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日,“男子离婚冷静期街头杀妻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启二审。该起杀人案发生于2023年7月,赵留超在离婚冷静期期间,将妻子何女士刺死街头。案件一审时,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嫌疑人赵留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当天,法庭没有宣判案件的二审结果。
在离婚过程中杀人、暴力伤人,已经逐渐变成一个难解的社会症结。
今年4月,何女士被刺死案件一审宣判的同一周,另一起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杀人案也同时宣判。两起案件中的死者伍女士、何女士,都是在离婚程序的过程中,遭丈夫杀害离世。
遇害之前,伍女士和何女士都期盼着走完离婚程序,那意味着她们终于结束身上不幸的婚姻契约,迎来新生活。另一边,她们的另一半,则决心以凶杀来终止妻子提出的离婚进程、报复她们。民众对这两起案件的关注,带着对当下亲密关系的思考,以及人身权益保护的担忧,尤其是,对于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在离婚周期中应当如何保障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根据从家属处获悉的相关信息,我们梳理出这两起凶案中,“婚姻关系”中暴力逐步升级,最终酿成悲剧的过程。离婚期间的凶杀
直到被刺去世,重庆姑娘伍晴也没等来离婚判决。
2023年5月15日晚,伍晴的丈夫徐斌暂停了对伍晴的持续骚扰。他于傍晚6点半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条帖子:“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两个多小时后,徐斌破门闯入伍晴父母位于上海松江区的家中,刺死了离婚诉讼期间暂住在此的伍晴。而在刺杀当时,他们年幼的孩子也在当场。同年7月,在一千四百公里外的广州,何晓玲也在等待正式领取离婚证前,死于丈夫的利刃之下。当时何晓玲正处在离婚冷静期期间。为避免和丈夫赵留超横生冲突,也为了保护自己,她搬出了家,和妹妹一起住。期间,赵留超除了打电话、发消息或挽回或威胁地要跟何晓玲修复关系,还到何晓玲公司闹事。一度,他言语偏激,还发了“来吧,报警抓我呀,我就想杀人”“身后事我都交代好了,我还怕什么”这类透露杀意的话。但又情绪反复,用“我有一万个不想离婚才这样闹”“我威胁还不是因为不理我,对我狠心、抛夫弃子”之类的消息求饶。因赵留超以挽回感情为借口持续骚扰、威胁,2023年7月20日上午,何晓玲带着妹妹到广东当地的警察局报案。期间,警员帮何晓玲接了一通由赵留超打来的电话。警员替何晓玲重申了她坚持离婚的态度,并警告赵留超,不能再骚扰何晓玲和何家其他人,不能违法、违规。本以为,有警方的震慑,赵留超会有所收敛,但离开警局后,当天晚些时候,何晓玲又接到了赵留超的电话。这一次,他想约何晓玲见面。“如果不见,我就去找你的家人(哥哥),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赵留超半是威胁地说。为了保全家人,也抱着可以借此结束这场婚姻和闹剧的心情,在赵留超几番胁迫下,何晓玲几番犹豫,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和赵留超见面。当时已是晚上8、9点。出发前,何晓玲还做了准备。她特地选了一处有路灯和监控的地方,还从家人和朋友中喊了人,一共6人一起去赴赵留超的约。约10点,何晓玲和亲朋抵达了约定地点。11点过,赵留超骑着电动车出现。没有任何交流,赵留超下了车就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向正在等待的何晓玲刺去。亲人们奋力阻拦,赵留超捅伤其中数人后,追上逃跑中摔倒在地的何晓玲,手持尖刀刺向何晓玲左胸等要害部位。亲友们负伤追上来阻拦,妹妹何雪则跑过去把倒地的姐姐抱在怀里。街上一阵骚乱,紧跟着传出了何雪的哭喊。倒在何雪的怀中,何晓玲的生机随着汩汩流出的血液逐渐消逝。被刺身亡之时,何晓玲距正式领离婚证的日子仅剩18天。2024年4月,这两起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杀人案,先后宣判。