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14）
2、杀了些什么人。读者从上面的遇害者名单就知，数量最多的（约占9成）就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其次就是农村传统手艺的传承人，比如专帮人看阴宅阳宅风水的地理堪舆先生，比如走街串巷接触人多从而信息比较广的剃头匠，这类人大都是农村的边缘知识人或是有信息渠道的人，其掌握的知识是新政权所谓的“四旧”和封建迷信的范畴；第三类就是还能保持点独立思考并敢于表达出来的人。比如偷听“敌台”的人，比如说律阳公社下塘村那位胡姓农民，是贫下中农，成分很好，但对大队干部老叫他去搞毛思想“三先”宣传不满，因为严重影响他耕作自留地，只说了一句“我是个作田佬，只知道作田能搞来饭吃，搞三先能搞到饭吃？”，就此被认为是对党的政策不满而遭杀。也就是说，这次大屠杀是继当年的土改之后，对农村精英的再一次扑（补）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许多大队都发生父子、兄弟一家数口人一起被杀，甚至几近满门操（抄）斩的情况。
3、如何草菅人命。“三人话，死一人”是瑞金知情者评说这个血腥大屠杀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杀或不杀，大队三个负责人（一般是书记、主任和民兵连长）商量一下就可以。一旦交给了三个根本没有法律常识的大队干部生杀予夺的权力，杀谁不杀谁，他们首先考量的当然就是自己的利害关系。律阳公社合溪大队的杨俊平，本人参加红军算是老革命，在村中杨姓中较有威望，但由于在氏族纷争中得罪过时任大队书记的刘某某，结果 就 在这次“三查”运动中遭捕杀。律阳公社樟树下村的杨春生，对时任大队民兵连长杨人辉调戏妇女的行为提出过意见，遭其忌恨，也在这次运动中给杀掉了。还有利用这次机会想灭掉政敌的，如黄柏公社老革命谢祥运，文革前当过共产党的区委副书记，这次因历史问题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抓，准备杀的当天，县里领导打来电话传达上级停止杀人的命令，并特别问谢祥运杀了没有？接电话的人说还没有杀，结果被时任黄柏公社“三查”小组组长罗敬寿大骂一通，说“你应该说已经杀掉了”。捡了条命的谢祥运其实仅仅在当副书记时曾经因工作与罗敬寿有过小过节，而罗竟然就动了杀心。
实际上，瑞金当时不少大队在得到上级的通知以后，并没有停止屠杀，而是告知上级已经杀了，而后抓紧把人杀了。很难搞清楚是一种什么东西让这些大队干部杀红了眼。瑞金糖厂的保卫科长白成钢，是被县里派去日东公社制止杀人的。没想到遭到日东公社干部的抵制，说抓起来的阶级敌人怎么可以放过？可叹白成钢也是个极左份子，竟然同意了公社的意见，在抓起来的21个人，杀了8个。其中一个是日东垦植厂的右派分子，关押时已经被打断了双腿，公社干部说此人留下来还要花费人工照顾他，不如就杀了吧，结果就杀了。
由于无章可循，不少大队在执行中就成为乱捕乱杀的血腥闹剧。沙洲坝公社清水大队的地主分子杨庆英被押去公社的路上，他的儿子杨长福挑着担子刚好路过。他喊了声“爸爸”，并质疑民兵为何抓他父亲，结果也被民兵一起抓去，当晚父子俩一同被杀。壬田公社青龙大队的钟延辉，本来大队是要抓他的小脚老婆的，结果她在洗澡不方便出来，民兵就抓了钟延辉，当晚就杀掉了，他老婆倒活了下来。
