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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扬帆起航 __ 爸爸的回忆(8)

退而不休,扬帆起航 __ 爸爸的回忆(8)

博客

孰是孰非

1961年我被派到乐山白马公社参加农村工作组。组里总共八个人,奉上级指令,春节期间所有农村工作组人员都不能返程回家,要留在农村与民同乐。实际上,春节都是家庭团圆,各家各户自己家人一起过,工作组人员不便在老乡家过年,只好齐聚公社。而公社干部们也都回自己家过年去了。只有我们组的人自己团年了。

在工作组团年座谈会上,那时物资供应紧张,工作组过年有特供,我记得有甜酥饼等等。大家做游戏,我被击鼓传花罚讲一个故事。我一时也实在想不出什么故事,就讲了一个家乡流传了千百年的关于一个穷秀才过年写春联的故事。。。说一个穷秀才穷到了潦倒的地步,要过年了,家家户户贴春联迎接新春,置办过年货物。秀才什么也没有,于是他提笔在一方纸上写了“年老“两个字贴在门上(解释一下,没办法打这两个字,一个是倒着的年字,一个是老字差最后一笔划)。很多人来看都不认识,后来一个长者忽然悟到了,说“奥,年到了,老子没一点”。我还进一步给大家说明,这是古时候,旧社会。现在不同了,我们在这里还给供应了物品和年货(当时物质供应紧张,给工作组是特供,我记得有酥饼等)。

不曾想到,文革期间,学校教研室的一位教师揭发我,说我以古讽今,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攻击社会主义。这位先生忘了我当时的解释,并且是古时候,旧社会。但那时有口难辩,我就这样被划成了未公布的“四类”( 一类是要依靠的骨干积极分子,二类是基本可以依靠的,三类是有错误的,四类是敌我矛盾,是要打倒的对象)。后来我知道了揭发我的人,他是我当时看中还特别培养的人。我很信任他,却没有想到他反而会如此不了解我。我也没有怨恨他。文革结束后我还见过一面,他在五通桥东风电机厂工作,当了一个小官。

流放

1962年底,快要过元旦了,因为领导们的团结问题,把我不明不白的调去青神县,从大县,居中心地位的县,调到一个偏僻小县,当时连公路都不通。我心中想着这不就是“流放”吗!乐山县委说欢送我们几个调离的人,请我们吃饭,我拒绝了。后来又开汽车到家来找我,我躲走了。

去青神,我一家人坐一条木船沿岷江逆流而上。到达当天就通知去开会,第三天就分配我下乡去工作,根本无法安顿一起刚到这个陌生地的一家老小。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京剧“起解”中,苏三唱的“洪桐县里没好人”。老差哥问她,苏三说你是好人。我就遇上了一位不大不小的顶头上司,他就是山西人,可是他不是老差哥。在他的“照应”下,我没有轻松畅怀过一天!不知什么原因,他对我一开始就没有好脸色,感觉还有恨,不信任我却要我去干困难的工作,说因为我有能力。想方设法折腾我,收拾我。他的老婆在我部门办公室工作,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文革初期,他无耻地捏造诬蔑我的黑材料,想把我一棒子打死。我知道后向地委工作团总团长张有宗(当时地委副书记)反映他的阴谋,虽然后来未公开把我打成反革命,却被一直打入冷宫,背负着不清不白莫须有的污点,忍辱负重照样工作,提职提薪都没有资格。就这样把我从青年拖到老年。若干年过去了,最后结论了,宣布我是清白的,可是我也快到离休年龄了。