2024年4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何女士离婚冷静期内被丈夫当街捅杀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因为杀害何女士,同时捅伤多人,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留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杀害伍女士的徐斌,也将遭到法律的严厉制裁。8月2日,何女士被刺身亡的案件开启二审,目前法庭尚未宣判结果。在离婚过程中,杀人、暴力伤人事件频发,已经成为一种引发民众关注的社会现象。现实中,也曾发生过女子在离婚判决日将丈夫砍成重伤的事件。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暴力
原本,何晓玲在步入冷静期之后,觉得生活又有了盼头。
2023年7月7日,她终于说服丈夫赵留超和自己到民政局申请离婚。让赵留超同意办理离婚代价巨大。何晓玲主动放弃了她出资在河南买的房子、车子,还被迫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40万元的共同存款,也以给一儿一女的名义,留在了赵留超的控制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相当于净身出户”。图 | 位于中部某省的离婚登记处2023年7月7日,赵留超应约到民政局和何晓玲办理了离婚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关于“离婚事由”的规定,何晓玲和赵留超进入30天的离婚冷静期。办理离婚登记的前一天,何晓玲按照双方的协议,把30万元打进了赵留超母亲的账户。剩余10万元,在之前就打进了赵留超的账户。何晓玲和赵留超于2010年结婚。2014年,何晓玲和妹妹一起到广州卖养老器材,赵留超到广州是在2016年,他从老家到广州成为了一名搬运工。在公司,何晓玲一直是优秀员工,销售额时常名列前茅,工作数年,她的收入越来越多,后来还出资为赵留超在河南老家买了车房。在妹妹何雪的印象中,暴力,一直是姐姐何晓玲婚姻生活挥之不去的阴霾。尽管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何晓玲婚后没有得到合理对待。赵留超和婆家人时常打骂何晓玲,有时候何晓玲见客户回家晚了、做饭完了,就会遭遇丈夫暴力相待。何晓玲要好的朋友后来还曾和何雪说,见过两三次何晓玲“嘴巴肿着、膝盖青紫”的情况,她也曾听何晓玲说,丈夫和她吵架,吵两句就会动手。只有自我难以消化情绪时,何晓玲才会打电话给妹妹何雪,倾诉一些。但往往倾诉后,何晓玲总会嘱咐何雪:不要干预。“已经过去的事了,都处理好了。”这样的话,何晓玲常说。何雪时常为此生闷气。“凭什么这么对我姐?”赵留超无业,在何雪看来,一家人都靠姐姐撑着。她觉得何晓玲作为妻子、儿媳、母亲,做得已经足够多了。何晓玲多次尝试过离婚。自2014年到2023年,她数次因被丈夫施加暴力而提出离婚,可每次不是被赵留超劝下,就是考虑到孩子,决定继续这段关系。2023年7月,何晓玲的孩子长到了十几岁。她觉得孩子有了一些自理能力,家庭条件也变好了,有了新房、新车,赵留超想再婚不是难事,于是再次提出离婚。以放弃孩子抚养权和巨额夫妻共同财产的代价,她说服丈夫共同办理了离婚手续。只要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到头,她就能领到离婚证,结束婚姻开启新生活。她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就在何晓玲终于启动离婚程序的同年,在老家重庆开州提起离婚诉讼的伍晴,从法庭上无功而返。伍晴和丈夫徐斌持续不到5年的婚姻里,丈夫的施暴行为持续了近4年。2017年,伍晴通过邻居一位重庆开州老乡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开州开挖掘机的徐斌。徐斌大伍晴3岁,家里有车有房,父母离异。本来,邻居只是和伍晴的父亲提起过这个小伙子,不曾想,不久后徐斌就到了上海,在比邻上海的昆山找了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然后突然出现在伍晴的父亲伍先军面前,和伍晴开始接触。伍先军不过多阻拦两人接触,但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留了个心眼。