律阳公社岗下大队年过六旬的老人刘惟仲以坏分子的名义被抓，他的儿子刘立芹去大队部讨说法，结果也被抓起来，父子俩当天一起被杀！安治公社光辉大队原来是要杀的是右派张顺春和曾任国民党军队文书而定性为反革命的杨学文，但此两人均闻风脱逃。大队竟然就将刘瑞志、刘瑞兰两兄弟顶上名额杀掉。这兄弟俩成份是上中农，本轮不到杀他们，但他俩被人举报鞋是湿的，有畏罪潜逃迹象，就此被杀。
4、杀人劫财。我采访到的每一个杀了人的大队，无一例外都对被杀者的财产进行了公开的掠夺。每个大队杀人的当天，都要开一桌大餐，大队干部和执行杀人的民兵可以饱餐一顿，而粮食和肉菜则是来自被杀者的家里。律阳公社大坪村的刘德邻是当时村里的民兵，他没敢杀人，被大队指派在杀人时负责打手电筒。他记得当时的一个细节：当时他受大队领导指派，骑着单车去把从被杀者家里抓来的鸡运到队部食堂，鸡被捆住了手脚，报纸包好绑在单车后架上，鸡在挣扎，路上的熟人还跟他打招呼：“拿鸡去卖？”，他没敢回应，只能点个头含糊过去。刘在一年后当兵，几年后又转业为一家国企的干部，现退休在家，对这次大屠杀有反思，是不多的愿意讲点当时情况的民兵。
被杀者已死，其家属则还要遭受基层政权的掠夺、羞辱与作践。岗下村被杀富农刘绳凤的大儿媳赖凤娇现在聊起当年的屈辱还是一脸怨愤：他们这些“黑五类”家属在队里分配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而工分却永远只有普通村民的一半，而且还要经常遭白眼挨训，大队干部经常指着鼻子骂他们：你们这些反动分子，给我老实点。这些家属也基本不能有任何私产，赖凤娇说那两年大队干部经常会窜到他们家里，看到有什么好吃或是可用的就拿走，你还不敢吭声。前面提到的律阳公社绵塘大队农民胡某是个鳏夫，他被杀后，留下两个分别是11岁、9岁的孩子，由于是反革命后代，没人敢理，两个孤儿就自己到田里河间摸些田螺小虾来吃活命，衣服烂了也没得换，真成了自生自灭的“野人”。还是村里两个善良的老太婆偷偷接济他们，两个不幸的孩子才存活下来。1972年胡某冤案平反后，两个孩子拿到了点赔偿金。
律阳公社大坪大队的杨庆云自己逃走了，结果两个儿子却被杀，包括其9岁的“满子”（瑞金话，意指最小的儿子）。其因此精神崩溃，没多久就死了。沙洲坝清水大队的杨庆金被杀后不久，其妻虽改嫁但终日郁郁寡欢，没多久就自杀了。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可以想见，他们的冤杀给他们的家庭造成的是怎样的重创。
安治公社革委会主任杨达，对杀人工作布置得很周密，要求各大队要回头清点尸体。这一清点，还真发现石水大队年青的剃头匠陈冬生还没断气，自己爬回家。在1972年平反大会上，专案组组长葛凤祥还以此揶揄杨达：“杀人你们倒做得细致，弄死了人没忘记点人头，你若是把这种敬业精神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共产主义可能就早实现了”。
五、大屠杀中人性的善恶。
亲历者告诉我，不少趁运动来泄私愤、报私仇之丑事，40余年后听之，犹觉毛骨悚然：人性之恶，竟至于斯!
