建和控制信息环境的能力。在现代数字时代，操作性媒介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我们如何与技术互动，以及我们如何通过技术来理解和塑造世界。

与之相关的学者可能有埃尔基·胡塔莫、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和沃尔夫冈·恩斯特，其中沃尔夫冈·恩斯特在他的作品《操作性的媒介考古学：沃尔夫冈·恩斯特的物质主义媒介图解》中探讨了媒介考古学的新方法，提出将媒介史的应用和补救（remediation）视为一座物质纪念碑而非一种历史叙述。恩斯特的研究强调了媒介的物质性和时间先决性（time-critical），这与操作性媒介的概念相呼应。

译注

“塞尔维亚港的贸易之家（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in Seville），一个负责管理全球铭文系统（a global system of inscription）——即物质话语网络（material discourse network）的皇家机构”

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in Seville（Casa de Contratación 或 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de las Indias），由卡斯蒂利亚国王于 1503 年在塞维利亚港建立，是西班牙新世界帝国的皇家机构。

(1) 它最初是由牧师、哥伦布探险队前监督员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领导，后来成为西班牙王室集权和帝国控制政策的工具。随着16世纪的发展，除了担任西班牙与其美洲属地之间的商业总监督之外，Casa还开始控制非洲奴隶贸易、调度船舶和航线、征收关税和维持王室收入。它还建立了航海和制图学校，并创办了印度档案馆，该档案馆仍然是殖民文献的重要来源。1717 年，Contratación 之家从塞维利亚迁至加的斯，并于 1790 年被废除。

(2) 菲利普二世任命胡安·洛佩斯·德·贝拉斯科为塞维利亚新改革机构 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的首席宇宙学家和新的印度编年史家（继奥维耶多之后），该机构在印度议会的统治下控制着信息的流动，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之间的物体和生命形式。在 1524 年印度议会成立之前，Contratación 委员会在海外事务上拥有广泛的权力，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金融事务和由此产生的法律纠纷。它还负责移民许可、飞行员培训、地图和宪章的制作、海外死亡西班牙人遗产的遗嘱认证。

reference: Secret Science: Spanish Cosmography and the New World (María M. Portuondo，2009)

译注

劳埃德商船协会（Lloyds）

劳埃德商船协会 (又名劳氏船级社)：是以劳埃德命名的国际性海事组织，成立于1760年，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一个船级社。最初可能是由在伦敦劳埃德咖啡馆举行的“海上保险承保人会议”承保的船舶进行登记。协会致力于建立商船的建造和维护标准，并提供技术服务以协助船东维持这些标准。其登记簿始于 1764 年，每年发布一次，列出了所有总吨位在 100 吨或以上的商船。该协会还出版游艇登记册以及造船、船队和海上事故的统计摘要。

译注

欧洲边境监控系统（EUROSUR）

EUROSUR（The European Border Surveillance System），欧洲边境监控系统，使用无人机、侦察机、离岸传感器和卫星遥感来追踪进入欧盟成员国的非法移民。该计划于2013年10月10日由欧洲议会正式实施。2013年12月2日，EUROSUR在18个欧盟成员国和挪威启动。

译注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

图源：维基百科

是指自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自从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亚爆发茉莉花革命以来，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专制政体，并乐观地把“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预见为这个运动的前景，认为“阿拉伯之春”属于“谙熟互联网、要求和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区一样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年轻一代”。然而各穆斯林国家的命运不同，使得这场波及多国的民主化运动蒙上阴影。除了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趁乱局崛起，控制大片区域外，其他多个国家也纷纷陷入长期动乱，并引发了欧洲移民危机。

译注

《阿姆斯特丹条约》（The Treaty of Amsterdam）

European leaders in Amsterdam, 1997（图源：维基百科）

阿姆斯特丹条约签署于1997年10月2日，生效于1999年5月1日，这项条约主要对1951年签署的巴黎条约、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和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了修订，并将民主、尊重人权、自由与法治等原则作为条约的基础。

译注

欧洲边防与海岸警卫机构（Frontex）

欧洲边防与海岸警卫机构成立于 2004 年，是欧盟的一个机构，总部位于波兰华沙，主要负责协调边境管制工作。与边境和海岸警卫队协调运作欧洲申根区成员国的边境管制，是自由、安全和正义领域内的一项任务。

官网：

https://www.frontex.europa.eu/

译注

欧洲航天局（ESA）开展的全球环境与安全观测项目——哥白尼计划（Copernicus）。过去，它使用欧洲遥感卫星ERS-1、ERS-2和环境卫星Envisat提供的图像，目前，则使用由哨兵Sentinel 1、2 和 3所提供的光学和红外测距的高分辨率图像……藉由意大利航天局（Italian Space Agency）在两颗德国TerraSAR-X 系列卫星上……

