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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纪事(二)

儿时纪事(二)

博客

 

儿时纪事

(二)

撮合的婚姻

爸爸在梅局长的帮助下,进入大同矿务局的技术学校学习钳工,不仅免于运动中被批斗、仓惶逃命的恐惧,还过上了相对正常的学习生活。在那个年代,一个逃命的地主儿子有这样的境遇,难以想象。我的爷爷必然最为欣慰,也一定无比感激十几年前这位老朋友的侠肝义胆。

爸爸没有讲述过他在技校的学习生活。直到离世,都珍藏着一张技校毕业师生的大合影,时间是1960年代早期。那时的爸爸英俊挺拔,着装干净得体。照片里意气风发的青年面容,我推断他的境遇是不错的。

在二十多岁时,大同矿务局的井陉同乡给爸爸说媒。这就是我的妈妈,那位井陉工友的远房表妹。就这样,两个没有任何交集、更没有任何相互了解的青年人,被撮合成了一个家庭。我认为妈妈的一生是不幸的。她很少有过开心,始终被生活的重压所困,常年严肃,谨小慎微。我记忆里从没有看到妈妈放声大笑过,或者对生活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幽默。而这撮合的婚姻,是妈妈无奈人生的起点。

妈妈的身世

外婆在生妈妈前,有过几个孩子,但都夭折了。可以想象外公外婆多么痛苦。1940年夏天,妈妈出生后,外婆就把她寄养在井陉马村的亲戚家里。马村的亲戚家人丁兴旺。外婆希望借助这旺盛,让妈妈活下去。我妈妈因此也有了干妈,我也有了“干外婆”。妈妈果然活了下来。在她5-6岁时,外婆才把妈妈接回身边。

外公的家在井陉县城边上的罗庄村,他在年轻时就外出闯荡,在山西、内蒙一带的铁路上做火车司机。这个职业就是在今天,门槛应该也是很高,不知道他年轻时是如何做到的。一直到解放以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划为“右派”前,他一直是火车司机。外婆带着妈妈,随外公辗转在太原、包头、呼和浩特……

1948年,外公的驻地在太原。外公随火车工作,并不在家。解放太原说打就打,战事惨烈,战区的市民仓惶逃命。外婆带着8岁的妈妈,逃出太原城,侥幸活命。妈妈说逃命的时候,子弹就在头顶嗖嗖地飞过,可怕极了。外婆拉着她跑了一夜,终于离开了战场。天亮时饥寒交迫,来到一户农家讨饭。外婆摘下自己的一对金耳环,换了一顿饱饱的餐食。彼时不到30岁的外婆,带着妈妈在战乱中活了下来。也从儿时起,我知道金子的价值,是能活命的东西。

这逃难,以及与自己命运的抗争想必对外婆影响重大。从此,外婆没有让妈妈离开自己身边,一定害怕失去自己唯一的女儿。直到妈妈和我爸爸结成家庭的最初几年,小夫妻也是两地分居。那时的农村运动多,我怀疑爷爷在我爸爸结婚前,是没有见过自己未过门的儿媳妇儿的。一家人分居在三个地方。大姐出生后,妈妈24岁。妈妈随外婆在包头居住,外婆帮助妈妈养育后代。两年后,二姐出生。妈妈依然随外婆生活。我的爸爸在山西大同煤矿,相隔千里。

妈妈曾提起年轻时,去做铁路乘务员的往事,时间很短。外公当时收入高,外面时局动荡。外公怕出事,再说家里也不需要额外的收入。因此,妈妈就没有正式去铁路上工作。

外婆和妈妈绝对想不到,1966年,外公被包头铁路局划成右派。厄运突如其来,被停止工作,批斗。折磨了几个月之后,外公被赶回井陉罗庄村。外婆和妈妈,还带着两个小女孩,一个是三岁的大姐,一个一岁的二姐。可以想象天塌之时,外婆和妈妈,两位与世无争,并不与外界交往的女性所受的惊吓与恐惧得多么刻骨铭心!外公外婆和妈妈,带着两个幼小的外孙女,如何回到井陉农村的老家,又如何安顿,都没有细节。必须交代清楚,外公回到罗庄村后,也常常受到批斗。厄运并不会因为回乡而消失。那个巨大的体制,一环扣一环,宛如一台精确运作的绞肉机,环环相扣。爸爸引以为傲的自述中,外公在村里被批斗时,是跪在扎钉上,批斗完毕,根本无法移动。外公收养的儿子根本不敢上前帮助。是爸爸把外公背回家里。

