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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恋爱和婚姻(下)

我经历的恋爱和婚姻(下)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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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二个年头,逐渐由轰轰烈烈变成冷冷清清,除少数人在搞派性搞武斗,多数人开始关心自己的老婆孩子和柴米油盐。估计毛主席也发现许多老百姓对运动已经有了厌倦情绪,所以提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民以食为天,过日子要紧。对我来说,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找个女朋友成家,因为我已经快满30岁。走在贵阳市的大街上,只见男男女女来来往往,都是陌生的面孔;如果在北京,我有亲朋好友帮忙,他们会关心我的婚姻大事;可是在这里我人生地不熟,我孤独寂寞的日子谁会关心?

     幸运的是,就在我为个人问题焦虑不安的时候,遇到了省文化局机关的老魏,他应该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位恩人。

        老魏名叫魏然,大概将近五十岁,是省文化局创作室主任。在文革初期,省委派工作组进驻省文化局期间,曾经把局机关里的三个局长和几个处级领导揪出来作为审查对象。但魏然是局机关里属于没问题的处级领导,就是说,他既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现行问题(所谓现行问题,是指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因而他享受革命群众的待遇。

      “怎么样?小潘,这些日子在干什么?”魏然笑眯眯地问我。。魏然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他的形象容易使人联想到金日成。听说他原来的妻子是个舞蹈演员,已经离异,所以他没事喜欢到局机关来,和我们这些没成家的年轻人聊天。

我告诉他,除了看大字报和逛大街,无所事事。

魏然双眼注视着我,仔细端详我一番,说看样子,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吧?

      我说,最近天气冷,晚上被窝里脚冷得睡不着,想买个热水袋……。

      魏然是个精明人,我内心的苦恼,他好像一眼就看穿了,说买什么热水袋,找个媳妇一起睡,比热水袋还管用。然后就问我多大年纪?有没有女朋友?他像个老大哥一样瞅着我,说年纪不小了,个人问题该解决了……

没几天,魏然约我到黔剧团走走。原来他调省文化局之前,曾经在黔剧团当过团长,对黔剧团里的人都非常熟悉。到了黔剧团,他先找到老孙,老孙是黔剧团搞文字创作的,样子有点苍老,像个落魄文人,仍然单身。

      魏然把我向老孙做个简单介绍,坐下和老孙闲聊几句,然后说我们凑四个人打扑克吧。他问老孙,小邱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老孙说,没听说。

魏然说,那她一定在团里,你去把她找来,我们四个人一起打扑克。

      魏然既然在黔剧团当过团长,大家自然都买他的帐。老孙去了一小会,带了一个女生走进屋里。这个女生叫小邱,皮很白肤,长得相当漂亮,特别是两只眼睛很美,可惜个子不高,一看就是一个年轻演员。

魏然对小邱介绍说,这是去年分到省文化局的大学毕业生某某某,然后又把小邱姓名告诉我。这等于当着老孙的面,把小邱和我做了互相介绍。

     打百分,魏然安排我和小邱为一家,他和老孙为一家。在玩扑克时,小邱很注意我出的牌,也不断用眼睛注视我,我觉得她的两只眼睛不仅很美,而且好像会说话一般,在她的眼神中也透露出她的几分聪慧。就这样,我认识了黔剧团女演员小邱。

      离开黔剧团以后,魏然在回去的路上对我说,现在黔剧团没有什么演出活动,结婚有家的,都在过自己的日子;小邱没事,你也没事,可以主动去找她,交个朋友,彼此互相多了解一下。

按魏然所说,我开始经常往黔剧团跑,去找小邱,每次见面,她都显得很高兴。我和小邱没有去公园,也没有什么电影可看,更多的时间是去魏然住处玩。

魏然住在市内醒狮路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里除了魏然外,还住着一个带眼镜的老太太,她是省文化系统幼儿园的园长。显然,这个大院属于省文化局所管,分配给处级干部居住。

魏然住的一间有二三十平米,他用书架把房间隔成卧室和客厅,但书架上没有什么书,摆的多是小花盆,盆里栽着盆景,有山水,也有仙人掌、松柏之类的植物……魏然业余时间喜欢到城边去寻找树根,奇石,回到家里对这些树根奇石进行加工改造,做成有观赏性的艺术品。当时,在运动不断,政治空气非常浓厚的环境里,恐怕只有他才有这种闲情逸致。

