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是如何做到举重若轻的?公众号新闻2024-06-24 07:06作者:一致通过的陈老师 来源:传达室文章已获授权你们在工作中有没有见过这类人,不管多棘手的事情落在头上,他都能准确地理出头绪、敏捷地作出响应,看上去还相当淡定。我以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做事状态,就叫“举重若轻”。在老一辈中,邓公向来以举重若轻闻名。两年前我曾写过这个题目,可惜由于时间点的原因,加上宣传上可能出了点偏差,文章看不到了。这两年学到了很多新材料,索性推倒重来,从头再写一次。因为我也很想举重若轻啊!图为邓公在登黄山途中小憩。01但实际上很难,为什么呢?心里装不住事!邓公则有一个显著特点,能做到不着一字、滴水不漏。滴水不漏既是举重若轻的表现,也是它的前置条件。先说一个发生在淮海战场的小故事好了。那是在1949年,淮海一线渐入冬季,战役的第二阶段也即将打响。为此,中央决定成立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为书记。总前委成立后的第一场大仗是打黄维兵团。黄维兵团是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之一,有十一个师外加一个快速纵队,且装备精良,连它的防御工事都是坦克和装甲排出来的,堪称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战前,小平同志给第九纵队的司令员秦基伟打电话。话不多,中心思想就一条,九纵哪怕打到只有一人一枪,也要拼到底。电话中,邓政委说了一句俗话:叫花子烧铺草。叫花子把自己的铺草都烧了,意味着不留后路了。看解放战争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指挥官们猛飙俗话的时候,就说明大战到了。大战一开打,谁也不敢说十拿九稳,指挥官的战斗位置不在前线,而在中枢,他们也只能悬着心等消息。在这个过程中,军委给总前委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没办法,西柏坡的心一样也是悬着的。冰天雪地里,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持续了大约二十天,中间经过了几番波折。等到胜利的消息传来,邓小平也松了一口气。那么,他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据《邓传》记载,邓小平来到政治部,先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只苹果,用小刀分成三瓣跟大家分享,然后又从另一只口袋里拿出一张长长的纸条。这张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只见邓小平对副政委张际春说:这张单子上中央来的二十几个电报,都是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请你一个一个起草复报。如果完全按照工作原则,中央来的电报就应当及时回复。但是,邓政委分了个轻重缓急,“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就直接揣进了自己的包包里,谁也不告诉,也不让谁分心,等到大事落定,再解决口袋里的电报。这样既掌握了灵活,也兼顾了原则。所谓的工作艺术,就是在原则和灵活之间,不断寻求一个完美的平衡。要做到这点,对人的能力要求,就是知道什么事要说、什么事不说,哪些事必须马上做、哪些事可以放一放。图为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示意图。02当然,举重若轻并不全然跟性格有关,它其实是一种敏捷行动的能力。要么不说不做,但一旦认定看准,则果断出手,绝不含糊。邓政委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底下官兵搞小汽车的时候。这件事出在部队进郑州时,也发生在秦基伟率领的九纵。众所周知,郑州是一座大城市。打下郑州之后,部队的武器装备都得到了升级,可交通工具还没升级,骑马的还是骑马,没法变成小汽车。九纵的后勤部长杨以山,是一位老红军也是一位老后勤,他见到郑州铁路局有小汽车,就去“借”了一辆。注意,此时的郑州铁路局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机构,还不是以后归我们铁道部管的那个铁路局。邓政委不知从哪里知道小汽车的事,一道命令下来就免了杨以山的后勤部长。很多人替杨以山鸣不平,觉得这样处分太过严厉,只是“借”了一辆车而已嘛。既不是拿,更不是抢,而是借。邓政委则说:什么借?铁路局里面的人本来就对共产党心有疑惧,你明借暗要,不是抢也是抢,应该撤职。小汽车虽然小,但问题的本质,是关系到共产党能否在大城市立足的问题。过去我认为,邓公的举重若轻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其实不是的。好的领导方法是既要管大事,也要管小事。小事管住了,合起来就不会出大事;大事管好了,就会避免很多小事。在“小汽车事件”发生两个月之后,刘邓就共同决策了一件大事。大事的发生地点,是在另一个大城市成都。1949年底,成都战役胜利结束。这场仗瓦解了蒋介石的西南防线,消灭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成都战役主要是由二野的第三和第五兵团打的。按以往的惯例,战役结束之后,第三兵团和第五兵团应顺理成章入驻锦官城。可就在这时,两个兵团的司令员却收到刘邓首长的电话指示,这个指示非常明确:二野的部队一兵一卒都不进成都!二野不进那谁进呢?刘邓在指示中说:要让贺老总带一野第十八兵团进驻成都。为什么成都要让给十八兵团?原来,进军大西南的部队不光有刘邓率领二野,还有贺老总从陕西带过来的十万人。刘邓贺共同组成了西南局首脑,他们相互配合、成功实施了“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打成都之前,二野已经进驻了西南重镇重庆,刘邓认为,从“两个野战军的协作关系考虑”,成都应留给一野。