 

并不完整的家庭团聚

可以确定的是,已经结婚,并且带着两个孩子的妈妈是不能继续在罗庄村随外公外婆生活的。几千年来,北方农村的信条至今依然是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罗庄村的资源并不丰富,也不可能接受不相干的人。妈妈知道自己的婆家在高家峪。1966年,妈妈带着两个女儿,抱着一个,手里拉着一个。就这样,毫无征兆的,出现在了高家峪爷爷奶奶面前。我能想象爷爷奶奶是多么百感交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家人第一次有限的团聚!

爷爷在村里遭受厄运,家产早已被没收。因为妈妈回村,无处居住。村里想起爷爷的四间马房还有两间空着,于是分派给我们。另外两间,已经分给了另一户人家居住。当时的马房,外立面的石头是讲究的,整齐气派。由于是喂养牲口所用,室内也是裸露的石头,并未抹墙或者粉刷。邻村的干爷爷知道我妈妈带着孩子们回村,就带着他的两个20多岁的儿子,来高家峪为马房抹墙、粉刷,做成了一个家的样子,供我们居住。干爷爷是贫农,在那个年代腰杆笔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的长辈们竭尽全力,维持了我家基本的尊严。而作出这善举的人,又是毫无血缘关系的干爷爷。当时,我的爷爷住在大队给分的另一间小房子里,和马房并不在一处。妈妈回村的第二年,爷爷和生前好友享受了一顿自己做的面条(当时的美食)后,第二天早上便平静地离开人世。爷爷并未留下只言片语。唯一的痕迹,是庆源昌掌柜时的一张黑白照片。大约50多岁,清瘦,留着胡子,目光冷静坚毅,戴着一顶古代人的那种瓜皮帽子。我推测,爷爷去世前必然有心结。一方面,他到死没有看到自己有孙子。无后,绝户,必遭某些乡人指指点点。但以爷爷的经历和见识,他必然不希望自己有孙子成为地主崽子,蒙受无妄之灾,不得不苟且偷生。

爷爷最后20年的日子经历建国初期的各种运动。自然,每一次他都是被针对的对象。爷爷在死之前,72岁风烛残年,依然要在清晨,人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扫帚,清扫村里的街道。北方的农村,没有清扫街道这个职业。自扫门前雪是千年传统。爷爷的这份工作,其实是新政权对他的惩罚。爷爷去世时,还是地主的身份。

 

妈妈成为社员

农村当时是生产队组织。我家被分到第一小队。妈妈从此随农民劳作。她不会做任何农活。队长就安排妈妈去拉粪,也就是把农家肥从村里,运输到田间地头。这活技术含量看似不高,但运输肥料拉车的牲口,却也“欺生”,根本不听妈妈的指挥,始终无法驾驭。到我长大,妈妈也一直害怕这些牲口。后来,妈妈就只能做装卸的工作,随着马车,一天无数次往返。我初中的时候,妈妈膝盖骨里长了内刺,疼痛刺骨。妈妈曾经去威州的寄宿学校看过我一次,往返20多里。那次回家路上,妈妈休息了很多次,忍着疼痛慢慢走回家里。医生说,年轻时走路过量,会有这些病变。

没有农家肥要运输的时节,队长就让妈妈就随着生产队其他妇女一起劳作,教他力所能及的农活。妈妈也因此在村里有了几个好朋友,不至于太孤单。妈妈随生产队社员去劳作,叫做“上工”。上工一天回来后,照顾我们吃完晚餐,一队的社员们便聚在生产队马房前的小广场上,围绕着一盏老式风灯,记工分。社员们边说边笑,场面熙熙攘攘。马房就在我家前面不远处。小孩子是不允许参与的,但我站在远处,常常能看到他们记工分的情景。每次记工分回来,妈妈都显得不开心。工分是社员们一年劳作后,在秋天收获季节,从生产队领取粮食的凭证。妈妈常怨自己手脚笨拙,辛苦劳作却挣不到一个完整的“工分”。家里只有妈妈是劳动力,挣得工分极少,却要养活4口人。可以想而知,我儿时的食物有多么拮据。奶奶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大姐在回到高家峪居住几年后,外婆仍然把她接走了,算是为妈妈减轻一点负担,我也因此从小就没有见过大姐的样子。尽管少了大姐,奶奶,妈妈仍旧得精打细算,认真安排我们一家四口如何吃生产队分给的玉米面、白面,利用不多的粮食,度过一年漫长的岁月。我上大学以后,回家看望父母。妈妈有时和村里的故交一起打牌,闲坐聊天,每每看到这个场景,我心底无比感激这些陪着妈妈的阿姨婶子们,是她们的善良,友情和陪伴帮助妈妈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我们在一起遇到某个阿姨的时候,妈妈就说这位阿姨和她一起劳作的往事。我脑子里就回荡起那些艰苦的场景。

