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否决权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1945年2月，丘吉尔和罗斯福远赴重洋来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小镇雅尔塔。

此次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拿出了非常详细的“联合国方案”，以此作为战后新秩序的框架。

在最核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方面，除美、苏、英三大强权外，罗斯福力主将中国也纳入该名单。

我们很容易理解，罗斯福拉抬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制衡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力，至于说蒋介石后来败退台湾，则是其无法预料到的。

以今天的视角看，罗斯福此举颇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我们很难想象假如中国不是常任理事国，当今世界将是怎样一般情景，会对联合国发挥全球影响力带来多么大的冲击。

至于说法国，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常任理事国，要归功于两方面因素。

其一当然是戴高乐将军和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

法国本土沦陷后，迁到英国从事抵抗的戴高乐一直在整合法国海外殖民地，至诺曼底登陆前夕，法国临时政府已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挂牌成立，麾下拥有38万人的地面部队，戴高乐本人也是以临时政府首脑的身份重返法国。

其二则是英国的大力举荐。

为了阻止苏联势力深入欧洲大陆，英美急需扶植德法与苏联抗衡，同时还要德法相互制约，于是把法国拉入“五大国”行列便水到渠成。

在联合国众多制度性安排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向来备受关注，它本质上是在二战末期特定国际形势下设计的一项制度，为了保障主要战胜国的意志。

随着国际形势进入美苏争霸年代，“一票否决权”迅速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

苏联仅在1946-1965年就使用了100多次否决权，其中近半数用在了会员国申请问题上，即否决亲西方国家加入联合国。

站在莫斯科的角度，面对西方阵营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它根本无法在安理会通过自己的提议，只能通过否决权来施加影响力，以换取西方在部分议题上的妥协。

当然，同期的英国法国也好不到哪去，只要牵扯到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殖民地问题，英法便会以否决权的形式予以制止。

美国首次行使否决权是1970年，首次单独行使否决权为1972年，目的是阻止制裁以色列的议案通过。

不过自1972年开始，美国使用否决权愈发频繁，逐渐超过苏联/俄罗斯成为最常行使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

仅在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上，美国就动用过数十次否决权，最近一次发生在2024年4月。

据统计，从1946年到2022年4月，苏联/俄罗斯共使用了149次否决权（安理会行使的前五十个否决权都来自苏联），美国使用了87次否决权，英国使用了32次，中国和法国各使用了18次。

总的来看，美俄使用否决权的场景相对广泛，英法单独使用否决权主要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殖民地独立浪潮时期，近些年基本是跟着美国投票。

中国单独使用否决权多发生在跟台湾相关的场景，比如：1997年1月中国否决了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原因是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所谓“邦交”关系；再比如1999年2月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延长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守马其顿期限的决议草案，原因也是其与台湾的关系。

简单点说，安理会只能处理一些不涉及五常核心利益的问题。

自成立以来，联合国安理会曾遇到过多次系统性挑战。

比如：1948年美苏差点翻脸的柏林危机、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中东战争期间美国对以色列的袒护、越南战争、2003年美英绕过安理会入侵伊拉克以及最近的2022年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

2022年2月25日，也就是特别军事行动发起的第二天，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在安理会针对乌克兰问题的决议案中投下否决票，致使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要求俄方无条件撤军的决议草案。

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限制常任理事国否决权，于2022年4月26日通过联合国大会第76/262号决议。

该决议规定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将自动触发联大召开会议的机制，行使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需要发言进行辩论和解释。

新增的辩论程序虽然无法从制度上限制否决权，但却添加了一些道德约束和国际压力的成分。

泽连斯基在联大演讲。危机爆发后，乌克兰先是要求取消俄罗斯的否决权，不了了之后又表示俄罗斯的否决权来自于苏联，乌克兰也有权继承苏联的否决权。

近日，有美国智库学者统计了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五常行使否决权的情况，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

1、大国间的紧张局势正重塑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已经因五常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几乎瘫痪”，除了设法维持各种维和部队的日常制度外，已很难对缅甸、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地的冲突做出响应，更不要说五常直接牵扯其中的乌克兰和加沙。

2、从2022年2月到2023年5月，即俄乌战争爆发的第一年里，虽然俄罗斯和西方在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但其他领域双方勉强找到了妥协，在此期间，莫斯科只在两个与乌克兰无关的问题上使用了否决权。

3、自2023年乌克兰发起夏季反攻、西方援乌不断升级以来，俄罗斯变得愈发不肯妥协，开始在马里、叙利亚和朝鲜等问题上频繁使用否决权，被认为是“出于战术原因使用否决权来帮助其朋友”。

以2024年4月11日俄罗斯否决延长制裁朝鲜的提案为例，最终表决结果为13票赞成、1票反对和1票弃权（中国）。

俄罗斯代表按要求对行使否决权的原因做了详细说明，他表示：

“独立调查小组的工作越来越对西方采取迎合的态度，转载带有偏见的信息，深受报纸标题影响并使用低质量卫星图像。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目睹了以华盛顿为首的联盟对平壤合法政权施加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半岛周边局势继续迅速恶化。

多年来，制裁没有实现国际社会的目标，也没有使朝鲜半岛局势正常化，反而产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我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向安理会提交一份决议草案，该草案将把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同时明确安理会必须就更新朝鲜制裁制度作出决定。

这可能是安理会达成一项平衡解决办法的最后机会，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不要错失良机。

……”

实际上，不止是使用否决权，即使在一些大国立场基本接近的国际议题上，俄罗斯也会提出与西方决议竞争的文本，以展现自身影响力。

有分析人士称，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安理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修辞战场和宣传平台，几乎没有时间和意愿建设性地处理其他全球问题。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经过近八十年的岁月流逝，今天的世界格局与大国力量平衡相比二战末期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展望未来，联合国与安理会终将在某个关口做出抉择：要么调整至一种可持续发挥影响力的“新常态”，要么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