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北京当保姆7–三观
每当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走在大小十字路口的那一瞬间，只要稍不留意，我就会不经意地把自己置于某一辆车的面前，或者是两辆车头的中间，随时有可能成为一个钢铁三明治中间的那片肉饼。每当这时我都会出一身冷汗，会想起老妈就是这么被撞的。
在美国习惯了汽车让人。尽管很多路口没有红绿灯，也没有行人灯，更没有过街按钮，我们都可以随意过街。什么都没有就意味着汽车永远要让着行人，在很多老城，小town尤其明显。在中国就全反过来了。所谓的行人灯并不是给行人的，只是挡住直行的车辆，左右拐弯的车大行其道。行人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要穿过很宽的大马路，而这时左右拐弯的车一点也不减速，也在抓紧时间插空拐弯。这就造成了他们声势强大，而过街行人则成了弱势群体。我每次回国都不习惯，过街时异常紧张，左顾右看，稍不留意就发现自己站在了距离很近的车头面前。
记得在美国开车时会不时碰上匆忙过街的小松鼠，它们往往突然出现，跑到街的中心处又突然停住，仿佛刚发现有危险，但后退又来不及了。我经常会被它们吓得突然刹车，然后对吓蒙了的小松鼠说：傻瓜，快走啊！现在回国后我就是那只傻瓜小松鼠，经常看着行人灯绿了就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哪知左右拐的车正在从前后向我逼近，我还不能随便停下来，否则打乱了他们的预判我会死得更惨。
这个现象我一直想不通，是中国人太多，司机们让不过来？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国人一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等级观念，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鄙视链。那么在大街上开车的就比走路的高一等，走路的就要让着开车的，不然撞了自己倒霉。中国的交通规则显然也在保护开车的，而对弱势群体的行人就顾不过来了。当然真撞了车大都判司机的错，但行人不受交通灯的保护，最后还是倒霉。
还记得很久以前我刚大学毕业，和同学一起去圆明园。那时的圆明园还不是一个著名景点，只有一片残墙断壁，周边都是大片的荷花池。没有修好的大路，只有窄窄的土路。我们骑车过去还不算太远，走路就太辛苦了。当时还没有私家车，骑车在乡村土路上看着夕阳西下映在荷叶上异常安静美丽，路上大都是我们一样的骑车人。可突然远处一溜烟尘土飞扬，一辆小车几乎是擦着我们的边上快速驶过，留给我们一大片土雾，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但却没地方讲理和发泄。谁让人家是开车的呢，那时有车开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我们小百姓当然只有在人家车后面吃土的份儿。没挡了人家的路，不挨骂就不错了。
反观我在美国爬山。路上经常碰到上山维护的rangers，开着大卡车远远就能听到。他们往往开得特别慢，看到登山者就故意靠在另外一边，到人前就会开得更慢，还会停下来打个招呼，说一声早安之类的问候。这样慢速行驶就不会扬起尘土，也不会吓着登山人，这才是文明世界的行为。开车的永远为行人着想，强者经常为弱者提供方便。
现在国内人金钱至上的观念也很可怕。就拿护工为例吧，我父母也经历过好几个护工了。这个职业是从医院的护士拒绝承担护理义务开始的。准确说这其实不是一个职业，因为没有职业训练，没有道德教育，没有考试证书，有的只是最老式的传帮带。护工大都来自贫穷的乡下，和进城打工的民工一个性质。一般是一个人出来了，接着带出家人，亲戚，甚至同村的老乡一起做。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赚钱，而且可以不择手段。我见过的几个护工大都还过得去，使点小手腕多赚点钱是每天都发生的。比如老妈的第一个护工，她是自己在老妈病房里送上门的，因为正好她的病人不需要她了。她看我还没请护工，就主动凑上来要帮我买所有老妈手术后需要的物品。我当时刚回国第二天，又守护了老妈手术一整天，明知道这些东西在附近的超市里都有，但就是没力气去办了。也好，花钱买个省事。她还让我给她买个小帆布床，晚上陪老妈用。其实她在这里很久了，有自己的床。于是我给她买的床她当晚就出租给别人了。这种精明，这种打擦边球式的占便宜是很多护工的本能。
老爸有一次在急救室里用过一个男护工，结果被我妈抓住虐待老人，差点气晕了。老爸那时已经不会表达，但被弄疼的时候还会张大嘴巴，啊，啊地叫。后来那个护工怕老妈指责，居然躲起来不见面了。我在电话里听见都快气死了，恨不能赶到现场把这个畜生按在墙上，给他一拳头！老爸住进病房以后有个护工也是没完没了地要钱。他在这家医院干久了，知道不同级别的干部住不同条件的病房。所以老爸一进去他就问老妈：大爷什么级别的干部？住这么大的病房一定是大干部吧？气得老妈窝火，又不敢太怼他，只能说：我们级别不高，但现在没有病房，临时在这里住几天。
护工队伍鱼龙混杂素质差，医生应该没问题吧？毕竟都是精英，有专业，有道德教育。但我的感觉是千万不要完全相信医生。老妈的癌症医生算是很有经验了，人也非常和气，但我经常可以抓住她话里的错误。去年春节前老妈经历了八次化疗，还差一次就可以结束了。但就是这个第八次以后出现了快速的腹部水肿。几天就大肚子了，小腿也肿起来了。我电话里嘱咐老妈去做抽水化验，这也是医嘱。另外我让她无论如何停止化疗，等水肿消下去再说。可惜老妈和弟弟都掉以轻心了。医生非说水肿不是化疗引起的，再做完最后一次就可以休息了，让老妈再坚持做完第九次。结果后面的结果可想而知，水肿加剧，老妈痛苦不堪。为了能安全过春节，老妈在节前抽了一次腹水，两千多毫升，抽完水老妈都站不起来了，头晕目眩。整个春节期间腿肿加剧，几乎不能行走。
后来化疗停了以后水肿自己就消下去了。我春节后回来再次嘱咐老妈，不管出现任何意外，先停化疗！我们不能同一个时间内有两个变量，否则不知道意外是由哪个变量引起的。而且身体也不能同时应付两个问题。结果今年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老妈被车撞了以后我首先叫停化疗。我说你现在的身体要从腰椎骨折中恢复都不容易，不可能再去应对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同一个时间只处理一个问题！结果他们又听了医生的，做了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化疗。我回来后正赶上老妈腰疼难忍。要知道这已经是撞车后的一个多月了，撞完车都没这么疼过。幸亏我记起来她第一次做靶向化疗的时候也是腰疼难忍，医生也说不是化疗的副作用。当时我就劝她放弃，但后来又不疼了。这次除了腰疼，其它副作用也加剧了，如没胃口，流鼻血等。
我再次重复我的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的理论，老妈终于明白了。她说每次抽水都是在化疗科，如果化疗不会引起水肿，他们设一个专门的抽水房间干嘛？
唉，专业人员更害人。病人一定要自己有点常识，真的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话。作为医生，你能不能负责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