 

家贫万事哀

爸爸在山西的煤矿工作,每个月会寄回5元钱,补贴家用。这5元钱,也成了妈妈的心病。因为钱是寄到矿区的二姑家里,妈妈每个月要走十几里地去二姑家取钱。我不知道为何爸爸要这样周折,给当时的妈妈带来很多困扰。辛苦劳作之余,还得向生产队请假,每个月去二姑家取钱。更何况,二姑有时也未必对妈妈亲近和善。我记得妈妈因此不开心,我也没有去看过二姑。我不知道二姑是怎样的人,但从小我就闻风丧胆却是真的。

每年清明节,三姑会从矿区来高家峪给爷爷上坟。去烧纸的时候是中午,妈妈会让我陪着三姑一起去。姑姑让我一起跪在爷爷坟前,在爷爷坟头摆上贡品,还有一瓶酒。画一个圆圈,在圆圈里点燃各色的纸,还有纸做的金银元宝。纸燃烧旺盛,姑姑就很开心,说爷爷看到你来上坟,也很开心的收到了。姑姑还说,爷爷爱喝酒,就把瓶盖打开,洒在坟头。我陪姑姑去上坟的起初几年,姑姑在坟头会哭一场,我在旁边,不知所措。后来,姑姑渐渐的没有再哭。烧完纸,我们一起回家。来回的路上,姑姑会和我说很多话,我也很喜欢陪着姑姑。回家后,我再去上学。二姑似乎也来给爷爷上过坟,但从来没有和三姑一起。来了也没有在我家落脚和吃饭。

我儿时记忆不多。家里人说,我的三姐在床上躺到9个月大,才有机会被抱起来练习走路。三姐说,我小时候是幸福的,她比我大5岁,从小就照顾我、抱我、带我玩。三姐在村里只上到三年级,就辍学在家,帮妈妈干农活了。二姐读到了初中毕业。

 

成长记忆

每一次事故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小时候受过很多次伤,头破血流。第一次严重的摔伤是从5-6米高的屋顶跌落进生产队的仓库。仓库和马房一样高,不知何故,屋顶正中间留了一个口子,直径约50-60厘米。高家峪的房子依山而建,生产队仓库的屋顶就位于一条小路旁。妈妈去上工,姐姐们在村里的小学上课,我大约4-5岁,独自在村里玩耍。出于好奇,我想看看那个屋顶破口的样子。我记得自己小心翼翼地,趴在地上接近那个破口。不知怎的,我掉了进去,脑袋朝下,砸在了仓库里的马车上。马车尾部的金属件像SUV的拖车钩,我的头部正好砸在上面。仓库是锁着的,我在里面大哭。路过的好心人听到哭声,去找来了仓库保管员开门。我的头骨外露,血流不止,保管员用仓库里的新棉花为我挡住伤口,将我抱到村诊所。我额头上缝了很多针,至今仍有明显的疤痕。妈妈从田里赶到诊所时,我的伤口几乎缝合完毕。从小,妈妈叫我感激救命的考成。还有仓库里的新棉花,是集体财产,我不由自主的占了集体的便宜。多年后,我一直想着如何才能报答这恩情。

5-6岁时,村里开设了“育红班”。妈妈将我送去,这样她上工时我就有人照看,相对安全些。育红班的女老师很和蔼,是村委书记的妻子。多年后,老师告诉我,我小时候太调皮了。她给孩子们分苹果时,因为给我的苹果不是最好的,我就自己走了。我隐约记得那件事,小时候就非常敏感,大概是感受到了不公,便逃跑了。我依然自由自在,自己在村子里玩耍,何苦去让自己不开心呢。我也记得妈妈之后会带我去农田劳作,她去日头下地里干活,让我呆在树荫里等。我就看蚂蚁,捉蚂蚱,听虫子和小鸟的叫声,观察树叶的形状,叶子上的经络,常常忘我的沉醉在这神奇的大自然中。并不觉得难过。

