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串连”经历

我的”大串连”经历

话说文革66年的下半年，大窜连流行，凭一张学生证，大中学生可以全国串连，不要车票,还可以凭学生证领取食物。看着那些年龄比我们大几岁的人们全国到处旅行，我非常羡慕。可是，那时我还在念小学，小学生是不让串连的。

忽然听说，小学生虽然不可以到外省市串连，但是可以在市内串连，坐公交车不要钱。当然，那其实不是串连，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一般是3-5个小学生，拿着语录本，走上任何一辆公交车，只要车上还没有其他小学生在“宣传”，我们就可以上去“宣传”。当然是不能占座位的，也无法看窗外的街景，因为我们必须搞“宣传”。如果车上已经有人在“宣传”了，售票员就会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就必须等下一辆车。

所谓的宣传，就是读语录和唱语录歌，通常是读语录和唱歌交替进行。刚开始时，“宣传”的人不多，很容易找到没有人宣传的公交车。但是很快很多小学生都知道这种“宣传”法了，往往路上开行的公交车上都已经有人在“宣传”了，要上车“宣传”必须到终点站去。往往终点站都已经有“宣传队”了，不要紧，你可以排队，一辆车一组“宣传队”，等几辆车就可以轮到了。

这种宣传持续了好几个月，大概和串连的终止的时间同步。我们那时反正也不读书了，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们就天天去“宣传”。我在几个月内几乎“宣传”遍了上海的几十路公交线路。当然，“宣传”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玩。

就是在“宣传”期间，我第一次去了西郊公园。西郊公园离开我家较远，要换几辆公交车，那时候去一次的代价是比较大的。于是，我们靠宣传来到了西郊公园，并且，由于是“宣传队”，门票只要8分，而不是通常的1角。然后花1角钱吃午饭，吃的是著名的西郊公园的“盖浇饭”。

“宣传”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我会唱很多的语录歌曲，会背诵很多伟大领袖的语录。前几天大家在说文革时的朝鲜歌曲，我竟然一个也不会唱，后来江兄指出一个“卖花姑娘”插曲，想起来是有点会哼的。但是，在文革开始时，我们只唱语录歌，以致我现在都能唱几十首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