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十多年追星经历的我，最害怕的不是被代表，而是被描述与被形容。不被描述的第一步，就是说出自己的故事。一千个追星女孩有一千个关于追星的故事，我的版本应该是你最不想听到的，因为它漂着黑黄色浮油，散发着仰慕权力的腐臭味。大学开学前的那个暑假，我独自一人坐上前往X城的火车。1元流量时代还未到来，出发前我将火车站到演唱会场馆的交通方式截图保存好，精细分配了流量的使用 —— 大部分留给获取资讯，剩下的保证与家人通话。初次追星的旅程顺利丝滑。演唱和想象中一样精彩，座位和想象中一样远，结束后卖假签名的人和想象中一样多。演唱会结束打车是世界难题，在我做好走路去火车站的心理准备时，一个姐姐突然说可以和她一起。我点点头，然后看着她痛骂插队的男歌迷、强势地和司机讲价，最终我们和另一个歌迷以相当低的价钱抵达目的地。
我从双肩包里掏出文件夹，拿出夹在其中的十几张明信片，上面是半个月前我和妈妈一起手绘的偶像卡通形象，怯生生地说：“明信片送给大家，想要的朋友可以传递一下，这是xx电影上映时制作的，还剩下这些就带来了。” 坐在我对面的姐姐接过明信片，大声说：“哇！是自己画的，真厉害。” 明信片很快就分完，大家开始和我分享这个群体的故事。在微博成为追星主阵地之前，贴吧和粉丝建立的网站分割天下，时而团结时而干架，平台之间和平台内部各组织的地位既稳固又随时会发生巨大变动。我像是上了一个 “xx粉考编补习班”，得到了一堆内部资料。带着 “一定要继续支持xx” 的祝福和 “必胜” 的决心，回到家的我开始研究如何加入某个组织，成为 “真正” 的粉丝。在比较x迷圈两大办事处后，我选择了贴吧，向 “外交文案” 组发送了自己的资料。美图组、管理组、资讯组……粉圈留给我 —— 一个被训练了十多年的小镇做题家 —— 的位置只有与写命题作文最相关的文案组。所谓的 “外交文案” 组，像是一个以文案为核心的粉圈联欢会。外交，就是与自家偶像关系比较密切的歌手、演员，彼此的贴吧进行友好交流，比如我的偶像生日那天，TA们会来我们发的偶像生日贴下发送带有 “个人” 特色的生日祝福；相应的，TA们的偶像生日时，我们也会送上祝福。那时，追港台明星的这家粉丝和那家粉丝也会发生骂战，但大家还是尽力保持尊重友好的氛围。为其他艺人送上祝福时，为自家粉丝送上生日祝福时（文案组值班的朋友日常任务之一是在自家贴吧内发生日贴，为登记过生日的粉丝送上生日祝福，这算是一种赛博仪式感），我觉得自己和整个世界的 “生命力在逐渐地发光、逐渐地爆发”。这句话来自2013年年底《南方周末》对章子怡的采访，那一年《一代宗师》有人看哭有人睡着；《西游降魔篇》拿下年度票房冠军，关于星爷是否江郎才尽人人都有看法；《致青春》大声呼喊 “爱自己，胜过爱爱情”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成为微博电影营销的经典案例；《小时代》与 coach 一起进入网络大混战；《无人区》搁浅4年上映，徐峥被宁浩爆改，神似谢霆锋.......回忆起在粉丝海洋奋力向前的那些年，我总会把选择退出的原因归结为时代与时间：贴吧被粉丝抛弃，追星格局重组；人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微博内容成为大粉，组织的意义似乎被消解；我要进入人生下个阶段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参与文案组任务......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在以错误的方式爱着偶像。在加入文案组后，我看到了粉丝内部的权力金字塔，也见识了粉丝之间的攻击与谩骂。很多时候，身在其中的我们想要的并不是被偶像看见，而是被其他粉丝看见。那种爽感十分诱人，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生逆袭也更容易实现。彼时的粉丝基地已经完全微博化，我寄出简历，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好朋友们担心我成了数据女工，“放心吧，我是不会让自己去做数据的！”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令人作呕的高傲 —— 真想给她一巴掌，凭什么看不起做数据的粉丝。不仅如此，我还高傲地和朋友们说 “我才不是梦女”（还未察觉到这句话的厌女之处）。追星的女性在被描述与被认识时，往往只有妈粉或梦女（也就是女友粉）两种身份。妈和妻是父权制异性恋框架下女性最重要的两种身份，连接女友与妈之间的身份是妻子，而梦女与妈粉，一个是婚姻秩序潜在的破坏者，一个是没有履行母职但幻想拥有母亲身份的妄想者（有意思的是，在恋爱脑人人喊打后，很多女性粉丝会自觉抗拒梦女的身份，甚至产生成为梦女的恐惧）。一开始使用这类词的人并不带有恶意，但随着 “认领” 这些身份的女性数量上升，外界关注越来越多，对追星女性的刻板印象与偏见、混杂父权制关于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期待，附着其上的色彩变得负面。正如塔比瑟所说：“当一群女人或女孩爱上某件事物时，她们的人数越多，她们的情感就显得越愚蠢，越令人尴尬。”《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的作者塔比瑟·卡万是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在中文互联网里大家常称呼其 “卷福”）的狂热粉丝，这是一本讲述一名中年女性发觉到自己在追星时感到的羞愧、尴尬，并敏锐地将这些情绪与女性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心理勾连起来。