文化大革命,下放农场劳动

1966年开始,毛泽东发动了又一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大革命中,党政部门被冲击,各个机关单位职能部门瘫痪、停顿,人员集中学习。相继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县级由武装部接管党政机关。武装部政委成了“四个第一”,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县军官会主任,县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一切大权在握,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这是武装部的专职,可是促生产他们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抓怎么促。于是成立了一个生产指挥部,抽调地方干部来做。我被派去抓农业生产,又跑农村各地。后来有毛泽东发表“5 .7”指示,我又属于要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对象。县级机关各部门的干部很大部分都要下放劳动,以军事化编制,我和一部分县级机关干部成了一个连,下放到农场德云寺苗圃劳动锻炼,由我担任连长。德云寺在瑞丰乡民江西岸的山里。据县志记载,是宋朝诗人苏东坡读书的地方。我们住庙宇,育苗木,挖地,挑粪,干山里的活。因为住在山上,一下子来住这么多人,饮水严重不足。为了解决饮水问题,我们寻找各种解决办法。最后在10多米的山野峭壁上发现有浸水。于是请来石工,在悬崖上开出一条小沟引水入寺。石工是站在用竹子编的框里,用绳子从拴在山中的树上吊到下面的悬崖上开凿水沟的。完工验收时,谁也不敢像石工那样吊在竹筐里下到悬空的山崖中去验收,谁都怕摔死啊。我是连长,没办法只好自己上。我的妻子也和我一起下放在此,当时真的为我捏了一把汗,心也悬着空中。我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还有老母亲啊。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

住在庙宇山上,要靠双肩,把一挑一挑的粪挑到各山间的小块地里去施肥。一挑粪有80到100斤,还要爬坡上坎,从这坐山挑到那坐山,是非常艰苦的强体力活。我是连长,要咬牙带领男同志们干。我们脱光上衣,光着膀子,汗流浃背,一天又一天。今天回想起来,这样一群机关干部,不叫他们干自己擅长的工作,而去做这种根本很难胜任的体力劳动,这种“锻炼”实在痛苦,荒唐。就这样,我们干了好几年。

在苗圃农场劳动,生活是艰苦的,体力劳动不小,可是局外人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当地的农民也不知情,以为我们是在这里来享受,来抢占他们土地。大队支部书记莫文贤还带领着一些农民,气势汹汹的到我们的住地,要来捅我们这些下放干部的“马蜂窝”,要来造我们的反。我干了多年的农村工作,态度诚恳地向他们解释和说明情况,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最后这位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改来时的怒气,愧疚地支吾其词,带着一帮人离开了。以后和当地村民也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了。

一九七二年,我从农村返城,被安排到青神县中学主持工作。我被任命为代理革委会主任, 相当于校长,不过那时候校长一职已经取消。以前担任宣传部长时,和学校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大部分教师都有过交往,基本都认识。来到学校,能和生龙活虎的青年学生在一起,和有知识有文化的老师们在一起,真是让我有些兴奋。我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校的工作中,还带学生们下乡支农,和学生们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虽然很忙碌,有很多事务要组织安排管理,但累着并快乐着,聊以心慰。

之后又受命到农机厂,农机局,财贸办,农贸办以及公交部负责工作,最后又调县委统战部任部长,任县政协副主席。这样,风风雨雨三十余年后,算是回复到了我1957年的职务。

笼鸡都叫了

我没年没月地在乡下工作,不许回家回城里,职务形同虚设。参加了这个中心工作紧接着参加那个中心工作,这个运动紧接着那个运动。不开会不准返回城里。就这样我没办法照顾家庭。可我四个孩子都争气,他们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一直个个优秀。大女儿高中毕业当知青下放农村两年,二女儿高中毕业也当知青下乡了。女孩子去农村插队,哪个家长不担心,心不是悬着的呢!迷雾笼罩,前途模糊。“四人帮”粉碎了,中国走上了健康的道路,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大女儿考取了大学。在大女儿的领头激励下,二女儿也成为了78级成都科技大学的大学生。该校当时是直属高等教育部管的节。接着大儿子考上南航,小儿子考上合肥工业大学,是二机部管的重点院校。一个小县城一对不走运的父母,孩子们通通都考上了大学,在县里轰动了,人们说我们家四个孩子全都考上大学是“一笼鸡都叫了”。

暮年回

我的四个儿女相继大学毕业,分配到成都等地工作。我夫妇也年老了,在青神无依靠,请调回乐山。1985年终于获准调回乐山,分配到一个在一些人眼里无权无势无钱的单位。我知足了,年老了,快退休了,有单位接受我呢就不错了。这个单位是由财政拨款,工资照发,单位不会撤销的。就这样我一直待到离休。因为我是市政协委员,还延长到届满后才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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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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