再后来,我上了学前班。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大,有的甚至大我3-4岁。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记得学习"a o e"的声母,也记得老师教我们画茶壶的场景。

 

儿时对的爸爸印象

爸爸大概每年春节回来探望一次。记忆里只有模模糊糊几个印象。一次是爸爸抱着我在家外面的墙根儿晒太阳,记忆里没有话语,只有这个温馨的画面:寒冬的太阳暖烘烘的,我们坐在墙根儿,没有风,只有温暖。时光就那样慢慢流淌。 另一个画面是爸爸回家时,送给我一本画册。画册的小主人公叫“牛牛”。穿着绿色的小军装,腰间还别着小手枪。在那个年月,这是非常时髦的装束。每年过年时,妈妈会请村里的一位阿姨帮我做一身新衣服。牛牛那样神气的服饰,我知道家里没有条件,也从未提起。我长大以后,爸爸说他每次回来看我,会带着“炼乳”给我吃。我确实没有印象。成年以后,我在家乐福看到过雀巢的炼乳。但好像是沾食物吃的配奶,我没有兴趣尝试。

 

妈妈带我去看望外婆

每年农闲,妈妈会带着我去罗庄看望外公外婆。开始是走路,我们俩早上出发,大约中午前能到达。外婆过世早,我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外公那时候已经度过了艰难的日子,生活很好。我感觉很开心。你或许记得,我家被赶回高家峪几年后,外婆就接走了大姐,以减轻妈妈的负担。我儿时去过外婆家很多次,但是,大姐从没有在我短暂的拜访中出现过。我也是几十年后,才突然意识到这个情况的。姐姐或许在读书,没时间陪妈妈,更没时间带弟弟玩。或者,从山里来的弟弟或许更像是一个累赘。我不知道,今生也不想知道。父母也已过世,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河北省在县域之间修了公路连接彼此。有一条公路经过邻村北固堤,每天还有一趟公交车去罗庄。我记得当时妈妈求人,仔细打听公交经过北固堤村的时刻,票价,以及如何乘坐。出发的当天早上,妈妈准备好买票的钱,带着我早早的出发,去北固堤村的公交站牌处等候。一辆老式面包样的公交车出现在公路远处的视野里,我记得是淡淡奶黄色的车身上有一些暗红色的条纹,挡风玻璃板巨大,像两个大眼睛,飞驰而来。你可以想象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坐过公交车的我得多么兴奋,激动和憧憬!和妈妈一起扬起手臂,热情的和公共汽车打着招呼。然而,我清晰记得公交司机在我们面前驶过时,冷漠甚至带着嘲笑的眼神。他根本没有停车,汽车飞驰而过。于是,妈妈和我继续走路去罗庄看外婆。妈妈曾经抱怨自己弄不清楚情况,一定是站错了上车的地方,以至于司机不停车上客。妈妈把一切倒霉都归结于是自己的疏忽或错误。那时我最多只有6岁,彼时的沮丧依然清晰,也不清楚事情为何会这样。长大以后我去石家庄上高中,随后去厦门大学,再后来去挪威留学,再之后在北京,上海工作,三十多年里,每次回家,我和石家庄以及井陉的车站,公交,都有深刻的体会。平心而论,于我而言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经历,与文明丝毫不沾边。火车站出来,就是一排排的黑车,很多司机带着野蛮的谈吐,不得不乘坐肮脏并且散发着臭味的车厢..... 我儿时第一次见公交车时的经历,算是他们一次中规中矩的出场。请不要误会我,我记述的只是我的个人经历,也许是我很不幸,在探亲路上遇到那么多糟糕的人和事。

 

联产承包的2亩2分地

1980年左右,农村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2亩2分地,分布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有旱地,有水浇地,还有在山坡上的贫瘠土地。2亩2分,大约1500平方米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土豆,红薯,北瓜,白萝卜,红萝卜,菠菜,茄子,西红柿,芥菜,香菜,葱,蒜,豆类,芝麻,大麻子,稷,等等,一家人生活下去必须的所有的作物。多年后,我在上海的小院子里开辟了一个4-5平方米的菜园,纯粹是兴趣爱好,才算是亲身体会种植生活。时令,选种子,育苗,施肥,除虫,成长管理......等等,程序繁复,日复一日,兢兢业业,到了收获的季节才能有所期待。可想而知,妈妈当年在农村劳作之艰难。