塔比瑟在《我要快乐！》提到很多粉丝称呼，比如 “肉骨皮”、“迷航者”（《星际迷航》粉丝）、阿米（“防弹少年团” 粉丝）等，还有富有争议的 “康伯婊”（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女粉丝），就连本尼本人也担心这个名字 “让女性主义倒退了很多步”。这些词有的一开始就指向 “疯狂” 的女孩，有的最初并没有性别，但在使用过程中慢慢变成专门用来形容女性的词汇，并且带有强烈的贬义。塔比瑟本人就是一名 “康伯婊”。就如我更换门头二进宫，她在中年以后重新开始追星。有丈夫、有孩子的情况下痴迷于一个现实生活中无法接触到的男性名人，这是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中属于中年女性的人间失格，恐慌、尴尬、羞愧、怀疑总会袭击她。当她向其他人解释自己正在写的书时，她会这样说：“我的这本书讲的是我怎么爱上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哈哈哈哈哈。” —— 总是以“哈哈哈哈哈”结尾，确保其他人听出了戏谑的语气。读到这样的段落时，我眼前闪过了很多画面：女性朋友A喜欢某个流量明星，每次和朋友们聊起，她都会先说一句 “不要骂我”；女性朋友B喜欢曾是流量但已转战演员赛道的xx，她的常用语是 “虽然我喜欢xx，但你在我面前可以随意说他的缺点，甚至骂他”；女性朋友C到现在不告诉朋友们自己在追谁，打死也不说的那种；而属于我的盔甲则是， “我不是女友粉”。我们随身携带一份免责声明，“我有理智，我不疯狂”，必要时立刻掏出。为什么女性粉丝需要这样做？为什么需要一连串解释说明或自嘲？塔比瑟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女性对某位音乐家、演员或其他领域的名人着迷，充满激情时，她们就会被描述为疯狂、歇斯底里，并且被认为这种痴迷会占据她们的全部生活。但男性这样做已经很长时间了。”一位男性一旦成为某件事或某个人的粉丝，他会被视为品味创作者、拥有自己爱好的人，而提到女粉丝，大部分人都会皱皱眉。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塔比瑟坦承自己年轻时的追星经历，因为不想被其他人尤其是有威望的男粉丝看作是只会在演唱会上尖叫、只想和偶像上床的女粉丝，她将自己打扮成男粉丝的样子，笨拙地学着男粉的样子去爱偶像。“当你是女孩，并且真正热爱某件事时，事情永远不只与你、你的热爱有关……你要么是喜欢上错的事物，要么是喜欢上对的事物但以错误的方式，或出于错误的原因。为了避免受到评判，你可以用男人的方式去爱一件事。”父权制、性别歧视、将所有女性设定为消费者的偶像产业……与此相关的大词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但有什么用呢？一轮又一轮剖析后，一切如旧。带着免责声明与掩护技能的我们累了、倦了。这时，塔比瑟会用轻柔的声音对我们说：“拥抱快乐，拥抱你产生的好的感受，你应该、值得这样做。”“（追星）不仅关乎我们所爱的事物，还关乎这种爱在我们生活中的体现，以及它带给我们的感受。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在功能层面上就更容易看到足球与本尼之间的共性……”
塔比瑟和她的工位。书中有一段因她的工位和旁边热爱足球的男同事的工位的对比引发的精彩论述。有同事认为她的工位是一种反讽。| Jimmy Walsh社会舆论倾向于将女性追星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欲望，或者更直白一点，女性的性欲。—— 没有一个追星女会认同这一点！女性的经验、情感、欲望是复杂的，却总被粗暴识别为 “母性” 或 “性欲”。就拿今年流行的女明星梦女文来说，显然无法用任何传统二元框架解释：性格可爱、有亲和力的 “她” 是 “我” 小时候的邻居，把野心写在脸上的 “她” 曾与我一起奋斗，有生活感的 “她” 是我的表姐，在综艺里展现出领导力的 “她” 是在学生会带领我大杀四方的学姐......👉关于此，我们曾写过《梦“女”的梦女：陈都灵是我少女时期的英雄主义》👈在这里，我要引用女性主义者、科幻作家、学者乔安娜·拉斯在1985年写下的那句话：“幻想必须以更复杂的方式被解读，而不是简单地被视为实现一维愿望的努力。”从心理学层面分析女粉丝的幻想、从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角度证明女粉丝的经济价值、将追星视作一种准社会关系来研究、从女性赋权角度肯定同人创作的价值……这些研究当然很重要，而且越多越好，请不断地砸向我吧。与此同时，让追星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十分重要。追星不只是荷尔蒙上头，而是个人情感在追星这件事中所展现的千姿百态。
塔比瑟 “邀请” 本尼参加《我要快乐！》的新书发布会
《我要快乐！》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当妈妈们开始追星”。这些妈妈既包括身为科技记者的她自己，也包括其他妈妈们：写同人文的文学教授、上市公司副总裁、研究雌鸟鸣叫的教授等等。作为东亚女儿的我，也想要听听妈妈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追星故事，不论她是假靳东的粉丝，还是曾为秀才刷过礼物，又或者看着小鲜肉的照片咯咯笑，她的感受都拥有专属的形状。每一个追星女性的故事都值得被聆听，正如女性的每一种情感都值得被肯定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