我和小邱去拜访魏然,还经常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在他屋里陪伴他,魏然只简单地介绍她叫小马。小马比魏然小十七八岁的样子,她个子将近一米六,在贵阳算是难得的身材,但长相一般,从气质上看,不像搞文艺工作的。小马坐在椅子上很少说话,在我和魏然讲话时,她两只眼睛总是看着讲话人,注意倾听。我心想,她大概是魏然的女朋友吧?看来是个有心人。

魏然喜欢聊他过去的经历,他过去在部队,曾经随军到过西藏 。他向我们介绍他在西藏的一些见闻,如藏人一辈子洗三次澡——生下来洗一次,结婚时洗一次,死了以后洗一次;还有,人死了还有进行天葬的风俗。怎么天葬?把人的尸体用刀砍碎,天上会有飞鸟来吃……

魏然这些见闻都令我们感到新奇。他看小邱和我,还有小马,都呆呆地望着他,他就高兴得笑起来。

      在省文化局的干部中,几乎个个都一本正经,都讲党性,讲原则,像魏然这样不谈政治,不谈文化大革命,而专门讲一些远离政治的世俗趣闻,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当时我还怀疑他是不是有些革命意志衰退?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魏然是体制内的一个智者,已经看破体制内的种种荒诞。所以,让他当黔剧团的团长,组织部门可能有点不放心,才把他调到局机关当创作室主任?

       我和小邱除了去魏然家,还一起去看望过许韻南,她是中戏64年毕业分到贵州的一位师姐。我的二弟和五妹来贵阳串联,我们一起包过饺子,我的二弟和五妹对小邱的长相很赞赏,只是觉得她个子矮了些……总之,我和小邱的恋爱关系进展顺利,看来这次是有希望办手续结婚了。

        但是,就在我与小邱相识半年左右,小邱对我也十分满意时,她的父亲从县份上来贵阳一次,估计是小邱写信向他父亲报告了自己找到男朋友,希望父亲来贵阳看看。但印象中,我只是和小邱父亲打了一个照面,样子不像农村来的,我和她父亲没有交谈。

      小邱父亲走了以后,魏然见到我,说你应该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告诉人家小邱。他说,在目前社会上,有些年轻人谈恋爱,两个人有感情就行;但多数人都讲究把对方情况了解清楚,才谈婚论嫁。就像你申请入党,要查你的家庭背景。

      听了魏然的一番话,我找到小邱,把我的家庭出身成分告诉她,至于父母被遣返回内蒙老家,以及二弟被打成坏分子等等,我隐瞒未讲。

      小邱听了以后,马上低下头,一脸沮丧。过来几分钟,她抬起头,不满地质问我: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我说,我认为谈朋友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又不是申请入党。

小邱说,我父亲要我找一个出身成分好的。本来我们家出身也不好,如果我再找一个出身成分不好的,将来子女的前途都受影响。

       小邱的想法,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我北京的两个妹妹,还有一个表妹,由于家庭出身成分不好,她们要么找复员军人共产党员结婚,要么找工人做丈夫,目的就是要摆脱自己的贱民地位。所以,我很平静地说,既然这样,你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那么我们可以分手。

小邱低下头,没有讲话。这次见面我们不欢而散。

      我虽然想早点把个人问题解决,但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如果小邱感到勉强,感到父命难违,分手可能比勉强继续下去更好。

      我和小邱再次见面,她脸上已经没有往日迷人的光彩,而如同我借了她的钱,赖了她的帐,欠了她的情,一脸的不愉快,甚至连瞅都不瞅我一眼。

不错,半年的恋情一旦割断,对双方都不愉快。但恋爱和结婚是双方都心甘情愿的事情,能够勉强吗?好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清清白白,就像小邱所讲,别人以为我们已经……实际上,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记得,局机关一位同事曾经这样对我说,你谈女朋友,不能太老实,该有行动的时候,要采取行动。你知道什么是把生米煮成熟饭吗?他两眼直直地看着我。这位好心朋友叫杨宗福,贵大音乐系65年毕业,专业是黑管,分到省文化局和我同在乌兰牧骑工作队。他看我谈朋友屡屡受挫,可能有点可怜我,向我讲了这番话。他怕我误解,又补充一句说,我可不是教你学坏……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在谈恋爱时要善于抓住时机,我和小邱的确有过这种机会,就是当我去会见她时,进屋以后,发现她一个人盖起被子躺在床上,她对我笑脸相迎,而且宿舍是单人宿舍,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仍然老老实实坐在床边和她聊天,心里虽然也有过和她亲热的念头,但总觉得没有办结婚手续之前,我不能有一点不尊重她的举动。现在想来,我没有把彼此的干柴点燃,固然有些书生气,但仔细想来,应该说是明智之举,不然,给她造成的痛苦,可能会更多一些。

