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从其回忆录看杨迪将军的三张面孔

原标题：解放海南岛 -- 看杨迪回忆录如何篡改战史

原作者：吃米老虎

解放海南岛是我军唯一一次木船跨海作战战役行动。从最高统帅部到前线指挥员，从战役的最初设想，到计划的制订，演变和执行，确实有很多引人入胜的地方。特别是战役过程中两位主要将领邓华和韩先楚从争论到最后的一致决定和行动，现在披露的资料还遮遮掩掩。杨迪作为15兵团作战科长经历了解放海南岛的主要过程。杨迪回忆录的第二本《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 – 解放海南岛战役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以下简称《渡海》）本应该对厘清这段军史有所帮助。但《渡海》不仅未免俗套，为尊者讳，为亲者颂。更有甚者，居然公然篡改战史，实在令人大失所望。

一．解放海南战役的大事记：

1． 1949年12月，中央和毛泽东，四野林彪就确定了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战役指挥员，参战部队为15兵团43军（军长李作鹏）和12兵团40军；韩先楚作为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带领40军参战。海南国军守军十万，统帅薛岳。

2． 1950年2月1日-2日，广州高干会议上确定了战役初步计划；

3． 3月5日，40军一个加强营偷渡成功登岛；3月10日，43军一个加强营偷渡成功登岛；

4． 3月26日，40军一个加强团偷渡成功登岛；3月31日，43军一个加强团偷渡成功登岛；

5． 4月16日，韩先楚，解方（12兵团参谋长兼40军副军长）率40军6个团18700人，龙书金（43军副军长）率43军2个团6900多人分别从两个方向强渡海峡,经过海上战斗于次日晨成功登陆；

6． 4月20日至22日，攻守两军在美亭决战，薛岳主力被击溃；4月22日薛岳逃台湾；23日海口解放；

7． 4月24日，43军5个团作为二梯队未经战斗登岛；4月27日，邓华率指挥所登岛；

8． 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

二．《渡海》篡改广州高干作战会议决定的战役发动时间

《渡海》最大的篡改就是改动了一个字：把“六”改成了“四”。

为了“可以看出邓华等兵团领导同志，在战役指挥上成熟的指挥艺术”（第324页），突出邓华的英明和杨迪的贡献，《渡海》把2月广州高干作战会议确定的战役发动时间从50年6月改为了4月！大家知道，50年6月，韩战爆发，美第七舰队介入台海，如此时海南尚未解放，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宣传在4月20日（谷雨）前渡海是邓华的一贯计划，《渡海》在第311页写道：“兵团在1950年2月作战会议上，就是遵照毛泽东主席和四野首长的电令，将渡海时间从兵团原来定的旧历年（1950年2月17日）前后，实施渡海登陆作战，向后推迟2个月。具体地说，就是推迟到4月谷雨左右（即4月20日）。”以此说明4月的渡海作战时间在2月就由邓华等制订了，并将该说法贯穿全书，不断通过邓华和杨迪的两人对话的加以强调。

这当然是个弥天大谎！

这不是如“蛋炒饭事件”的几个人之间的对话，人死了无处对证，海南战役是有大量文电文档留下来的。

早在49年12月，林彪和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来回几份电报已把我军参战部队，指挥机构和指挥员确定下来。邓华等已开始做准备。

在金门失利的影响下，毛泽东在12月18日给林彪电中曾指示：“。。。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毛泽东在12月31日给林彪电中指示：“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该电既反映了对尽早攻击的希望，也反映出金门失利后的谨慎。

在接到邓赖洪于1月5日反映在船只和训练等方面的困难的电文后，毛泽东于1月10日给林彪电：“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用人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可见毛虽提出机器船方案，心里也是没把握的，只能作为备选方案之一，并重新规定了任务时间。

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从岛上偷渡出来后于1月25日来到广州。随后洪学智就小部队偷渡方案等问题到武汉向林彪报告，到北京向朱德，聂荣臻报告。

在获得毛泽东，军委和林彪的指导意见的背景下，2月1日召开了广州高干作战会议。广州会议参加者包括叶帅，邓华，赖传珠（15兵团政委），洪学智（15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韩先楚以及40，43军及琼崖纵队主要领导。会议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