联产承包后,妈妈的压力更大了,因为种地也是技术活。播种、插秧、间苗、授粉等环节,妈妈都得求人帮忙。原来在生产队还能做纯苦力,现在要自己种地,自己一家人吃,一个环节出错,种不好粮食,全家人就得挨饿。记得有一年,小广播里宣传一种叫“12057”的小麦种子,农民选择也不多,妈妈随着很多人就买了这个种子。12057麦子个头很高,我家的麦田里,植株密集,长势旺盛。妈妈喜笑颜开,盼望着好收成。但随后麦收前的一场暴风雨,把12057麦子都吹倒在地。联产承包后,一大片麦地被分给很多家种植,每家每户的种子都不一样。其他农民的麦子粗壮结实,足以对抗风雨。而我家的麦子,本来看起来一样旺盛,却在风雨中倒伏。干农活经过的农民都会指点评论,我似乎也感到无比羞愧。好在麦子还是结了穗,不至于颗粒无收。收割回家后,先脱粒,然后磨成面粉。妈妈做的馒头我一咬就粘在牙上,妈妈说,麦子倒地时,被水泡过就会粘牙。那样的面粉,我吃了一年。

 

黑人

不知为何,村里给我起了“黑人”的外号,在分地时我没有份。当人们叫我“黑人”时,我已经6-7岁。我因此问妈妈我是否真的很黑。妈妈告诉我说,我一点也不黑,真正的黑人在非洲,像家里的炭块一样黑。我这才释然。妈妈的情商很高,她很好地安抚了我,并转移了话题。我就问起除了黑人和我们,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肤色的人种。现在知道,中国农村在19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生育控制政策,我前面有四个姐姐,我是第五个孩子,属于超生,不被制度认可和接纳。我就游离在户籍之外。当然,那时候的农民也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除了没有土地以外,我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农村小学也没有因为我是黑人而不准我去上学。

 

交公粮

有地的农民,每年夏天小麦收割后,要按时把家里最好的粮食拉到乡政府去交公粮。交公粮的时候,妈妈得求人帮忙,因为她根本无法把1-200 斤小麦,运输到遥远的乡政府。我不知道我家要交多少斤小麦,只记得是3-4个半人高的麻袋。妈妈允许我跟着,公粮在车上被牲口或人力拉着,遇到上坡路,我就伸手帮忙推车。也借着这为数不多的机会,妈妈带我看山外面的世界。我记得收公粮的粮站,是一个有顶,没有围墙的开间。各个村的农民根据先来后到,排着几排不同的队伍,等待验收。收粮的地方散发着小麦特有的令人开心的香气。验收粮食的人是精干的壮年男性,拿着一个特制的铁管工具,在麻袋中间位置,用力刺透,随手一扭。工具拉出时,就带出了不同位置的小麦颗粒。通过验收,就让人把麻袋背到一个大的席子围起来的谷仓,倒进去,交公粮就圆满结束了。麻袋是家庭重要的财产,他刺向麻袋时,动作麻利,而我却因被刺破洞的麻袋而伤心。有的人家布袋里粮食不干净,被查出来有小石子或其他颗粒,就被退回去。农民就得拉回家,清理干净,再次来缴纳。小麦的脱粒,晾晒,都是在土场上进行,绝对没有石子是不可能的。妈妈就因此很担心我们的小麦被退回,徒增很多烦恼。好在,悬着的心没有变成现实。

交公粮是新政权建国以后,城市实行几十年“粮票”制度的基础。农民无偿交给国家的粮食,被印成粮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城市户口的人家。而城市居民在厂矿上班,生产的各种消费品,小到脸盆,香皂,牙刷,大到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对农民而言,都是无比昂贵的奢侈品。我小时候妈妈要我学着刷牙,刷牙时口里会流血,我就去门口猪圈附近,刷牙在彼时农村是非常特别的现象。他们虽然没有嘲笑我,但也的确说过我居然还刷牙!农民根本不会花钱做这些事。后来上了大学,有我看到经济学文章里,把这种不平等的宏观交易政策,叫做“剪刀差”。利用这个词汇,避免直观的谈论这种巨大的不公正交易。交公粮是农民的政治任务,神圣而严肃,半点马虎不得。农民群体似乎也不知道,不关心这种对自身境遇的巨大不公,得过且过。