7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和小邱分手的那年秋天,我终于找到自己的配偶,并且当年就回北京旅行结婚。

        说来事情有点偶然。那年我们局机关的造反派在省艺校办学习班,为下一步进行斗批改做准备。一天,我在艺校排练厅碰到一个艺校的学员,他正在弹钢琴。我和他闲聊中,提到我很喜欢小提琴曲《渔舟唱晚》和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他说,他能借到这些唱片,也能借到唱机。这个年轻人姓杨,是艺校音乐班二胡专业的毕业生,正在等分配。临分手,小杨把他家的住址写给我,说平日家里都有人。

        过了几天,我拿着小杨给我的地址,在市内喷水池附近找到四川巷,然后在小巷深处找到小杨家。那是一个不大的小院,里面有两栋陈旧的木楼,小楼共两层,由于年久失修,两栋木楼已经歪斜变形,小院里住有四五户人家,小杨家就住在小院的最里面。

       当我走进小杨家,发现一楼的里屋和外屋有六七个年轻人,他(她)们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聊天……其中有五个女性,两个男性。当他(她)们弄清我的来意以后,就让我等一等,说小杨一会就回来。

      果然,小杨很快回来,知道我的来意以后,他马上就向屋里一位袁姓瘦高个子的年轻人讲了借唱片唱机的事,那位袁姓年轻人瞅了我一眼,说过两天。于是,小杨就留我在他家玩一会。

      没想到,小杨家当时竟是一个家庭俱乐部。他家有军棋、跳棋、扑克等,小杨姐的几个贵阳女中同学,还有附近邻居,除了一个叫孙根秀的年轻女子已婚,都是一些未婚男女。在小杨姐姐的邀请下,我渐渐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逐渐对这些来玩的人有了一些了解。

       在这个家庭俱乐部里,几个未婚待嫁的女性是:小杨的姐姐,在某建筑企业搞工程预决算;小孙,在市财贸部门上班,和小杨姐从小学初中到财会培训班,一直是同学;小肖,唯一读高中的女生,在市内酱菜厂上班;还有一位大家称她叫杨若兰的高个子女生,她在食品公司肉品门市部卖肉。男生中一位叫项老师,是某中学初中教师,30多岁,离婚后单身;另一位就是瘦高个的袁姓男生,他叫袁昌贵,在区工商管理局上班。

       当时贵阳市的支红派和411派斗得不可开交,除了医院、商店等少数单位能够正常上班,许多单位处于瘫痪状态。因此,不少对运动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当时称逍遥派),就聚在一起消磨时间,暗中寻找意中人。

        自从我进入小杨家的俱乐部以后,我发现项老师和袁昌贵对我有些冷淡,原因是项老师正在暗恋高中毕业生小肖,袁昌贵欣赏小杨的姐姐,而我从北京名牌大学毕业来到贵阳,虽然是农家子弟,但形象仪表和气质风度却使项老师和袁昌贵相形见绌,显得有些土气;特别是他们两个发现,在俱乐部里,除了已婚的孙根秀以外,几个未婚女生似乎都对我有兴趣。

        小杨姐后来对我说,我当时给她的印象是像个大城市来的大少爷。所以,他(她)们每次组织户外活动,小杨姐总是通过她弟弟小杨通知我,要我去参加他(她)们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是去公园游园照相,或者是乘车到南郊花溪公园游山玩水。就在这些活动中,我发现高中生小肖偶尔瞅我一眼,然后扭过头去,而且还有点故意躲避我。小肖在俱乐部中,应该说是学历最高,而且身材容貌也有优势,但在我的眼里,我觉得她有些做作不自然,似乎有些自作多情。后来我与小杨姐确定关系以后,小杨姐告诉我,说小肖对别人讲,她发现小杨姐喜欢我,就尽量避免和我多讲话。其实,我当时对她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好感。小杨姐喜欢我,但表现得含蓄自然。她的个子不高,身材也赶不上小肖,但她五官端正,皮肤细腻,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美感,加上说话得体而又落落大方,人显得十分聪慧。所以,她对我释放的好感,我很重视。另外,在财贸部门工作的小孙,也曾经在旁边没人的时候悄悄告诉我,说欢迎我去她家玩,并且说,她家就在附近,贯城河边。她性格不错,人也聪明,但我对她的长相没看中,也就没有和她单独接触。至于身材较高和身体壮实的杨若兰,她五官在我看来有点不顺眼,而且性格泼辣,口无遮拦,大家背后都觉得她有些“东”(意思是说话有时不得体)。所以,大家很快发现,我和小杨姐彼此互有好感。