- 大规模渡海前实施小规模逐批偷渡的战术；

- 以改装机帆船为主，同时到香港购买登陆艇；

- 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六月。（不是四月谷雨前！）

应该说，后两条基本上符合毛泽东的设想，虽然时间已在毛设定的下限。

关于广州会议将战役发起时间定在六月而不是四月的三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邓华等和军委的电文。

会议结束后，邓赖洪在2月9日给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文中表述如下意见：“故应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在我无海空的配合的条件下，这种办法是较好的，但时间可能要长，最好不限制，以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

在讲到战役时间时，邓华是希望把战役时间延长到年底前！哪里有一点四月的影子？

对此，林彪邓子恢等在致“中央，毛主席”的电中对一个团的偷渡表示同意，毛泽东在两天后的2月12日给林彪回电：“同意43军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方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可见，毛泽东已同意邓华等的逐批偷渡渡海方案，放弃了约两个月前的一次渡一个军的方案，但对作战时间没有批准邓华等的50年整年的时间，而是希望比原计划提早完成。

第二个证据是邓华本人在广州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虽然《渡海》坚持2月会议定的战役时间是四月而不是六月，但邓华在广州会议总结发言中清楚地说了“兵团遵照毛主席的电令，决定将大举登陆准备的时间推迟到5月底准备完毕，6月大举进攻海南岛。”（第77页）

第三个证据是40军和43军的准备。

43军作为15兵团的直属部队忠实地执行了兵团的命令，将准备计划排到了5月底，以致在四月初突然决定谷雨前发动战役时，仅有两个团能立即渡海。而同时，由于韩先楚压根没把推迟到六月渡海的计划向部队传达，并命令40军在3月完成所有准备，4月16日韩，解两个兵团级将领带了6个团渡海，加上已偷渡的部队，43军已有7个半团（几乎是全军战斗部队）渡海了。

《渡海》对广州会议篡改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海南战役发动时间说成是在２月就由邓华等兵团首长定的，而不是在随后两个月随着情况变化和内部高级将领发生争论后而确定的。

三．《渡海》篡改3月20日之后确定4月16日发动战役的决策过程

尽管毛泽东早在49年12月31日，就命令邓华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邓华的前线指挥所直到3月20日才完成开设。《渡海》为此作了邓去武汉开会等解释。但如果4月就要大举渡海，还有什么样的会议比执行军委命令指挥渡海更重要？《渡海》实际是回避了真实且合理的原因：即原定的渡海时间是在6月，邓华觉得时间足够。

《渡海》正文是这样来描述决定4月渡海的决策过程的：邓华3月20日到达在徐闻的兵团前指；40，43两军各一个团在3月26日和3月31日偷渡作战成功；4月1日晚杨迪向邓华汇报战役准备情况及4月20日谷雨前渡海的有利时机，并建议4月20前发动战役，邓华认可杨的建议，当时屋里只有邓华和杨迪两人；邓于4月8日将进攻方案报四野和军委，4月9日四野批准；4月10日召开作战会议部署，4月16日发起渡海战役。

读者看到了什么？两人关起门的密商，杨迪的足智多谋，邓华的一切掌握中，四野总部的支持。有韩先楚什么事？

但是邓韩之争太著名了，《渡海》不能不写。于是在全书快结束时（第277页），用了一个专题节，以唯一在场第三人的身份，描述了3月21日的邓,韩争论。

按《渡海》的记述，3月21日邓，韩两将军的讨论最后是以拍桌子收场并各自向上级告状。两人争论只有一个问题：韩提出谷雨前利用东北风是无动力帆船渡海的唯一战机，要求将预定3月26日偷渡一个团的计划改为延后几天后的全军强渡，如43军没准备好，40军将单独行动；邓不同意韩的建议，要求按原计划实行。

关键什么是原计划？

如果原计划就像《渡海》中或明或暗地说的是4月20日前全军强渡开展战役，韩先楚和邓华拍桌子争论，韩先楚声称“只服从正确指挥”，韩先楚一再向四野总部直接发电据理力争,这一切的目的就只是为了提前十几天发动战役。读者们是不是会觉得韩先楚是无理取闹，干扰邓华的指挥？