1982年左右,爸爸从山西回到井陉县的针织厂工作。那时,我大约7岁。爸爸回井陉后,在厂里有宿舍,并不是天天回家。针织厂到高家峪有20里路。一两年后,他开始每天骑自行车回家,后来还买了嘉陵牌摩托车,方便上下班。那个时代,村里许多人称爸爸为“工人阶级”,语气里是羡慕。很多年后,村里才有人买了摩托车。爸爸从小没干过农活,农田里的劳作主要是妈妈和三姐。

 

懂事的孩子

从小,妈妈就叫我早起,不能睡懒觉。起来后洗漱完毕,帮助妈妈扫地,整理。家里还养了猪。到了三年级,放学后,我就和2-3个同学一起,结伴去田野里,为猪剜草。每个季节去找寻不同的野菜。妈妈会把野菜和碾米磨面产生的麸子搅拌在一起喂猪。猪从不不挑食,吃什么都很香的样子。长得白白胖胖,然后就被卖了宰杀。因此,儿时的我觉得猪很愚蠢。长大以后知道英国人叫它们 Live Stock,真是形象。家里有养猪,养鸡。但妈妈从未请人来杀猪或者杀鸡。猪都是卖掉。鸡都有名字,俨然是家庭的一员。以前鸡是散养。我记得有一年我家一只鸡吃到了浸泡了毒药的小麦种子,被毒死了。我很想尝尝鸡肉的味道。但妈妈怕我吃了中毒,就把鸡拿去埋了。

 

平反,落实政策

爸爸回来工作以后,家里多了无休止地争吵。很多事情都能成为争吵的导火索,让我非常烦恼。爸爸抱怨妈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66年被赶回老家时,妈妈为什么没有去山西找他,而是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农村。他一定感到愤怒,而这怒气却洒在了无辜的母亲和孩子们身上。后来我考上初中,去威州寄宿,对我而言,是从精神上摆脱了一种痛苦。

80年代以后,包头铁路局开始落实政策。爸爸为了外公的事情,跑了几趟山西、内蒙,还有一次去了陕西西安。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外公被落实政策,并补发了1966年以来的工资和养老金。我在家里听爸妈说过,外公拿到了一万多元补助款,每个月还有不菲的退休金。在当时的农村,那是一笔巨款。妈妈被外公牵连,也能落实政策。但妈妈之前没有工作,所以没有补助款。大约五年级时,妈妈和四个子女被落实政策,实现了“农转非”。我们都有了城市户口,姐姐们因此可以招工,去工厂工作。村里收回了土地,妈妈因此摆脱了20年的繁重体力劳动。

 

学校记忆

2年级的时候,我降级了一次。即便如此,班上还是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比我大1-2岁,还有大3岁以上的。农村教育之粗放,业务教育之混乱,可见一班。在学校里,每年都更换一个老师。我的老师们都是村里的民办教室,还有一位是临时代课教师。他们都没有经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没有任何教育学,文学,数学,心理学,体育,美学或者任何学科方面的专门学习。他们一边忙着照顾农田里的庄稼,一边到学校给小学生们上课。课本是河北省统一印制的,识字的老师带着,大概也能跟上书本的进度。每学期交几元钱的书费,我记得有同学家里就很困难,常常不能及时缴纳。校园大约是一个篮球场大小,夹在两排教室中间。有5-6个年级,每个年级20来人。

我记得一位老师曾经在课堂上骂一个同学说,”朽木不可雕也”。这是文邹邹的话,我很少听到,所以印象深刻。后来有了儿子,我辅导 Kevin功课,才知道,孩子学不会,90%的概率是老师认知浅薄,又没有耐心,以至于无法用儿童能懂的语言把粗浅的数学知识讲清楚,让儿童明白。我没有批评老师的意思,只想交代清楚我儿时的生长环境。好在我脑子不算太差,学习的内容对我来说也不难。还有一位老师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他来上课时,非常疲劳,经常趴在讲桌上就睡着了。我们就正襟危坐,小声的交流,不敢吵醒老师。这位老师没时间做教学笔记,而上面又要检查。老师就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为老师对着一本“教师参考书”,把内容抄写在老师给的一个16开的本子里,上面检查时,就冒充老师的教学笔记。这些事,对我是乐趣。受到老师的认可,能帮老师做点事,是开心的。

 