欧洲航天局（ESA）：一个由 22 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组织，致力于太空探索。

官网：https://www.esa.int/

哥白尼计划（the European Earth Observation Programme）

以前称为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GMES），是一项旨在建立欧洲地球观测能力的欧洲计划，由一套复杂的系统组成，从多个来源收集数据：地球观测卫星和现场传感器，例如地面基站、风媒和海媒传感器。它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并通过一系列与环境和安全问题有关的服务为用户提供可靠的最新信息。

ERS -1、ERS-2 satellites

The European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为ESA运营。1991年发射的欧洲遥感卫星ERS-1携带了全面的有效载荷，包括成像合成孔径雷达、雷达高度计和其他用于测量海洋表面温度和海上风的强大仪器。 ERS-2 与 ERS-1 重叠，于 1995 年发射，并附加了一个用于大气臭氧研究的传感器。

Envisat -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为ESA运营，是ERS 的继承者。2002 年 3 月 1 日由阿丽亚娜 5 号火箭从法属圭亚那的欧洲航天港发射升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地球观测航天器。更先进的成像雷达、雷达高度计和测温辐射计仪器扩展了 ERS 数据集。新仪器对此进行了补充，包括对陆地特征和海洋颜色敏感的中分辨率光谱仪。

Sentinel-1、-2、-3

为ESA运营，为哥白尼计划服务，其中，Sentinel-1 是欧洲航天局哥白尼计划卫星星座中的第一颗卫星。Sentinel系列卫星包括Sentinel-1、-2、-3、-4、-5、-6，这些任务携带了一系列技术，例如用于陆地、海洋和大气监测的雷达和多光谱成像仪器。

意大利航天局（ASI）

成立于 1988 年的政府机构，旨在资助、监管和协调意大利的太空探索活动。合成孔径雷达（SAR）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由 ASI 资助的 SAR 2000 计划中开始开发的。

TerraSAR-X

来自德国航天航空中心（DLR），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发射，是一颗成像雷达地球观测卫星，提供多模式和高分辨率的 X 波段数据，用于水文学、地质学、气候学、海洋学、环境和灾害监测以及利用干涉测量法和立体测量法绘制地图（生成 DEM）。

译注

“另外，Frontex已开始研究遥控驾驶飞机系统（RPAS）的可行性……Frontex正在推进所谓的边境无人机监管项目（Border Surveillance by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Project），并日益促进了边境管控的军事化。”

遥控驾驶飞机系统

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青睐的广义术语无人机系统 (UA/UAS) 的一个子集。国际民航组织在 ICAO Cir 328 中将该术语定义为“一组可配置元素，包括遥控驾驶飞机、其相关的遥控驾驶站、所需的命令和控制链路以及任何其他在飞行运行期间的任一时刻可能需要的系统元件”。

边境无人机监管项目

首次将轻于空气的无人机与精密的监视技术结合起来，旨在通过支持搜索和救援应用（特别是崎岖地形检测）来促进有效的边境监视并防止跨境犯罪活动，从而改善对欧洲社会的保护。

知识贡献者

@未羊

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告诉我们，基础设施是区分符号与真实之间的生产者，它们在同一时间创造了“灰尘与数据”（dust and data）。

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Preservation, GSAPP）教授，研究物质与认知基础设施在现代性及相关政治经济学中的脉络。其《组织综合体：建筑、媒介与企业空间》（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 Architecture, Media, and Corporate Space, 2003）呈现了建筑、视觉艺术、控制论与社会科学在二战后军工综合体中形成的组织联系，后续的《乌托邦的幽灵：重审建筑与后现代主义》（Utopia’s Ghost: Architecture and Postmodernism, Again, 2010）则尝试将后现代主义建筑在此复合体社会中再历史化之外，通过与乌托邦思想的纠缠来审视建筑实践。新近之《城市装置：媒介政治与城市》（The Urban Apparatus: Mediapolitics and the City, 2016）与《知识世界：媒介、物质性与现代大学的形成》（Knowledge Worlds: Media, Material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2021）两书则以城市装置与学校建筑的微观机理为切入口来延续以上思考。

其论著相应内容在全球知识雷锋此前《乌托邦的幽灵，重新审视后现代》、《大学，这个规训我们的机器究竟隐藏了什么？》、《十三年前哈佛论战：建筑能干啥好事儿》等推文中有讲座版本。