可能是考虑到部队会闹情绪,刘邓给二野两个兵团的电报既坚决又严厉,其中提到,“不得派一兵进成都城区,违者按级查处”。于是,尽管已经兵临城下,二野官兵都能闻到成都小吃的香味了,却还是掉头离去。从这一段里,我们既能品出政治,也能品出人情。图为贺老总率领部队进成都。03古人说:打天下易,治天下难。主政西南是邓公参与治天下的第一站,说起来应该是很难的,但看他这一时期的经历,似乎又很“简单”。感觉邓公就在干一件事:按规律办事,按常识办事。哪些是规律和常识?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就是常识。就说二野大军进重庆之后吧,重庆也是个大城市,还是个重要的工业城市。有的干部要管工业吧,过去留下来的人认为“思想不对头”,不敢用,自己呢又确实搞不懂。邓公的思路就极其简单:我们要依靠原来人。1950年初,他在重庆军管会的一次会议上说:然而他们有技术,对我们的事业有用,只要换脑筋就行了。于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指示,重庆各厂矿企业便大量留用了原来的专业技术人员。一些原本准备离开的工程师,看到共产党是重视工业的,便也留了下来。因此,重庆的工业就没有断档、马达就没有熄火。这个不熄火的马达意义重大。因为抗战时重庆是陪都,留下来的工业体系以军工为主。据当时担任西南工业部副部长的万里同志说,抗美援朝重庆是立过大功的,主要的军火供应都来自重庆。图为重庆解放时。治天下为什么难?主要还是难在内部。进城之后,就面临一个从战场工作转向市场工作的问题,有的干部有点晕头转向,有的干部有点放飞自我。1950年5月,邓小平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言辞犀利地总结了西南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其中就有:有的同志完全靠自己意志和狭隘经验办事。这些同志的经验有多不靠谱呢?比如,西南的财政有点收不抵支,就有同志建议,多发点票子。这时,邓小平立即指出:票子发多高,物价涨多高。市场的规律,谁也挡不住的。有点市场经济的味道哦。翻看后来邓公几十年的讲话,都让人感觉到,讲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更像是普通的常识。我想,这也是他让人感到举重若轻的一个重要原因。04品读邓公还有一条捷径,不是看他写诗,而是看他数数。在他的举重若轻里,我感到有一个诀窍,就是善于从事物中抓出要点,不仅把要点列出一二三,有时还把要点化为形象的数字。这样就好记了。还是在大西南时,那时的大西南是个什么状况?广阔的地盘与广大的人口,要稳定要安全、要吃饭要发展,山中要剿匪、农村要土改、城市要生产,千头万绪应该从哪抓起呢?这时,小平同志就开始数数了,他将治理大西南的任务做如下概括:改造九十万,发动六千万,提高六十万。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改造九十万”,就是教育改造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九十万;“提高六十万”,就是提高现有六十万部队的质量;而“发动六千万”,就是组织发动百分之九十的西南基本群众。思路理清楚之后,接下来就是实践了。能指导实践的就是好思路,如果指导不了,那就回去再仔细想一想。那么,邓公的思路能不能指导实践呢?我们以其中的“发动六千万”为例。当时,西南地区推行了一项运动,名叫“减押运动”。所谓押金,就是过去农民在向地主租佃土地时,除了每年要缴地租之外,首先还要缴纳一笔押金,就像如今租房子那个“押一付三”的“押”。但是许多地主在租佃关系解除后,并没有将押金退给农民,而是通过各种方法,将押金占为己有。地主起初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等借口,拒绝退押金。经过做工作以后,地主愿意退了,但是随之又带来新的问题:中农得到的减退果实多,贫农得到的少。如此一来,貌似就产生了新的不平。于是,有的地方领导就建议,干脆让中农获得的减退果实,分出一些给贫农,这样不就公平了吗?然而,邓小平迅速出手制止了这种做法。他在给地方领导的电文中,指出了这样做将带来的后果:其结果将是政治上破坏农民的团结,经济上大大地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可以设想,如果让中农凭白无故分给贫农果实,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这可不就是让贫下中农打起来吗?他们如果打起来,还能“发动六千万”吗?由此可见,只要思路归纳得足够好,就能决策得足够快,哪怕是六千万群众的量级,也能举重若轻。哪怕是几十年后,也还能把当年的思路,记得清清楚楚。1989年11月,邓公在北京接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他自称是“好久没见啦,聊聊天吧”。那天,他即席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讲话,对二野的历史做了详细的回顾,许多细节都记忆犹新。其中,也清楚地回忆起经略西南的那几个数字:六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并说二野的这几个任务完成得不错。这场座谈会,有老部下秦基伟上将的陪同,在座的老同志们大多已是古稀之年,想来颇有些“遥想朱旗回望,万里风云奔走”的感受。不过,在邓公一贯举重若轻的叙述中,却又真的只像一群老人在聊天而已。正如他的谈话结尾,平平淡淡却又意味深长: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参考资料:邓小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话说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来源: qq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