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党刊连续刊登纪念文章，阐述邓公的政治遗产，高度评价他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顶级党刊连续刊登两篇纪念文章，高度评价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阐述了他的政治遗产。

      8月12日，求是网，发表了题为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历史贡献》（下称“科技贡献”），文章来自最新一期《红旗文稿》。

      8月16日，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发文章《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下称“前进”）。文章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在此之前一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开始连载一本关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经历的书。这本书于2014年首次出版，描述了文革十年政治动荡的后期，当时邓小平在被降职和排挤后重新崛起。这本书通过描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这段跌宕起伏，来凸显他的政治坚韧和为国效力的坚定信念。

      如此纪念邓公，向我们发出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科技贡献”第一段就肯定，“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前进”也在第一段肯定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跟“科技贡献”的表述一字不差！

      “总设计师”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意义不一般啊。

      两篇文章不仅强调邓公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说他是“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意义更不一般。

      进一步说，邓公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 这实至名归。正是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走在这个道路上，并不是另外一条道路。

      “前进”详细阐述了邓公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治遗产

      ——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

     ——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早在1958年邓公就说过，“思想解放，破除迷信，后来者可以居上”，“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

      ——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领导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概括。邓公反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变！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关键要发展经济。他深刻总结过去工作重点未能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或一有干扰就不能坚持的教训，突出强调“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公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硬道理，硬就硬在它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是必须服从和服务的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邓公对改革开放看得很远、想得很深，强调“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

      他甚至说了狠话，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他大声疾呼：“谁不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改革开放是前人未走过的一条艰巨的任务，邓公提出“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他在南巡时概括了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实践这个标准最硬”。

       ——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

      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与1991年比再增长1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邓公1987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明确提出的战略设想。这一战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上得到确认。

      邓公亲自把我们的现代化命名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用“小康”这个富有传统文化色彩的概念进行诠释，非凡的胆略为我们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他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他反复要求，“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不要争论姓“资”姓“社”。邓公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前无借鉴，后无经验，姓“资”姓“社”与其空泛争论，不如实践证明。“不争论”当然是唯一正确抉择。不要争论，并不是不要回答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在大胆尝试的进程中，把姓“社”姓“资”的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公说，“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

      这些都是方向上的，战略上的。邓公的贡献远不止这些，他力推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和帮助后发展的地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等等，都是划时代的历史贡献。其中每一项改革举措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邓公特别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

      他高瞻远瞩地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大判断，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他指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文章说，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文章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再说说“科技贡献”这篇文章，它在中美科技战正酣之际发表，意义重大。

      文章详细阐述了邓公对中国科技的发展，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评价他为发展生产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邓公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在他的推动下，中央作出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公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文章强调，改革开放后科技得以发展起来，有赖于邓小平“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无人出其右。

      文章又提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以科技和教育工作为重心，全面推动党和国家思想路线和发展纲领的“拨乱反正”。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政策，使科教事业迎来崭新春天，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

      正是邓小平高度重视和肯定知识分子的系列政策，解开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历史心结，奏响了科学春天的序曲，为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奠定了积极的舆论基础。

      文章最后引用邓小平1992年在南巡讲话：“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包括科技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吸取精华，弃其糟粕，洋为中用。学习外国文明成果要结合实际，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开放性、包容性。科学技术决不能搞封闭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