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办公的终结

来源：腾讯研究院

在今天讨论“远程办公”这个话题，或多或少有些吊诡，因为它已经远离我们的视线许久。

就在疫情三年间，远程办公还是相当火热的概念，甚至被视为未来工作的主流，许许多多正面声音肯定它的好处，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公司也都开展了相关的实践。有很多人预测，即便疫情结束，远程办公也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形式。

但结果已经很明显了，远程办公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趋势，反而正在走向“终结”。

这体现在很多方面，诸如之前采用了远程办公模式的大公司纷纷反悔，而打工人虽然对远程办公青睐有加，但由于缺乏决定权，也不得不回归到办公室，并逐渐将它遗忘。远程办公没有成为潮流，而是成为一种管理学概念，因美好而被束之高阁。

新冠疫情初期，由于各地的隔离政策，本来小众的远程办公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根据一项数据，2020年5月这个节点，有61.5%的公司职员正在居家办公。但2023年之后，随着疫情结束、管控放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批大公司开始取消远程办公政策，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恢复线下办公。

2023年5月，亚马逊公司发了一封内部邮件，要求员工每周至少在办公室工作3天。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措辞严厉：员工必须做好回来的准备，否则将承担后果。

管理层的这一举动，直接导致3万名亚马逊员工组成“异议联盟”，其中2000余名员工举行大罢工。在声明中，罢工行动的成员指出：“亚马逊自上而下、一刀切的RTO（重返办公室）指令，破坏了我们希望实现的多元化、无障碍的未来愿景。”

在罢工期间，多名亚马逊高管离职，转投到当时仍然实行远程办公的谷歌。只是他们也没想到，没过多久，谷歌也“叛变”了。和亚马逊一样，谷歌也要求员工每周至少回办公室工作3天。

这份长长的“出尔反尔”的名单还包括苹果、X（前Twitter）、迪士尼、星巴克、沃尔玛，以及多家律所、咨询机构、金融机构和汽车制造公司。其中不乏有之前声明将采取永久远程办公的公司，例如汽车制造商Stellantis。Stellantis最近几年一直倡导远程办公，并大幅缩减了线下办公空间以及出售了部分不动产，更是在2022年宣布：将远程办公作为永久性政策，允许非装配线工人70%的时间居家办公。但自2024年1月份以来，该公司要求工程师每周至少要在办公室工作3天，而在紧张的新车发布期，部分工程师甚至需要在办公室工作六天。

当然，这份名单里最让人出乎意料的，还得是远程办公的工具提供商、视频通讯公司Zoom，它也要求员工恢复每周至少两天的到岗时间。然而就在2023年2月，Zoom还专门发表过支持远程办公的报告，报告指出工作灵活性与薪酬水平几乎同样重要，因为“当我们在想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始工作时，我们可以更好地照顾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

宏观层面的调研数据也印证了“远程办公正在终结”。一份报告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美国10万美元或以上的工作机会中，远程工作仅占9%，灵活时间的工作职位比例下降了40%。^[1]2023年，毕马威针对1300多名CEO进行的一项调研也发现，只有7%的CEO还坚持认为完全的远程工作会成为常态，而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三年内全体员工应该一周五天完全重返线下岗位。

可以说，无论这些公司之前有多么认可“远程办公”这一工作模式，当下都是“重返办公室”的大旗风头正盛。作为结果，当下已经很少有人或组织再提“远程办公”这个概念。除了几家公司以实验的态度将其纳入到“混合办公”的范畴中，远程办公，这个被视为未来工作变革的主流趋势，几乎已经终结。

相较于传统的线下办公，远程办公的可能性优势可以归为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个人工作效率的提升，通勤成本的降低，等等；二是中观层面，减少公司办公楼宇的租赁成本和运营成本；三是宏观层面，缓解大城市高房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

这些优势都源于员工工作与生活地点的分离，员工不必长距离通勤，可以更独立、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地点和时间。但问题同样来源于此。远程办公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处在办公室这个社会化场所的员工，还原成身处各自生活空间的孤立个体。空间的隔离，致使员工原子化程度加深，导致员工间沟通受阻。

沟通受阻的表征，首先体现为员工间的沟通效率低下，在线下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情，现在要靠通讯软件，甚至需要单独预约、拉会。《哈佛商业评论》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面对面交流的效率是邮件沟通的34倍。另一份研究表明，社交活动和与其他人的交流可以提高心理机能，尤其是可以提高认知表现。沟通效率的低下进一步影响到工作效率。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完全远程工作会使平均生产力降低10%-20%。

沟通受阻也使得本可能在办公室中诞生的人际链条正在枯萎。

麻省理工的一项研究发现，自从开始远程工作后，人们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关系”的形成下降了近四成。对于需要协作的工作，个体之间并非像机器系统中的零件那样咬合紧密，而是松散的，需要大量的人际关系来驱动。跟同事打招呼、闲谈，由此形成的弱关系是我们工作网络中的毛细血管，也是推进工作重要的润滑剂。