韩先楚当然争的不是十几天，他争的是两个多月！

这一段军史本就扑朔迷离，没有展现全貌。但已透露出的信息已说明《渡海》是在歪曲这段历史。请看：

3月21日，邓韩争论；

3月26日，15兵团在给四野，军委的电报中写道“我们不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风向上，故请广州立即分批准备登陆艇和机帆船，4月份完成1.5万至2万人的，5月份完成1.5万至2万人的以后再看。”—可见还是六月攻岛的计划未变。《渡海》怎么把这封电报漏了？

3月28日，邓华在前指召开两军指挥员会议，会上提出全面登岛和继续小规模偷渡两个方案，韩先楚支持全面登岛方案但再次被否。 -- 会议记录现在还看不到啊。杨迪是在场者之一，《渡海》怎么不写写这次会议？

3月28日深夜，韩先楚坐在大海边难以入眠。韩在40军指挥所找主要领导开会，提出应立即大举登陆，解方支持并负责对方案进行完善。

3月31日，韩先楚召开40军军党委会议，最后决定：再次向兵团，四野总部递交大举登陆方案，建议迅速下达大举登陆命令。这是一封关键性的电报，可惜现在还未公开啊。但作为兵团作战科长的杨迪是不可能没看见的。《渡海》是把这封电报当作空气。就算4月1日晚，杨迪在指挥室向邓华提建议是真，他提的是自己的建议，还是40军发来的建议？

4月7日，邓子恢，谭政在关于上岛部队作战原则致萧克，林彪，军委的电文中间接证实了韩先楚，解方的电文。在谈到沟通40，43军，琼崖纵队统一指挥和电台联络时，“这一点韩，解的建议是正确的，望邓与冯（冯白驹，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研究决定之。”

4月8日，邓华以个人名义致林邓谭赵和军委的电报，提出了第三批在谷雨前后登陆6-7个团，第四批登陆4个团的方案，四月发动战役基本定论 – 邓华不愧为名将！在到前线半个月后就基本搞清情况，发现战机后并不固执己见，果断灵活地修改了原定方案。如《渡海》描述的邓华是坐在广州的办公楼里提前数月就准确决定一切，那就是神将而不是名将了。

四. 《渡海》中的诸葛亮杨迪

我们看到了三个杨迪。

第一个杨迪，是邓华一直欣赏的参谋军官，大家都已知道了他的经历。他在2006年以83岁高龄过世。

第二个杨迪，是高龄天才作家杨迪。他写了三本书，据说是第一个杨迪的回忆录，其中第二本《渡海》写的就是解放海南战役。天才作家杨迪，在76-77岁时花了8-9个月时间，写作完成了这本共29.7万字《渡海》，平均每天创作近1000字；在写作期间，作家还因患癌症，大手术两次。中国作协的作家们，在网络上发帖的网友们，各位后辈都应该向作家杨迪学习。

第三个杨迪，是“诸葛亮”杨迪，是作家杨迪书中的形象。赛诸葛杨迪的故事在《渡海》中比比皆是，这里仅列举两个：一个叫料敌千里，一个叫未卜先知。诸葛亮只是借东风守长江，杨迪能借北风攻海峡，称为赛诸葛当之无愧。

故事一：料敌千里

涠洲岛是雷州半岛正西的一个小岛。40军于50年3月7日攻占。虽然只歼敌数百人，但夺取了300条能渡海的大船（一万部队的运力），意义很大。

一般文献中（包括时任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偷渡海南岛的指挥员，后来官至上将的刘振华写的《解放海南》）记载是这样的：40军民运部在找船和船工时发现了涠洲岛有大量船；40军119师制定了夺岛夺船计划；韩先楚认可后报兵团和四野总部；得到兵团和四野批准后，解方副军长到师，团具体组织战斗。

《渡海》中是这样描述（第84页）：某日（原书没给具体时间），在研究征集渡船问题结束，邓华等准备去向叶剑英汇报时，杨迪向邓，洪汇报说“据我们侦查”，涠洲岛有300多条船等，“我们建议，令40军派一个团的部队偷袭涠洲岛”。邓华批准后下达命令。