不过,架不住女儿伍晴的意见。相识不久后,伍晴和徐斌就决定结婚。一年后,在两人的孩子刚满月时,徐斌第一次对伍晴施加暴力。忍耐多年,2023年,伍晴正式向开州法院提起离婚请求,理由是:丈夫(徐斌)多次家暴、虐待孩子、骚扰父母,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案件最后在上海审理。法庭上,徐斌否认自己曾家暴伍晴,辩称夫妻感情很好:“吵架是正常的”。而伍晴提供的证据——被殴打流血的照片、儿子被掐脖子的视频,并未被法官采纳。在法官的判断中,照片里没有徐某的声音、形象,无法判定伍晴遭受家暴、儿子被虐待是徐某所为。最终,法院驳回了伍晴的离婚请求,理由是两人“感情未完全破裂”。无论是赵留超还是徐斌,他们施暴的行为都是逐步升级的,且伴随反复的忏悔。2020年5月,徐斌无端生事。婚后,伍晴回到了故乡生养孩子,由于夫妻俩分居开州和昆山,徐斌有了各种不切实际的怀疑。之后两人在昆山相聚之时,疾风骤雨般的拳头就落到了伍晴身上。施暴过后,还没等伍家人反应过来,徐斌就开始道歉、哭诉,拍摄了下跪道歉的视频。他还写了保证书,在保证书里,他写伍晴是“世界上最美丽、漂亮,有气质的妻子。”这种事情反复发生过多次,和以前一样,又一次,他获得了伍晴的原谅。提起徐斌施暴这件事,伍晴的父亲伍先军总会想起徐斌下跪道歉的形象。“爸妈,对不起。首先我给妈道个歉,不应该冲动,让你们产生了对我这么大的想法,对我那么寒心。伍晴也嫌我脾气不好,老是乱发脾气。现在希望你们看在我们儿子的份上,原谅我这一次。”这是伍先军手机里一段徐斌拍摄于2022年5月的道歉视频。视频中的徐斌跪在地上,眼神飘忽不定。当时,因为徐斌对伍晴施加暴力,伍晴逃回娘家,并提出离婚。徐斌为了求和,录下这段视频。在伍先军的印象中,女儿存续不足5年的婚姻里,暴力总是伴随着程式化的忏悔。徐斌施加暴力——伍晴提出离婚——徐斌下跪道歉,这种事循环往复发生了无数次,没有止境。而最终,徐斌总是能通过这套流程化的道歉方式,换回伍晴和伍家人的原谅。因为反复伤害伍晴,徐斌对于道歉这件事十分熟练。到最后,伍先军都觉得徐斌“下跪的动作十分流畅”。2021年,伍晴考虑到在故乡收入有限,带着孩子到昆山和徐斌相聚。结束分居后,日子依然不太平。伍先军记得,有好几次徐斌在和女儿吵架时动了刀。最后一次,伍晴连夜从昆山跑到父亲伍先军在上海松江区的住所,横跨50公里,打车就花了150块。那之后,伍晴又一次提出离婚。徐斌回复“坚决不离婚”,而后,伍晴找了律师,准备起诉。她尽自己所能,收集了所能收集到的丈夫曾对自己和家人施暴的证据,寄希望于通过诉讼的方式快速和丈夫切断关系,离开这种时刻担心丈夫暴起、暴力相待的日子。那之后,伍晴特地去理了一个特别短的短发发型,露出了鬓角和耳朵,她对父亲说,这是自己下决心要“从头做人”。图 | 伍晴的儿子在母亲节时送给她的画,至今贴在一家人位于松江的住所大门上而后,她带着儿子正式从昆山和丈夫徐斌一起居住的出租屋,搬到松山区的父亲伍先军的家中住了下来,继续寻求通过诉讼和徐斌结束婚姻关系的可能。杀意潜伏
伍晴提起离婚诉讼是合理合法的诉求,却彻底激怒了徐斌。
妻子带着孩子搬走后,徐斌开始将原本肢体上的暴力,转为精神上的虐待,通过发短信、打电话威胁伍晴,并时不时现身,在伍晴居住处附近游荡。时不时地,他还会给伍晴发信息说想见儿子,要求见面。那段时间,伍先军带着伍晴4岁的儿子在小区和其他孩子玩耍时,孩子也发现了父亲徐斌远远地徘徊游荡、观望伍晴家动态的身影。他对其他小朋友说:不要搭理那个人,“那是坏人”。伍先军的记忆中,对于徐斌,孩子从未亲热地喊过父亲,只直呼其名。伍晴越躲,徐斌的情绪愈烈。有一次,他凌晨3点扒开了伍晴家的纱窗,闯入屋内抓着伍晴道歉,要求复合。伍晴不依,他立刻转变态度,用言语相逼。伍先军从来没想过,女儿离婚会如此困难。事后,他咨询律师,想知道需要怎样的证据才能支持法庭宣判两人离婚。律师告诉他,如果伍晴在施暴发生后及时报警、留下报警证据,才能作为证据。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说,家庭暴力这一事实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面临着“认定难”的真实现状。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比例很低,还不到10%;将家暴作为法定离婚情形直接判决离婚的案件,更是少之又少。在千千律所曾发布的《2017-2020年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中提及,女性依旧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群体。