笑的回忆

小学的生活是快乐的。我认识了同村的更多发小。建生从小就很会讲笑话,模仿人和事惟妙惟肖,能把我们逗得无比开心,哈哈大笑。小学上学路上,我就经常去建生家里等他一起走。建生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行文至此,我才想起来建生和我一样是家里的老五,但他不是黑人。建生比我大一岁,个子比我高,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老师不在课堂监督我们的时候,我就常常从第一排,跑到后面,站在他的桌子边上,仿佛有聊不完的话题,无比快乐。我儿时的笑声,几乎都是和建生有关。直到我上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后,每次回家探亲,都必然很多时间去和建生一起聊天,听他讲述儿时朋友的近况,村里的事情。平凡的事经他叙述,常常就充满喜剧色彩,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到我有了两个儿子,带孩子们回村探亲。儿子们很惊讶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们俩。建生伯伯那时开了一个小超市,他们也印象深刻。

 

游戏和武术

除了帮妈妈干点农活,大多数时间我都在玩耍。下象棋是村里老人们的娱乐活动,农闲时他们在大路边摆上棋盘,厮杀起来。旁边围着一圈人,我偶尔也去看看,就听到他们说“观棋不语非君子”..... 其实,下期的人好像是不希望他们在一旁指点的。渐渐的,同学们就有开始玩,我也觉得有趣,发现了很多套路,比如马后炮,双头炮 等等,和同龄人玩,常常能旗开得胜。

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公派的赵老师。赵老师会武术,教三年级。赵老师那时刚刚师范毕业,印制了他在师范读书时,描写他习武,教授武术的文章,做成小册子分给我们阅读。那些文章,我至今还有些印象。后来我知道,那些文章有点像金庸先生的风格,讲述了有趣的故事,很吸引人。赵老师在村委的支持下,创办了“雏鹰武术队”。我积极报名,老师就把报名的同学,聚集在他们班的教室里,挤满了人。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习武先习德”,给我们讲述强身健体,扶危济困的道理。老师还讲了 “武”字,本就是 “止戈” 终止争斗之意。那时的我都懂了,几十年后,这一点认知没有任何变化。

出我意料,我妈妈非常支持我习武。冬天的晚上,村里漆黑一片。我常常抹黑去校园的操场练习扎马步,学习拳术。操场边上有微弱的灯泡照明。第二天去上学时,大腿疼痛,难以走路。起初报名的几十名同学,后来就剩下了20个左右,男生女生都有,我留了下来。后来,武术队的拳术和器械练习,就成了高家峪的一个节目,过年时代表村子去临近的村子“走会”,庆祝新年。”过会” 是井陉农村的一项传统。每个村子都会在初四,到正月二十间选择一天,做为本村的庆祝日。这一天,临近的村庄都会带着节目来演出助兴,是各个村庄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日子。一般人家都会邀请邻村的亲朋好友相聚,晚上以热闹的村庄烟火秀结束一天的庆祝。因为是武术队成员,我随着走会,坐着村里安排的拖拉机,去访问过十几个周边的乡村。参加走会演出的人绝大多数是成人,只有我们是一群孩子,所以总是引起一些特别的关注。

 

少年时代结束了

生活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乐趣,5年级时我收养的一只小羊是我唯一有过的宠物。伴着它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初中后我去住宿,妈妈照顾它很辛苦。然而,被人类喂养,随着家人长大的小羊,不为羊群所接受,它似乎也不想和羊群生活在一起。初一的暑假,为了让小羊去羊群居住,整整两个月,无论烈日还是暴雨,我都陪它适应羊群,帮助它去过它该有的生活。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长期的户外徒步经验,牧羊人的乐观,户外知识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小学五年级时,本来要小学毕业。突然有一天,县里来通知说,我们要在本村继续上六年级。5年级的老师就多教了我们一年。村里的老师对教学的态度是认真的。那时候甚至还安排早自习课。我记得冬天6点起床,独自一人在漆黑一片中走向学校的场景。六年级结束时要考试。我不知道外面的任何事情,只记得我在同学们放学后,有一次独自一人在教室里看学习资料的场景。值日的同学刚刚扫完地,尘土飞扬。凳子倒放在桌子上,有厚厚的一层尘土。我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书。不记得到底是在看什么,想什么。

 

小学毕业考试,我考了第一名。那是我唯一的一张奖状,妈妈贴在家里墙上显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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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梦影竹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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