一方面，这些弱关系能够营造良好的职场氛围，加强员工的组织归属感和忠诚度。另一方面，这些弱关系也是工作中创造力的重要来源。在工作日常中的闲聊，往往蕴涵着大量创新想法的诞生。科技记者Steve Levin在《How Remote Work Could Destroy Silicon Vally》（远程工作可能毁了硅谷）一文中提到，许多硅谷的创新出于“机缘巧合”（Serendipity）。当企业家、创业者、精英、资本在线下空间聚集到一起时，能激发出许多潜力，也许你在一家咖啡馆与合作伙伴聊创业计划，隔壁桌的客人会成为你未来的投资人，创意团队能头脑风暴出一个拍摄计划，研发团队可以合理解决一个Bug。^[2]这些都是远程办公不可比拟的重要优势。

而空间的隔阂抹杀了这些可能性。尽管借助在线会议软件能实现远程通讯，但却无法还原线下交流的临场感，沟通门槛的提高造成员工间“无用的”沟通频次大大降低。而这种“断联”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职场断代和企业文化的丧失，尤其是对于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员工来说，职场生涯早期的经历尤为重要，但远程办公削减了他们面对面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面对面交流也有助于职业发展。这其中存在“曝光效应”和“近距离偏见”。“曝光效应”是说人们倾向于被熟悉的事物吸引，熟悉度越高，喜欢的程度就越高。而“近距离偏见”则是管理者会更偏爱那些经常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而轻视那些远程工作的员工的成绩——只是因为并不常见到他们。由此带来的结果，有大量研究数据可以印证：

• 远程工作者更容易被裁。根据就业数据提供商Live Data Technologies对200万名白领的分析，2023年，每周居家工作五天的员工被解雇的可能性要比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高35%；同样，Beautiful.ai对北美3000多名管理人员进行的调查发现，60%的管理人员表示，如果需要裁员，很可能会首先解雇远程工作的员工。^[3][4]

• 远程工作者更难晋升。同样是根据Live Data Technologies的数据，远程工作者的晋升频率比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低31%。数据还显示，在2023年，只有3.9%的远程工作者得到晋升，而在办公室的工作的人则有5.6%。

• 远程工作者的待遇更差。Alliance Virtual Offices公司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远程员工获得奖金的可能性比办公室员工低38%，但加班时间却几乎是办公室员工的两倍。

  
  

远程办公并不是一个新概念。IBM最早在1979年提出了“远程办公”的概念，目的是为了缓解总部主机的拥堵情况。IBM先是做了个实验，让五位员工在家工作，验证效果不错，于是开始大力推广远程办公。到2009年，已经约有40%的IBM员工处于远程办公的状态，这给IBM节省了大量的办公空间和成本。

远程办公的一些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总结的，它对于员工个人、公司以及社会等等层面都存在正向价值。而经过疫情中三年的实践，尽管远程办公并没有成为一种更主流的趋势，但正如疫情所带来的众多改变一样，远程办公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工作和自己生活的想象。

混合办公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今年7月，去哪儿发布全员信，宣布自7月15日起，员工可以在每周三、周五灵活选择办公地点，而“无需进行任何审批”。而另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携程早在2022年就实行了3+2混合办公制度，符合条件的员工每周一至两天可以自行选择办公地点。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还在《Nature》发表论文，通过数据印证混合办公的好处，例如员工满意度提升、离职率降低等等。

远程办公也为打工人的工作带来了更高的灵活度和自由度。远距离的线下出差不再是必选项，很多时候可以借助腾讯会议这样的在线会议工具来实现。而这类工具通过整合AI实现的辅助功能，让在线会议变成了比线下开会更有效率的存在，能够有效地进行会议内容的整理、翻译、录制、沉淀、要点提炼。这些都已经成为工作中的必要动作，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习惯。

对于一些跨国公司或者异地公司来说，远程办公也增加了员工之间或者是员工与客户之间相互触达的机会和频次，因为它降低了连接门槛，让更广泛、高频的远距离触达具备了可能性。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远程办公不是断连，而是加强了连接。远程办公也让“边工作、边旅居”的数字游民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些都是远程办公所留下的“遗产”。

很显然，远程办公并非一无是处。真正导致远程办公没有成为趋势的原因，其实是现代公司的管理制度还没有相匹配地完善，还不能做到科学地衡量员工远程工作的效果。不具备结果导向的评价机制，又对员工缺乏“监视”，这是大多数管理者焦虑的来源。对于大部分管理者来说，员工坐在办公室里，按时按点上班、打卡，在自己的眼下工作，要比让员工自行安排工作地点和时间更安心。

那些公司或被动或主动地加入到远程办公的队伍中，甚至宣布将永久远程办公，却又急匆匆、一刀切地取消，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懒政”。或者说，他们本就没有做好准备。

这是一个管理制度和绩效评估机制无法准确衡量远程工作效果的时代，这是一个对于工作上的“摸鱼”和“怠慢”仍然缺乏宽容度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工作者要警惕被人工智能取代因而被迫焦虑内卷的时代。说到底，远程办公的终结，其实并不因为其它，而是它生错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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