马丁教授表示其使用“城市装置”是将福柯部署（dispositif）概念在当下城市背景中的具体表述（p. 2），与西格特教授书中“cultural techniques”亦存在相通性（p. 143）。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如书中举例、同样被翁佳老师研究之管道，或是像智能城市的大数据扫描与分析）将居民各异的真实生活痕迹均一化、编码为同构的能量—信息流动（如灰尘、污水、废/热等排放通路与环境记录），这样标准化的基础设施基底也便于在规模层面复制并向全球增殖，演讲所述的海洋同样此进程中编码、整合进来。此般对具体运作的研究，相较宏观上仅仅将基础设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隐喻投射，有了更加直观与上手的机理说明，也就是总结者阿莱斯（Lucia Allais）后续所提到“弥合操作性（optional）与表征性（representational）基础设施之间差异”的努力。

文中讨论的是这本书：The Urban Apparatus. https://www.upress.umn.edu/book-division/books/the-urban-apparatus

知识贡献者

@未羊

“加洛韦（Galloway）和萨克（Thacker）在《漏洞利用：网络理论》（The Exploit：A Theory of Networks，2007）一书的最后一页中写道，‘关于元素，我们需要思想气候学’（climatology of thought）。”

《漏洞利用：关于网络的理论》（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2007）是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与萨克（Eugene Thacker）的合作作品，两人皆为美国媒介理论思想家。该书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加洛韦先前《协议：控制如何在去中心化后存在？》（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2006）一书的解答。

《协议》一书指向网络（Internet）去中心化后看似无集权的协议，实则带来更具危险性的集权与控制；而《漏洞利用》一书正是希望经由像漏洞以及非人类的元素来抵抗此般部署。该书写作也尝试性地利用一些艺术化、文学化的风格写作模式，以期同学术性研究拉开距离，某种意义上是该书作为解药性的象征呈现。

The elemental is this ambient aspect of networks, this environmental aspect—all the things that we as individuated human subjects or groups do not directly control or manipulate. The elemental is not “the natural,” however (a concept that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 elemental concerns the variables and variability of scaling, from the micro level to the macro, the ways in which a network phenomenon can suddenly contract, with the most local action becoming a global pattern,and vice versa. The elemental requires us to elaborate an entire climatology of thought.（元素是网络的基底，即我们作为个体化人类主体或群体无法直接控制、操纵的所有事物。但这也不意味着“元素的”代表是“自然的”。元素涉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各种维度变化，涉及网络现象在在地与全球维度间的往返流转。元素要求我们去阐述此般思想的整体气候学。）

此处“network”，如其书中同样引到的（p. 140），有来自拉图尔（Bruno Latour）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指向。易言之，人与各种非人类的元素，皆在此关系的“network”中互动（乃至博弈）。回到总结者阿莱斯提到的基础设施指向（以上第7条资料卡片），城市中的各种建筑、管道等基础设施便时刻同人进行互动，这不仅仅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也因为这样基础设施的均一化而带来城市这一模式在全球维度的增殖（对称来看，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此类基础设施复制的代理媒介）。因此，研究者有必要能够以这样的思考视角与模式来把握历史与当下状况。

西格特教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媒介理论气候学”（climatology of media theory），则是在于本讲座将目光拓展到了海洋。一方面海洋作为水元素（element），是水的媒介（media）；另一方面以上的切入视角也是一出于媒介（media）理论的反思与批评，像讲座后续论述遥感技术对海洋实时状况的均一化编码、大数据记录同样是城市中基础设施运作模式向海洋的同构性拓展，海洋在此过程中被纳入了既有装置、部署所把握的范畴。当然，关于元素与媒介的共生探析，可进一步参见媒介理论家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奇云：媒介即存有》（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一书，一则是二者在词源、哲学意义上的纠缠并行，一则是水/海洋作为其中一章的关注点有精妙展开。

【知识星期资源】《漏洞利用：关于网络的理论》（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2007）

知识贡献者

@Kj

“荷兰艺术家丽贝卡·冈珀茨(Rebecca Gomperts)的项目，叫做‘海上的女人’（Women on Waves,1999）。冈珀茨也是一名堕胎医生，她通过荷兰艺术资金，邀请艺术家乔普·凡·利斯豪特（Joep van Lieshout）协助，在一个集装箱中建造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堕胎诊所，并把它放在一艘租来的船上，驶入公海。”

《海上的女人》和《网络上的女人》的创始人兼总监丽贝卡·冈珀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学习医学和视觉艺术。毕业后，她成为了一名堕胎医生，并与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船一起航行，担任其医生和环境活动家。在南美洲航行时，她遇到了许多妇女，由于无法获得生殖健康服务和安全合法的堕胎，她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些女人和她们的故事启发了丽贝卡·贡珀茨创办了《海上的女人》。

为了回应来自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帮助电子邮件，丽贝卡于2005年创立了在线医疗堕胎服务women on Web。该服务支持生活在无法安全堕胎的国家的女性获取信息和获得堕胎药。每年，女性在线服务台成员都会回复来自世界各地女性的100000多封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