《渡海》（第120页）：某日（原书没给具体时间），在研究第一批偷渡海南计划结束后，杨迪说“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在我军渡海偷袭海南岛后，立即令40军119师。。。突袭涠洲岛”，“据我们侦查”，涠洲岛有300多大船等，“邓，赖，洪首长听后，神情一振，很高兴”（可见邓华等是第一次听说啊，还神情一振，肉麻不肉麻？）。于是杨迪起草了攻涠洲岛的命令。

且不说《渡海》的两个说法在场合上自相矛盾，发现涠洲岛有船及制定夺岛计划的不是在海边一线的40军的官兵，而是在千里之外广州兵团司令部的杨迪。料敌千里如神，真赛诸葛也！

故事二：未卜先知

第一次偷渡海南的是40军118师一个加强营。指挥员是118师参谋长苟在松。

《渡海》关于第一次偷渡这样描述的：（2月中旬）杨迪向邓华等兵团首长报告方案，“我们的意见是：我军一个营只乘坐十几条船，可以和海南岛出海打渔的渔船混在一起，装作打鱼的。”（第108页）；“如发现敌机，在船上铺摆上飞机识别信号，。。。欺骗敌人飞行员。”（第127页）；“加强营按照预定方案（都是杨迪做的方案呵）迅速与在海上的捕鱼的渔船靠拢，并摆出对空识别信号。”（第128页）

时任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的刘振华上将《解放海南》和其他书籍中是这样描写的：原计划是3月6日天亮前就能登岛了（大规模登陆时也是如此），但半夜12点以后突然停风，船上士兵临时制作划浆手划前进（可见没有预见停风），天亮后靠近岸线，遭敌射击，由于没到登陆点，苟参谋长命令不许回击，船队绕岛而行；途中有敌帆船队迎出，并有敌机飞来侦查，发现敌船升红旗，我也升红旗，敌升白旗，我因没预备白布，就用白色包袱皮作旗升起。（可见苟参谋长指挥镇定，但并无预知，预备对空识别标志）。后敌以为是渔民和涠洲岛撤退的自己人，未继续射击和轰炸。

前线指挥员之一的刘振华和广州兵团部的作战科长杨迪谁更清楚？杨迪在几周前就料到偷渡部队白天还会飘在海上（哪为什么不让渡船多带浆？），知道会遇到海南岛的渔民（海峡对岸的渔民会定时定刻到指定地点），会临时用到白包袱皮作为飞机识别信号（早知信号为什么不带白布？敌信号不会变吗？），杨科长不是未卜先知的神还是什么？哪里有苟参谋长的临场镇定和正确指挥？只看见偷渡部队未按杨科长神算方案准备好，实在是40军将士的责任啊。

毛泽东，林彪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人不当，没让赛诸葛杨迪来当渡海总指挥。

五．《渡海》对历史的记录手段和目的

《渡海》是通过大量的对话来记录事件。仅举几个重要事件。

-- 3月21日，邓华和韩先楚争论，杨迪是唯一在场的第三者（第277页）；

-- 4月1日夜，邓华和杨迪在指挥室商定了谷雨前大举渡海（无第三者）（第172页）；

-- 4月19日，邓华和杨迪在指挥室商定了美亭决战方案（无第三者）（第191页）。

由此可见，对话记录历史已是杨迪回忆录的特色了。同时，《渡海》将其他当时的“下级干部”所回忆的，称为“完全不符合实际”（第４３页）（当时的军，师干部，虽然位置不在兵团，级别和杨迪比是否就是下级？如解方当时位置在军，以后抗美援朝时解方可是杨迪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别人不在了，老子讲的就是历史。谁能怀疑？大者如海南渡海，小者如“炒饭”。

《渡海》篡改军史，表面上是为老首长邓华歌功颂德，实际上是为杨迪贴金。如实反映高级将领在战役发动时机上的争论，根本无损邓华的名将风采。反之，把邓华描写成远在千里之外的办公室，从一开始就谋定一切，那邓华就是神的形象，而不是名将的形象。但不如此，何以显示邓华的作战科长的足智多谋呢？

《渡海》如此记叙，韩先楚天上有知，情何以堪？40军牺牲的，活着的老战士们，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