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2)
二 、青海二·二三事件
辑录者按: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年初,当时通过批判高干子女的血统论,全国一些历来受压的群众包括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纷纷参加到造反派的队伍当中,于是造反派的势力迅猛扩大,形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原来那些既得利益者(即杨继绳所说的官僚集团及其社会基础),也纷纷成立造反组织,起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并和造反派对抗。青海省西宁当时所形成的“八·一八派”和“捍卫队”就是这样两个组织。
以下辑录的两份材料:第一份是网上维基百科根据可靠材料编辑加工的223事件真相,该文把大屠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处理,基本交代清楚,并且把当时一些省里党政军的分裂情况做了介绍。网上维基百科对于青海西宁223事件的介绍如下:
1967年2月23日,解放军青海省军区与地方造反派经过九天的对峙后,以13个连的兵力攻入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解放军打死造反派169人,伤178人。解放军中有4人被己方误伤致死,另有46人受伤。
(一)肇因:《青海日报》社的陈逸按照1966年中共《五·一六通知》精神,写成了“六·三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广大群众起来造反。
该社论发表后,西宁市陷入混乱。学生、干部、工人涌进报社,高呼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12日,由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派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定义报社为“程陈反党集团”。8月底9月初,红卫兵串联青海,传达中共中央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造反派得势成立“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贴大字报,批省委,肯定“六·三社论”。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支持造反派。同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派”。2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各地开始镇反,湖南宣布湘江风雷造反派为反革命。福州军区镇反得到《解放军报》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支持,《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青海省军区司令刘贤权当即被夺权,软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获得青海省军区控制权。青海省领导中,省委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派”夺权,省长王昭和多数省委领导则支持“捍卫队”夺权。1月29日,“八·一八派”一举夺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委的大权。
2月13日,《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夺报社权。14日,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部队包围报社。而青海省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的指示则是: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批示,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
(二)战斗。
23日上午8时,西宁全城戒严。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率部13个连围攻报社两千余人守卫的大院。11时10分,军队枪击报社广播站。下午2时,赵永夫的指挥所所在宾馆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枪声大作。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水利局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后,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随后部队进驻学校进行搜查,因怀疑学生有枪,开枪射杀三人。车站便衣警察抓人,防止“反革命”外逃。各单位成立镇反指挥部、劳改队、拘留所,一时间私刑泛滥。
(三)处理。2月23日,赵永夫给军委、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3月11日,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最终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再度骚乱。造反分子对保守派强加暴力。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 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 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7月15日,军方发布了结案报告: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15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47人外,逮捕革命群众13414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17293人,被搜身抄家的5968人,集中劳动的4279人。(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辑录者按:下面是网上《戚本禹回忆录》中的一节文字,戚本禹当时是毛泽东的笔杆子、大红人,中央文革成员,他亲自参与了青海223大屠杀事件的调查处理,对这一惨案的发生内幕做了披露。从这一节史料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叶剑英,以及中央文革是如何处理文革初期的乱局。
在戚本禹的回忆录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叶剑英在223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对这个事件的处理,十分耐人寻味。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诡异传达方式。事实上,“二月逆流”决不是“大闹怀仁堂”这样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与许多地方发生的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为了稳定军队的。但是一些人却把它用来当作镇压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了。本来毛主席把“军委八条”中的第五条改写为:“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在发布的时候,毛主席又把它改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査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好多地方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不过,最骇人听闻的还是发生在青海西宁的省军区赵永夫一派,派部队到《青海日报》社包围并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223惨案”。
青海“223”大屠杀。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发生了军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谋、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他在报告里称,青海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冲击军事部门,部队被迫实行了还击。
但是很快,来自群众的告状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从青海逃回来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有的控诉信还是死者的血书,一些家长们则哭诉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联以后就生死不明了。
我觉着问题很严重,就去找关锋商量。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这个惨案。我俩分析,这次惨案的指挥者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可赵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群众开枪呢,他是否请示并得到过中央军委的同意呢?关锋说,赵永夫自己宣称,他们向造反派开枪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扬。如果真是林总表的态,那毛主席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是要向主席报告的;但如果是叶帅表的态,那林总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会去给总理报告的。这事大了,我们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
3月11日,毛主席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主席的这个批示关键的是要査学生有没有枪,要是学生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开枪打军队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先后开了四次调査会。
第一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接受调査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他们把经过叙述得很具体。第二次是3月21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我、萧华等,调査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査会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的。两次调査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査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
第三次调查是3月23日晚,总理亲自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査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这次调査会还没开完,总理在会上就把他写给主席的报告推过来给我看了,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面署名:周恩来。调查会结束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实际上,总理已经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査“八一八”组织的枪支情况。令人吃惊的是,连一支枪也没搜查出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经过这三次调査,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总理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査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
第四次调查是3月24日夜里从1 1点半一直到25目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总理。而调査对象除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一个的问题。赵永夫开始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总理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最后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重重,漏洞百出。
当问到赵永夫,他说过这件事他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可是,主席、总理去世之后,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抓了江青,紧接着他就把“青海223惨案”给翻案了,他亲自下令释放赵永夫。有人提出,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铁案啊,怎么能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执行中,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要求出具中央军委的书面文件,才肯执行。叶剑英大怒,后来搞了个“冼(冼恒汉)、刘(刘贤权)反党集团”,把冼恒汉和刘贤权都撤了。但我现在还认为,对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即使在今天,无论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也无论找出什么理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这么多人,都是严重的罪行,历史是永远不会宽恕其主犯赵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后高唱保护人权,其实只是要保护他们自已的人权,对平民百姓的生命与人权是不在他们保护之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