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周山夜话】 大忽悠之二 “饿死三千万”
我在确定这个系列帖子的标题时，纠结了很长时间。因为“忽悠”这个词或多或少有些贬义，可又找不出更贴切的词。还是事先声明一下，我这里并没有试图进行任何道德批判，并没有说这些个忽悠是好还是不好。换句话说，我这里讲的“忽悠”是个中性词，即不是贬义也不是褒义。上次我们谈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忽悠，今天我们接着谈另一大忽悠，就是“饿死三千万”。
“饿死三千万”的争论已经有很长时间。熟悉这场争论的人都知道，“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起源于一位中国的统计局长李成瑞。他搞了一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而后海外的西人学者根据这些统计数字，经过周密的计算得出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结论。当然后面的故事就很长了。
应当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是一件复杂和困难的工作，除了要有大量经过专业统计学训练的调查人员，还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例如，成千上万医院里每时每刻都有新生儿出生，每时每刻也有病人去世。大街上有车祸，施工现场有意外死亡。更加复杂的是人口的流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人流进流出，婚嫁、投亲靠友、当兵、上学、招工、下乡等人口交换一刻也不停歇。这种情况下，要搞清人口数量谈何容易。往往调查、搜集、登记人口数字，再将数字集中、归类计算就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
例如，中国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从一九七九年年底开始准备工作，到一九八二年七月底才完成复查核实。整个工作进行了将近三年，普查员达到500万之多。因此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在科技十分落后的年代里，要想得到每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每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因为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搞调查搞登记，因为太花钱了。中国人口基数更多，调查和统计工作量更大，而中国五、六十年代通信手段极其落后，完全没有计算机和网络等设备，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只靠纸和笔、外加算盘和手摇电话，这位1981年才上任的统计局长，没有任何实地调查，居然能搞出二十年前那三年每年的“准确人口数字”，这的确是世界“奇迹”。
有人说中国有户口制度，还有地方干部的层层上报，所以可以得出每年的人口数字。应当指出户口是相对静止的，无法及时反映人口的流动和变化。在中国，人死了几年都不销户口、小孩子快上小学才上户口等等现象太多了，甚至很多人是黑户口。就拿出国定居的海外华人来说，有几个人及时注销了国内的户口？另一方面，中国地方各级干部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虚报数字是出了名的。当年的亩产万斤、村村放卫星就是一例。中国人口基数很大，统计中的一点小小的误差，就可以有几百万、几千万的错误数字。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根本没有财力物力人力搞人口统计调查。因此根据户口和地方干部层层上报得来“统计数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显然中国高层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否则为什么还要花巨大的人力物力每过几年搞一次人口普查。
那么是不是没有办法证实““饿死三千万”的情况是真实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答案是肯定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中国有一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活动。大约有16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的总数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都有文字记录在案，比较容易核实。知青上山下乡和三年困难时期只相隔几年，而且知青的数目很大，全国城乡各地都有。中国目前人均寿命比较长，50、60岁以上的人非常多。这两个条件使我们有机会揭开这个传言的谜底。
如果找出几位年长者调查一下，当然越多越好。询问一下每位年长者，认识几位有名有姓的知青，知道几位有名有姓饿死的人，统计一下就可知道“饿死三千万”的真假。这里做个假设，如果平均每人知道10位知青，同时还知道20位饿死的人，就可以推断三年困难时期大约饿死3200万人。如果平均每人知道10位知青，却说不出一位饿死人的姓名，所谓“饿死三千万”就是不存在的。整个中国有几个人知道饿死的人比认识的知青多一倍？答案大家心知肚明，几乎找不出来一个。因此“饿死三千万”完全是子虚乌有。如果自己年纪较大，也可以问问自己认识多少知青、认识多少饿死的人，是不是认识饿死的人比知情多一倍，自己总不会欺骗自己吧。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高层完全有能力搞这样的调查，而他们不去做呢。
改革开放以来，高层始终对“饿死三千万”持模糊态度，但从来不加以否定。为什么一个十分简单的子虚乌有的事情可以流传四十年，至今还在争论不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层不作为的结果。可以推测高层的这种模糊做法，实际上是以“饿死三千万”这个不存在的事情为理由，教育大众不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引导大众支持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的经济。由此看来，“饿死三千万”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忽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