安治公社民星大队的胡荣明，一辈子撑竹排帮人运货卖苦力为生，即使按当时的身份标准，也不应该是被“三查”行列（对象）。但此人喜揭人短，曾举报过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得罪权势人物。9月23日那天，权势人终于得到构陷他的机会。胡荣明被通知去大队部开会，等他急冲冲赶到时，大队一帮人突然把他抓住，从他的背囊中搜出一把刀，领导一声喝：胡荣明，你敢谋反？打死这个现行反革命！可怜的胡荣明在队部被一顿乱棍当场打死。还有光辉公社的邓新兰，本就是一农妇，出身不好，她曾与时任大队妇女主任刘某娣（此人现在还活着，姑隐其名）因琐事结过梁子，没想到竟招来杀身之祸。此刘某娣是时任大队书记杨庆湖的姘头，两人合谋给邓新兰定了个罪，40余岁的邓新兰便成了屈死冤魂。
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也有善良的人敢于讲公道话。律阳公社上坪大队书记杨远洲的妻子刘香发，她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客家农妇，当她听到当天晚上大队就要杀人了，她一整天坐立不安，最后她关起门，生平第一次对着丈夫骂起来：“乌皮佬（注：杨远洲书记皮肤黑），你今天要敢下令杀人，我就拼着这条命也要跟你离婚！这些乡邻又没杀人放火，为什么要杀人家？人命不是猪狗呀，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没这天理呀！”远洲书记似乎对一向百依百顺的妻子的“瞬间爆发”并不吃惊。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乌皮佬”的习惯就是有心事时默默不停地抽烟，她知道自己说的话起作用了。果然，远洲书记按公社的统一要求，大队被抓的这些犯人要在当晚10点前全部押到村外一名叫个禾巅脑的小山，11点半开杀。隔壁的东升大队领导一向对远洲书记敬重，做啥事都紧跟上坪大队。10点到了，东升大队派人过来问远洲书记，是不是该行动了。远洲书记一会说这个犯人要换件衣服，一会说那个要给家里交待点事，总之就是拖着。东升那边也就等着，拖到接近午夜12点了，超过预定的开杀时间快半个小时了，突然上级来了电话：停止杀人！结果就是这两个大队，在这次全县的疯狂大屠杀中，一个人也没杀！也许这一天在刘香发的印象中太深，45年后的今天，老人家对那个惊险的日子居然可以脱口而出：8月初4！我查了一下万年历：农历1968年的8月初4，是公历的9月25日。
关于屠杀消息如何传到中央，有两个版本：一个说是福州军区某首长的小车经过瑞金沙洲坝公社一个河滩时，看到清水大队杀死的8个人死状惨烈，下车知道实情后马上上报到了中央；一个说是瑞金籍少将钟辉的侄子被杀，在北京的钟辉得讯后通过自己渠道上报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指令停止屠杀。也许两个渠道都有，但指令要从中央传到大队一级，中间会有时间差和人为的阻碍。据当时在江西支左的年轻军官汝其的《支左日记》批露：“瑞金继23、24号两天大开杀伐之后，又连续杀了三天。25日杀15人，26日杀16人，27日杀19人，到28日才基本刹住车。”
另一个是沙洲坝公社沙洲大队书记杨荣鉴，他对杀人合法性有疑问。事隔46年，2014年11月28日下午的沙洲坝大街边的一间店铺里，80岁的老书记杨荣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对公社要求杀人的领导提出要看三个文件：一是中央的政策文件，二是关于这些被关押之人罪证的法律文件，三是公社要求大队执行枪决的命令文件。老书记当时不仅顶着上级的压力，而且还要顶着几个手下（极左分子）的劝诱。时任大队副书记杨庆秀就以别的大队都已经执行命令为由不停地劝说老书记下令，而且还不惜伪造被关押之人所谓的“当过伪保长”之类黑材料来诱使老书记下令。耿直的老书记为此事还在三年后的平反工作中向组织举报过杨庆秀的造假行为。知情者对杨庆秀的评价都极低：此人功名心极强，为了升迁不惜以杀人来向上邀功，结果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此人十几年前已经吃农药自杀不得善终。而当年捡得性命的三名“坏分子”杨荣穆、杨家忠、杨荣煌此后一直对老书记感恩并尊敬有加。老书记本人则表示，他权利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他当时就对“社教”工作组对大队干部的莫须有的指责反感，当时就想撂挑子不干啥子书记了，“我自小也是作田出身，做回农民也不会饿死”，老书记回忆当时的心绪时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