      小杨姐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在她和我相处时,很少提到她的家庭情况。小杨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县城妇女,她在贵阳一家生产鞋带的街道企业上班,一个月二十多块钱工资,全家五口人吃饭,日子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所以,在小杨姐读书期间,每天晚上她都要和母亲一起加工从织带厂领回来的鞋带,帮助家庭增加一些收入。

       一次,大概是周末假日,我和小杨姐的母亲见了面,这位年近50岁的母亲非常勤快能干,为人友好,当时家家户户经济条件都不好,可她还亲手为我煮了一碗甜酒蛋,笑眯眯端给我。显然,她已经知道我和她女儿的关系,从她对我的态度里,我感觉她对我也很喜欢。我心中暗想,假如我和她的女儿成家以后,有她这样一个岳母,岂不是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所以,我和小杨姐的关系基本确定,我也不再因她的个子偏矮而纠结。

       小杨姐告诉我,说她施秉的表舅曾经给她介绍一个部队上的团级干部,当时社会风气是,城市里但凡有几分姿色的姑娘,首选对象是部队军官,但小杨姐却对这桩婚事不感兴趣,她说要找自己喜欢的人。另外,在我们的交往中,她对我的家庭情况一直没有过问,她说,找朋友主要是看本人。她还告诉我,她曾经认识一个右派,和他好了一段时间……这些信息说明,在当时都讲出身讲成分的社会环境里,她能够凭自己的本能和人性常识生活,在选择男朋友时,她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正由于在这方面我们彼此心有灵犀,所以我们的关系发展迅速,在屋里没人的时候,我们拥抱接吻,让我品尝到这种异性之间热恋的甜蜜。一次我问她,我的嘴巴臭不臭?她说,臭味相投。没想到,她读书不多,但反应却很机敏,而且还有几分难得的幽默。

        入秋时,她母亲要回老家施秉去探亲,而小杨读贵大的哥哥住在学校,参加大学生里的411派,忙于搞派性斗争;而她的弟弟也住校等分配。小杨母亲一走三四天,家里无人陪小杨姐,我就大胆提出陪她,她没有反对。

       就这样,在她家没有其他人的两三天里,我和她享受了新婚的幸福。

8

        没想到,她很快怀孕。当我在湄潭五七干校接到她的信后,立即请假回到贵阳。见面后,她并不紧张和慌乱,却显得很轻松,说想把孩子设法打掉。我说,这对女方的身体有影响,而且我和她已经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干脆旅行结婚,到北京去探亲,她说行。

      1968年初冬,我们告别了她母亲,开始旅行结婚。由于妻子从未离开过贵阳,我想让她看看长江沿途风光,于是,第一站是乘火车到重庆,火车朝发夕至,入夜后到达重庆。出了火车站,问了几家旅馆,都告知已经没有床位,我们只好在重庆码头的购票大厅过夜。妻子说,回去千万不要讲我们在售票大厅过夜,显然,她怕丢面子。

       第二天一早,我们排长队买上重庆去武汉的船票,乘江轮沿长江顺流而下,当晚客轮停靠万县码头,我们夫妻随旅客到岸边万县城逛商店,买了一个万县生产的竹藤箱,回到客轮过夜。第二天一早过三峡,我们随客轮上的旅客一起来到甲板上散步,观赏长江两岸的三峡美景。

         由于初冬天气变冷,江风阵阵吹来,妻子感到有点寒意,我便陪她回到客舱内,她喜欢和旅客打扑克,我便一个人回到甲板上。我一面观看沿途风光,一面考虑我们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要不要带妻子回老家?运动初期被遣返到内蒙老家的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他们当前住在哪里?他们的处境如何?其次,回到贵阳以后,我们夫妻住在哪里?结婚桌椅板凳和床怎么解决?还有,我们很快就有孩子降临,我们怎么面对新的生活?……总之,我们面临的问题一个又一个。

