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录取

五十年代初讲阶级路线，但开始就是讲讲。刚解放我大堂姐政治系毕业就分到外交部，她爸以前是铁路局副局长。那时哥哥姐姐輩的毕业不是留校就是留苏或到大单位工作，然后入党当头。

1958年以前考大学不难，文革前清华的历年招生人数就可说明。

我是1952年考初中的。小学毕业班和以前一样只有甲乙两班。中学由过去的两个班扩招成甲到己六个班，而高班也就甲乙两班。那年南京有高中的中学也就十几个。从这就知道1958年以前每年的高中毕业生能有多少了？

1956年以前招生人数年年增加，高中毕业生人数到1958年才增加。那时不是应届考生太多而是不够，政府还号召同等学历的参考。原因是“没人”，没有足够的能考大学的人，更别说二代衙内。从年龄，那时考大学的至少要在三十年代出生，而那时小夫人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或肚子里。已经有的像太子之类的也早送到苏联去了。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五十年代留学留校入党当官和上大学的就是这样的大王。

上学是要循序渐进的，没读小学就上不了中学，没读中学的就听不懂大学的课，这些都和年龄挂钩。贯彻阶级路线也和年龄脱不了干系。在中小学贯彻阶级路线就比大学要早，因为需要的时间短。对大学，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后，那年清华比前一年少招246人。第二次是1959年，比1958年少招759人。

1958年大跃进，比前一年多收了988人，其中保送的工农速中的好几百。那年中学同班报考的都考上了。这年因为招得多，对成分要求不高，工作时有不少同届的家庭出身就是地主。但也有因为政审而没考上心仪学校的。譬如我们班长，他全面发展，想学医，因家是小资本家，结果到师范了。那时政治比出身更重要，我小学好友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各方面的表现都比我强很多，但因父亲是右派而未被录取。其实那年我也差点因此落榜。反右时父亲说了一句“要科学地管理”被上报为“要科学家管理”登报，幸好母亲发现后找单位力陈，我父亲才没打成右派。这里忍不住要说一句“政工干部真的是恶魔，不是人”。

1959年跃进失败，招生也大收缩，家庭政治有问题的就首当其冲。一位在四中的发小平时功课很好，考得也不错数学100分，报了清华无线电系结果落榜。问老师，老师瞥了他一眼说了一声你也想进大学呀就不理他了。他母亲找到学校，班主任很诡秘地说“你这孩子，就凭他的思想，哼，好在学校没在高中生中划右...”。最后发配到南口山区。他没考上的原因是他有个漏网右派的学术权威父亲和在自己的交心材料中写了不合时宜的话。文革后四中给他平反，他当年的罪名是“反动学生”。他的反动言论是对校园炼钢和对他的物理老师被打成右派有看法。

那几年领袖抽风，国家跟着抽，对不宜录取也是松一年紧一年。怎么抽没准，比如1960年就把据说问题异常复杂的尖子生刁同学招进来了。但总的往紧的方向发展。原因是小夫人生的衙内长大了。高俅的衙内干什么，如今的衙内就干什么。他们需要平民子弟让路，于是祭起阶级路线这个法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不宜录取”出来了，如皋这位初中毕业生就成了倒霉蛋！后来清华的工农子弟是多了一些，但有多少？而且他们能进清华都是凭自己的本事，不是贺鹏飞那样凭父辈的一句话。

政审也会因时因承办人而异。前面提的那个“反动学生”的父亲是漏网右派加学术权威，出身不好，而他的姐姐因权威父亲一路顺风。我大舅家也类似。两个表姐出身没问题，一个考上北航分到保密单位和一个高中毕业就分到刚成立的国家历史博物馆。而她们的弟弟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没考上北京的大学。承办人因为上面有政策不能不政审，但他们可以在盖章时手抖一下把“不宜录取”的章盖到表格外面，放考生一条生路。但这样的太少了。

解放后人人头上悬着政审这把刀，要是给塞了点什么黑材料，这人一辈子就完了。我那发小就因18岁时说了几句真话，就“反动”了整整20年。解放前好像不是这样。我小舅在18岁时误入过革命党，被捕保出后不再掺合就没事了。当然后来又有事了，但那是解放后。

不宜录取的一个章子不知害了多少不是圈子里的聪明人。那些写下“不宜录取”然后坚定地盖下章子的对自己害了别人一生的事道歉了吗？大概他们会反问：搞反右的邓大人对反右道歉了吗？然后和历来整人的人一样，保持沉默。

最近清华的罗征启先生去世了。他是一个当下不容的人，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位学长在纪念文字中写了一段罗先生对他讲的话，如下“我在清华，人家都想不起我是建筑系毕业的，只知道我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文革前，我基本没有帮过人。不是耍笔杆子就是整人。耍笔杆子也是整人。是个党棍。拿你来说，肃反时整了你，最后整不出材料，也不下结论，也做不出结论，就把你那么一挂，…”。罗先生的伟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是党棍后就不再做党棍了，还有真心地向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

庸猫于2022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