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接到的一条锦鲤

新冠笼罩下的2020年，是前所未有的奇葩之年。在这样乱云飞渡的年景里，还会有锦鲤吗？

话说八月中旬，我和我先前公司的几位同事，不约而同地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这是我们在B公司工作时的前老板打来的。前老板开门见山，直达主题，“咱们B公司最近被H公司收购了，马上要招兵买马，回来吧，好多活儿在等着你呢！”

喜出望外，喜不自胜，喜从天降，大喜过望，欣喜若狂……经过几段情绪递进后，我矜持了一下，非常清晰地告诉前老板，“这是我今年得到的最好消息。”

这些年, 和B公司一起沉浮,共同进退的历程，如电影的快镜头，在我脑海忽忽闪过——

像无数心存远志的小型抗癌药物开发公司一样，一路以天使基金资助的B公司也是常常地陷入窘迫之中。资金难以为继时，时不时地拆了东墙补西墙，以至于让人家生物制品公司不敢接收订单；有的投资者也会不经意地来拜访一下，恐怕也是担心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几位年轻人找到了新的东家，远走高飞到东西海岸的大制药厂也。

严肃而紧张的工作中也是伴随着很多团结而活泼的回忆的。夏天的化妆高尔夫球赛, 球打得不咋样的，还可以靠高颜值的打扮截胡些奖品；冬天的盛装圣诞节聚餐，平时天鹅一般优雅的谁谁会酩酊大醉，人设崩塌……

2018秋的某日，我不晓得怎么就sleep in了，急急地赶到公司后，发觉办公室里静悄悄的，不见人影，于是直奔了会议室。一推开门，我立马嗅到了事态的严重——但见同事们个个表情严峻，坐姿僵硬，鸦雀无声。此时，公司领导官宣了一条铁块儿一样沉重、冰冷、生硬的消息——融资失败，75%裁员。

散会后，小组同事们席地坐了一圈儿，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老板先失声落泪，连声说对不住大家。Anna同学泪珠涟涟，情绪有些失控。我知晓她的家境，她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有一个身体有疾的小孩。男同事还是刚硬，Brain起身去收拾自己的那点家当，然后，抱着纸箱走人，还没忘记带走窗台上的那盆仙人掌。

我的命运很悲催。前一天启动的实验，今天要花一整天才能完成。甩手走人吧，对不起临床样品，也对不起那千把块钱的实验经费。化悲痛，为力量，我一头冲进了格外冷清的实验室，穿上白大褂，开始操作……中间不时地有同事进来，熊抱、合影、互道珍重……就这样，我总算完成了在B公司的最后一项实验。事情还没完，尽管当时脑子乱糟糟的，还要静下心来处理数据。我努力地集中思绪，把实验报告一如既往地、漂亮整齐地打了个包，发给了老板。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和老板告别，一段生活自此画了句号，当时的气氛有点落寞。

公司的口号

安静的工作间

后来呢？我收拾了几件时尚而又内敛的衣装，提着行李，登上了去伦敦的飞机。我在海德公园看天鹅曲颈向天歌，在白金汉宫前看皇家卫队换岗，在大英博物馆看沉睡的木乃伊，在伦敦塔桥的顶层看泰晤士河上的游船……那件麻烦事，就暂时存储到大脑的某个隐形文件夹里，我很聪明地糊涂了一把。

潇洒在伦敦街头

后来呢？申请失业金。这个过程亚历山大，有一种“没了里子，又丢面子”的正常或不正常的心态，此处省去若干字……

后来呢？求职面试写履历，还是很拼的。为应对不同方向的工作，需要阅读大量文献来充电，不知不觉地，我都感觉自己聪明了几许。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轻松地说，各种体验让自己的人生清单丰富了，但那段日子，实在不轻松。

我和我的同事们，好好歹歹、陆陆续续地重新上岗了，大家都有了新老板、新同事和新课题。

与此同时，几位老同事还在苦苦地撑着B公司的一亩三分地。大量实验器材被卖掉了，公司也搬到了更加僻静的地段。在无数的VC和研发公司那里，他们烧了不少的香，拜了许多的佛。靠着州里给疫情期间受困的小型公司发放的纾困资金，B公司艰难地呼吸，濒临关门。

今年6月，位于纽约的H公司慧眼识珠，投来了橄榄枝，愿意继续研发B公司的抗癌产品。峰回路转，柳暗花明，B公司终于历经苦难，走出困境。于是，我们这些六朝元老，才重新听到远方的呼唤。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你果真回到了你的过去！老同事们重逢时，彼此异常平静地打个招呼后，马上进入下一步的in vitro, ex vitro, in vivo实验设计，好像大家只是去度了一个长假，没有时间来寒暄。

翻开在B公司八年的工作记录簿，我看到了自己逝去生命中的每一日。最后的一页是2018年9月那沉重的一天，我的那个不寻常的实验。我很自豪，这本本里的很多数据曾出现在国际会议上，在学术文章里，在和潜在买方谈判的文件中。

栀子开花的时节，我和我的前同事们真的在江湖再见了。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