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也是文革急先锋

刘少奇也是文革急先锋

作者:郝吉林

1964年文革小组就已经成立，那时的组长是彭真。成立的背景是“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和趋于白热化之际。到1966年5月新的文革小组成立、到1968年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法定确认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地位，这四年来发生了哪些事？身处一线的刘少奇在这四年里是如何组织、发动和实施文革的？本文尽量依时间顺序粗略做一些统计，留待继续研读和分析。1963年12月毛泽东在给彭真的信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批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
他又指出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有问题：“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

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动态》上， 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

1964年4月，刘少奇与外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在1964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认为“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
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指出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当时刘少奇明确表示赞同康生的说法，刘还提出要把这部小说作为“反面材料”，“印给党内看看”。

1966年1月23日刘少奇向全国批转了中宣部主持领导下起草的文化部党委的“汇报提纲”。在“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一文件里，有如下批语：“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这个《提纲》后来被毛泽东指斥为“修正主义纲领”。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早在1965年就私下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用极隐秘的方式将文章初稿传送到北京反复修改。1966年3月下旬，康生藉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对毛谈及：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的文章为甚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去了？这话触怒了文章的幕后组织者毛泽东，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

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李雪峰回忆：“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刘少奇点名“反党分子”就包括彭真。1966年5月刘少奇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时讲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

随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被定性，中央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文革小组。
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 五 一六通知 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就是毛主席审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 五 一六通知 ”。
朱德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不积极，因而被中央责令检讨，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

1966年6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讲话中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

于是，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等人......

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参加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 文革 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
7月2日，乌兰夫被指斥指斥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乌兰夫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1966年7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号文件)。该文件提到：“正在进行 四清 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 ......

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撤销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党支部书记。这个阶段，全国大部分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了冲击。
刘少奇在“中央转发中南局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据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
毛主席1966年夏回到北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8月4日，毛主席又批评“镇压群众运动”，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庙十一中全会后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林彪定为接班人，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此，刘少奇离开了中央一线的领导文革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