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
徐世昌被逼下台后，直系军阀曹锟恢复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是社会各界开始呼吁孙中山下野，其中也包括民间呼吁者胡适、蔡元培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拒绝辞职下野。一时间，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也陷入了被动的境地。
孙中山
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
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打倒北洋政府。”
孙中山率军北伐，设桂林大本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与孙中山决裂 (baidu.com)
| 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 |
 |
1893年4月5日 俄罗斯帝国涅韦尔 |
1953年6月11日（60岁） 苏联莫斯科 |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俄语：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年4月5日—1953年6月11日），或译魏金斯基[1]、沃伊京斯基，本名扎尔金（俄语：Зархин），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1]，俄国犹太人[2]，共产国际创立初期人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初创时期经费的实际提供者。1920年奉命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曾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中国研究家。
生平 [编辑]1920年2月，布尔什维克夺取西伯利亚后，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不久在此建立俄共（布）远东局，负责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4月，远东局派遣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北京[3]，其妻M. F. Kuznetsova随行担任助手，见到李大钊。[4]李大钊随即将他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5月，维经斯基在一位定居海参崴的山东平度籍华侨杨明斋陪同下前去上海，劝说陈独秀组建中国的共产党。陈于是开始与几个城市的革命者进行联络。8月，陈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家中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维经斯基协助成立了上海外国语学社，送青年出国学习，培养干部。[5][6]次年7月，来自几个城市的十几名代表在不远处的望志路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11月底，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还在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分裂后，离开中国。在伊尔库茨克从事经济工作。
1930年代在莫斯科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教科书告诉我们，北洋军阀混战的背后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但让军阀们失望的是，热爱挑事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却以防止内战的名义，联手实施武器禁运。
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次年 12 月 29 日，奉系军阀头目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效忠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宣告胜利。中国自 1917 年护法战争以来的北洋军阀混战告一段落。
按传统说法，军阀是靠“外国主子”的扶持打内战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开宗明义强调：“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
哪些军阀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呢？《北伐宣言》中只提到了吴佩孚：“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
鲁迅指责“欧美帝国主义者用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时，并未点明各军阀背后是谁在给他们武器。今天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教材谈到军阀时，也只是笼统地描述为“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派势力”，同样语焉不详。
到底是哪些帝国主义在支持北洋军阀打内战？
北伐军誓师时，总数有 10 万，真正出省作战的仅 8 万余，而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的军队总数则有百万之众。北伐军以少胜多的奇迹，今天海峡两岸均认为，关键的首要因素是北伐的正义性，人民苦于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心在革命一边。
舆论和民意并不一边倒地支持北伐，所以民心起的作用并不像通常想的那么大，但是，北伐军的武器装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着明显优势，它会使战场上的天平明显失衡，这一点过去很少被提起。