        在武汉到北京的列车上,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个是在冷冷清清的硬座车厢里,突然带红卫兵袖套的列车员走过来,要求我们站起来,要检查我们垫坐在座位上的报纸,看上面有没有毛主席的头像。亏了我们已经考虑这点,把每天报纸头版上的毛主席头像已经撕去,检查结果没发现问题。如果垫坐的报纸有毛主席头像,我们夫妻在火车上会马上被揪出来,进行当场批斗,然后还要写检查,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在我们省文化系统,艺术馆一位大学毕业生,因为用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糊墙,被发现头像是头朝下,结果马上被取消红卫兵资格,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有省黔剧团团长,一位部队下来的老革命,在念报纸时,由于口误,把刘少奇读成毛主席,也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所以,对列车上这一场虚惊,我感到心惊肉跳,但妻子却处之泰然。另一件是,列车上广播说,要旅客吃忆苦思甜午餐,每人供应一碗糠菜稀粥。我喝了几口,感到实在难以下咽,但还是硬着头皮喝下去;而妻子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趁人不注意,打开车窗,把她那一碗糠菜稀粥全倒在窗外。当时,我对她的举动感意外,唯恐被发现,引来灾祸。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和洗脑,对她的影响不大,她只凭人的本性和常识生活 ,所以对当时搞所谓忆苦思甜之类的政治把戏,她凭本能就知道它的荒唐。我和她比起来,由于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在学校自觉自愿地被洗脑,加上出身成分不好,所以,自然就显得奴性十足。

      到了北京,由于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经被遣返内蒙老家,南苑的住房被大队造反派头头进住,所以,我和妻子只能投靠北京两个妹妹。当时大妹妹风华和二妹妹佩华都在上班,由于二妹夫到湖北十堰去援建二汽,我和妻子先是在二妹妹家住了几天,感到二妹家屋里太冷,想到大妹妹风华家住的汽车厂职工宿舍里有暖气,我们夫妻就住进大妹风华家。尽管大妹妹已经有两个孩子,五十平米不到的屋里很拥挤,但大妹妹仍然把我们夫妻安排在他们夫妻的卧室住,她和妹夫及两个孩子住小客厅。

      两个妹妹见到我带的新婚妻子,都很高兴。大妹妹心直口快,她背着妻子说,你媳妇虽然个子矮了些,但长得不错,不多言不多语,性格也可以,看来心眼不少。她叹了一口气说,在一起能过日子就行……

谈起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被遣返内蒙老家的情况,我们都满脸阴云,沉默无语。我和大妹风华商量,内蒙老家天寒地冻,妻子是南方人,已经怀有身孕,加上老家生活条件差,就不宜带她回老家。于是,我把妻子留在大妹妹家,只身回到老家。

       我是在1946年随父母离开老家,当时七八岁,在童年的记忆里,老家是土房土屋,贫穷落后,二十多年后回到这里,感到房屋似乎变得更破旧低矮,道路依然是往日的土路。见到父母,只见他们都变得苍老许多,而且在父亲的旧棉衣的左胳臂上,还缝着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富农分子”四个黑字。这使我想起,古代在罪犯脸上刺字的做法,但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

      父母怕我伤心,没有告诉我全家被遣返所经历的屈辱和磨难,也没有讲述他们回到老家以后缺吃少穿的困境,父亲只是说,你没有带媳妇回老家很对;其次,对老家的亲戚不要讲我在五七干校,因为人们都认为犯错误的干部才去五七干校。看到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穿得都是旧衣服,脸上没有一点喜色,知道他们心中也很痛苦。而我作为家里的长子,唯一的大学毕业生,面对他们的遭遇和困境,却束手无策,爱莫能助,心中不免感到十分难过……

      在老家我住了不到一周,我便匆匆赶回北京。在父亲送我去汽车站的路上,他只说别忘了有空给家里写信,说着两滴眼泪挂在脸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父亲落泪,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落泪,因为十年后他突发脑溢血去世,我们父子这次竟成了永别。

9

      回到北京,我和妻子匆匆告别两个妹妹及大妹夫,踏上回贵阳的旅程。一路上心情沉重,新婚的喜悦,已经荡然无存。

      回到贵阳,第一大事是寻找新房。在毛泽东时代,一切要依靠组织,我既然在省文化局工作,自然要由省文化局来解决。当时局机关掌权的是原政治部主任陈忠恒,我向他提出解决结婚住房问题。他说,现在搞运动,哪里会有职工结婚的住房分配?没办法,只好暂时住在局机关办公室里。第二件是解决婚床问题。当时我和妻子虽有工资,但收入低,没有积蓄,岳母便将一个几十年前的旧式双人床送给我们,加上局机关办公室里的桌椅板凳和沙发,解决我们的新婚居住问题。然后,我和妻子到街道办事处办了结婚证,在北京买了一些水果糖,招待来宾。就这样,我和妻子的婚姻大事就算解决。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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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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