而由于原告举证情况不乐观,家庭暴力的最终认定比例极低,离婚请求得到的支持也较低,导致家庭暴力“看不见”也“听不到”。即便是在大力宣传反家暴的当下,婚姻关系中的个人、公权力机关都对“暴力”这一概念并不熟悉,继而可能酿成悲剧的发生。同时,当离婚中掺杂了家暴因素,法律至少应当为家暴受害者提供足够的庇护空间,防止其基本的人身权益被漫长的离婚周期所吞没。怀揣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何晓玲的心情并不松快。相反地,在妹妹何雪的记忆中,那段时间何晓玲更加惴惴不安。在民政局办完手续后,离开办事大厅,赵留超就反悔了,他突然跟何晓玲说:你想离婚,想都别想。后来,赵留超再次祈求何晓玲回心转意。“不想离婚了,想好好过日子。”他对何晓玲说。遭到拒绝后,他撂下狠话:到死也不会放过你!“他(指赵留超)不会放过我。”何晓玲事后和妹妹何雪说。这是多年来,承受赵留超暴力的经验给予她的判断。尽管,赵留超看起来乐于接受她放弃的大量财产,好聚好散。某种程度上,何晓玲意识到申请离婚存在激怒赵留超的可能。在离婚冷静期期间,为了避免和赵留超发生矛盾,她搬到了妹妹家中居住。赵留超的骚扰随后而至。一周之后,他给何晓玲发消息,希望她回出租屋收拾行李:“近段时间我会带人回来住,我希望咱俩互不打扰,你带你的,我带我的,互不相干。你要收拾东西就收拾干净,免得我扔。”何晓玲谨慎,也不想和赵留超再有瓜葛,没有去。2023年7月16日,赵留超追得更紧。除了打电话、发消息威胁何晓玲,还到何晓玲公司闹事。为了保护自己,何晓玲能做的努力不多,她搬出共同住处躲避赵留超。很多次被骚扰时,何晓玲及时向警方求助。此外,她还曾向当地警方提出申请人身保护令。可惜的是,何晓玲被刺身亡时,还没有来得及把人身保护令申请下来。离婚期间,为何频发杀人、伤人案件?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觉得,这与当事人婚姻之中,心态变形的占有欲、离婚提出后心态失衡相关。彭教授指出,婚姻二字的另一面,是将对方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其中有情感链接,亦有可能将另一方当作财产。当这种相互所有的心理产生实际的落差之时,打击便会产生。“试想一下,当你拥有了某样东西之后丢掉,肯定比没有拥有之前放弃要来的打击大。”从求和,说好话,到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最后是,“我们还有感情”,以及威胁——在何晓玲的婚姻中,家暴之后的悔过到威胁已然成了一种模式。依照反家暴法的规定,“受害者”有权利向公安机关要求对“施暴者”追责(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具告诫书,或是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但吕孝权表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是受害者对于法律条约的不熟悉,导致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二是,司法机关在处置“婚姻、同居关系”的暴力事件中多采取从轻处置,或是处置不到位,也会间接导致制度的失效。针对于离婚冷静期,他进一步表示,该政策的设置本质上是为了婚姻和谐与家庭和谐,依托的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传统观念。此时,离婚冷静期的设置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但在这背后,也折射出缔结婚姻时可能产生的思考不充分或是冲动行为。吕孝权觉得,既然如此,为何不将可能产生的问题前置,设置结婚冷静期,或许可能对婚姻关系更有裨益。彭凯平教授提醒,婚姻的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无论是离婚或是结婚,都是人本权之一。他觉得,一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中间,如果能加入更多的科学分析和复盘讨论,对于社会的推动才是更有价值的,应该要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政策导向。-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