当时除关外的奉系军阀有强大的军工系统支撑外，由于战争损耗，当时北方军阀的武器装备质量、数量都比十年前有明显倒退，尤以吴佩孚的直系军阀表现得特别严重。首先是枪炮数量匮乏，当时较好的部队，每 1000 人也只有 5 挺机枪，火炮数量更少，大多数部队无法给作战士兵配齐步枪，故当时军阀普遍爱枪不爱兵。冯玉祥部当年隶属直系军阀序列时，因为缺乏枪支只好大批配发大刀充数。虽然各地军阀都有自己的军工厂，但川军抗日时，经常打几十颗子弹就故障，可见其他军阀手头的国产货水平之低。
据北伐军的苏联顾问估算，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部队装备的机枪之和约为 1100 支，而苏联援助武装起来的北伐军，机枪总数达到了 900 余支，除了人数较少的第三军和第五军外，北伐军每军有炮兵两个营或一个团，同等数量步兵配备的火炮数量是关内军阀的三四倍。苏联人对北伐军的支持并不只是提供武器：北伐期间，有近十架飞机执行侦察和作战任务，这些飞机都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炮兵部队不但弹药充足，还有苏联顾问随行。
北伐军的装备优势在东征陈炯明时特别明显。蒋介石在攻克淡水后竟告诫将士，逆军没有机关枪，是用一串纸炮置在洋铁箱内封闭后引纸线燃，“在炮兵阵地上看得很清楚……以后本军切勿上当。”
英帝国主义和苏联一样，都曾视吴佩孚为中国最杰出的领袖人物，只是当时英国的表现与所受指责完全相反：一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帝国主义不但没有拿本国废枪来扶持中国军阀，反而达成联盟，对内战的中国实施武器禁运。
1919 年 5 月 5 日，美、英、法、日、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和俄国（当时与苏维埃俄国的并存的政权）八国政府联合照会北京政府，宣布中国在成为各省一致承认的统一政府前，将约束其国民，禁止向中国输入“军火及制造军火之器料”。照会还提到，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驻华公使也赞成禁运，未来也会参与进来。
北洋政府虽表示抗议但无可奈何，帝国主义政府一方面叫停本国的军火出口——包括之前已经签约的交易，一方面积极盯梢其他列强，尤其是盯梢对中国想法最多的日本。事实上，禁运政策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限制日本。欧战期间，日本趁列强无暇东顾，在华大肆培植合作对象，而且多重下注：袁世凯受日本扶持，倒袁的护国军也在军事上仰赖日本援助。民国初年，中国军火市场竞争激烈，德国占最大份额，欧战快打完时，日本已独占 90%以上份额。西方国家当然不愿容忍。他们希望拆散所谓“中日军事同盟”。1917 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Reinsch）干脆直接提醒段祺瑞日本不安好心，要他收回把凤凰山铁矿抵押给日本的协议。
日本加入这个针对自己的联盟，实属形势比人强，欧战结束，中国与国际舆论都把日本视为在华的恶势力，中国反日情绪高涨；如果日本不支持禁运，西方列强有大量可以倾销的剩余军火，日本不但很难与之竞争，还可能要面对被西方武装起来反日的中国人。
禁运政策 1919 年开始实施，到 1929 年，见全国已统一于国民政府方才终止。由于这个联盟囊括了美、英、法、日等主要战胜国，这些老牌帝国主义自然都算不上扶持军阀打内战。
对华武器禁运非常有效，1920 年青岛黑市一颗步枪子弹卖到了 1 元，折合海关白银 0.63 两；1924 年的上海，一枝法制左轮手枪及百粒子弹能卖 150 元，是法国马赛原价的十九倍半。
军阀当然不能靠黑市武器打仗，要么自力更生发展国货，要么就开发另外的进口渠道。于是，不在禁运联盟里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乘虚占据了中国军火进口市场。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前就以军工发达著称，拥有著名的斯柯达兵工厂。因为是内陆国，没有输出武器港口，中国海关记录里，完全见不到它的身影。也许正是因此，西方列强筹划对华禁运时，把捷克斯洛伐克给漏掉了。
虽然没有捷克斯洛伐克武器在华销售的完整数据，但从斯柯达代理商与中国的频繁往来可以推测其规模。仅张作霖 1925 年到 1928 年就采购子弹 6000 万发，枪 12 万支。由于大量捷克武器输入，对禁运解除后中国武器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军是捷克 ZB26 轻机枪的最主要使用者。
德国是一战战败国，失去了在华治外法权，德国商人跑到中国倒军火，它也没权力管；另外，根据凡尔赛条约，汉堡被划为国际自由港，这里输出什么货物，德国政府也管不了。德国军售的对象遍布全国，直、奉、桂、晋、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广东的国民革命军都有购买德国军火和军工器材的记录，连局促在海南岛的邓本殷也由德商供售军火。财力雄厚的张作霖是采购大户，据日本资料，1925 年 5 月至 1926 年 4 月间，德国向张作霖销售了 17.1 万支步枪，4500 万颗子弹和 62 挺机枪。
但谁都没有苏联出手大方。1925 年 3 月到 1926 年 7 月，苏联分批送给冯玉祥步枪 5 万支，子弹 5800 万，大炮 48 门，山炮 12 门，手榴弹 1 万枚，配子弹带的机枪 230 挺。冯玉祥有了日后逐鹿中原的资本。1926 年 8 月，冯玉祥被击败后去苏联考察，又写下一张借据：步枪 31500，子弹 5100 万发，机枪 227 挺，炮 60 门，炮弹 5.8 万枚，飞机 10 架，装甲机车 8 台。据统计，苏联在 1926 年 7 月前，对冯玉祥的援助总额已高达 6000 万卢布。
所以，北伐战争时一个重要事实不应忽视：北伐军打进湖北时，北洋军阀的主力正与冯玉祥 20 万人的“国民军”作战，1926 年初，奉、直、鲁组成“讨赤”联军，动员了近 50 万人——吴佩孚等一直把南方的革命军当成乌合之众，等他调兵堵截北伐军时，主力已在“讨赤”战争中损失惨重。
当然，苏联的“无偿援助”并非无条件。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搭乘两艘满载军火的俄轮到广州，轮船停在港外，自己先乘小艇登陆，与蒋介石会谈四小时，达成妥协后，俄轮才靠岸起卸军火。如果谈判破裂，鲍罗廷可以把这批包含“两万只来福枪、数门野炮”的军火交给共产党控制的工团农团军。
正牌帝国主义们这仍在认真执行武器禁运。甚至于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宣布清党，与苏联关系破裂，日本的第一反应竟是赶紧游说苏联加入禁运联盟。同年 12 月，中共发动广州起义，有美籍华人向广州政府推销镇暴用催泪瓦斯，美国政府得报后，反应是电令驻华公使，要求禁止这种破坏武器禁运的非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